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南昌地区的影院经营与文化影响
黄叶蕊 沈鲁
自1896年电影进入中国，距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成长经历。电影放映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需要特定的社会空间，随着电影业在中国的逐步发展，电影院从最初的公园、茶园、青年会等场所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城市居民娱乐空间。电影院在南昌不仅满足着人们的娱乐休闲需求，还反映了南昌市民生活的面貌，随着电影院的兴建，“看电影”也成为新兴的大众娱乐消费行为，电影院的建设经营与社会消费文化之间的互动，不断形塑着南昌的市民生活形态与都市文化，加速了南昌城市近代化的步伐。
一、从简陋的放映场所到正规影院的建立
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发达的水运体系使江西拥有交通和地理优势，《江西通志》称江西“地方千里，水路四通”[1]。鸦片战争后，九江作为江西省的“北大门”，被辟为通商口岸，英、日等国在此设立租界，办洋行，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埠。海舶东来，伴随着鸦片与洋货倾销一并涌入的大量传教士，在九江建立起“赣北教区”。1898年，在九江城区“赣北教区”的“化善堂”内，放映美国电影戏，这是九江城内最早的一次无声电影放映[2]，也是电影第一次进入江西。19世纪末，九江的传教士和传教机构陆续南下来到省会城市南昌，1884年，美国传教士在南昌洗马池铁街口建立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取名“福音堂”。1914年，南昌城的第一次有历史记载的电影放映活动，正是在这座位于城市繁华街区的教堂中进行。“在周末时，兴之所至偶尔放映幻灯和无声电影，字幕全是英文，无故事情节，系卫生科教片及外国风光纪录片一类，供人们自由观映。地点当然不在礼拜堂内，而是两厢闲屋内放映”[3]，“信徒和市民均可入内观看”[4]，当时，南昌的民众把这新奇的“洋玩意儿”称为“影子戏”。
在南昌城内，同样作为传教机构并进行电影放映活动的还有青年会。1918年，中华基督教南昌青年会在小金台正式成立，这里经常开办娱乐教育活动。尽管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机构，但在丰富民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1927年，在会所二楼的交谊室不定期举办会员电影招待场，会员可凭证章入内观映。室内设置座位约80个，使用35毫米放映机，影片由上海基督教协进会提供，定期交片取片。“当时放映的多是外国版片，英文字幕，放映时由该会干事田匡时等人或请豫章中学的英语教师现场翻译，帮助人们看懂电影”。[5]
民国初期，公园作为南昌城内最大的公共文化空间，为电影的流动放映提供了场所。南昌的近代公园肇始于1928年，国民政府市政当局将道尹衙门改建为豫章公园，隔年即在公园中设立“豫章公园露天电影场”，有史料记载了一则1929年7月14日豫章露天电影场的开幕预告：“本场在豫章公园内建筑露天电影场一所，现已由沪上购办A字大号新式影机一座，新奇时装巨片多种，不日转运来省逐晚开映。地点适中，风景宜人，座位舒适，招待周到，清风徐来，凉爽无比。各界同胞公余之暇，欲求正当舒畅之娱乐，请驾临一观，方谓言之不谬也”[6]。三日后，“豫章公园露天电影场”开映，晚七时准点上映当时著名电影皇后胡蝶女士主演的《女侦探》（张石川，1928）。这是此部电影在摩登都市上海放映近一年之后，首次與南昌城的民众会面。公园一度成为南昌市民游玩娱乐的重要场所，即使在南昌城内各大电影院相继建成后，公园的露天电影场也一直持续放映。1936年，到南昌进行地政调查工作的王世琨在其日记中写到：“湖滨公园地位宽大，可容游人数千……设有音乐台及其他纪念碑等，花圃亭榭，布置井然，湖滨公园中音乐台上，演放露天电影，民众观览者达千人以上……深感电影教育之重要，与电影宣传之效果”。[7]由此可见，南昌近代公园作为新型城市公共空间，在美化环境的同时，借助电影放映活动，发挥与民娱乐和教化民众等多重功能，民国政府在园内放映电影，即是企图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教育民众。
由于电影放映的效益显著，城内大大小小的放映场所都开始跻身于营业性放映行列。当年上半年，“南昌市救火总部”暨“新江西电影院”上映《西游记女儿国》（李萍倩，1927），其后又陆续上映《孙悟空大闹天宫》（陈秋风，1927）、《双凤珠》（张善琨，1927）等无声片，时称“默片”。与此同时，青年会也加入放映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为了适应放映活动的需要，把原本设置在二楼交谊室的放映厅移至露天球场，取名“中央影戏院”。
在电影入昌的最初两年中，中央影戏院（青年会）、豫章公园露天电影场、“南昌市救火总部”暨“新江西电影院”共同担任了主要的电影放映工作，《火烧红莲寺》（张石川，1928）、《人月园》（俞伯岩，1931）、《嘉兴八美图》（陆汉萍，1927）、《奋斗的婚姻》（程步高，1928）等多部从上海引进的影片在各个场所轮番放映。南昌城的民众渐渐开始接受这项“新奇玩意儿”，在一次次的观看中，不仅满足了强烈的好奇心，从中找寻到乐趣，南昌的电影无形中也培养出了一批固定的消费受众，伴随观众规模的扩大，对观影环境与映片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简陋的露天电影放映场所暴露出种种弊端，“豫章公园之露天影戏场，覆以庐棚，巍然独存，于隆冬风雨之夕，管教顾客活活冻死，要之院主欲以少数资本攫取厚利均同，是以映片之劣，毋容赘词，若《梅花落》（郑正秋，1927）之开演，匝月也《荒江女侠》（陈铿然，1930）之翻覆启映也，鱼目混珠，视赣中若无人。”[8]南昌的首家电影院正在电影观众的需求声中姗姗来迟。
1930年初，浙商周振东和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施公俦等人集股筹办南昌市第一家正规电影院——“乐群电影院”，影院先在钟鼓楼开明新记电灯公司前面的空地搭盖临时放映场营业数天，为正式开张做准备，后在南昌城中心的著名风景湖百花洲肃公祠内加以修建正式营业。施公俦在修缮工作中，“从汉口租来放映机和影片，请来汉口的放映师，并准备了发电机”[9]，影院内设置了300多个座位，满足了大规模观众共同观影的需求。乐群电影院当时“不对号，不清场，两场连映，坐满为止”[10]，时称“流水场”。初期上映的都是“默片”，如天一影片公司出品的《白蛇传》（邵醉翁，1926）、《三笑》（郑正秋、张石川，1940）等，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空谷兰》（张石川，1934）、《火烧红莲寺》等片。
二、曲折发展中形成的鼎足之势
乐群电影院建成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南昌仅有这一家正规电影院，其他的电影放映场所也偶尔选映或重映卖座率高的影片。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国内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张石川，1931），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开上映，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由此问世。南昌于1932年年初，由省政府官员和私商合资筹办的“光明大戏院”，在中山路瓦子角口开业，影院可容纳观众600人左右。同年6月23日，《歌女红牡丹》在此公映，有声电影进入南昌。实际上，早在仅有乐群一家电影院时，有声电影的雏形已在其经营策略中显现。为了放映的效果更臻完善，吸引更多的观众，乐群电影院的老板和经理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除了在影片的放映中穿插播放粤语歌曲外，还“专门请来豫章中学音乐教员王保罗，在放映时进行钢琴伴奏，伴奏根据影片的情节内容、主人公的喜怒哀乐随机应变，或高昂、或深沉、或欢快、或幽怨……”[11]虽然是觀看“默片”的时代，南昌这家电影院中却“热闹非凡”，不仅有变化无穷的钢琴曲，甚至有参差不齐的朗读声。此时的影片已有中文字幕，“无声电影出现了字幕，识字的观众会情不自禁轻轻念起来，于是场内琅琅读书声，十分有趣”[12]。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可以得知，南昌民众在观看电影时，不再仅仅满足于银幕上的视觉冲击，对听觉以及视听合作演绎的影像魅力有着极大的期待。此后，“光明大戏院”先后上映阮玲玉主演的《桃花泣血记》（卜万苍，1931）及《红楼梦》（任彭年，1927）、《一剪梅》（卜万苍，1931）、《银汉双星》（史东山，1931）等片。有声电影制造的视听盛宴颇受南昌观众的欢迎，同时也为影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光明大戏院光线清晰，却胜一筹，时或间演声片，赣人趋之若鹜，每日三映，时间相隔不久，设愿一片数观，则午入夜出，不加顾问焉，自光明出。”[13]眼见光明大戏院的生意蒸蒸日上，其他电影放映场所也垂涎欲滴，纷纷开始播映有声影片。“新光豫章乃至削底售价，仍门可罗雀，不求真善美者，此其殷鉴以院址久估不撤一块肥肉，眼见光明独吞，不甘于心鸠工作新舍于青年会侧，乃以地址僻，顾客零落，近装声片机，而选声片新品。”[14]1933年，南昌首家影院乐群电影院，“购置有声影片放映设备并迁至基督教青年会西侧新建放映厅，改名为‘明星大戏院，院内增设楼座，最多可容纳观众近千人。先后上映《银星幸运》（张石川，1931）、《歌女红牡丹》（张石川，1931）、《盐潮》（徐欣夫，1933）、《啼笑因缘》（张石川，1932）、《姊妹花》（张石川，1934）等有声、无声影片。当时放映无声影片或‘半默片（前半部无声后半部有声）时，大都配以字幕介绍剧中人物对白，伴以留声机播放音乐。”[15]由此可以推测，有声电影正在逐步占领南昌电影放映业，无声电影的时代即将在南昌城落下帷幕，“深入内地之赣人，眼福不再落后”[16]。
有声电影正式走入南昌观众的生活后，电影院得到了更多南昌观众的青睐，“一般观众趋之若鹜，营业发达，大有场场克满之势焉”[17]，光明大戏院和明星大戏院瓜分了南昌电影院业的市场，在相互竞争中逐步发展，收入可观。“明星大戏院”的股东周振东决定用所赚之钱，召集新股，新建一所电影院以扩大自己的经营事业，1935年，“新明星大戏院”在南昌市最繁华的商业路段中山路落成。至此，南昌的三家电影院正式形成鼎足之势。
（一）基础设施
虽然南昌的电影放映活动逐渐增加，但放映场所的基础设施并未跟上不断前进的放映业。光明大戏院和明星大戏院相较于早期的露天电影放映场，虽能遮风避雨，容纳千人，但影院内设施老旧，环境不佳。电影院届的老牌——明星大戏院，“是一座用木板钉就的影院，座位和上海公园内的椅子差不多（也许还差点），到夏天还装置了几把摇头晃脑的电风扇，除此之外没什么了。”[18]光明大戏院仅有五年不到的简短历史，“建造时确实花了不少钱（将近十万元），正厅的位子仍旧是公园中用的椅子，楼上却不同，是自动翻扑的木椅，墙壁上粉刷着色彩，看起来比明星漂亮得多，但管理不甚有方（外行干），虽费了钱，却看不出好处了。”[19]因此，新明星大戏院在影院的基础设施上花费了不少功夫，整座电影院“化洋十万元，建筑颇佳”[20]，“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矗立在鳞次栉比的木屋群中，有先进的放映设备，是我省第一座现代化的电影院。”[21]，除此之外，新明星大戏院的内部设施也更胜一筹，“影院内建筑富丽，装着暗壁灯，座位正厅木板自动椅，月楼沙发座，地下装有红灯，以备开演之后，观客便于入座，墙壁黄色，此外厕所亦甚可爱（抽水洋马桶）观客除看电影外，大半都必享受抽水之乐。”[22]新明星大戏院开张之后，南昌电影院的基础设施已经追赶上了上海、天津等大都市的平均水平。
（二）电影票价
影院经营中的核心议题是票价，电影票价关系影院的生存。在南昌第一家正规电影院建成之前，一些露天电影放映场所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已经开始采用多层次票价体系。豫章公园露天电影场内，不同的座位条件有相对应的收费标准，“特别位五角（银元），优等位三角，普通位二角，儿童减半收费”[23]，另外“南昌市救火总部”暨“新江西电影院”由于放映场所狭长，银幕只能吊在中间，观众从银幕两面观影，所以“价目正面四角，反面二角。”[24]新明星大戏院开办后，南昌三家影院在电影票价的制定上展开了更加激烈的竞争，各自根据影院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映片选择、放映时段、目标受众等因素综合分析后制定票价。明星大戏院所映的影片由上海明星公司供给，“均是四五年前的出品《挂名的夫妻》（卜万苍，1927），《珍珠塔》（邵醉翁，1926）之类”[25]，由于影片陈旧，观众多半是小市民，知识浅薄者，因此价格便宜，售价一律定位二角。明星大戏院除了放映专映联华出品的国片，为了经营效益，也与米高梅、华纳等外片公司做来往，公映过联华的《寒江落雁》（马徐维邦，1935）、华纳的《亡命者》（茂文·勒鲁瓦，1932），“票价日场二角夜场三角（票价之外也有捐税六分），每天四场，一时至三时，三时至五时，晚场六时半至八时半，八时半至十时半。”[26]新明星大戏院选映明星公司、新华公司、艺华公司的影片，“南昌首轮放映，映毕立即返沪，间或演派拉蒙出品的影片，有《长恨歌》（史东山，1936）、《桃李争艳》（李萍倩，1936）、《杨柳春风》（汪福庆，1932），正厅卖三角六分，楼厅四角六分，月楼五角六分（捐税在内）。”[27]是当时南昌市票价最高的电影院。
综观早期南昌电影院的票价，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价格起伏不大，基本稳定。当时的最低票价为二角，与同时期上海的平民化电影院票价基本持平，如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东南电影院，“楼下座一律小洋二角，楼上座四角。”[28]较为便宜的价格，影院自然上座率高，生意兴隆。然而好景不长，1935年，蒋介石南昌行营迁至武昌后，经济萧条，有史料记载，当时“南昌市普通工人平均每天收入8角上下，而每户每月的生活费用高达60元左右。”[29]逐渐高昂的生活成本促使许多普通民众不再把“看电影”作为娱乐休闲活动，影院生意每况愈下。为了唤醒清冷的电影业，三家电影院的老板使出浑身解数，谱写各自的“生意经”。明星大戏院为了增加观众的兴趣，施行“过期门票可换赠品，举行市民周儿童周”的活动，“凡看电影时撕下作废之半面联票根，一律可换赠品。票号相联之三张，可换半月刊一册，不联者须六张，相联之六张可换免费优待票一张，不联者须十张。又该院每逢星期一上午九時起举行“市民电影周”，简称“市民周”，欢迎平民，选映一有关市民个人智识之影片。星期日则为“儿童幸福周”，简称“儿童周”，欢迎儿童选映“儿童教育影片”。票价皆为两百文。”[30]新明星大戏院卖座较贵，原本光临的观众就不多，此番情形下，生意更为惨淡，为了维持影院经营开支浩大，早已入不敷出。每日仅售数十元，老板焦急万分，“欲跌价又恐失去戏院之价值，故与基督教青年会商量，作为优待会员，每票只售二角，邀得该会同意，允为代售二百张。”[31]即便各个影院都推行了各自的应对方法，日渐凋敝的影院生意仍然没有明显的改观。抗日战争初期，市区电影院工作人员、器材紧急疏散，明星大戏院迁去贵阳，新明星大戏院前赴昆明，“光明大戏院”搬至赣州，1939年3月，南昌沦陷，“新明星大戏院”被日寇飞机炸毁。
三、市场经营与消费文化的相互影响
南昌早期影院事业的发展道路崎岖坎坷，抗日战争爆发后电影业更是雪上加霜。电影来到南昌的二十余年中，电影院的建设经营以及电影放映活动，的确成为南昌市民娱乐生活的重要部分。电影院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观影空间，更打造出一个文化承载场，影响着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心理和价值取向。
（一）映片选择
最初在南昌的电影放映活动中，多半是由外国人带来的风景片、新闻片和宗教宣传片。自豫章公园露天电影场放映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女侦探》（张石川，1928）后，有完整故事的长片才开始渐渐盛行。明星大戏院和光明大戏院开始营业后，南昌的观众可以根据映片来选择影院观看，这直接影响了电影院的上座率，映片成为影响影院经营效益的决定性因素。
在当时的报纸中记载了南昌城内奇怪的观影现象，“明星的映片，是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出品为大宗，间或也放映外国的片子，光明的映片，是以上海天一联华影片公司的出品为大宗，也同样的间映外片，在南昌的情状之下，不管明星或是光明，只要是放映到外国片子的时候，不管片子的本身价值是怎样的好，生意总归是非常的清淡，好像观众却在事前已经约好不来看这片子似的，因此在银幕之下，总是寥寥的几个人……”[32]明星大戏院在放映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红泪影》（郑正秋，1931）、《自由之花》（郑正秋，1932）、《满江红》（程步高，1933）等影片，尤其是类似《上海之战》（程步高，1932）的新闻片时，“会哄动南昌四乡的观众，来看这部片子，是开辟南昌电影映片的新纪录。”[33]而“光明大戏院在放映天一影片公司的片子时，生意虽不能跟明星竞争，但也可维持开支，或许赢余一些”[34]，可当放映联华公司出品的影片时却是另一番景象，与放映天一公司影片时相比，不免相形见绌，有时放映的第一天，生意还不算坏，但是放映两天以上，情形和放映外国片时一样，门可罗雀，生意惨淡，“因此联华片子，决不能支持到三天以上”。[35]
从史料中描绘的情况不难看出，南昌的电影业情形与上海等大都市中外片更受欢迎的景象的确截然两样。这和南昌电影观众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近代江西是反洋教斗争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多次反洋教斗争，加深了市民的排外心理，客观上阻碍了近代南昌对外国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引进。当时偌大的南昌城只有不到百名外侨，外来人和外来事物纷纷被挡在了门外，强烈的抵触情绪自然无法接受外国影片。同时南昌的观众对讲究导演技巧，注重艺术特征的联华影片茫然不解，“除极少数的外省人，或是无所谓了解前进的朋友外，其他多数的人，对于所要看的影片的选择，最要紧的是情节要曲折，虽不是非‘公子落难中状元这一类影片就不合口味，然而至少是需要故事非常的丰富，对于影片的技巧，根本的谈不到，他们或她们没有都会中观众讲究意识的眼光。”[36]因此，在仅仅只有两家影院时，明星大戏院凭借选片的优势略高一筹。新明星大戏院开业后，与上海的新华影业公司、艺华影业公司和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其中“新华”出品的《夜半歌声》（马徐维邦，1937）和“电通”出品的《桃李劫》（应卫云，1934）最受欢迎。此外，新明星大戏院的股东拿到了艺华影业公司的首映和南昌地区的专映权，1936年10月8日，“艺华”出品的《小姊妹》（徐苏灵，1936）在“上海卡尔登影戏院、新光大戏院同时首映，该日，南京的国民大戏院、苏州的大光明大戏院、南昌的新明星大戏院、镇江的铁城大戏院也同时首映该片。”[37]这意味着，南昌的观众可以与上海的观众同样，第一时间看到新鲜出炉的影片。
（二）宣传手段
电影宣传是影院经济的一部分，一座电影院的开业，一部影片的上映，引发观众的兴趣和热情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扩大影响，南昌的电影院动用各种手段进行宣传。青年会改名为“中央影戏院”后，每次都在影前放映收费幻灯广告，广告宣传成为了影院收入的一部分。此外，青年会还在报纸上招登广告，“欲营业之发达，必赖宣传之力量，电影宣传力最大，银幕映现，众目睽睽。凡各商号或新张志喜、或周年纪念，欲来敝院登广告者，无任欢迎！……”[38]充分体现出此时的电影放映业已经开始认识到映前宣传的重要性。早期的电影宣传以广告和海报为主要形式，明星大戏院、光明大戏院、新明星大戏院除在报上刊登篇幅为6×10公分左右的电影广告外，均制作海报和海报画在映前数天张挂于影院和城市主要街道。“当时上映《渔光曲》（蔡楚生，1934）、《夜半歌声》等片，已有大幅影照拼接而成的海报画。”[39]
早期南昌电影观众对电影明星的追捧丝毫不输上海等地的粉丝们，电影院利用电影明星的“名人效应”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新明星大戏院在开业之初制造过两次噱头，“一是开幕时特请标准美人徐来到南昌来举行揭幕礼，二是邀黄侯三姊妹来登台表演”[40]，新明星开张首映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残春》（张石川，1933），特邀该片女主角徐来剪彩扩大宣传，徐来作为赫赫有名的女演员，在南昌引起巨大轰动，有史料记载了当天的情形，“南昌人发疯了，在揭幕那天，争先恐后的去鉴赏‘标准美人，脚趾头踏痛，犹其余事，看美人要紧，他们伸长了脖子，看美人儿走上台去，抬起纤纤玉手，指尖儿那么一撮，将幕徐徐揭开，回过脸来，对来宾风媚地一笑，呀，你的魂儿那里去了，怕飞出了九霄云。”[41]可见，明星效应所带来的反响是尤为显著的，不久后上映影片《峨眉山下》（万籁天，1934）时，影院又特邀影片主演黄侯、黄今、黄美三姐妹同台献唱该片主题歌，以期扩大声势，招揽更多的观众前来观看影片。
无论数量亦或是质量，南昌电影院的建设与经营远不及上海的繁华摩登。但无法否认，电影一直在影响着南昌的城市文化与市民生活。南昌的影院业与社会、市民生活之间不断调和，共同形塑一个影院经济、文化空间，推动南昌城市文化的形成、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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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叶蕊，女，江西南昌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生，主要从事电影史研究;
沈 鲁，男，江西九江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影学博士，主要从事电影史论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20年）基金项目“江西电影史料整理研究”（编号：20YS01）的阶段性成果;2019年度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早期江西地区电影的媒介景观：1919-1949--基于民国报章的研究”（编号：YC2019-S01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