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雷普利》：作为存在的困境
梁静 张静怡
电影《天才雷普利》改编自女作家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写于1955年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出身平凡的雷普利受富商之托，只身前往意大利去游说富商放荡不羁的儿子迪奇重回美国的故事。被迪奇的生活深深吸引的雷普利开始了疯狂的犯罪过程，最后如愿以偿，得到了本不属于他的大笔钱财。电影以雷普利杀死彼得作结，雷普利回到船舱，呆坐着陷入一片死寂之中。
一、 存在与命运
《天才雷普利》的第一幕，为影片增色不少。第一幕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甚至连电影最重要的主题也能在电影的开头找到蛛丝马迹。影片一开始，伴随着低沉伤感的音乐，引入雷普利的自述：“如果我能重回过去，如果一切能够重来，我会从我自己开始，从借一件外套开始。”这句话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与影片结尾呆坐在死寂的船舱里的雷普利相互照应。罪行累累的雷普利最后开始忏悔，然而救赎之道只剩下“如果我能重回过去，如果一切能够重来”这一个缥缈的幻想。他努力苦心经营，然而在心愿达成之后，所祈求的只是回到生活的起点。
对于置身事外洞察了一切的观众来说，从影片的起点出发的雷普利，彼时彼刻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因为我们悲哀地发现，不管是他的爱情，还是他对于新生活的希冀，都是一场注定要发生的劫难。雷普利的才华导致了他最后的沉沦，而他的才华正应了加缪那句“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加以改变的命运”。[1]雷普利的才华正是蔑视本身，他的才华诱惑他去争取理想，怀抱罪恶。
让我们回到小说本身来探讨这个问题。这部写于1955年的小说，正值存在主义思潮蔚然成风之际，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作者受到这股流行思潮的影响，然而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却看到了作者对这种思潮的思考。人是什么？如果按存在主义的观点，人即人的未来，是成为懦夫还是英雄取决于我们的自主选择。电影中的雷普利渴望成为一名英雄，超越现实生活的平凡，在万众瞩目下演奏古典音乐，在意大利平静的海面上看夕阳脉脉。而他的这一选择正吻合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时代风潮的存在主义思想对于上帝与人的存在的重新定义。
存在主义否定上帝，宣扬上帝的神话破灭了，尼采更是大胆论证“上帝已死”。既然否定了上帝，否定了性善与性恶，事物也因此失去衡量的标准，世间没有好坏是非，只剩下选择。然后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如果上帝是不存在的，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2]而雷普利为了重新定义自身所做的选择就都是合理的。因为上帝已死，人间的裁判所荡然无存，再也没有人对罪行进行审判。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这部电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人的罪行需要救赎。在电影中，逍遥法外的雷普利不得不接受晚上睡觉做噩梦的惩罚。这种相对的折中主义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对作恶者的放纵。然而这毕竟是一部商业电影，它要表现雷普利的天才，表现黑色电影本身的特点。电影让雷普利逃过了法律的惩罚，冰冷的监牢，然而不肯放过他的罪。他瞒天过海的才华逃不掉上帝的审判，注定要在孤独与噩梦中了却余生，这是电影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一种答案。
然而有一个疑问却始终萦绕我们心头，即雷普利作为个体追求自由生活的合理性，如果每个人都如《权利宣言》中所说，都拥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那雷普利也有权利追求幸福。而他除了仰仗他的才能之外，便一无所有。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命题——“贫穷即是罪”。才华横溢的雷普利无疑犯了罪，所以他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就染上了罪的色彩。他的才華使他的生命充满了可能，而又同时使他陷入了困境。
二、 生命的可能与困境
回到电影的第一幕来深入探讨，来看影片是如何建立对抗与铺展主题，并将雷普利生命的可能与困境表现出来的。
在这一幕，雷普利前往意大利寻找迪奇。在开往意大利的船上，他结识了富家女梅尔蒂·兰多，谎称自己正是迪奇本人。到意大利之后，两人分道扬镳。雷普利找到迪奇告诉他船王的想法，迪奇对于父亲的要求断然拒绝，无奈的雷普利于是巧施妙计融入迪奇的生活。对爵士乐情有独钟的迪奇自以为遇到了知己，对雷普利表现出极大的友好，带他去那不勒斯的酒吧参加爵士乐聚会，到罗马去会朋友佛雷迪，并邀请他去科尔蒂那滑雪。
就在两人情谊欢洽之际，电影的第一幕用几个片段式的情节将雷普利与迪奇性格的其他方面揭露出来，也正是这种性格的冲突导致了第一幕结束时的关键事件，即雷普利杀死迪奇。这一幕前半部分的叙事看似不漏痕迹，实则处处铺垫。首先是试穿迪奇的衣服，这个情节将雷普利对于迪奇生活的羡慕这一情绪的变化从暗处推向明处。后被迪奇撞见，引起迪奇不满。影片并以此为开端，采用双重对位法，顺理成章地将迪奇的性格从表面引入内心深处。这便是迪奇性格中自私自利的一面。关于这一点电影用两个情节来表现：一是违背滑雪的邀请，二是在船舱内与女友玛吉做爱。这种表面上的反复无常与放荡，其实是迪奇对雷普利变相警告，雷普利不能染指迪奇的东西。迪奇的做法，就像小孩子习惯用拳头来宣示对自己玩具的主权一样。
迪奇占有一切的愿望随后便遭到沉重打击，与他有染的西尔维娜因为嫉妒而自杀。迪奇伤心之余邀请雷普利去圣雷默参加爵士乐会，散心之余，顺便摆脱雷普利，打发这个父亲派来的说客，回到美国。在雷普利听到自己将要离开意大利的消息时，电影连续用了四个特写来表现雷普利的失望。他脸上的一团喜色瞬间消失，仿佛得之不易的幸福被迪奇无情夺走了一般。他伫立着，一脸茫然，从前平凡的生活似乎正向他招手，嘲笑他对新生活的奢望。半响他的脸上勉强挤出一抹短暂的微笑，口是心非道：“当然。”来回应迪奇关于最后一次旅行的提问。
此刻影片进行到第49分钟，最精彩的部分已经过去，后面的部分不过是衬托《天才雷普利》这朵鲜花的绿叶罢了。这过去的49分钟不仅将出场的重要人物的性格交代清楚，更为电影在第一幕结尾时的关键性事件——雷普利杀死迪克作了有力的铺垫。而且作为电影最重要的主题也在这一幕被揭示出来。雷普利将要面对来到意大利之后最严峻的问题，他对于新生活的希冀陷入了困境，正在向他靠近的幸福正将离他远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而这个选择将定义他的生存。雷普利后来的做法，一如斯特劳斯所言：“生存，就是充满了精确的和确定的意义的经验。”[3]
在第一幕中，电影用了四个情节来表现雷普利有意义的生活的具体形态。一是冒充普林斯顿的学生，在与船王的对话中告诉船王自己认识他的儿子迪奇；二是在音乐厅打工的他夜深人静偷偷地弹奏音乐大厅的钢琴；三是只言片语就让梅尔蒂相信自己是船王的儿子；四是对意大利的美景与生活的向往。这四处情节归纳起来就是，雷普利渴望一种受人瞩目、尊敬，优雅精致的生活。其中每一个都是他生命的可能性的体现，同时又夹杂着困境。两者相互对立，占据了他的整个内心。他必须突破困境，将这种渴望变成现实。
这种对立在电影的第一幕经历了近50分钟的铺垫，最后到了不得不殊死一搏的地步。于是，电影的关键性事件登场——雷普利杀死迪奇，并且取代他的生活。至此生命的可能与困境的对抗终于落下了帷幕，罪恶在无人可见的幕后滋生，从幕中走出一个崭新的雷普利。用影片中玛吉与船王的的话来说，“你就像是贵族出身”“你看起来很不错，和在纽约时判若两人”。雷普利最后完成了他华丽而又充满罪恶的转变。
三、 爵士乐氛围笼罩下命运的千回百转
提到1955年的美国与爵士乐，就不得不说“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与爵士乐是地道的美国文化的产物，它们是美国自由开放精神的象征，而这也是两者作为不同形式的艺术能相互沟通的根本原因。《天才雷普利》作者派翠西亚·海史密斯虽然不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但他的创作无疑明显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尤其是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天才雷普利》，其中的犯罪、同性恋、双性恋、爵士乐，更是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难以回避的因素。
音乐是一部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才雷普利》除了首尾部分低沉忧伤徐缓的音乐之外，还用爵士乐刻画人物性格，作为电影另一种镜头出现在影片中。爵士乐本身的无理性、无意识的难以把握的流动性的特征也与影片本身戏剧性的变化相得益彰，比如迪奇对雷普利的情绪变化，经历了陌生、欣赏、反感、排斥这一剧烈的变化。而雷普利对迪奇的情感也与之相似。
回到电影中，在那不勒斯的酒吧，画面中出现了三个同台唱歌的年轻人，歌声欢快情感热烈，并且伴随着萨克斯管和其他乐器。然后其中的两个人回到旅馆，一人毫不避讳地在另一个面前一丝不挂，随后两人去罗马听爵士乐并约定去滑雪。然而表面上的亲密无间立刻因为其中一个人试穿另一个人的衣服——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毁掉了。在小城威尼斯，前一天晚上还一同参加爵士乐聚会的两个人，其中一人便死在了第二天两人同乘的汽船上。电影的戏剧化与爵士乐本身的不可把握性相得益彰的结合了起来，表现了其中人物情绪的剧烈颠簸，命运的大起大落。雷普利抱着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的坚定信念，在第一幕结尾的关键性事件中完成了影片的第一次谋杀。而这个光天化日之下的作案，是用与众不同的画面来呈现的：蔚蓝的天空，绿色清澈的海水，飞翔的海鸥的鸣叫，还有蕴藏杀机与罪恶的平静，使这个情节有了充分的理由成为黑色电影的经典。
《天才雷普利》作为新黑色电影，其中一个独特的地方是运用了绚丽的色彩，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鲜艳的外表试图掩盖住电影沉重的黑暗。影片的第一次谋杀就是在这种平靜的氛围下开展，并最后完成的。影片并不刻意地将这次谋杀植入阴暗、幽闭的环境，而是将生活的“真”还原出来。这一点运用了爵士乐的理念，同时也暗合了垮掉的一代的文学创作观。于是阴暗与光明、惊悚与平静完美地结合起来。上一刻还在船上欣赏落日的迪奇，下一刻便经历了爵士乐般突兀的变化：鲜血淋淋的迪奇躺在小船内，身旁的雷普利用手臂揽住他的头，和他一起在美丽的夕阳下沉寂。
影片将这种爵士乐般的变奏贯穿到底。自以为全身而退的雷普利最后和彼得一起去瑞典参加音乐会，他们伫立在渡轮的甲板上，温馨而美好。雷普利笑着对他钟情于他的彼得说：“问我这一刻想改变什么？”彼得：“我不知道，你在这一刻想改变什么？”雷普利：“什么也不想改变。”这时一个镜头随之出现，渡轮漂浮在深蓝的海面上，在它的前方，夕阳正用它最后的光辉来温暖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如此的美丽与平静。正当我们以为电影要用大团圆来收尾的时候，镜头立刻切到了梅尔蒂身上。看到这里的观众此刻一定正用兴致勃勃的心情期待雷普利阴谋的暴露，却发现惊慌失措的雷普利回到了自己的船舱，做出了他最后一次使我们瞠目结舌的选择。他杀死彼得掩盖真相，亲手将刚刚“什么也不想改变”的美好撕碎，然后丢进他内心那间黑暗、丑陋、恐怖的地下室的房间里。
杀人之后的雷普利呆坐在死寂的房间里，仿佛一切都失去了色彩。画面中传来他谋杀彼得的声音，在影片的结尾，我们清楚地听到彼得无奈的抽泣，并连续地伴随着“噢，上帝啊，噢，上帝啊”的悲鸣。悲泣过后，沉默的雷普利孤身一人出现在镜头里，之后画面缓缓切至全黑。至少在这一刻，这副纯墨色画面成了雷普利内心的真实写照。也许他正在感慨影片的开头那句话：“如果我能够回到过去，如果一切能够重来，我希望我从自己开始，从借一件外套开始。”
这部电影之所以成为经典，绝不是其中的黑色部分，通过影片我们可以去思考早已远去的时代流行思潮，对于存在与生活的理想的深刻认识。无论我们每个人在经历这种思考之后，得到什么样的人生启示，都将丰富我们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也会在经过理性的洗礼之后得到升华。
参考文献：
[1]（法）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145.
[2]让-保尔·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2.
[3]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M].王志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