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档案术语学的反思与展望

    摘 要:构建档案术语学是档案界今后需重点关注的内容。建立档案术语学的设想提出近四十年来,相关研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主体成长乏力、理论体系构建乏力、研究方法应用乏力是制约档案术语学建设的主要因素。由此,努力促成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形成、档案术语学理论空间的拓展、档案术语学方法论的转换是积极主动地实现档案术语学的建立且行之有效的手段。

    关键词:档案术语学;科学共同体;方法论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al terminology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rchives in the future.The related research has not been paid attention to archives since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archival terminology for the last forty years.Lack of research subject development,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research methods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restricts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terminology. Thus,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rchival terminology community, archival terminology theory space development, archival terminology method of conversion is actively actively contributed to the archival terminology establishment and effective means.

    Keywords: archival terminology;science community;method

    1 建立档案术语学构想的提出

    王英玮是明确、系统提出建立档案术语学构想的中国档案学人,其在1992 年刊发于《山西档案》第 6 期的《试论档案术语学的若干问题》对档案术语学的三个元问题——档案术语的定义、档案术语学的定义、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进行了探讨。[1]

    建立档案术语学构想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其一,根据王英玮记述,在其专文研究之前,“建立档案术语学的设想已提出十几年了,但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2]据此可以推知,至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人提出过建立档案术语学的设想,但未正式成文亦未引起重视。其二,从主要内容看。除去王英玮的文章,其余9篇中,评价和推介相关档案术语标准的有5篇,探讨档案术语标准制定和研究等原则和方法的3篇,专门探讨科技档案术语的1篇。虽然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且研究深度和广度尚有欠缺,但是却为建立档案术语学构想的提出准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三,从实际工作看。国外:l96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门从事有关图书、档案、情报和出版领域的标准化工作。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主持编纂的《档案术语词典》出版。国内:1985年,国家档案局标准化领导小组专门建立了术语标准研究制订小组。1992年,我国颁布了第一个档案行业术语标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DA/T 1-92)。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建立档案术语学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但是,其后的研究并未如倡导者所愿。其一,自1993年至2016年的23年间,与档案术语有关的研究成果仅有18篇(检索时间2016年5月16日),尤其是2000年至2006年连续七年竟为空白。其二,这些成果无一篇提及档案术语学的问题。其三,虽然出现了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等系统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的研究触角仅止于档案术语本身,距离“学”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档案术语学建设乏力甚至面临夭折的危险。

    建立档案术语学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当前,档案术语学的建立虽然目标遥远且困难重重,但事在人为。在已有既定目标的前提下,科学分析档案术语学建设乏力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可为建立档案术语学提供更为清晰的思路,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总目标的实现。库恩的范式理论将人文、社会科学纳入科学范畴,提出了与传统的科学真理观大异其趣的科学进步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科学的新视野,而且描绘了一幅科学从产生到不断成熟发展的全景图,更为重要的是其揭示了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借鉴范式理论分析档案术语学的相关问题不仅合理可行,更可对其建立及未来发展提供较大启示。

    2 档案术语学建设乏力的反思

    2.1 研究主体成长乏力。与狭义的科学观仅将自然科学即所谓的硬科学视为科学不同,库恩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均纳入了科学的范畴,并由此引入了科学共同体这一社会学概念。库恩将科学共同体视为科学活动的主体和主要承担者,在大至整个科学界、小至某一科学门类的分支中无不如此。

    档案术语学建立和发展的重任必须要由相应的主体来承担,这个主体不是个体的档案学者,而是档案术语学共同体。档案术语学共同体应是具有共同的档案术语学发展目标、专业责任等价值理念以及相关概念、理论、方法论等共识性认识,具有档案术语学领域较高的专业素质和学术成就,具有较强学术自律性的档案学人组成的一个群体。

    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分化、整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其本身就具备一定的自组织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存在可使其在档案术语学的学术研究活动中在保持稳定学术产出的前提下不断向前发展,并最终推动档案术语学的科学化、专业化发展。

    从1957年第一篇关于档案术语研究的成果《档案术语要简明》发表以来,先后有21位档案学人进行了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其中,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2篇及以上研究成果的作者仅有3人:韩玉梅2篇、丁文进3篇、冯文杰4篇。且这3人的研究成果从发表时间来看较为集中,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出其研究持续性较弱。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档案术语学相关的学者人数较少、且其研究的持续性不强,相关的学术交流系统尚在不断建构当中,距离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要求依然较远。这也是当前档案术语学建设乏力的主要原因所在。

    2.2 理论体系构建乏力。一门分支学科主要是由相关的理论体系构建起来的。王英玮指出,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档案术语、档案术语工作、档案术语学自身的基础理论问题。”[3]这一阐释基本涵盖了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内容,但是要科学揭示其研究对象问题尚显得有些单薄。

    库恩认为,创新性是科学的标志,其主要包括新事实的发现和新理论的发明两个方面。科学进步的本质在于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能够更好地表现或接近自然界的真相。[4]同时,冯惠玲和张辑哲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研究和界定的成熟模式已广为接受,他们指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5]综合以上考虑,笔者认为,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对象应为档案术语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

    现象和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认识的任务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档案术语学的研究任务基本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档案术语现象的解释,二是对蕴含在档案术语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档案术语现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的档案术语现象亦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和发展。因此,对档案术语本质和规律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关于档案术语的研究主要涉及档案工作基本术语的审视与修订、档案术语体系、档案术语建设、档案术语标准化等多项内容,但在档案术语标准化、档案术语建设等方面的论文数量较为集中,占总数的63.37%;此外,虽然有学者已将档案术语研究的视角扩展到电子档案领域,但是研究力度和深入度尚显不足。而且从整体来看,当前的研究仍主要局限于对档案术语现象的研究,对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和探索较为薄弱。因此,学术积淀单薄、理论空间狭窄是当前建立档案术语学理论体系的两个主要阻碍因素。

    2.3 研究方法应用乏力。研究方法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必需的工具和手段。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问题分析法、理论构建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复杂网络、语义组织结构、描述性研究法等。其中,采用描述性研究法的达12篇,占42.86%,采用定性分析法的有6篇,占21.43%,二者合计达到了64.29%。不可否认,在科学研究中描述性研究法与定性分析法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然而,由于这两种方法是在用已知推导已知、用理论证明理论,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撑与理论的创新,其弊端正在日益显现。

    3 建立档案术语学的未来展望

    3.1 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形成。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相关学术研究活动的发展,在广大档案学人中逐渐分化出的一个小的档案学共同体。以学术研究主体为标准,档案术语学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学者各自为政的阶段,也是档案术语学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部分档案学者对档案术语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开始有所关注并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由于尚未形成档案术语学相关的价值观、理论体系、方法论等方面的共识——此即库恩眼中的范例[6],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学术交流尚不充分。当前的档案术语学即处于这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学派确立直至林立的阶段,也是档案术语学的成型阶段。在此阶段,关于档案术语学的学术争论逐渐增多,且逐渐激烈而频繁。但是,根据范式理论,此一时期的学术争论不以达成一致为目的,而是为了形成一个个范例而将各学派区分开来。在范例的形成过程中,随着争论愈加深入,学者们对档案术语学相关问题的认识也更加专业化。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学派的确立过程也是科学工作者以范例为标志不断分裂和专业化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学派的数量不只是一个、两个,借用库恩的说法是“学派林立”,即其时是众多学派并存的状态。各学派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基于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等的不同,而且每个学派都认为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争论往往会出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百家争鸣”的盛况。在激烈的学术争论过程中,学术交流系统逐渐成型并发展,并由此形成一个稳定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层次结构的档案术语学学术研究群体。并且,随着研究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档案术语学的学科边界逐渐清晰。因此,这一阶段也是档案术语学逐渐发展成型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形成阶段,也是档案术语学的成熟阶段。根据范式理论,激烈竞争的各学派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随着一些卓越的学术成就的确立,其数目会极大地减少,直至只剩一个。学派之间的分歧也随之减少,直至消失。获胜的学派,其共有的范例随之为档案术语学学者所普遍接受,进而上升为学科范式,档案术语学共同体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科学实践模式开始了。档案术语学共同体形成之后,档案术语学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即库恩眼中的常规科学时期,此一时期档案术语学的相关知识将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爆发式的增长。当前,按照档案术语学共同体的要求和标准促成其形成,是我们主动出击且行之有效的手段。

    3.2 档案术语学理论空间的拓展。科学共同体和范式的相互作用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理论是范式的主要组成部分。从上述对学术主体的分析可知,伴随学术主体分化整合的是学术交流的强化,正是学术交流作为纽带将个体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库恩眼中的科学共同体也以充分的科学交流为其重要特征和基本条件。学术成果不仅是档案术语学理论的物化,也是学术交流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物质条件。

    当前,要建立起档案术语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关键是要拓展其理论空间。其一是理论依据的扩展。当前,充分利用科学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建构档案术语学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我们可以借鉴范式理论考察档案术语学的发展目标、发展过程和发展模式,可以借鉴库恩模式和默顿模式对档案术语学共同体展开深入研究,可以借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对档案术语学知识建构的问题展开分析等等。其二是研究理念的转变。可借鉴复杂性科学的理念,直接将档案术语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研究,不再将研究对象分解为档案术语、档案术语工作等简单的组成部分而分别考察。从条块分割思维转变到复杂系统理念可极大地拓展档案术语学研究的视野。其三是研究内容的扩展。“传统学科以研究对象划分自己的研究范围,表明相互之间的区别,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总是将主体和客体分开,只对客体进行研究。”[7]这种研究模式不仅忽略了主体这一关键内容要素,更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空间。当前,将档案术语学的研究主体——档案术语学学者及共同体与档案术语的实践主体——档案工作者的研究提上日程并注入更多的关注度,不仅可以极大地拓展档案术语学的研究空间,而且可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全面探索档案术语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

    3.3 档案术语学方法论的转换。研究方法是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必备的研究工具,同时方法论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在档案术语学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还原论,即将档案术语学的研究对象分解为一个个组成部分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使人们对各组成部分的认识得以深入。但是,当档案术语学需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需要整合学科知识的时候,还原论纲领的局限性就明显起来。因此,应将另一种方法论——融贯论作为主导。“在融贯论中,既包括客观的过去和现在,也包括未来;既重视分析,也重视综合;在研究具体系统时,既注意部分,也注意整体。”[8]在具体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可借鉴复杂性科学的做法,探索隐喻方法、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的综合集成法、模型方法等的应用,并最终形成档案术语学专门的研究方法。

    本文系2016年河南省档案科技项目《基于范式论视域的档案术语发展规律研究》(项目编号:2016-R-14)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