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的动因及影响
戚斌
摘要：“超英赶美”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在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超英赶美”战略的动因主要表现在于：走自己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之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赛，依靠革命传统和群众热情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超英赶美”思想；毛泽东；动因；评价
新中国建立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就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赶超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超英赶美”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在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深入研究这一思想，对推进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思想从1955年3月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至1976年他本人逝世，二十年间变化很多，起伏亦大，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可作如下划分：第一阶段即初期阶段，是从1955年3月到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之前。特征是：一是赶超目标定位于英国；二是将钢铁产量作为指标；三是设想的赶超时间较宽裕，约从五六十年到七十五年之间。第二阶段即思想曲折发展阶段，从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到1960年底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之前。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赶超时间一再缩短，目标扩大到英美，全国出现片面追求钢产量热潮，经济建设平衡遭到严重破坏；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前期，急剧膨胀的“左”倾错误得到初步纠正和遏制；庐山会议后期，特别是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和撤回专家，赶超思想再次膨胀，全国钢铁元帅重新升帐。第三阶段，1960年底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后，面对再次“大跃进”盲目举动产生的残酷苦果，毛泽东调整了一些经济建设的指标，并在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十五年赶超英国”的浪潮逐步平息。接着，他根据经验和启示，逐步提出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和部署。
毛泽东赶超战略的主要动机有三个。他的首要动机是，中国要探索和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之道，不可照搬苏联工业化经济模式。在新中国建设的初期，苏联模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国情现状和历史发展不同，苏联模式忽视农、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这与我国人民改善生活的现实需求有着明显矛盾；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和波匈事件也为毛泽东敲了一记警钟。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他反思在经济工作中特别是在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存在一定的教条主义，对不做分析、不加比较地照抄硬搬苏联经验的做法进行批评，提出要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尽快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一方面要坚持重工业的建设重点，另一方面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1]（P.24）他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灵感，提出农村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实施路径，希望通过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通过巧妙组合劳动力来弥补机械化方面的弱点，合理、有计划地分工协作，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确实达到了预期目的，这让毛泽东大大增加了信心，认为找到了解决发展重工业与发展农业矛盾的方法，通过集体协作，就能在集中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维护农民利益，这就实现了他“走自己的路”的最初愿景。
毛泽东提出赶超战略的第二个动机是“不断革命”的思想。1949年新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是140亿元增长，到了1957年，就取得了784亿元的佳绩，特别是在“一五”计划期间达到了每年18.4%的增长速度，远超同期3.7%的美国和2.9%的英国。毛泽东考虑接下来的发展方针，提出“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从1956年开始，他把“多、快、好、省”作为反对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提出来，对“鼓舞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极为赞赏。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提出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历经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基层整风，现在需要再来一个技术革命，加强新中国的物质基础，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 [1]（P.349-351）这是中共八大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的延续，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时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观点，没有明确而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只是毛泽东认为现在需要提出新的任务了，就随之改变了工作重点。
毛泽东提出赶超战略的第三个动机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赛，超英赶美，证实社会主义的优越。一方面，五十年代末期，两大阵营处于冷战，相互间的较量主要是通过竞赛而非战争。社会主义阵营萌动着一股“赶超”浪潮。赫鲁晓夫首先声称，苏联要在牛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这给一直有着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强烈愿望的毛泽东极大的鼓舞和启发，决定找西方另一个主要对手英国比赛。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深受帝国列强凌辱，新中国成立后，赶上、超过西方列强，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重立于世界舞台，这是几代中国人民的夙愿，因此赶超思想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郑重向世界宣称：15年后我们可以赶上英国。”其实，毛泽东这一思想其实酝酿已久，他认为中国有好的制度，又有众多人口，对此有着比较坚定的信心。此外，毛泽东提出赶超战略，还有着赶超苏联的意图。在1956年春，毛泽东谈十大关系时，就提到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万吨，1940年增加到1 800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1 400多万吨，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可以比一比，中国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赶超战略前期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忽视了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脱离了社会实际，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教条主义、反经验主义本来是好的，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片面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情绪。由于反复地讲唯物论、辩证法，使得这种不合实际的赶超更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形态。列宁曾作了极深刻的总结：“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可以在工人农民现有觉悟水平上通过激发他们的热情来完成……但这个优点现在成了我们最危险的缺点。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但失误正出在这里。在情况已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去完成另一种任务的时候，是不能够向后看，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2]（P.349）毛泽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认识，他认为精神比经济因素对生产更有效力，以为通过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就可以解放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就可以拔高生产关系的形式，增加生产力，这使得赶超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忽视了一些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提出赶超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百年来求富求强的愿景，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民大众的心声，即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最大限度地依靠、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发展社会经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这是当时的人民由于解放而焕发出来的高昂热情和追求更高目标的一个具体体现。赶超口号深入人心，对于一个饱经忧患、任人宰割了百年的民族来说，这是一种民族责任、自信和热情的表现形式，它激励了中国人民迸发出高涨的生产热情，激发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拼搏精神，激发中国人民屹立于世界民族先进之林的意识，这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就如薄一波所说：“在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和美国政府不断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的国际环境下，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憋一口气，矢志增强自己的实力，争取某些产品尽快赶上某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无可责难的。”[3]（P.718）
毛泽东的赶超思想对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高速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更好、更快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据统计，1955年毛泽东提出赶超战略时，我国社会总产值是1 415亿元，人均国民收入129元；到1959年我国社会总产值达2 548亿元，人均国民收入183元；到1976年，我国社会总产值达5 433亿元，人均国民收入261元。就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来说，在世界上是少见的。从世界历史上来看，后进国家如亚洲的日本、“四小龙”，也在充分利用先进国家已有科技基础上，只经过一、二十年的超速发展就缩小了差距，赶上和超过原有的发达国家。中国现代化发展起始晚于英、法、美等工业化国家百余年，经济起点又相对特别低，在这种情况下，必定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而要压缩追赶过程，快速实现现代化进程，才能迅速增强国力，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威胁，从而真正地体现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此毛泽东提出赶超思想，要求打破常规，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路子，是顺应当时国家发展的战略决策，揭示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无论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还是现在来看，都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总的来说，“超英赶美”思想的这一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误。它在前期阶段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并在社会实践中造成巨大损失，但是毛泽东发现并吸取经验，纠正了错误；在后阶段的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积极的现实影响。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 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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