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初佛罗伦萨迈向近代民族国家的三种政治模式
摘 要 16世纪初，法國、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在君主的统治下，走上了发展近代国家的道路。而以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共和国却遭遇严重危机。为了克服危机，3位佛罗伦萨政治家提出3种改革设想，形成了3种政治模式：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的市民共和国模式、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温和兼容模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富民强兵模式。3种模式虽有差异，但都注重人民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推动力，维护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通过民意来调整政治结构。从佛罗伦萨的3种政治模式中，可以发现共和制的意大利国家有自己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的特殊路径。
关键词 近代民族国家，市民共和国模式，温和兼容模式，富民强兵模式
中图分类号 K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4-0017-05
一、欧洲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
16世纪初欧洲各国纷纷走上了发展近代民族国家之路。西方学者以往的研究途径是从国家建构角度去审视这段历史，他们比较近代国家与中世纪国家的差异，从两者的差异中找出近代国家的特征。这类学者以斯特雷耶、斯金纳最为著名，前者“从历史事实出发，讨论国家的基本特征，特别是有关司法、财政和官僚体制”;①后者认为近代国家的要素是政治上私权力向公权力的转变，“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还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目标”。②研究者们也用法国、西班牙的变化印证了这些近代国家的特征：15世纪末，法国已经“完成了官僚政府、常备军、国家司法、税收系统等近代国家体系的建设”。③16世纪初，西班牙已联合了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维护了领土完整，奠定了现代西班牙的疆域;它还实现全国政治统一，不再分散割据，进而开启了一个“不可能的帝国”④之伟业。但这些帮助政府和国家强大的特征并不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全部要素，人民也是推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直接作用力。为此，需要从探讨政治模式变化、关注民生与民意、繁荣民族文化和认同国家民族（如意大利人、法国人）等多维度去探究近代民族国家的本质。
与法国、西班牙等强大中央集权君主国形成鲜明对比，16世纪初的意大利却面临政治分裂、缺少强大君主，但市民阶级发达的特殊国情，这表明意大利城邦国家不能走法、西道路，不得不走一条人民自下而上建立的近代民族国家道路。经济上，意大利城邦国家经历了14—15世纪城市手工业和国际贸易的繁荣，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但在政治上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五大城邦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国和那不勒斯都缺少统一意大利的实力。意大利城邦内部也显露出困境。以佛罗伦萨为例，也面临着多重危机。政治制度危机表现为：共和国被以美第奇家族为首的显贵集团所控制。表面上看，政府机构仍然维持原样;实质上，官员从抽签选举变为由推选产生，人事权被美第奇家族所控制。①显贵集团的“策略之一是集中权力，控制某些关键政府职位”，他们“构成了有效的统治阶级”，②造成的后果是：首先，政府缺乏人民的支持，执政基础狭窄，为了保持和夺取政治特权进行着无尽的内部纷争;③其次，列强邻国入侵危机使佛罗伦萨雪上加霜，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引发了政治地震，导致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垮塌。
1494年开始，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2—1540）、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等佛罗伦萨人提出了各自的改革设计，可以归纳为3种佛罗伦萨的政治模式。从当时来看，3位改革家的3种模式是克服危机、救亡图存的努力;对于后世来说，他们更是在探索意大利独特的近代国家道路。
二、萨沃纳罗拉的市民
共和国模式
1494年，萨沃纳罗拉带领佛罗伦萨市民推翻美第奇家族政权，恢复了共和模式。这种模式其特点非常鲜明：关注人民参政意愿，将民意引入改革，推动政治结构的变化。
萨沃纳罗拉打破了以往城市权贵垄断政治的传统，将政治充分向人民公布。在改革之前，佛罗伦萨虽维持着共和国结构，但实际上美第奇家族已经完全控制了政府。教皇庇护二世（Pope PiusⅡ）在谈到老柯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the Elder）的时候这样评论，“政府会议在他家里召开，他提名的候选人被推选担任公职。他享有的完全是王权，只是没有国王头衔和王宫”。④庇护二世的话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美第奇家族通过控制选举来垄断政治权力。但是萨沃纳罗拉执政期间，他每天都在布道中宣传人民参政，努力促进民众参政意愿的觉醒。⑤在萨沃纳罗拉的努力下，普通市民对于政治的热情充分被发掘了出来。佛罗伦萨普通市民卢卡·兰杜奇（Luca Landucci）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市民们的热烈反响，“许多种（政府）形式被提出，大家每天都期待着召集紧急立法集会（Parlamento）的钟声响起”。⑥萨沃纳罗拉的改革充分让佛罗伦萨人民意识到了何为公民参政，认识到创建大议会的必要性。
萨沃纳罗拉的努力最终成功打破了城市贵族垄断权力的传统，建立了史无前例的3000人大议会，顺应人民参政的意愿。在美第奇家族专权的年代，议会的人数一般是100人或者70人。⑦萨沃纳罗拉的框架中，市民担任议员的资格被放宽：凡年满29岁、缴清税负、本人或者祖上3代有担任共和国3大官职资格的市民均可成为议员。佛罗伦萨7万名市民中，3000人符合条件成了代表。⑧在这样的规模下，许多市民也成了新议员。兰杜奇的药铺原来对着大家族斯特罗齐的宫殿，现在“他坐在以前只能远眺的‘大人物身边”。⑨如此大规模的人数在佛罗伦萨是史无前例的，它极大地扩大了新政府的统治基础。与之前美第奇的专制和显贵的寡头内阁相比，大议会充分体现了人民参政的意愿。
从以上分析可见，萨沃纳罗拉的模式具有鮮明的人民性。昆廷·斯金纳在考察佛罗伦萨政治制度的时候高度评价了萨沃纳罗拉的贡献，认为他对共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罗伦萨人基本上是用萨沃纳罗拉及其弟子们在1494年以后的著作中所使用的话语，来系统地为重建起来的共和国辩护的”。①他提出“政府为全民所有”②的观点，在美第奇僭主政治已经无法带领佛罗伦萨前进的情况下，顺应人民参政意愿，引入民意的力量推动了政治结构进行改革，为佛罗伦萨共和制重建了人民性的基础。
三、圭恰迪尼的温和兼容模式
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与佛罗伦萨各政治派别都有交集。他的身份特殊，交好各方势力，因而被各方所接纳，成为16世纪初叶佛罗伦萨频繁政治地震中的“不倒翁”。他来自支持美第奇君主派的上层显贵世家，③却娶萨沃纳罗拉共和派家族之女为妻，④还与马基雅维里私交甚好。⑤圭恰迪尼关于政治模式的设想主要集中于《洛格罗尼奥论纲——论如何建立有序的民众政府》⑥和《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⑦之中。
圭恰迪尼亲眼见证了萨沃纳罗拉的兴起与衰落，这种经历为他的温和兼容模式奠定了基础。他既吸取了萨沃纳罗拉模式中的人民因素，又试图对其中过于激进的部分进行调整。
首先，圭恰迪尼的政治态度温和兼容。他和萨沃纳罗拉在政治上并无任何关联，从社会阶层看，前者是城市显贵，而后者是普通平民;从政治属性看，两者是敌对阵营。但圭恰迪尼高度评价了平民出身的改革家萨沃纳罗拉：“花费笔墨讲述他的品质并不为过，因为在我们、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所处的时代，从未有一个修士拥有如此多的美德，或者说从未有一个人获得如此高的名望和权威……许多人继续相信他真的是上帝派遣的，是真的先知……我确实相信：如果他是好的，那么我们见证了一个自己时代的伟大先知;如果他是坏的，我们见证了一个伟大的人。”⑧圭恰迪尼发自内心地敬仰萨沃纳罗拉，这正是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独到之处，注意到了人民这个群体。
其次，在政治设计上，圭恰迪尼也和萨沃纳罗拉一样注重人民在政治模式中的地位。圭恰迪尼高度赞扬萨沃纳罗拉时代创立的大议会。他认为佛罗伦萨的“自由植根于大议会之中，大议会体现了自由的精神，它的权力就是分配城市的官职和尊严”。⑨圭恰迪尼明确地表达了对全民参与大议会方式的态度：“我认同大议会，更喜爱它的构成方式，因为那些早先被排除在外的人现在也被包括进来，并且人数不菲，如此，大议会就不再仅仅是由普通民众和农民组成。敞开渠道，使每个人都能合法地进入议会，这是必需的。”⑩之所以圭恰迪尼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清晰地认识到萨沃纳罗拉的做法本质上是将国家从城市贵族的垄断中解放了出来。
再次，和萨沃纳罗拉不同的是，圭恰迪尼模式的人民色彩更为温和，在实践中也更容易执行下去。萨沃纳罗拉的模式下，3000人的议会规模过于庞大，连合适的开会地点都找不到。特意请米开朗琪罗设计了500人大厅，仍然无法一次容纳下所有议员，讨论问题只有分批进行，任何会议都是拖拖拉拉地进行，无法形成有效决议。萨沃纳罗那发出严厉的命令，“任何一个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出席议会的人，第一次就需要处以重罚，第二次更重，第三次应该从议会中除名”。①但是无济于事，连萨沃纳罗拉自己也承认大议会的效率低下。②圭恰迪尼汲取了经验，意识到一个完美的模式中不应该只有人民，而是多方力量达成的稳定的同盟。“大议会，自由的根本所在;任期终身，或者长久任期的正义旗手;有足够人数的公民代表组成的元老院，对国家大事做出建议和决定。如果如上这些都是依据理性进行安排，那么，政府的根基牢不可摧，十分完美”。③因为圭恰迪尼充分地认识到“建立国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公民美德和公共的善，而主要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让公民在法律统治下获得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④所以他的模式中，既注重人民，也注重其他政治力量的平衡，是更为温和的人民模式。
圭恰迪尼出身于佛罗伦萨显贵，家族的政治属性又是支持美第奇的派别，完全可以重新回归传统。但是他不仅没有，还高度赞美萨沃纳罗拉对佛罗伦萨的贡献，在政治设计上更是认可萨沃纳罗拉的人民理念，并将其引入自己的政府模式中，并结合自己的从政经验对其进行修整。圭恰迪尼的思想透露出正处于发展中的意大利近代早期国家的因素。
四、马基雅维里的富民强兵模式
马基雅维里针对意大利政治分裂和外敌入侵造成的贫弱局面，以及佛罗伦萨面临的具体危机，从富民和强兵两个方面提出政治改革的建议，其做法颇具近代国家的特征。
马基雅维里的富民模式要求君主爱惜人民财产。他要求君主保有邪恶品德——吝啬。“君主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奢侈的性质，以致于在这一类事情上耗尽财力。到了最后，要想保住慷慨的名声，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结果是，因为他这样的慷慨损害了许多人，而受惠的只是很少数人……因为当人们看见由于节俭的缘故，其收入丰盈……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随着时间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越来越慷慨了。”⑤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评价君主的出发点是绝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看起来是劝君主吝啬，其实质却是劝谏政府不侵害人民的私有财产，保护人民的经济利益。
更具近代性的是，马基雅维里建议政府鼓励民间发展工商业。“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君主必须激励他的公民在商业、农业以及其他一切职业上，能够安心地从事他们的业务，使一个人不至于因为害怕他的财产被拿走而不愿意有所增加，使另一个人不至于因为害怕而不愿意开办一项行业。相反，君主对于愿意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以及试图以任何方法发展城市或国家的人都应该提供奖励。”⑥这种看法明显体现出马基雅维里对政府引导人民致富的要求。
在军队建设上，马基雅维里强调国民与军队的结合。他赞赏国民军，不看好雇佣军，反对外国援军。何为本国军队呢？“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⑦马基雅维里只赞同君主拥有本国军队，因为唯有自己的军队是可靠的，“任何一个君主国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⑧这和以前意大利各城邦的做法截然相反。而别人的军队不是不适合君主导致打败仗，就是太强反噬君主。雇佣兵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缺乏爱国忠诚与牺牲精神，只为在战争中谋利。“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热诚，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⑨同样，马基雅维里认为外国援军是危险的，取胜则反噬吞并盟国，失败则拖累君主一同失败。“因为如果他们打败了，你就完蛋了，反之如果他们赢得胜利，你就要成为他们的俘虏。”⑩
可见，马基雅维里的富民强兵模式旨在帮助佛罗伦萨摆脱现实危机，它既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有现实意义，也是意大利向近代国家发展的表现。马基雅维里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思考具有理性务实的特点，这是一种近代性的体现，正如布克哈特对这一时期意大利政治新特点的概括，“出现了经过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的国家、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①一方面，马基雅维里的“富民”体现在对财税制度、经济政策的改革上。他提及吝啬君主的实质是一种量入为出的财税制度，要改变中世纪政府对臣民财产任意摊派赋税的做法，变掠夺式征收为理性财政，统治者必须兼顾人民经济利益与建功立业。此外，城邦政府还需承担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因为面对16世纪后统一后的法国、西班牙等大国，佛罗伦萨虽不乏市民个体从事海外贸易、经营手工工场的城市经济传统，但在人口总量和国土面积上都相距甚远，总体国力处于绝对劣势，所以，政府唯有积极鼓励民间工商业，通过富民来强国，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谋求生存。另一方面，其“强兵”则体现在对意大利军事制度的改革之中。伴随数个世纪前意大利封建制的衰落，以领主和骑士为核心的职业军队也消失了，而城市民兵也无法长期脱产作战，于是意大利逐渐形成了依靠缺乏忠诚的雇佣兵和不可靠的外国援军作战的军事制度。到16世纪初，这种弊端重重的军事制度导致意大利各国在法国和西班牙入侵时不堪一击，沦为列强争夺的对象，这促使马基雅维里劝谏政府改革现行军事制度，创建一支忠诚可靠的国民军，让人民积极参与到军事事务中，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核心。
综上所述，在16世纪初佛罗伦萨改革过程中，萨沃纳罗拉、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里提出了各有特色的改革模式：萨沃纳罗拉希望通过扩大政治基础、鼓励民众参政来解决危机，于是，他主张创立超大规模的大议会，并在改革政治结构中打破精英垄断，引入人民这个关键性因素。而圭恰迪尼秉持包容各方势力的温和态度，他繼承了保障人民参政权力的大议会，并提出了延长政府首脑任期和可靠的元老院的方案，试图建立一种让各阶层都参与的模式，平衡精英与民众权力，建立一个稳固而可行的政府。马基雅维里从意大利贫弱两大困境出发，关注税收、经济和军事3方面，以务实理性的态度分析了政府保护和促进人民的经济利益、组建一支忠诚可靠的国民军必要性。虽然3位政治思想家在具体政治设计上有所区别，但他们都注意到了人民在近代国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无论是哪种模式，都体现出意大利城邦向近代国家过渡中对人民的重视。
【作者简介】杜佳峰，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近代早期欧洲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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