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应对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急干预措施
王仰飞
摘要：新冠肺炎的发生，给国家、社会和公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在疫情防控期间，公众处于持续性的风险感知之中，导致人们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和思想变化，公众的负面情绪也持续性增长，包括：焦虑和恐瞑心理剧增，不满情绪蔓延，普遍性地无助感和顺从。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作用，对公众的思想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从而提升公众的安全感，形成公众在重大疫情应对时的理性认知。
关键词：重大疫情;思想政治教育;应急干预
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给国家、社会和公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在重大疫情应对过程中，人们面临高度的风险和威胁，极易在有限理性、认知偏差、从众行为等因素的同时作用下，出现一些群体恐慌和非理性行为，使重大疫情给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也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不确定因素。针对公众在重大疫情应对期间产生的心理思想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作用，对公众的思想行为进行了必要的干预。
一、新冠肺炎及重大疫情应对
2019年12月12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在湖北省武汉市被发现。此后，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国境内其他地区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相继报告了发生此类病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急性感染性肺炎，其病原体是一种先前未在人类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即2019新型冠状病毒。2020年2月8日，国家卫健委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名称为“Novel coronaviruspneumonia”，英文简称为NCP。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020年2月11日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具有突发}生、破坏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
二、重大疫情应对时期公众心理及思想的新变化
（一）焦虑和恐惧心理剧增
当我们面对的情形是未知的、不确定的时候，会带给我们一种不在掌控之中的感觉，让我们觉得不安全。而面对一种潜在的失控，或不安全，我们会感到焦虑，甚至是危及生存的恐惧。新冠肺炎具有的强大破坏性，大大超过了一般危险事件，造成了生命伤亡和财产损失，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使得焦虑和恐惧成为其中特别普遍的一种心理反应。针对本次疫情，调查发现90.0%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在不同程度上担心自己和家人被感染，73.7%的被调查者表示，在人群聚集处容易感到紧张。
公众的焦虑感和恐惧，激发了公众各种形式的非理性抢购行为，并伴随着一波一波的抢购行为而向前发展，有增无减。疫情发生后，公众开始抢购口罩。为了防控疫情，国家开始群防群控，人们开始抢购生活物资。疫情开始蔓延时，人们又开始抢购预防感染的药物。当专家认识到，新冠病毒可以通过接触感染、气溶胶感染时，人们开始感到地面、电梯、桌椅、空气都是不安全的了，以至于在家里、在空旷的操场上都小心地戴着口罩。在此期间，消毒液又成为严重短缺的物资。在疫情的冲击下，许多人感到严重的心理、思想不适，有的人甚至失眠。
（二）不满情绪蔓延
有研究者发现，公众对风险的评估包括两个部分，即可被量化的物理性部分和可被建构的精神性部分。简单地说，公众的风险评估=危害+愤怒。疫情发生以来，个别地方政府执政水平和疫情防控发展的要求严重不相匹配。再加上网络对这种不正常行为的放大扩大，甚至制造谣言，人们的不满情绪被激发。
（三）普遍性地无助感
无助感是指个体在经历挫折与失败后，面临问题时所产生的无能为力、丧失信心的心理状态与行为。在重大疫情应对期间，公众正常的生活秩序和节奏都被打亂了，周围布满了种种不安全、不确定，一切都无法掌握和控制，生活进入一种无力的状态。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公众也有没有办法摆脱这种不愉快的体验和情绪，无助感就成为公众心理适应和思想应急的自然反应。
无助感对人的行为影响就是顺从，即个人可能迫于压力采取了符合群体期望的行为。在面临突发性灾难时，个体可能出现非理性从众，表现为只是盲目地追随他人采取相似的举动，内心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只是随波逐流，独立思考洼差，或易受他人暗示和影响而随时改变方向，自主意识薄弱，稳定性差。在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对他人的建议充满非理性的信赖，特别是对以医生、专家身份提出的建议，更是盲目地信从。这种无助后的顺从态度甚至对谣言、谎言都失去了辨别力。个人在顺从的时候也容易在理性上真正被群体说服，因此采取与群体相同的行为与思想。疫情防控期间，人们对具有湖北、武汉等身份信息的群体的歧视态度，也是群体性无助感的表现。
三、重大疫情应对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干预措施
（一）公众普遍安全感的营造
1.提供强大的思想解释力，赋予公众对疫情防控的确定感
研究发现，重大疫情应对与公众的利益关系，对于公众的风险感受和认知具有决定性作用。利益趋向性与公众的重大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关系。当公众认识到新冠肺炎的应对与自身的利益相关，会降低公众对应急措施的非理性反应，并易于接受重大疫情带来的负面效应。反之，会增加公众对重大疫情应对的抵制。由于疫情发生的巨大破坏力，重大疫情发生时，判断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急速下降，公众的思想认知失调。此时，公众急需通过权威渠道获得事件进展的准确消息，从而对事件的发生、经过、结果以及如何控制等有确定性的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能够给予事实予以准确的思想解释，辅助公众建立思想认识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认识到此次疫情防控中的利害关系。最终，公众基于这种思想解释的力量，建立自我救援思想体系，获得思想上的重建。有了思想的力量，公众自救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加。有了思想的保证，公众的安全感也会自然地提升。
2.引导公众参与防控行动，赋予公众行动力和控制感
在重大疫情应对中，政府在风险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但风险在经由个体作用时，公众的态度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事态发展。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应急管理部门不能迅速有效地建立危机控制响应机制，也使得社会安全水平下降，公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也随之不断下降。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可以建立新的风险对话模式——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可以加强公众的存在感和控制感，使得公众可以从被动到主动，从非理性到理性。当民众与政府、专家立场相同时，抵制和敌对态度就会减少。思想政治教育应主动倾听民众的利益诉求，工作中充分尊重民情民意，积极发动群众行动起来，参与到疫情防控的群防群控之中。
3.有效地进行危机沟通，建立公众信任力和信心
政府信任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信任对风险感知、风险接受度以及行为意向都存在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对重大疫情的风险感知越低，越倾向于接受风险潜在的负面后果，在行为上就会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疫情防控，降低疫情防控成本，提高疫情防控效率。当重大灾害来临时，公众的信任感会受到损害，甚至对权威部门、应急管理部门也会失去信任。思想政治教育要能够迅速建立危机沟通机制，对政府信任的损害进行修复。具体途径包括：口头修复、行动修复和归因等多种途径，重建公众的政府信任。口头修复表现为失信方对失信行为做出的道歉、解释和承诺。思想政治教育要能及时准确地传递政府应对重大疫情的坚定态度，从而激发公众建立信任。行动修复包括公众对权威部门行动的可预期性和行动效果的可预见性等，积极的应急行动，良好的应急效果正在发生，都有助于信任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采取符合公众预期的行动，积极及时的评价等手段，从而辅助公众建立信任。归因就是公众重新建立起对应急系统的信任，使得个体安全感与社会安全保障系统的良性互动关系重新恢复。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公众与社会之间发挥联结和润滑的作用，提升公众对应急体系的信心。
（二）建立及时有效的需求供给机制
1.信息需求
在重大疫情应对期间，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量成指数级地膨胀，如饥似渴地寻找各方面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正是由于公众对于信息需求的急剧增长，也为谣言和虚假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每天都有大量的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流传。信息的虚假供给或无效供给，会更进一步地破坏社会秩序，增加不稳定性。公众是否获得充分饱和的关于重大疫情防空的信息，直接影响到公众对疫情的理性认知程度。在达到信息饱和点之前，信息量的增加正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公众掌握信息越多，风险感知越高;而在越过信息饱和点之后，风险相关信息的增加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在重大疫情应对期间，要及时建立信息服务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要为公众提供权威部门准确的信息，信息量要充分及時有效，及时甄别虚假信息，有目的地进行信息推送，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解读，等等。
2.情感需求
有研究发现，公众的亲和感与公众对疫情风险的认知和接受呈正相关关系。公众亲和感包括两个维度，对病毒的厌恶情绪和对病毒受害者的同情。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支持就是公众提高对病毒的情感认知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即“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思想政治教育要能讲清楚病毒传染与感染者之间的关系，破除歧视链条;要能迅速地识别出存在情感需要的群体和个人，提供点到点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可以建立情感相似性的团体，提供个体情感归属;需要及时沟通，耐心地倾听，让被恐惧困扰的个体敞开心扉，不要觉得这是难以启齿的胆小的表现。
3.生活需求
这次疫情防控期间，发生多起、多波次的抢购行为。为什么会发生抢购？如何进行有效干预？德国心理学家曾提出群体行为动力学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是内在需求因素和外在环境共同作用影响的结果。在疫情防控期间，政府的事前判断与及时调控、媒体的不实信息、供应商的哄抬物价这些外部因素，与个体内在的价值判断一致时，就会出现抢购。非理性的抢购行为，导致群众产生恐慌情绪，公众安全感下降。再加上供应商借此抬高物价，从心理上刺激公众，使得抢购行为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思想政治教育干预的手段就是提供公众的生活支持，减少外在环境变量对个体生活需求的影响，同时降低个体生活需求的非理性增量。
（三）公众思想认识偏差的矫正
1.把防控事务转换成防控故事
重大疫情应对期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些陌生的概念从一开始的不为人所知到转变成为公众日常的主要内容，转变成老百姓能够准确理解的核心概念，从而为有序防控奠定思想认知基础。故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可以发挥着关键作用。从语言认知系统看，瘦情防控中人们互相谈论疫情的方式，关注疫情的危险程度，即疫情在公众的言论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事”，直接影响着公众对疫情的思想认知。在思想认知失调的情况下，重构公众的思想认知困难重重。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把具体的防控事务转换成人心入理的具体故事，通过社会系统对这些故事的诉说，让公众学会如何理性地谈论和交流疫情防控，从而影响公众的谈论系统，矫正非理性的认知。
2.把奋战在防控前线的生动个人转化成催人奋进的抗疫精神
在重大疫情应对中，文化机制占据着“关键变量”的位置。认知差异除了和事物本身带来的危险等有关外，还与个人对危险的价值观和认知机制有关。社会氛围，组织意图，群体意志，身边人的态度，都会影响到个体对疫情的思想认知。文化机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如全社会在长期的灾害体验与防御过程中，塑造出冷静理性、反应迅速，不屈不挠的风险认知态度。在重大疫情应对期间，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构建积极健康的全社会抗疫文化，迅速唤醒公众的文化感知，以社会文化感知缓冲疫情对个体感知的直接作用。前线防控人员的精神可以构成抗疫文化的直接来源，把前线人员的人格力量转换成抗击疫情的精神力量，通过精神传播的巨大力量，感染和熏陶公众的疫情认知。
作者简介：
王仰飞，男，安徽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恩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北京联合大学，博士在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