毛泽东社会调查中蕴含的话语分析方法及启示
[摘要]毛泽东的话语分析方法蕴含在他的调查报告和调查工作方法的总结性文章中，主要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为目的，采用阶级分析的原则，注重对各方对话进行分析，注意到权力对话语的影响作用。对其进行探讨可以深化我们对实事求是内涵的理解，加强执行群众路线的实效性，增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动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调查会；实践问题；对话；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8）03—0058—04
[作者简介]张华丽，女，中央党校2015级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鞍山师范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是近年来广泛使用的一个词汇。福柯认为话语是语言使用的陈述，包含了语言在社会中使用的方式及制约这些方式的社会规约。因此话语是社会实践活动，所谓话语的实践就是用符号界定事物、建构“现实”和创造世界的社会实践，其核心是赋义行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是一种系统地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话语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它直接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能动建构作用。[1]话语分析就是通过对特定话语的理解和分析来理解话语主体及其生产生活实践，并最终实现对其所描绘的真实现实的理解。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话语及话语分析的概念，但是却在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运用了现代话语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他的调查报告和调查工作方法经验的总结中。对这一方法进行探讨和挖掘，既开辟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又能为我们做好实际工作提供方法论指导。
一、毛泽东社会调查中蕴含着话语分析方法
社会调查是毛泽东了解中国实际，摆脱教条主义，制定正确的革命和建设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群众工作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环节。在调查实践中毛泽东不仅书写了许多典型的调查报告，而且不断总结调查经验，阐述调查方法，完善调查工作理论。对这些文本进行梳理，就会发现毛泽东在调查中运用了话语分析方法。
（一）毛泽东调查报告文本中蕴含着话语分析方法
毛泽东调查报告早期文本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为著名，是其早期调查工作思想的直接写照。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直接引用了所收集到的大量各方话语，并用一半的篇幅对其进行考察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话语主体社会矛盾互动和话语相互批判交织的社会历史场景。报告还指出调查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开调查会，他说“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2]，结果是“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3]。在八七会议上发言时毛泽东点明：“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做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4]可见，在调查以前，毛泽东对农民运动情况并不了解，相反受到汉口、长沙绅士阶级话语的影响，在倾听农民话语之后，分析话语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形成了对农民运动的新认识。这篇调查报告从形式到内容直接而鲜明地表现了毛泽东话语分析方法。随着毛泽东社会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系统化以及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查主题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转换，调查报告文本中对话语的直接引用减少，冲突尖锐的语言对立，在结构和内容上让位于对话语的分类和理性分析与总结。但是在文本中明确交代调查会的情况和材料提供者的身份、所提供材料的主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调查报告文本的发展和调查思想的成熟。
（二）毛泽东对调查工作方法的经验总结中也蕴含着话语分析方法
在《反对本本主义》（最初的题目是《调查工作》）一文中，毛泽东对调查工作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分析了调查研究的作用、目的，并具体详细地说明了调查工作的技术问题，被认为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正式形成的代表作。在文中毛泽东强调“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并明确指出纠正的方法“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6]，并做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7]的结论。如何做调查呢？“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8]。如何“开调查会”呢？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9]“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10]。“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11]“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12]。这种多人讨论式开调查会，需要对话语进行分析、甄别，直接反映了毛泽东的话语分析方法。
二、毛泽东话语分析方法的主要內容
对毛泽东社会调查报告和相关调查方法总结的考察和梳理，就会发现毛泽东话语分析方法突出话语的实践特点，以解决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问题为目的，以各方对话为分析对象，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原则，以形成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正确认识。
（一）毛泽东话语分析方法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围绕因问题而产生的话语展开
与福柯对话语形成的历史性分析不同，毛泽东主要不去考察话语形成的历史，也不关注话语得以形成的因素，不以分析话语为目的，而是分析各方就某一现实问题所形成的不同话语，分析他们的态度和立场，主要分歧和矛盾，从而为制定政策解决问题提供参考，故毛泽东把调查工作称为“搜集材料”，开调查会就是把“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1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篇毛泽东就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14]毛泽东在谈到调查技术时指出：“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15]可见，毛泽东话语分析是对某一问题所形成的不同话语的共时性分析，是通过各方话语分析来寻找问题根源，明确不同群体的立场态度，从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毛泽东话语分析方法注重分析各方对话，关注矛盾与共识
毛泽东为解决问题召开的调查会，到会的人来自不同的阶级，从事不同的职业，经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对同一问题的看法难免会有很大差别。正是在这种矛盾和差异的表述中，毛泽东发现了其中的意义。“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16]当然并非所有调查报告都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具有如此突出的矛盾和碰撞。不过，毛泽东强调调查任何问题都要“由我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以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17]。同到会的人进行讨论，辩论，针对某一问题所形成的不同话语当作对象，进行分析、甄别，做出判断和结论，是毛泽东话语分析方法的重要内容。
（三）毛泽东话语分析方法采用阶级分析原则，突出价值立场分析
在分析话语时，毛泽东最先明确指出哪些人说了什么话。以“糟得很”和“好得很”一节为例。“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18]接着，毛泽东摆出事实来批驳这种话语，同时指出这些话语表达的阶级立场与实质，并提出新的话语。“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19]最后，指出革命同志应该具有的话语。“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20]可见，毛泽东把话语看作是社会矛盾展开的形式，强调具体语境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注重话语主体的立场和态度，并指出其阶级立场和实质，突出话语逻辑的价值观基础。
（四）毛泽东话语分析方法注意到分析权力与话语的关系
发言权是毛泽东调查报告中具有标志性的概念，也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话语分析方法特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次使用“发言权”这一概念。在农会革命时期，“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21]“总而言之，一切以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22]在这里，毛泽东把发言权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掌权就意味着有了发言权。此外，毛泽东还注意到权力变化对话语的影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协会成立不久，“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数与所谓‘痞子一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院，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们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或者‘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23]北伐胜利后，农会神气十足，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打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24]。反对农会的富农们则入会不可得，不仅要缴纳会费，还到处求情，甚至“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25]毛泽东对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认识和说明是现代话语权思想的先声。
三、毛泽东话语分析方法的启示
毛泽东话语分析方法是他认识社会和了解国情的重要方法，通过对该方法的总结梳理和认真研究，可以深化对实事求是内涵的认识，深刻理解群众路线的含义，提高执行群众路线的实效性，增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动性。
（一）能够深化对实事求是内涵的理解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中国古语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6]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存在对“实事”的误解，机械的看待“实事”，认为摆在那里，看得见的东西，才是实事。因此对于“求”的理解也仅仅是看，认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注重倾听和分析话语。如何理解“实事”非常重要。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27]在这里，情势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以主观形式存在的情势也是现实存在的客观事物，不容忽视。毛泽东正是通过话语分析“求”各阶级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相互关系之“是”。因此，我们必须从主客观两种存在形式来理解“实事”的内涵，对看不到的主观形式存在的事实保持清醒的认识，发挥“听”的作用，这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拓宽工作思路，做好实际工作尤为重要。
（二）对贯彻和执行群众路线的启示
党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如何继续贯彻这一根本工作路线，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如何在新時期保持党的纯洁性，增强党拒腐防变的能力？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党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实践难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给出一个实例。“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校，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习，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28]可见，密切联系群众要经常下基层，然而绝不能只停留在接触的层面。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真正的联系群众是能倾听群众的声音，善于与群众对话，遇事同群众商量。通过对话与沟通，在思想上与群众相连，理解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有正确的态度，恭谨勤劳，需要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还需要做好听取矛盾和对立话语的准备。在多听的基础上，分析听到的话语背后的逻辑，明确其根本诉求和思想逻辑，做到换位思考，想其所想。同时对于错误的或不合理的诉求，要能够揭示其实质和根源，进行说服教育。最后还要善于学习群众语言，运用群众语言工作，摆脱官话套话所造成的“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
（三）对理解和认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启示
毛泽东非常重视话语的力量，强调意识形态话语权，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首先毛泽东话语分析思想告诉我们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站稳立场，明确为了谁的问题。话语具有矛盾性和多样性，是一个众说纷纭，各执己见的复杂场合。每一套话语都有其实践基础和利益主体，形成了自己的逻辑，不作价值立场分析，不作思想逻辑分析，很难把握其实质，反而会陷入纠缠不清的境地。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来培养人、教育人。毛泽东提出文化工作中“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取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方法。如今，面对国际国内日益复杂丰富的话语，面对传播速度不断增强的信息技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的价值立场放在第一位，作为辨别不同话语大是大非的标准。其次，毛泽东话语分析思想告诉我们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了解对象，明确对谁说的问题。目前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就是不分对象，用同一套话语灌输，只讲结论，不讲原因，只讲要人怎样，不讲人要怎样。不但不能讲出道理，说服不了人，甚至引起误解。话语作为活的应用语言，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掌握的，具有生活的特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思维方法。面对当前阶层分化的实际社会状况，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做好了解对象，深入对象生活实际，加强对话与沟通等大量基础性、奠基性工作，在理解和互动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对方的认可，做好工作。最后，毛泽东话语分析思想告诉我们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注重方法，明确怎么说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然而，绝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点，也是联系劳动群众的纽带。因此，意识形态话语必须做到理论高度与生活实践相通，与人民相连，为人民所理解，打造大众政治话语体系。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践，创作了广为流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系列文章，都来自群众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坚持使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是当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工作必须学习的楷模。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表率作用，注重用简单易懂的话语表达深刻的思想，传递坚定的决心，迅速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时说“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在谈到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时使用“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2017年新年贺词中那句“撸起袖子加油干”既讲认识、谈体会、话感悟、说落实、表决心，又接地气鼓士气、催人奋进，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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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4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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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