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楚人的武术文化探究
王家忠
摘要:先秦时期,楚国吸收吴、越的冶金技术和击剑技艺铸造出长剑。楚国不但拥有射术精湛的高手,而且形成了较完整的射术理论。“长兵的缩短,短兵的延长”,显示了楚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也使武艺的内容、方法更加丰富和充实。荆楚地区独特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战争、动乱的历史条件是楚人尚武的根本原因。战国初期,在楚国上层贵族中流行导引养生术,深受道家养生思想的影响,练养结合是荆楚武术的特点。楚人“赴江刺蛟、遂断其头”的刚勇品性,闪耀着楚人尚武的精神光芒。楚人尚武,乐战轻死的民族性格,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荆楚民族体育风格,正如《史记》中云:“楚人剽疾,勿与争锋是也”。
关键词:武术文化;楚人;先秦时期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12-0087-04
Exploration of the Wushu culture of the Chuese in the pre-Qin period
WANG Jia-zho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Anhui Chaohu College,Chaohu 238000,China)
Abstract: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 Chuese had forged fencing swords by learning metallurgical technologies and sword forging techniques from the states of Wu and Yue. The state of Chu not only had excellent archers with exquisite archery, but also develop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archery theory. “The shrinkage of long weapons, the extension of short weapons” showed th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ve spirit of the Chuese, also made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martial arts more diversified and completed. The unique hostil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and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such as wars and turmoil in the Jing and Chu regions we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Chuese to worship martial arts. In the early state warring period, the guided fit keeping technique prevailing among upper nobles in the state of Chu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fit keeping ideology of Taoists; the combination of body exercising and fit keeping w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Wushu in the states of Jing and Chu. The brave character of the Chuese, as described in “a Chuese killed a flood dragon and cut off its head”, shined out the martial art worshiping spirit of the Chuese. Such national characters of the Chuese as worshipping martial arts, willing to fight and not afraid of death, contained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enriched national sports styles of the states of Jing and Chu. As described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 Chuese are nimble, so we should not fight with them”.
Key words: Wushu culture;Chuese;pre-Qin period
楚人的祖先从原始部落时代起,就活动在今湖北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在险恶的地理环境中求生存。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商朝晚期,楚族首领鬻熊率楚人活动于丹阳(今湖北汉水西、荆山南)一带。商亡周兴,周成王念鬻熊有功于周,封鬻熊曾孙熊铎以子男之田,号称楚子,正式建立楚国,建都于丹阳,成为周朝南方诸侯国之一。楚立国之君熊铎,带领楚人开垦荆山(今武当山东南,汉水西),使楚地得到开发。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
1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楚人尚武精神
据专家考证,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江汉地区广大河谷原野上,遍布着类似屈家岭文化的氏族部落。这些远古人类生活过的文化遗址,蕴涵着荆楚武术的源头[1]6。人类文明的进展以及不断积累狩猎和实战中的格斗经验,从而逐步促进了荆楚武术的形成[1]2。
传说以尧舜为首的华夏部落曾与三苗发生过长期战争,多次打败三苗。禹伐三苗的地点在今湖北江汉平原一带。据史籍记载,大禹时期三苗部族多次反叛,征伐多次未能使之降服。后来,禹停止进攻,让士兵持斧和盾进行操练,请三苗部族的人观看这种“干戚舞”,以显示武力雄厚,三苗部族从此臣服[2]。三苗大部分逃入深山溪峒或向西南山林迁徙,成为后来湖北“荆蛮”、“长沙蛮”和湖南境内以及云贵苗、瑶、侗各民族的祖先,“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3]。湖南长沙在夏、商、西周时为古“三苗国”,春秋中期,楚国政治军事势力进入长沙地区,战国时又在此建造城邑,驻扎军队,从而揭开了长沙政治军事史的第一页,远古楚人主要生活在今湖南和湖北两省[4]。
在“郧县人”、“郧西人”生活过的鄂西北大山区,原始的楚族先民与猛兽的争斗不可避免。初时人们只有用树干、石头等作为武器投掷、劈刺,用拳打、脚踢、撕扯等,配合躲闪、跳跃、滚翻等动作,以求取胜。今天的湖南和湖北地区都传说炎帝神农氏曾经在此生活,“神农之世,削石为兵”(《太白阴经》)[1]4、“廪君,刑天与帝争神”(《山海经》)、“应天杀蚩尤与夸父”[5]307。炎帝、廪君、刑天被楚人尊为祖先。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就有关于“武”的记载,上古时期的原始社会,今天荆楚大地已是争战之所,这种争战便成为荆楚武术萌芽的契机。 先秦楚人天性劲勇、尚武、喜战、乐斗;楚君是尚武精神的提倡者、培植者和典型的示范者;楚臣如其君,是楚国军事训练和军事体育事务的全面继承者,同时又是经军重武、骁勇善战者。荆楚地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战争、动乱的历史条件是楚人尚武的根本原因。楚人尚武,气质刚勇,勇武爱国,乐战轻死的民族性格,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荆楚地区民族体育风格[6]。
从商朝自西周,楚部落、国族一直在强邻秦国、齐国、吴国等国的夹缝中顽强求生,从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楚终于从睢荆山区走向江汉平原并称雄中原。春秋后期至战国中期,楚又拓土扩疆,发展成为“地方千里,带甲百万”[7]的泱泱大国。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战争、动乱、政治背景造就先秦楚人“尚武”。尚武是楚人求生自强的武器,争霸称雄的法宝,同时也是一种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今天“竞技”或“体育”形式,先秦时期称之为“武娱”,包括某些带有军事性质的体育活动和医学健身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个民族或国家的尚武之风和健身之俗[8]。楚人尚竞技,对楚国人身体素质的增强、军事武艺的提高、国力的强盛,都具有积极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楚人竞技不仅以项目齐全名扬列国,更以水平高超闻达于诸侯。
2聪明才智使得楚人拥有雄兵利器
史实证明,蚩尤为楚族的祖先,拥有9个部落81个氏族的大联盟,建立了九黎国,“蚩尤造五兵”,依仗刀戟大弩,诛杀无道[9]。楚国长期使用青铜兵器,后期逐渐使用铁兵器,它的武库是最庞大而且最先进的。论质料,可分为铁、铜、木、竹、皮等制品。铁兵器主要有剑、戈、矛、匕首、镞;铜兵器主要有剑、戈、戟、矛、匕首、镞、弩机等;木兵器有盾、甲、弓等;竹兵器有弓、箭杆等;皮兵器有甲、胄等。进攻性武器有弓、矢、戈、矛等;防御性武器主要是甲、胄、匕首等。
1975年冬,在楚国故都纪南城东门外先后发现墓葬600余座,获得了大量的随葬物,有各种兵器达571件,有各式青铜剑172把、各式铜戈150件、各式铜戟7件、各种青铜矛15件、竹弓25张、木盾17件,另有箭簇、匕首若干。数量巨大、门类齐全,为楚国的兵器宝库。这样集中出土先秦兵器在全国是第1次,为研究古代兵器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标本[10]。楚墓中出土青铜剑的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皆居列国之首[11]。
春秋战国时期,随车战向步骑战的发展和实战经验的积累,戈的形制有很大的改善。增强了戈头的击杀功能,并制造出双头戈或三头戈,更好地发挥戈在步战中的使用和应变能力[1]24,楚国的戈兵器改进走在各国的前列。最早的弩出现于春秋晚期的楚地,世有楚琴氏造弩之说[12]。在江陵楚墓中还发现过双矢并射连发弩,可连续发射,射程约20 m。湖南长沙扫把塘楚墓出土的弩机,全长51.8 cm,各种构件保存完好,系利用杠杆原理制成,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把全弩[13]。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铁剑,楚地(湖北大冶)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以及铸造技术的提高使得铁剑的形制得以变长。秦昭王曾向秦相范雎忧虑地说:“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思虑远而御勇士,恐楚之图秦也”。秦昭王一面赞扬楚国生产的铁剑锋利,另一方面又担心楚国士兵勇敢,对秦国构成威胁,从中不难看出楚人对武器改进的重视。在南方楚国地区发现的铁器中,兵器居多,其中有戈、矛、剑、刀和匕首等。《荀子?议兵篇》曰:“宛钜、铁釶,惨如蠭虿”。大刚曰钜,可能是带钢的兵器,釶是蛇矛,说明楚国兵器锋利,质量较高[14]。
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先后在湖北省江陵县的楚墓中出土,其铸造工艺之精细和锋利为同类兵器无法相比。吴、越原是“宝剑之乡”,在越灭吴、楚灭越之后,原来为越王铸剑的大师干将、莫邪,转而成为楚国的铸剑大师。从此,楚国不仅自己铸造了大量华美的青铜剑,还将吴、越等国的名剑也掳到了楚国,这就是这些稀世剑矛为何出土于楚墓的缘由。
长剑首先出现在楚国。春秋末期,楚国占领吴越地区并吸取了吴越的优秀文化,楚国的长剑是在吸收了吴、越的冶金和铸剑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懂得含锡较低的青铜较为坚韧不易折断,而含锡较高的青铜性刚而锋利,因此生产出脊部和刃部分铸的复合剑,既坚韧抗折又刀口刚劲锋利[15]。湖南长沙楚墓出土铁剑长1.4 m,为一般铜剑的3倍,可能为人们所说的“荆楚长剑”。战国时代,楚国的长剑独步于列国,成为天下瞩目的利器[16]。楚人将短剑加长的用法,对后世提出“短兵长用”的武术技法理论打下基础。
春秋末期,在吴楚地区开始出现钢剑,如著名的湖南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的钢剑,长38.4 cm,宽2～2.6 cm,脊厚0.7 cm[17]。系以中碳钢制成并经反复锻打和高温退火,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把钢剑。铁制剑和弩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青铜剑的大量生产及其工艺的改进,以及青铜戈、戟、矛等的演进,表明战国时期楚国兵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生产力的提高和当时争战环境对荆楚武术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楚人尚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爱美情趣,楚人在兵器的制作上倾注了极大的艺术创作热情,具有实用功能的兵器,从盾牌到弩,有不少本身就是一件绝妙的漆器艺术精品。楚国人在制作甲胄时往往要进行髹漆。江陵藤店1号墓出土的皮甲、江陵拍马山5号墓出土皮甲漆片、长沙战国墓出土的黑漆彩绘漆盾等都是楚国皮胎漆器的实物。
3楚人善射的同时总结出武理
楚人善射,历代不乏高手。楚国射手养由基,百发百中[12]。《左传》记载楚共王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楚晋鄢林陵之战前,养由基和潘党试射,一箭穿透七层皮甲。战斗中晋将吕绮射中楚共王眼睛,共王叫来养由基给他两支箭,还射吕绮,养由基只发一箭就射中吕绮脖子而毙其命,执另一只箭复命共王。当楚军被晋军逼入险境时,养由基连射连中,阻止了晋军的进攻。楚人伍员,即伍子胥,也是善射之人[18]。熊铎传至熊渠,熊渠素以胆气和勇武见称,尤以射技高超,威震遐迩,有射石而“没金饮羽”之功[1]19。楚国君王历来有习射的传统,而且多练就上乘射技。战国时楚宣王率车骑千乘,游猎于云梦之野,突然间一头犀牛向楚宣王乘车冲撞过来,楚宣王镇定自若,引弓发箭,一箭射倒犀牛,众皆惊服[1]36。
楚人在善射的同时,又形成了较完整的射术理论。羿、逢蒙者,天下之善射者也(《荀子?正论篇》)。逢蒙死后,遗有《射法》二卷,《汉书?艺文志》里还收录了《逢门射法》两篇[19],现已亡佚。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记载,越王勾践的大臣范蠡推荐楚国的“善射者”陈音训练弩手[16],并向越王论及射箭之道,即射术理论。楚人陈音所言强调动势与气机的有机配合,是对当时射技理论完整的描述和总结。
楚人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春秋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楚国古兵器实物的特殊结构进行研究认为,楚人对兵器的构造进行了改进。具有特殊结构的一些楚国古兵器是指装着双头或三头的戈;装着双戈或三戈的戟;装有三角铜刺和铜箍的殳。春秋战国时候,车战逐渐向步战转变,在步战中,戈、戟、殳由于其“长”而隐伏弊端。严酷的战斗技术问题迫使楚人研究对策,楚人运用超常的聪明才智,在长兵器本身结构上加以改进和创新,发明制造了具有双头或三头的戈、双戈或三戈的戟,在殳头上装上铜刺,又在铜刺之后和殳干的前端装上球形的铜刺箍。这样既可发挥长兵的远击效用,而且可以利用长兵的第2节或第3节截杀身前的敌人。这是根据三头戈和三头戟的特点并融合武术技法原理所作出的改进,为后世提出“长兵短用”的武术技法理论打下基础。总之,武器的改进,长兵的缩短,短兵的延长,显示了楚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也使武艺的内容、方法更加丰富和充实。
4导引养生与武艺习练结合
战国初期,楚国的导引养生术已经在上层贵族中流传。楚大夫屈原是“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屈原《涉江》)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位对导引养生有精深研究者,其作品《远游》中的许多词句是养生修炼方法的精髓。如“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指的就是气功所谓“作忘”之象;“因气变而遂曾举兮,忽神奔而鬼怪”,指的是练功时出现幻觉;“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指的是练功时的神清心静,吐故纳新[1]43。
关于古代导引,不仅有各种传说和文字记载做根据,而且还发现了两千多年前的导引图像。导引在汉代有较大的发展。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 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医书,其中《却谷食气》和《导引图》的发现,为进一步了解汉代及汉以前的导引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长约1 m、宽0.3 m的帛上的《导引图》,引起了医学史界和体育史界的极大兴趣和重视。《导引图》彩绘有44个各种人物的不同导引动作,图侧并有文字说明,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导引图象,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身图谱。总之,同先秦导引术势相比,西汉初年导引术发展较快,术势大量增加,重视动作幅度,以及导引与行气相互渗透与交融,标志着以疗疾治病的单势导引术已趋于成熟。
《导引图》上绘有各种不同操练姿态的男女,并标着“熊经”、“鸟仲”、“爰(猿)”、“沐猴灌”等名称,及它们主治的病症名。这是我国考古发现中年代最早的一幅健身图谱,为研究我国独特“引导”疗法的源流和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这幅《导引图》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导引术的发展,到了汉初已逐步形成为一套医疗保健体操,同时也证实了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在医疗体育方面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不论是导引养生还是日常养生,与武术一样,特别重视人体各机能器官之间、人的精气神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和谐与协调。只有和谐、协调,才能持续发展。这是中华文化之真谛,社会进步之根本,也是身体健康之秘诀[20]。
道家的鼻祖老子即为楚人,其丰富的养生思想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武术习练中。武当武术是道家以及道教与武术结合的典范和明证。故此,荆楚武术最大的特点就是练养相结合,在练习的时候不但重视身体外部的强壮,更加注重身体内部功能的提高。
人类文明的进展,由于生产劳动和狩猎工具的使用,不断积累狩猎和部落战争中的格斗经验,从而逐步促进了荆楚武术的形成。炎帝、廪君,刑天为楚人祖先,在廪君、刑天与帝争神”、“应天杀蚩尤与夸父”等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就有关于荆楚先民的武术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楚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先进的铸造技艺,生产的兵器锋利,造出了独具特色的“荆楚长剑”。楚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使武艺的内容、方法更加丰富和充实。楚人善于改进武器,造出比弓箭威力更大的弩。楚人在善射的同时,对箭术理论也进行了总结,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深受道家养生思想的影响,练养结合是荆楚武术的特点,在练习武术的同时,不但重视身体外部的强壮,更加注重身体内部功能的提高,重视人体各机能器官之间、人的精气神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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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谭广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