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学看体育人文理论研究

    王志威

    摘要：体育人文研究存在哲学思维多样化和理论体系的不足、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缺乏深义、学科研究方法也显得相对单一等问题。哲学思维及理论缺失，将导致终极价值观偏离本位；传统文化的缺失，会导致民族符号、象征的消失；研究方法不足，会使学科发展缓慢。以人文学母学科——人类学的观点和研究经验，对体育人文理论的发展进行思考，体育文化现象不是随机创造或者抽样参照的结果，发展体育人文理论要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和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理论；人类学；传统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4-0013-04

    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要发展社会学、人类学，紧接着由中国社科院胡乔木牵头，费孝通负责操作，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就这样重新步入学术正轨。在此基础上，经后来体育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又创建了一门体育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按照卢元镇[1]的观点：“体育社会学和体育人文科学合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简称体育人文社会学。”其基本研究思路是关于体育人文与社会的联系，集中关注社会各种体育现象，着眼点在体育文化。目前，体育史、体育哲学、体育伦理、体育美学、体育文化、体育人类学等，主要探讨内容包括体育的人文价值、伦理和审美等。作为新兴学科，从体育人文理论发展趋势来看，应有所突破，而不是不断重复前人所述。本文将从理论上围绕哲学思维(价值判断)、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范式)等作简述。体育人文理论研究可借鉴人类学研究，以促进体育人文理论向深层发展。未来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多将体育归于大文化范畴，所以，发展体育人文理论，可以回到人类学中去找寻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作参考。

    1人类学与体育人文理论

    人类学研究“人”本身及其文化，是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把日常教育的零散科目合为一个便于掌握的整体[2]。人类学最早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多关注体质方面，现在则多集中于文化方面的研究[3]。而体育人文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人本身以及人参与的体育文化活动，研究内容包括对人与体育的哲学分析、伦理关系、审美、价值判断等，也可说是属于人类学研究的部分内容。胡小明[4]教授认为：“体育人类学，属于应用人类学的范畴”。

    从人类学看体育人文理论研究，会显得哲学思想更开放、更加具有包容度。人类学注重站在上层(文化的角度)看问题，蹲在下层(田野调查)研究问题，问题集中在人的文化(思想层面)和文明(技术层面)两个层次。从上层看，中国体育人文理论整体架构，即学科的构建问题(体育文化研究的构建)，首先是研究的哲学思维，其次就是学科的哲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从下层看，目前中国体育人文理论的路线，主要是以文化学作理论指导，一直在研究人的身体娱乐活动与社会的关系，具体研究对象表现为“体育文化”。但是，到底什么是体育文化以及如何深入研究体育文化等，体育学界一直还在商讨中。人类学最早研究的是人类体质(解剖特征)，后转向民族、宗教等文化层面，已经从“文化概念”的漩涡中走出，把关注焦点定位于“何时”使用文化这个概念。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人类学能为体育人文的研究提供相对成熟的理论。人类学属于“新”科学的第一个，而不是“旧”科学中的最后一个，它正在探索如何理解人们广泛著述的人类状况之新方式[5]54；“人类学是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的世界性，是由人类学从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的两个面向的世界性所支撑的”[6]。

    2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的结构性问题

    2.1哲学思维和理论体系的缺失

    每个民族、国家都应有自己的哲学观、文化观。哲学思维的缺失，会使体育终极价值观不够清晰。中国体育发展的哲学思维，往往被“权势思维”所替代，在这种状况下，体育顺势为权势服务，但是，保障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还需保持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从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来看，开展体育人文理论研究，首先要找回体育的历史渊源以及自身哲学，其发展方向才不会偏离本位。

    中国的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支撑，没有明确的理论方向作指导。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体育哲学研究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不少体育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唯一的理论工具，坚持在思维领域形成的辩证逻辑关系，过分强调其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及外推作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人们必须将理论与社会密切联系，才能深刻洞察社会。实践也表明，如果仅仅背几条耳熟能详的原理，而脱离与社会的联系，就与马克思的要求相背离。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的理论，还应是被重新创造的理论[7]。僵硬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束缚了体育哲学研究，使其停滞不前。二是存在着一些不求甚解的时髦理论。不少研究者将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理论生硬地强加到体育人文理论研究中，由于缺乏深刻的理解与剖析，显得非常牵强。

    2.2研究方法以文献提炼为主

    我国的体育人文理论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以文献提炼式研究为主。体育是活生生的人体内在功能外化表现载体，承载着各种时代气息，可以说是一种古典式身体活动的流行文化。因此，倪依克[8]认为：“从学科发展来看，研究方法是否合理与完善，直接影响到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翻看近年相关文章，以文献资料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有相当大比例。”

    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调查与分析》[9]来看，95.6%的硕士和43%的博士运用文献法研究；47%的硕士和23%的博士用逻辑法；64%的硕士和29%的博士用教学法；7%的硕士和9%的博士用观察法。在人类学研究发展史上，也曾经出现类似情况，即过多地从文献、历史学的角度进行阐述和解释，实际上，最后导致人文理论知识的总量还是没有增加。“在解释的方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一直不断强调历史观点和历史的解释方法，即严格局限于历史的假设构拟，拒绝一切通则和一切阐述规律的努力”[10]，“学科走进了一条方法论的死胡同”[11]。

    2.3本土体育文化缺乏深义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体育学科建设，过度依赖西方体育模式体系，反映出我们对西方体育文化盲目崇拜，忽视自身民族体育文化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人类学理论普遍认为文化不应有优劣之分。如果我们认为中华民族体育不如西方，那么，在信息化迅猛发展、提倡高效率社会的背景下，本土文化遭受破坏的速度将会猛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中国传统民族体育在不久的将来会销声匿迹。此外，世界体育如果没有融入中国体育元素，也只是欧洲体育的世界化而已。因此，中国应重视对体育人文理论的深义研究，捍卫本土特色的同时也是在捍卫全球文化生态。

    何为深义？体育文化研究有狭义、广义之分，周一良先生将深义研究定义为：综合狭义的几个不同领域，或在狭义上更进一步，“而隐藏在五光十色文化现象背后的若干共同的东西，叫深义或深层文化。正是这种深义文化才充分彻底地表现了民族性，大讲特讲出来的恐怕都不算深义。”人类学的“文化无优劣”理论，能为重视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佐证。例如，体育文化的深义研究，沃伦?D?希尔(WarrenD.Hill)和约翰?E?克拉克(John E.Clark)在《体育、赌博与政府：美洲的第一份社会契约?》一文中认为墨西哥南部马查坦(Mazatan)地区曾存在一个有着3 600年历史的球场。这意味着在中美洲，球场、竞争性体育和出现第一个根据先赋条件参加的协会，这三者之间有着重要联系[5]55。另外，胡小明[12]教授也对黔东南的独木龙舟进行了实证的深义研究。但是，从总体的体育人文研究看，体育文化的深义研究在国内不多见。

    深义并不深奥，在日常生活文化和观念文化中也能得以体现：从人类学观点看，中西方文化仍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的体育审美中，中西方基本价值观不一样。中国重视的气节、道德，难以量化，这让西方人难以理解，不能广泛地被接受；而西方重视的美，可以部分量化，有具体的衡量标准。西方体育比较重视实际效果，如躯体强壮与休闲娱乐，强调感官美，尤其是视觉美；而中国体育重视整体效果，如身体素质与意境，强调身、眼、神、气、意境等的结合。说来有点“玄”，但这就是文化，西方体育就没有“意境”一说。总之，不管是体育的生活文化(实践层面)，还是观念文化，皆需深义研究。

    3体育人文理论研究发展的思考

    构建中国体育人文理论体系，既要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理论与经验，又要在体系框架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在世界强势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将受到严重侵蚀，甚至被覆盖。这时需要学者对现有的研究范式持有怀疑，从本源上、本质上入手，可在理论上借鉴人类学，探讨中国体育人文的历史、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避免体育人文理论陷入“似牛非牛，似马非马”境地，或以防成为西方的“跟班者”。

    3.1体育人文理论的学术培育

    从学科环境看，人类学作为体育人文科学的母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断层，具体原因也不为人熟知。宋蜀华[13]认为：“时至今日，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仍然远不如历史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为社会所熟知，从而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规模。”相对来说，更为年轻的体育人文科学，还需要一个更长的成长期，一方面，从国内的人文社会学母学科中进行借鉴，另外，亦可从国外引进参考，目标是要培育具有中国理论深度的体育人文学科体系。

    从专业人才和学术氛围上看，目前，体育人文理论虽一直在发展，但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专业人才的缺乏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体育界历来重视技术，相对忽视对体育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导致其整体文化素养低于其它领域，而文化精英分子更少，能结合理论扎实做基础研究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在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培养一位学者需要数十年时间，所以，社会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研究者能专心从事基础工作。在体育人文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必须加大对体育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政府除了要给予财政与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要真正营造畅所欲言、思想开放的学术环境。

    3.2哲学思维多元化和有限外引理论

    哲学思维的多元化，指在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的指导下，继承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哲学体系，其核心是发展民族文化，按照费孝通[11]190的观点就是“文化自觉”的表现。借后奥运、后亚运之机，拓宽中国体育人文理论的视域，充分利用中国体育传统文化与世界流行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人文学科；在盛行民主主义思想背景下，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普通民众；在全球化体系中，不随世风，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保留并发扬自己传统民族体育文化。总之，重视体育的发展，前提是哲学指导追求多元化，就有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就可以保护体育文化生态环境。

    可以借鉴人类学进化、播化、批评和功能4个主流学派的理论。借鉴斯宾塞、泰勒和摩尔根为首的进化论学者，注重社会阶层(或者说层次)，及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借鉴格腊那、利维亚和斯密等为代表的播化论，主张民族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各种方式追寻其痕迹路径；鲍亚士、萨皮尔等的批评派重视历史重构。借鉴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等的功能派理论，则看重文化平面分析，重在文化内各个因素的关联与相互影响，并紧密结合实效政策[14]。人类学除以上一些主流理论以外，还有一些其它现代理论。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代表之一，应较好地实现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与发扬，需警惕盲目追随全球化潮流的趋势，若这样持续下去，将会丢失自己的民族特色。在理论研究深度不足的中国体育界，这种情况尤其凸出，显现在举办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后，中国体育的世界同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无论是运动项目、个人还是机构，都被卷入其中。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对体育人文理论的基础研究亦应加大投入力度，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定位与传承。在基层社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同样得不到国民的高度重视，不能很好地传承、推广。这种大环境也加剧了中国体育哲学思维的丢失。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方法，不一定要照搬其形式。西方学者研究的哲学思维、方法与内容各有不同，但有一共同点，就是不会受到某一意识形态束缚，能根据时代的变迁作出相对客观的判断。

    3.3传统研究范式的改良

    目前，在我国体育理论界，多数是体育科班出身，受训于前苏联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沿用前苏联的思维模式。这种继承性思维，容易造成研究的单一性。另外，体育人文理论研究人员缺少全球视野和深厚文史哲功底，几十年来，这一现象有所改善，但改善空间还很大。学科交叉或许能解决些问题，体育学科发展需要社会各个领域的合作，应吸纳更多其它领域研究人员进入到体育学科中来。

    可以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说，主张多与田野接触，少纸上谈兵，其出于“进化论”而胜于“进化论”，将文化看作是满足人的工具；拉德科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注重实地调查，分析整体因素之间的联系，不孤立看问题、不在屋内空设想，还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布朗比马林诺夫斯基更具理论概括性；葛兰言这个法国人偏向于文化注释的方法，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人际网络研究得很透彻；美国波亚士的“历史具体主义”，从小处着眼看社会文化、历史[3]44，等等。

    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民族特色，是各发展中国家都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体育人文理论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既不盲目排外，又不被西方完全同化，还可保存本土体育人文特色呢？这个紧迫却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引起体育人文研究者的关注，即如何将中国体育放在“儒、释、道”的大背景里去研究，既不盲目崇洋，又要克服目前中国本土研究者的自卑心态，树立自信，形成自我文化研究体系。

    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西方文化中心论”为基础，并认同“文化平等论”，可为中国体育人文理论的发展作参考。中国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的对象——“体育”，是一个西洋舶来品，但在中国，西化的体育人文理论不深，本土化理论又缺乏，即体育人文理论尚未形成本土特色体系，始终还在西方人文理论外围打圈。从人类学看中国体育人文理论研究，其理论疆界呈偏狭窄，一般来说，研究者可一方面融合西方人文理论，一方面内省本土的习俗、信仰、传统体育活动、本土体育哲学、体育价值观等生活文化和观念文化，最终是为树立体育文化自觉和体育文化自信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卢元镇.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由来、功能及理论框架的研究[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0，2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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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倪依克，胡小明. 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体育人类学专题会议述评[J]. 体育科学，2009，29(10)：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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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拉德克利夫?布朗[英]. 社会人类学方法[M]. 夏建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2.

    [11] 费孝通. 论人类学文化自觉[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3.

    [12] 胡小明. 黔东南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一)[J]. 体育学刊，2009，16(12)：1-8.

    [13] 宋蜀华. 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0(1)：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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