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发展的文化选择
谢荣华
摘要:竞技武术技术的异化、传统武术练法的遗失是武术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文化是现今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武术具有的文化使命和“文化立国”战略的指引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文化立国”战略;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11-0081-05
Cultural choice for Wushu development
XIE Rong-hua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 The dissimilation of technologies of competitive Wushu and the loss of techniques of traditional Wushu are realistic dilemmas faced by Wushu development. Culture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Wushu development today, mainly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Chinese Wushu, the guidance of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culture”, and the orientation of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Wushu;strategies for “culture orientated national development”;cultural industry
回溯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中国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技击功能、健身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随着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突显,如何从文化的视角对武术发展的路径进行探索,也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1武术发展的文化需求
武术的名称在历史上各不相同,夏商周时期称为“拳勇”、“手搏”、“角力”或“斗勇”;春秋战国时期称为“技击”、“相搏”或“手战”;秦汉三国时期称为“武艺”、“角抵”或“手格”等;两晋南北朝时期称为“讲武”、“武艺”、“相扑”或“拳法”等;隋唐时期除了上述名称以外,又出现了“拳捷”、“试扑”的名称;宋元时期又出现了“摔跤”和“打套子”的名称;明清时期又增加了“白打”、“使拳”、“使艺”、“拳法”、“把式”、“对力”或“对拳”的名称;自近代以来才称为“国术”、“武术”、“国技”、“把式”或“功夫”。纵观不同时期的武术名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就是人们十分重视武术的“使用价值”,充其量只是将武术作为人们搏斗的工具,很难从中悟出武术内在的文化意蕴,近代将这一独特的中华民族身体展演方式命名为“武术”,显然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因为“术”在《说文解字》中释为:“术,邑中道也”。
“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1],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是技击显然不是中国武术所特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技击表现方式,如巴西的柔术、日本的相扑、韩国的跆拳道等。但蕴含在中国武术中的传统文化是特有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各种传统文化是武术各流派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传统武德与民族精神成为体现中国武术文化属性的重要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武术的技击功能总体上趋于弱化,随着文化价值、软实力等概念话语的勃兴,武术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尤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行其道的当下。“一切文化的竞争,其胜负主要决定于形式和规格的转换是否切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决定于规格是否有利于其生存和发展”[2]。“通过中国传统武术的学习体现了中国人对于‘道的追求……是习练者通过练习武术而获得的一种超越性生命体验和人生价值,以及对天道自然、宇宙万物生化之理的体悟和体验,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良好载体”[3]。由此看来,中国武术的发展应该需要具有开拓的思维,只有大力开拓武术内在的文化属性,为人类的武术消费活动贴上文化的内涵才能为武术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因为仅仅持有技击和健身这一实用价值并不能使武术具有必选的价值,只有文化的不可代替性才能使武术发展长盛不衰。
2武术发展的现实困境
2.1武术技术的异化
近年来,我国竞技武术运动发展较快,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高速发展下的技术发展发生偏离。武术是以攻防技击为主要技术内容、以套路演练和搏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4]。攻防技击性也就成为中国武术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武术动作规格的基本依据,武术的力法讲究刚柔相济同样也是由其技击特点决定的[5],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武术体育属性的增强,武术的攻防技击价值有一定的淡化,但技击仍然将作为武术技术的基本特点而长期存在[6]。现代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在攻防技击上的特点日益淡化,表演化的倾向日益严重,许多舞蹈、体操的动作时常出现在现代竞技武术套路中。另外在一些套路中还出现门户大开的“直立大开步”等与攻防技击原理相违背的技术动作;腾空摆莲单脚起跳逐渐变化为双脚起跳;为了达到难度动作稳定性的要求,许多运动员全然不顾太极拳中基本的“尾闾中正”要求,“低头猫腰”动作时常出现在赛场。散打技术动作也逐渐脱离了传统武术的本质,与西方搏击类项目愈发接近,成为一项西方搏击与中国式摔跤相结合的体育运动项目,其内在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则很难有所体现,这些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竞技武术技术发展的合理性。“体育技术化模式的发展使人类原来建构的东西:体现人类不断进取的精神和超越自我的理念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以人们将体育价值目标转向为超越人体运动极限,并最终转向为打破量化的记录和获得优胜为基本内涵的价值目标,从而使得体育越来越注重对功利性结果的追求,而忽视或遗忘其原本承载的价值。所以,技术化的发展使得体育价值体系与其本意产生了严重的背离现象,并最终使其自身陷入了种种的人文困境之中”[6]。竞技武术的技术体系对“精神气力功”的追求演变为高度、角度、速度等的追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化产物,如果武术技术失去了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传统文化的浸润,武术的攻防技击性本质将进一步褪化,最终将使武术失去其存在的传统理论基石。
2.2传统武术练法的遗失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体系庞杂,其间形成了众多的门派与流派,区分各门各派的依据除了外在的表现形式,还有内在的练习方法。这些练习方法是伴随着中国武术逐渐“适应”和成长而凝聚下来的精华。而现在这些传统的练习方法逐渐无人问津,难寻踪影。习练大枪的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了外在的“形”,而忽略了内在的“功”,这是中国武术发展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现在的武术教学和训练中,往往过于注重外在的“形”的练习,而忽视了内在的“法”的练习,造成的后果就是练习方法的“大一统”,“南拳长练”将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概括了中国武术练习的基本要求,而这看似简单的10个字,实则包含了中国武术由外练到内练的质的转化,而这一转化也正是其功力逐渐长进的变化过程,是感悟中国文化的渐进的过程,是“得道”的必然阶段。外练主要是对现代人体解剖学所说的骨骼、关节、肌肉的锻炼,而内练常涉及到精、气、神的问题,传统武术中精、气、神的体现正是中国武术的魅力之源。现今武术发展侧重外练,旨在锻炼人体的速度、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并不断地把这些素质推向极至,而传统武术内练的练习方法,如桩功、练气等方法在武术竞技化大潮中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2.3武术习练重“术”轻“文”
武术技术动作蕴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由“术”及“道”是中国武术历来的追求,但是现代武术教学与训练仅仅注重“术”的教导、感悟,习练者往往习练多年,也不知其历史渊源与文化意蕴,仅仅是师父教导“就这样练”。缺少传者主动积极的诱导,受传者往往处于被动、消极甚至无助的局面,这一做法除了会增加武术的神秘感,也会加重武术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其文化内涵。
2.4武术消费环境的制约
“拳打卧牛之地”用来形容习练武术不需要较高的场地设施条件,随便找一个空地就可以舞刀弄枪,如此的习练环境反映了武术的民间性、普遍性,但同时也可能致使武术不能登“大雅之堂”。我们知道西方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时尚文化离不开传媒与资本,也离不开一定的消费环境,如马术需要良好的马匹和外在的习练场所,高尔夫需要齐整的装备和漂亮的场地,即使同为东方文化的印度瑜珈在流行全球后仍然需要良好的瑜珈馆,瑜伽习练的环境较为幽雅、宁静、舒适,为的是给予消费者以文化体验和身心修整,而不是中国武术所宣称的“不限场地,适应性强”。瑜伽远非只是一项来自印度的简单的健身项目,其对印度文化的传播与输出显然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瑜伽与武术的消费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为“卧牛之地”无法进行文化上的整体塑造,只能凭借习练者自己的悟性从中体会、品味武术的文化属性,这种体验、感悟往往是片段式的,难以逃脱“盲人摸象”的尴尬境遇。
3文化语境下的武术发展路径
3.1中国武术的文化使命
“文化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更是民族的精神价值、心灵依托的所在。文化要走出去,固然要紧紧伴随政治、经济的强大力量,更重要的是依靠这种文化自身的内在品格、内在活力、内在积累”[7]。20世纪90年代,国人在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时深切地感受到了文化“失语”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迫切希望中国文化能够走出去,与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到了21世纪初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人们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中国当代文化不能总是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藉此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逆差中走出来,走向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和文化输出[8]。
如果说中国体育文化要想向外输出的话,那中国武术便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因为武术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身体文化的突出表现,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而言,它依赖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技术模型来说,它又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不懂武术,无以知中国人”。或者说“不懂中国人,无以知武术”[9]。中国武术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逐渐生根、生长,在中国儒、释、道家的浸染下,武术文化逐渐具备了“内敛”的价值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以儒家和道家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造就了武术文化的超稳定形态,“中庸为本”、“点到为止”、“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人格是武术精神的主旋律[10],这反映出中国武术文化顺应自然的价值意识形态,以及和谐统一、中庸守常、内向含蓄的文化特质,突出地表达了中国武术不只是身体的训练更是灵魂的涤荡。当西方体育面对兴奋剂、裁判不公等问题的困扰时,中国武术这朵蕴含中国文化的奇葩,应该在新的历史阶段展示自身非同寻常的文化魅力,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去平衡中西文化的价值张力,并在未来的文化运作中进行有效合作,形成互补,建立平衡、和谐而又富于创造力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文化环保”的基本精神[11]。
3.2“文化立国”战略的指引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在新经济时代,文化与互联网的结合,解决了工业经济时代以传统方式无法处理的诸多问题,文化工作者适应了数字时代的创作方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业在全球的发展。诸多国家对传统文化遗产的鼎力扶持和对新兴文化产业的就业政策导向,使文化产业与就业及其相关政策已经演化为一项国家策略和城市战略,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化立国”战略与“文化城市”建设,即增强国家、区域和地方竞争力的基本策略。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先后明确了“文化立国”战略,以此促进本国经济的振兴。事实证明,“文化立国”战略的制定为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奠定了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地位,这也为我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表率。
一个民族的最高战略,不是直接提高人们物质生产能力及生活水平的经济战略,不是改变社会权力结构的政治战略,也不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外交战略及军事战略,而是影响和改变人们的内心世界,实现内在崛起的文化战略。“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的根本。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天然纽带,它以血缘与地缘为依托,将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与性格凝聚在一起”[12]。中国武术作为中国文化在身体文化中的重要载体之一,应该是中国经典文化的代表。我们需要的是浓缩的民族文化精髓,需要的是能够表达民族文化方法的身体文化,而不是“它族”的文化,而中国武术正是这一民族身体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国武术未来的文化之路,需要我们对中国武术文化持有一种民族情怀,将之作为民族精神予以承载;需要从文化继承的视角出发,寻找它的文化根基;需要从文化传播的路径出发,探究它的历史走向和逻辑路径;需要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密切结合,成为中国文化重振的“风向标”。
国家对文化的高度重视,使得武术界积极向文化靠拢,而不仅仅是单靠体育这条腿来走路,其突出表现便是众多传统武术门类纷纷申请“非遗”,目前已有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沧州武术、太极拳(杨式、陈式太极)、邢台梅花拳等6项列为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红拳、八卦掌、形意拳、鹰爪翻子拳、八极拳、心意拳、心意六合拳、五祖拳、查拳、螳螂拳、苌家拳、岳家拳、蔡李佛拳等14项传统武术门类列为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态势来看,必将会有更多的传统武术门类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此外,众多以武术为载体的纪念馆先后投入使用,如2001年1月在广东佛山落成的黄飞鸿纪念馆、2008年11月在广东顺德落成的李小龙纪念馆以及在广东佛山罗村兴建的叶问纪念馆等,除了供人瞻仰、凭吊古人以外,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应在其文化内涵上,如展示古人的武学精神,发扬光大中华武术,传承弘扬勇于开拓、求实创新、敢为人先、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塑造新的“文化风景线”,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可以预见的是,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指引下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3.3产业化是中国武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球化的强大冲击力与信息社会的迅猛降临,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日益增加,使得文化产业在全球展现出巨大的威力和无限的商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的发展”中指出,发展文化产业可以促进创造性的工作,可以使传统文化机制现代化,可以加强民族文化生产,可以保护国家的文化出口。面对西方文化产业的大肆入侵,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文化“化人”于无形之境的真实与迸发的无限潜能,因此,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就成为我国文化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使文化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2009年7月国务院讨论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更是强调了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武术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之一,历来受到国内外产业界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开发,目前在武术领域已经形成了健身与教育培训、武打影视、表演等产业链。2008年6月20日在大陆正式上映的好莱坞梦工厂制作的《功夫熊猫》,全片以太极、庙会、书法、针灸、龙图腾等中国元素为素材,以中国儒、释、道的传统哲学理念和西方夸张搞笑的风格为主线,上映3个星期后即以累计总票房超过1.35亿人民币而成为内地第1部票房过亿的动画片。《功夫熊猫》的成功显示了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文化产业间的“无缝对接”,指明了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走向与逻辑路径,为中国武术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产业化道路。
文化的抽象性使得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意识形态层面,实质上文化的世俗性也使得文化充斥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不能仅仅将之视为“阳春白雪”,坚守文化的高贵固然可以维护其纯洁,但是与世隔绝的文化也不会引起人们的认同而逐渐走向消亡,这当然不是文化发展所愿意面对的。文化也具有商品和产业的性质,因为它能够供给他人消费,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理论界在为文化产品是否是商品论争不休时,文化产业的实践已做出了肯定的回答”[13],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但是我们缺少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的信心和能力,而国外的文化产业部门也正在抓紧时间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日本世嘉公司游戏软件部长铃木裕为了制造世界上最好最真实的模拟真人格斗游戏,经常到中国的河南少林寺、河北沧州等很多地方考察记录拳法,中国武术中的八极拳、截拳道、虎燕拳、燕青拳、醉拳、少林罗汉拳等拳种在其游戏制作中均有体现。其次,我们的武术文化产业较多地表现为个别人的个体行为,如李连杰、成龙等功夫明星进军海外影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宣扬中国武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进而掀起全球武术热和功夫片的兴起,但是并不能从总体上改变中国武术的发展路径。这些显然不是体育职能部门所能解决的事情,也非体育或武术人能简单予以推动的,而是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努力。因此,如何将优秀、丰富的武术资源成功地为文化产业所利用,将是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
“民族文化的丧失就是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的丧失。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会不打自垮,既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更不能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世界文化做出贡献”[14]。回望世界文化发展,文化争夺的发展图景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这一现象将会愈演愈烈,同时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应该拿出足够的勇气和充分的信心去面对这场关于全球化的文化之争,绝对不能够丧失自己的文化特色,树立武术发展的文化先行原则。这需要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既要反对狂妄自大和乌托邦式的狂热,又要冷静地面对文化的弊端,通过唤醒人们对武术文化自觉精神,站在文化自尊的立场上,树立文化自信,确立对中国武术的文化认同,才能够使我们的武术在文化争夺的今天具备自主生存的能力和持久发展的动力,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温力. 中国武术概论[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26.
[2] 高宣杨.流行文化社会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3.
[3] 王林,秦子来. 日本能剧传承对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启示[J]. 体育学刊,2008,15(2):99-102.
[4] 邱丕相. 对武术概念和辨析与再认识[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7,21(2):7-10.
[5] 邱丕相. 中国武术教程[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4.
[6] 董传升,张铁. 体育技术化的人文困境及消解之道[J]. 体育文化导刊,2006(7):25-28.
[7] 王林,虞定海. 全球化语境下武术发展的文化版图审视[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42(5):63-68,73.
[8] 王岳川. 发现东方[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67-92.
[9] 阮纪正. 武术:中国人存在的方式[J]. 开放时代,1996,15(3):24-30.
[10] 宋小荣. 论全球化时代中西体育文化价值冲突的形式及意蕴[J]. 体育与科学,2005,26(2):26-28.
[11] 郑培凯. 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6.
[12] 且东. 大危机[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126.
[13] 李贤沛,毛三元. 文化生产能否产业化——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几个观念问题[J].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2):5-9.
[14]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中国的前沿:文化复兴与秩序重构[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9,125.
[编辑:李寿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