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与大革命时期的报刊风云
刘建明
【摘要】该文以大量确凿的史料，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报刊的性质、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与大革命时期新闻战线上的一系列斗争。现有的中国革命史、党史和新闻史的一些论著，对这一时期党中央机关报的研究缺乏清晰的论述，该文从新闻史料的不同角度再现当时不同派别报刊之间的较量。
【关鍵词】早期党的机关报;共产党人的新闻斗争;新闻史实的订正
中国共产党承载人民的重托，历经百年奋斗，终于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苦难深重与迷踪失路的岁月，中共中央机关报不断唤醒中华大地，指引人民向一切反动堡垒和旧思潮冲击。从浴血奋战到和平建设，它高擎思想火炬，穿云破雾，弭除意识蒙昧，为谋求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不断指引前进道路。整整一个世纪，中共中央机关报砥砺前行的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跋涉险滩激流的光辉写照。
一、早期共产党人筑起的革命灯塔
思想永远是行动的先导，行动则是思想的实践，当十月革命的炮声炸响全球，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强烈意识到中国需要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接着在中国大地，言论风暴凌空而起：“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1919年至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等先后在《青年杂志》《言治》《每周评论》《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新派报刊上刊发进步文章，吹响建立工人政党的号角，颇有浪潮汹涌、时不我待的气势。
建党行动首先在工人阶级集中的上海拉开帷幕。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成立社会党[1]，对内称“社会共产党”。[2]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起草了党纲和《中国共产党宣言》，主张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准备发动革命。9月1日《新青年》被上海党组织定为机关刊物，陈独秀为主编。八卷一号的封面，以美国社会党的党徽为底色，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标志着东西方社会党（SocialistParty）开始联合。杂志一发行，就震动了中国知识界，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十几个城市的进步知识青年对“阶级战争、劳动阶级的国家”这类新概念倍感耳目一新，预感中国将发生重大事件。
《新青年》原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新文化运动刊物（最初名为《青年杂志》），经过这次改组，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陈独秀把上海社会党的党纲改写为《谈政治》一文，在《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向外宣称：“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的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③在《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中，陈独秀以“社会党”自称，豪爽地宣告：“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因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家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④从八卷一号到九卷六号，《新青年》连续刊登李大钊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与现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四论上海社会》《马克思学说》、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问梁任公》《马克思派社会主义》《马克思还原》等重磅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与工人阶级遭受的残酷压迫，号召工农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新青年》发出一篇篇劳工革命的战斗檄文，号召劳工阶级像俄国工人阶级那样反对资产阶级、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榨，劳动运动组织是他们的后盾。短短一年，《新青年》就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论文100余篇，仅《俄罗斯专栏》刊登有关苏俄的译文就有32篇，介绍英美法日报刊对苏俄革命的报道和外国人参观苏俄的印象，让中国人看到人类的光辉未来。到1921年8月，《新青年》在内地和香港等38个大城市中设有代销点95个，在东京和巴黎均有代办处。
《新青年》成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思想灯塔，发动劳苦阶级自我解放的斗争阵地，引起反对派及其媒体的忧虑与异议。胡适阅读后不禁因悲观而感慨：“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3]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4]1920年10月16日，《申报》何丰林报道，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10月20日《民国日报》转载了此篇消息。改良社会主义者、《时事新报》主笔和《解放与改造》半月刊主编张东荪，反对陈独秀劳工阶级夺权、实行劳工阶级专政的主张，提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发展资本主义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不久《新青年》遭到军阀的警告，邮局不敢承揽邮寄，发行陷入困境。胡适向陈独秀建议刊物迁到北京，宣布不谈政治，或立即停办。陈独秀断然回绝：《新青年》不能迁往北京，更不能停办，你们要办新的刊物与我无关。
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从此不再给《新青年》写稿，陈独秀越挫越勇，没有被笔友断墨吓倒，同李汉俊、李达等人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之所以称为《共产党》月刊而不是《社会党》月刊，因为此时陈望道由日文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蔡和森于8月13日和9月16日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信，提出“我们应该明目张胆地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恰好俄共派来的维经斯基于11月7日这天在《劳动界》上发表《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一文，宣布“美国劳动（者）已经组织了最大的共产党以作新俄的后援”， “共产党”三个字深深刻在中国革命者的头脑里。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的《短言》中明确号召，全国革命者要“跟着俄国共产党”，“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⑤。该刊第一次喊出“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豪迈口号，在中国大地树起“共产党”的大旗。
《共产党》月刊创刊号的封面配有英文The Communist，与当时伦敦刊行的英国共产党党刊The Communist的封面如出一辙。该刊16开本，每期50页左右。
《共产党》月刊与《新青年》不同的是，特设《世界消息》专栏，报道第三国际、苏俄和各国工人运动，后来又增设《国内消息》一栏，明显带有新闻期刊的性质。通过报道世界无产阶级反抗压迫的新闻，以惊天动地的事件唤醒国人，证实多国的劳苦大众正在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共产党》月刊大量刊载建党理论与经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理论指南。创刊号阐明在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列宁的建党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对各地先进知识分子建立党小组发挥了引路作用。
《共产党》月刊是党内秘密刊物，作者多是党的上海发起组成员，全用化名发表文章，主编李达对外更是严格保密。编辑部起初设在陈独秀寓所（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为了躲避搜查，后来迁入李达住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在最困难的时候，李达一人承担写稿、编辑、校对和发行的全部工作。第三期发表的首篇文章《告中国的农民》由于警方横加阻挠开了“天窗”，印上12个大号铅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共产党》月刊在《新青年》上刊登广告时，出版地址伪装为“广州双门底共和书局”“广州昌兴新街人民出版社”或“广州双门底蒙学书局”，随《新青年》秘密附赠，发行量最高达5000份。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李達当选宣传主任。此后《新青年》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1922年7月1日）后休刊，《共产党》月刊出版了第六号（1921年末，具体日期待考）后停刊。《新青年》此后在1923年、1925年两次短期复刊，均为共产党人掌握的政治刊物，至1926年7月终刊。目前大量文章认为，《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这个定性值得商榷。本文认为，《新青年》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理由不足，因为它没有发表过任何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经党中央同意的重要理论文章，不具有党中央喉舌性质。但《共产党》月刊同《新青年》不同，在党成立后曾发挥过中央机关刊物的作用，是党的“临时机关刊物”。比如在第六号上它代表中共中央刊登了《共产党短言》，中共一大决定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共产党》月刊第六号又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同时代表党中央发布了《太平洋宣言及我们应采取的态度》等文献。这些文章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直接影响了地方党组织报刊的方向，足以表明《共产党》月刊是当时党的唯一喉舌。
一些研究者认为《共产党》月刊在1921年7月7日出版第六号后停刊，这一结论显然同它刊登的内容相矛盾。该刊第六号刊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是在1921年9月初党中央通过的。[5]“太平洋宣言”是在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召开的“华盛顿九国会议”上通过的。⑥《共产党短言》只能在党成立（1921年7月23日）后才能发表，也不可能提前4-6个月刊登有关华盛顿会议的评论。由此推断，《共产党》月刊最早也是在1921年11月中下旬以后停刊的，所以它才能发表党中央的重要文献，担起党中央临时机关刊物的重任。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1922年5月，各地支部办的报刊转载的主要文章均来自第六号《共产党》月刊，[6]北京的《劳动音》和《工人周刊》、上海的《劳动周刊》和《先驱》、四川的《人生报》《赤心评论》、广州的《广东群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山东的《山东劳动周刊》、旅欧支部的《少年》等刊物都把第六号《共产党》月刊上的重要文献精神传达到各地骨干党员。在建党奋进的岁月，《共产党》月刊、《新青年》和各地共产党支部的刊物，高举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的理论大旗，向中国劳动阶级发出革命号召，在中华大地树起第一批光芒四射的社会主义思想灯塔。
二、党的第一份机关报是《先驱》还是《向导》？
进入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猛然意识到中国可能遍地燃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先后派维经斯基和马林来华指导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1921年6月上旬，马林到达上海，后又来到北京，先后同李达、李汉俊、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多次商谈，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认为，《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内容重复，建议两刊合并，代之以一份新的周报，这就是《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双双停刊的原因。
目前，几乎所有研究者一致认为，《共产党》月刊停刊后，党的第一份机关报是《向导》周报，创刊于1922年9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从1921年末到《向导》创刊相隔近9个月时间，党中央的文献、重要文章和发出的号召由哪个报刊向外传播？莫非党中央在9个月中无声无息地一直在沉默？这不符合刚刚问世、充满战斗精神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风格。笔者阅读大量资料和报纸原件认为，《共产党》月刊停办之后，《先驱》承担了党中央机关报的角色，尽管时间不到一年，但它的作用十分重大。很多学者认为《先驱》是一份期刊，但《五四时期的期刊介绍》一书及我国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先生都认为这是份机关报。⑦
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代行青年团中央职权，1922年1月15日创办临时团中央机关报《先驱》。[7]施存统是团中央代理书记，被任命为《先驱》主编，报址自然设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先驱》共出版25期，于1923年8月15日停刊，改出《中国青年》，由恽代英任主编。[8]从内容看，《先驱》前7期实际肩负着党中央机关报的重任，因为《先驱》的《发刊词》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份报纸与青年团和青年有关，前7期几乎没有涉及“青年”的内容。第一号的发刊词说：“《先驱》出版了，在《先驱》与读者相见的第一天，《先驱》要告诉读者他出世以后的使命。”“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之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我们的政治，以后就不这样黑暗，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也就容易多了。”⑧这些语言，说明《先驱》是以党中央机关报的口气在说话。
《先驱》编辑部聚集了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在内的邓中夏、施存统等上海一大批党中央精英，不时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等党中央重要文告。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先驱》代表党中央发表言论说：“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中国人民只有打倒这两个敌人，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9]很多研究文章认为，《先驱》是由北京地方团组织创办，由刘仁静、邓中夏主编。持这一说法的论著没有说明设在上海的团中央为什么要到北京创办机关报。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书认为，由于军警的检查干扰，《先驱》在北京并未按时出版，究竟在北京何时出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没有记述，只是说从第4期转到上海出版。[10]
现存文献表明，《先驱》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5月5日—10日）在广州召开后，从第8期起转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出版，由蔡和森任主编，刊载青年团的内容才逐渐多起来，成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11]之前的七期，《先驱》实际归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在《共产党》月刊停刊后刊登中共“一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即使在蔡和森任主编时期，《先驱》仍然发挥着党的机关报作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是在《先驱》第九期刊发的。同时还刊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政变的宣言并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文，仍旧代表党中央“说话”。从现有的《先驱》1922—1923年的合订本报道的内容看，《先驱》发挥了短期的中央机关报的作用。
由于蔡和森担任团中央宣傳部主任及主编第八期后的《先驱》成绩显著，1922年9月初调入中共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 9月13日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蔡和森任主编。第六期后《向导》迁到北京，又相继迁至上海、广州，1927年5月迁到武汉后因汪精卫叛变而终刊，共出201期。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等先后担任主编，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李立三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等，都曾为该刊撰写过文章，高君宇、李达、张国焘任编委及主要撰稿人。《向导》的办报宗旨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围绕中共二大的政治路线进行“国共合作”的报道和宣传，主张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中国，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文锋凌厉，坚韧不拔，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向导》刊名由陈独秀题写，16开本，最初每期8版，从第142期增为12版，第144期又增加到16版，从创刊到在汉口停刊共发表1474篇（不包括“寸铁”短文）文章，累计346万余字。该报多方面报道国内外大事，传达党的方针，反映广大群众的心声，引导社会思潮，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各地通信》《什么话》《时事评论》《读者之声》《寸铁》等固定栏目，把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放在首位。在内地许多大中城市及香港、巴黎、东京等地设有30多个分销处，发行量由开始的3000份激增至4万份，最多时近10万份，广受读者欢迎。
1923年2月，北洋军阀吴佩孚和湖北督军萧耀南在英美帝国主义公使团、领事馆的策划下，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制造了“二七”惨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立即在《向导》第27期上发表了《“二七”屠杀的经过》一文，揭露军阀刽子手枪杀52名工人、受伤300余人、抓捕40余人的罪行。中国共产党在《向导》上刊登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登载了《告全国工人书》《警告国民书》等。此后反动军阀利用《四民日报》污蔑“共产党鼓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牺牲工人，报效俄国”，“共产党人得了俄国的钱，在中国发动罢工运动，壮大俄国人的声势”“共产党侵吞了京汉铁路工人的救济款”等无耻谰言。经过近两年的调查，终于探清谣言制造者的嘴脸，陈独秀于1925年在《向导》上亲自撰文批驳对共产党和工会的造谣中伤，抨击刽子手的残暴行为。陈独秀痛斥反动派说：“他们现在所攻击我们的纯粹是造谣中伤，而且是出乎情理之外的造谣中伤。”“这个谣言远在二、三年前，造谣的人本是旅沪湖南劳工会分子王光辉、谌小岺和几个无政府派。还有国民党右派马素和侵吞京汉铁路工人抚恤费数百元的张德惠，他们无疑已经做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了。”⑨
《向导》重视民族工业的发展，报道民族产业状况，为宣传他们的产品而刊载广告。1924年《向导》第64期至第67期，连载郭寿生撰写的《烟台调查》，除报道烟台“人民状况”“军政机关”“教育状况”“新闻事业”“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外，对“张裕葡萄酒公司”和“醴泉啤酒公司”作了连续报道。记者特别指出，醴泉啤酒公司“待遇工人尚不恶，技艺工人每月可得工银七八十吊不等，伙食宿舍均由厂中供给，为烟台独一无二之专利事业”。《向导》也重视对农村和农民的报道，既为农民因遭受压迫而贫困交加呐喊，又为农民的愚昧迷信、身处分散蒙昧的环境而深表同情，认为农民自陈胜吴广就存在一种自发的反抗冲动。1922年9月，高君宇在《向导》第3期上发表《最江西人民》一文，反映江西农民反抗地主劣绅的斗争，号召农民以武力对付反动势力才有活路。1923年10月22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广东农民和湖南农民》的报道，因天灾农民要求地主减租灭租，反对粮食降价，地主唆使军阀抓捕农会人员，长期关押不放。陈独秀在报道中写道：“农民应该彻底觉悟，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离不开政治运动。”⑩1924年，陈独秀在《陕西人民的困苦》一文中，借助上海《新闻报》的两条消息，描述军阀、县令任意向渭南农民勒索巨额银元，乱伐农民树木，枪杀请愿农民。？輥？輯？訛《向导》不断刊载来自农会的稿件和农村新闻，1925年蔡和森发表的《今年五一广东之农民运动》、彭述之1926年写的新闻述评《军阀统治下灾荒与米荒》两文，？輥？輰？訛指出不打倒军阀就不能救国救民，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有的读者对《向导》给予极高评价：“我每读贵报，即滚滚地沸腾着革命的热血，红红的燃烧爱民众的真心，我并认定贵报是中华民族的福音！”[12]
《向导》严格遵循党的“一大”“宣传决议”：“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及时报道各地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毫不动摇地宣传党中央的决定。在“五卅运动”中，《向导》依据党中央的指示，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血腥暴行，在115期《上海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一文中号召“全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快起来做上海工人的后盾，全国抵制日货，掀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运动”，在117期又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该期《向导》报道了多个城市工人遭受的压迫和抗议，发表了陈独秀撰写的《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文，写道：“此次上海学生与商人的奋起……决不是由于‘过激派的煽动”，“我们今后永远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被‘过激‘赤化等名词吓散了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收回全国租界”，“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向导》同党领导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用一篇篇犀利的文字粉碎了中外反动派的谣言与阴谋，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动员和组织民众的作用。与此大相径庭的是，国民党的党报《民国日报》及一些民间报刊，仅是客观发表一些党派的宣言，刊发一些消息，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揭露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罪行，也没有提出驱逐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主张。这些报刊的软弱和退让遭到租界当局的反制，《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以“扰乱治安”罪被罚款330元，《商报》主笔陈布雷和《中华新报》主笔张竞吾也因报道罢工各罚大洋90元。[13]
《向导》的编辑记者，个个都是不屈不挠的战士，把毕生精力和心血献给了党的宣传事业。高君宇患有严重的肺病，长期在灯下写作彻夜不眠，常常剧咳呕血，他捶捶胸脯或服点药就挥笔至黎明，以致积劳成疾，39岁离世于案头。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处于《向导》主编地位，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大作，在《向导》上共发表270多篇文章。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民意测验中，《向导》获各界读者爱读票220张，名列全国周报第一。读者称《向导》是“四百兆同胞的救命符”，是“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把一般醉生梦死的人们唤醒”[14]。
三、《向导》的生死之战和陈独秀背锅
《向导》作为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政治性机关报，在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时，重视评述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不断揭露和批判各种错误主张和社会思潮。根据党的“二大”和“三大”的中心任务，苏俄布尔什维克党要求中共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要加入国民党，协助孙中山并服从国民党的领导。陈独秀反对共产国际这一方针，他认为两党的纲领、政治目标和阶级构成截然不同，两党不可能协商合作，“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15]但在马林的压力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下，陈独秀不得不说：“我们应当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该党领导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就来纠正错误。如果我们不加干预，不与他们合作，国民党人就会犯更多的错误……”[16]早在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时指出，国民党是现存政党中比较革命的民主派，但国民党某些要人对外亲近帝国主义，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同袁世凯和段祺瑞都妥协过，你们“应始终为民主主义而战”。？輥？輱？訛1923年1月16日，孙中山夺取广州，要求军阀“各派首领赞成后，全体签名，敦请一友邦为佐理”。《向导》从编辑到主编对“友邦”的说法感到异常诧异， 2月7日《向导》第19期发表了蔡和森《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公开批评国民党领袖认为中国革命只是一种解决“内政”的运动，无须宣告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只须声明承认一切条约，就可避免外国势力干涉中国革命。6月《向导》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希望外国援助国民革命”，“集中全力于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趋外力，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向导》接连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國民党的错误，客观分析国民党存在的问题，引起国民党重要人物和报刊的强烈不满。
最终，两党公开冲突的事件发生了。1923年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批评孙中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在同一期《向导》上，陈独秀还发表了《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指出：“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輥？輲？訛陈独秀的尖锐质问激怒了孙中山，对陈独秀异常愤慨。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进行谈话时，孙突然用英语愤然反击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17]孙中山说到这里，勃然大怒，情绪非常激动，坐在身边的廖仲恺和胡汉民十分尴尬，只好悄悄走开。
从1923年11月起，两党针锋相对的批评，激起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反扑，《向导》与共产党人开始面临一场生死之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右派逐渐聚集起来，结成团伙，不断炮制针对共产党人的所谓“检举案”。1924年3月，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刘成禹等人最先制造《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妄图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6月18日，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面对这类反共言论和行动，1924年7月13日，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说三年来共产党完全把力量用于国民党，本党的工作很少进行，各级党组织“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提出：“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18]陈独秀还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听后，严厉批评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党中央执委一致表决，通过了鲍罗廷报告的决议，反对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主张。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就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作出指示，陈独秀也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斥责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戴季陶主义的出现迫使陈独秀第二次提出退出国民党。
1924年11月4、5日，国民党右派孚木利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告批评国民党的同志》的社论，指责《向导》妄自为国民党划分派别，并指商团叛变？輥？輳？訛为国民党右派主使，“《向导》周报捏造事实，实在比其他政党之造谣妖报尤为可恶”。11月10日，国民党中央再次致函《向导》报社提出警告：该报第87期所谓工团军与商团开枪互击等，均属捏造事实，令人发指;第88期一面仍攻击广州政府处置商团不力，导致牺牲与损失“巨大可怖”;一面又采纳所谓上海各报之香港来电，将抢劫焚杀之罪恶完全归于政府军队。“如贵报无相当之道歉及更正，则本会当采取适当之方法，以自湔雪。”？輥？輴？訛同一天，《民国日报》又发表了孚木的《为革命北伐及大元帅北上告向导周报》一文，责问《向导》记者“这时并未见孙先生舍弃了主义而北上，也并未见孙先生于主义上对冯（玉祥）军作如何之退让，试问从何得知他革命上的信用要破产，又怎样得知他的主义要给他们奚落”;《向导》攻击“国民党右派首领向军阀投降，向帝国主义‘放盆卖买而令孙中山先生北上”，“显然犯离间挑拨之嫌”。11月19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回击国民党中央的指责，驳斥《民国日报》所谓《向导》捏造事实诋毁中伤广州政府等指控，最后郑重警告国民党中央：“即本报与贵会素无若何关系，贵会并非本报上级机关，绝不容贵会之干涉”。？輥？輵？訛为此，孙中山多次警告马林：“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19]
1925年春夏，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说和出版小册子提出，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放弃共产主义，“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否则共产党就应退出国民党”。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陈独秀再次建议：“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陈独秀的提议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再次一致反对。1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要求全体党员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对戴季陶攻击共产党的言论进行批驳，同时果断地劝告一些进入国民党政府机构的共产党员，不要为了“一官半职”为国民党做事，要多加小心，坚决退出国民党政府机构。陈独秀预感到一种“五雷轰顶、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要到来。
果然，1926年3月20日，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突然宣布在广州实行戒严，派兵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矢口否认下达调舰命令，污蔑李之龙阴谋造反，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国民党开始大肆“清党反共”。有的论著指责陈独秀没有带领党“利用有利形势，直接掌握一部分军队和地方政权”，这是惨痛的教训。[20]这口黑锅应当甩给共产国际，因为它命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要为国民党的主义和目标而奋斗”，“共产主义小组必须放弃自己的独立性”[21]。如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遍及各地和部门掌握武装和政权，国民党反动派就会像对掌握了武装的李之龙一样一网打尽。陈独秀的背锅不能不令人深思：我们的党史和新闻史研究为什么阉割历史，不去全面考察历史背景和可能性，而总是习惯于沿袭人云亦云的历史痼疾。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1927年3月蒋介石在南昌演讲中诬陷共产党，提出要“制裁”“纠正”共产党。对蒋的言论，陈独秀在《向导》上给予严厉驳斥，说蒋“分明是把中山先生的联俄精神根本放弃了”。？輥？輶？訛彭述之也在《向导》上发文反驳蒋介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党，除共产国际以外绝不受任何人的纠正或制裁;在国民革命战线上，共产党与国民党要密切地诚恳地协商合作，但只是协商合作，而绝不是受其纠正或制裁。”？輥？輷？訛此时，广东、两湖、江西许多地方的农会运动轰轰烈烈，国民党右派和地主豪绅沆瀣一氣，极力诋毁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不劳而获”、惰农造反，流言四处传播。毛泽东对湘赣广大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1927年3月12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二月十八日长沙通信）》由《向导》周报第191期转载了第一、第二两部分，由于《向导》主编蔡和森前往苏联，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向导》临时主编彭述之阻挠[22]转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三部分（“十四件大事”）。长期以来，史学界和新闻史研究者认为，陈独秀专断独行，不准毛泽东发表这篇调查报告，毫无根据地再次让陈独秀背上黑锅。
当蒋介石率领北伐军进驻上海，立刻露出残杀共产党的凶恶嘴脸。1927年4月2日，经蒋介石授意，在蔡元培主持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石曾、李宗仁、黄绍竑等8人，在上海秘密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4月8日的《民国日报》开始煽风点火，在《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一文中透露：“1.定十五日内在南京召集执监联席会议;2.由汪精卫通知共产党暂时停止活动;3.工会纠察团等武装团体归总部指挥;4.汉口之议决及命令由监察委员会审查”，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各中间派报纸嗅出风向有变，上海的《新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中南晚报》等拥护革命的报纸，纷纷改变论调，向蒋介石新军阀投怀送抱。
4月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数百人，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先后在上海各区袭击工人纠察队，蒋介石的军队随之介入，大开杀戒。其他各报纸一片哑然失声，唯独第194期《向导》刊发了《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纪实》的长篇报道，全文七千五百字，记述了蒋介石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的经过：“二十六军二师兵士，由各里弄内奔出，向群众开枪，将群众冲散，旋复用机关枪扫射，死者流血街道，伤者纷纷倒地，一时秩序纷乱，呼喊啼哭之声，惨不忍闻……当场受击毙者，在三四百人以上，伤者不可计数”。《向导》生动的描述，字字血泪，再现了蒋军屠戮上海工人群众的罪行。4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又杀害120余人，打伤180人，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至事变第3天，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有300多人被杀，被捕500多人，5000多人失踪。《向导》为中国历史永远记下蒋介石的这笔血债！发表此文后《向导》编辑部迁入武汉，于1927年7月7日停刊。
陈独秀通过《向导》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的革命豪情，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发动工农群众开展独立斗争，被今天的学者们忘得一干二净。许多党史和新闻史论著未考虑当时共产国际的强权施压，给陈独秀扣上“右倾，退缩和投降派”的帽子，而对国民党右派抱有幻想的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则不予清算，岂不是中共党史和中国新闻史令人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的怆憾！
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对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挥起屠刀。国民党报纸有良知的编辑给人们留下另一种记忆：1928年4月10日至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说：“本党不幸，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该报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国民党号称有100万党员，1929年10月已减至65万。
注 释：
①为纪念党的百年华诞，本文详细考察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百年来的发展，系统研究了它的曲折的战斗经历。本文由7部分组成，从今年第6期起在本刊连载。
②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一九一八年五卷五号（1918-11-15）。
③《新青年》一九二○年八卷一号（1920-09-01）。
④《新青年》一九二○年八卷一号（1920-09-01）。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9-10页、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⑤《共产党》一九二○年第一号（1920-11-07）;《陈独秀文章选编》（中）50页。
⑥华盛顿九国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有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签订了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和关税条约，通过了《太平洋决议》。参见《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96。
⑦认为《先驱》是机关报的观点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2）》，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147页;《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资料，1981年147页;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139页。
⑧《先驱》，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创刊号，一版。
⑨《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向导》一九二五年第九十八期（1925-01-21）。
⑩《向导》一九二三年第四十八期（1923-12-12）。
參考文献：
[1]张旭东.“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N].学习时报，2011-06-29。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59.
[3]胡适.胡适书信集（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65.
[4]胡适.胡适答陈独秀[M]//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293—294.
[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上）[M].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167.
[6]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84.
[7]《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道客巴巴，2018-10-13;先驱·红色记忆[EB/OL].z.hangzhou.com.cn/2019/hsjywsp.2019-09-13.
[8]施存统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N].联合时报，2020-08-21.
[9]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史参考资料（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159-160.
[10]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39.
[11]中共党史人物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7.
[12]邓绍根.《向导》周报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的历史地位[J].新闻春秋，2012（4）.
[13]上海地方志：大事记·上海租界志（1840—1946》。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
[14]王庆华.高君宇与《向导》周报[J].文史月刊，2007（11）.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15.
[1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62.
[1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423.
[18]陈独秀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4-85.
[19]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25.
[20]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62.
[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234-239.
[22]何立波.“二把手”彭述之的人生沉浮[J].同舟共进，2011（6）.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