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体制创新与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陶双宾 林李楠 张美生 陈 阳

    摘要:社会转型、体制创新为我国体育注入了活力,我国体育具有了产业、商业等多重属性和价值。体育社会学迎来了走上学科前沿千载难逢的机遇。但目前的体育社会学存在不少问题:实证研究虽然有了很大起色,但是远未成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对策研究居多,但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与社会科学前沿接轨不足;多学科参与不足,也缺乏对社会条件与体育体制变迁成果的准确把握和认识。如何凝聚体育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力量,形成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独特贡献,是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时代命题。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社会转型;体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11-0015-04

    Social transition, system innovation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ociology

    TAO Shuang-bin,LIN Li-nan,ZHANG Mei-sheng,CHEN Yang

    (School of Sociology,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4,China)

    Abstract: Social transition and system innovation vitalized sport in China. Sport in China is provided with multipl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ttributes and values. Sports sociology has got an extremely rare opportunity to go up to the disciplinary frontline.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sports sociology, such as: empirical research is far short to become the leading research norm, although it has improved a lot; most researchers studied countermeasures, there is a lack of necessary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the discipline is not sufficiently fitting into the frontline of social science; inadequate multidisciplinary participation, and there is a lack of accurate grasp and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conditions and sports system transition achievements. How to integrate the power of sports science and sociology to mak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is a time topic wi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social transition;system innovation

    1社会转型及其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学的复兴和社会学家对社会急剧变迁的普遍关注,社会转型成为20余年来社会学学科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社会转型”的基本概念到底涵盖了社会变迁的哪一时段,需要在什么基础与背景上讨论“转型”的实质、问题与发展方向,尚存在着一些争辩。

    从社会学学科看,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4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景天魁[1]主编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一书,提出非常宽泛的概念,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依次递进地给出3级规定,即事实性的规定: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实质性的规定:社会转型是在传统和现代的强力作用下实现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结构性层次性的规定:社会转型是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是在社会形态层次之下的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转变。

    此后,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2]对这个略显宽泛的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定,他将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视为等同的过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换,或者说是由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3]则将社会转型理解为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变动。清华大学孙立平[4]则认为,社会转型是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转型的研究范围也特指中国、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观点虽然都从各自角度表述了社会转型的内涵,奠定了后续研究的不同基调,但是都无一例外地涉及了转型的基本理论视野,即如何依据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脉络理解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运行逻辑;这个不断地与过去说再见的新社会进程,实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如何将这个进程与全球性变迁建立联系,以及基于此判断这个新进程的未来前景。这些理论视野的不断展开,显示了社会学一直保持的对现实社会变迁的充分敏感,也使得其对体制变革和创新的关注,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社会学家对体制的关注,为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社会学将如何依据现实社会变迁,尤其是体制变革与创新,提供合理的、独特的解释;二是社会学将如何延伸自己的解释链条,积极有效地拓展理论视域。

    2体育体制变革

    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体制,主要是指社会组织系统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力划分的制度,其核心是通过职能分工设计形成的权力架构。体育体制包括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分配体制等,其中,管理体制是核心内容,包括管理权力如何确立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各自设置何种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之间是否表现出一定的隶属关系;国家对体育的管理总体上是集中管理还是分散管理等。

    我国传统的体育体制具有政府主导、行政管理为主、计划体制色彩鲜明的特征。在管理体制上,体育事业的管理权集中于各级政府,各级政府的体育行政机构官员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或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任免,要求其管理工作对各级政府领导负责,其职责就是协助政府领导处理辖区内的体育事务。下级体育行政管理机构受上级行政机构的领导和管理,权力自下而上集中于上级政府和管理人员。在投资和收益分配上,权力同样收归于各级政府部门。在计划经济时期,由各级政府向各级体育行政管理机构拨款,由各级政府财政投入所培育的体育资源属于各级政府所有,国家主体把握全社会对体育事业的投资。由于体制的权力高度向上集中,国家观念指导和行政体制运作,成为推动体育自上而下发展的基本方式。尤其是在“赶超战略”的指引下,绝大部分的体育资源都流向了能够提高国家知名度、地位的竞技体育上,使得群众体育大大滞后,国民体质水平提升缓慢。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竞技体育仅属于体育系统中竞技体育的尖端,因此,大部分体育资源都投入到群众体育上,在市场经济理念引导下,形成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积极有效地进行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传统体制的弊端也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体育发展已经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阻碍了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984年至1985年间,中央先后制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不断进行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1986年4月15日,原国家体委颁布《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为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拉开了序幕。这次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由国家包办体育过渡到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转变体委等行政机构的职能,理顺体委与各方面的关系,恢复、发展行业体协和基层体协,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并对竞赛体制、训练体制、科研体制等分别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虽说这次改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总的来看,改革方向尚不明确,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原有体育体制的修补、完善,未触及到根本。因而,旧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经费不足、责权不分、管办合一等弊病依然存在。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引起巨大反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放手”的条件已经成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包办一切事务,放权给社会,由社会力量办体育成为共识,建立新型的、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新体制已是大势所趋。于是,1993年原国家体委下达《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确立了体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转变,逐步建立符合现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5]。20世纪90年代成为体育体制的改革创新阶段,国家对体育各个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在1993年成立14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1997年又组建了6个,并对3个管理中心进行了调整,20个管理中心管理着41个单项协会和56个运动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单项体育协会的实体化。1998年,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原国家体委进行第2次机构改革,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为国家体育总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内设机构减少到9个,人员编制由381人减少为180人,但主要职责不变。政府机关职能由过去的办体育转变为间接管体育,制订与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实行监督协调为主要职责的宏观调控。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标志着中国体育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作为体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竞训体制在90年代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首先,对全运会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1)改变举办时间,从第7届全运会开始,全运会改在奥运会后一年举行,而不是原来的奥运会前一年举行。(2)调整项目设置,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从1997年第8届全运会开始,全运会的项目设置为28个大项,并力求与奥运会项目设置一致,比1993年第7届全运会的43项减少了15项。(3)改革了积分方法,如凡在奥运会、全运会前的一次世界锦标赛取得前3名的奖牌,同时计入全运会;在全运会上创、超全国记录的实行加牌加分。原有的国家队集中训练形式被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制度(即国家、地方、解放军、企业、高校等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办优秀运动队)所取代,从而形成了国家与地方相互竞争、全社会来办竞技体育的局面。与此同时,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1995年6月,国务院批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并在全国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中通过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普及群众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加强学校体育。这对于提高我国全民身体素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相比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无疑更为深入、更为彻底,也深刻反映了这是一场对原有体制的根本变革,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把体育社会化、产业化,将体育与市场联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一些深层的矛盾也随之暴露出来,如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仍未理顺;全国体育总会与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依旧是虚设;虽然体育事业的法治建设有所改善,但“人治”色彩依然很浓。这些都需要我们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逐渐去完善,中国体育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6]。

    3国家与市场:对转型期社会结构性的影响

    体育体制的改革于今已经成为管窥社会转型的重要窗口。在从传统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总目标下,国家和市场成为影响体育体制变革的最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体育领域的变革是否会传递出整个转型期体制变革的规律、方向和其他相关特征,非常值得期待。这里我们可以从运动员流动的例子,看流动现象的背后展示出来的转型期国家与市场对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引发的深刻影响,以及基于这种影响的观察,对社会转型的特征、方向、规律等方面建立合理的分析与判断。

    运动员流动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最初的流动主要是由于参赛名额限制,一些运动员不得不到外省市注册参加赛事,因而并不存在多大争议。但在七运会(1993年)后,一些经济发达省份为弥补某些项目上的不足,开始用优厚待遇引进外省市高级体育人才。这种方式简单高效,有利于引入区域竞技水平的迅速提高。但由于一些流动具有掠夺性的破坏,甚至造成流出后竞技体育训练体系严重被损害,因此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为体育主管部门带来了诸多困扰,如何解决显得尤为迫切[7]。

    对于运动员个体来说,流动的合理性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个体需求的满足,亦即福利满足程度的比较。福利是宽泛的概念,用来涵盖需要的满足情况。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直接影响到了运动员发展所需的福利资源的配置。与计划体制时代相比,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福利进一步划分为制度化福利(社会福利,来源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机构化福利(部门或者单位福利,也来源于再分配)、市场化福利(个人通过市场交换达成的需要满足,属于直接分配)。这样,运动员的福利配置渠道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配置到市场调节的持续转型,并带动了福利供给的效率、质量。对于运动员来说,原有个人需要的满足(即福利)主要是国家和本单位计划配置的,强调平均主义,随等级不同差异不大,配置效率较低,且其功能主要是为了换取运动员对单位的奉献与忠诚。市场化配置的出现,使运动员可以获得更高额度、更高效率的福利资源。运动员向外单位流动、拍摄广告等,都是谋求更好福利的外在表现。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保障队伍的稳定性,计划色彩鲜明的单位内部也借鉴了市场化的做法,开始强调福利的差异性、激励性和高效性,但相比市场化的刺激,无论是强度还是效果,目前来看都不很理想[8]。

    就目前看,作为流动的宏观背景,我国社会转型已经持续了足够长一段时期,很多社会现象已经经历了初步沉淀,可以进行必要的重新审视与反思,以及提供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思路。与运动员流动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研究,最为重要的不是对策罗列,而是对更为宏观视阈的理论关怀。运动员流动的复杂性,退役后职业实践上遇到的困难,表面上看是“问题-解决”的对策思路,但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则是社会转型以及当前所处的社会总体性特征与结构的问题。把握了社会转型的真实之后,在政策研究层面上,诸多问题都会有新理解。

    4体育社会学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已经逐渐超越了原有的狭隘内涵,具有了产业、商业等多重属性和价值。在此形势下,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均应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由体育系统自身具有的独特性所决定的。目前在我国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事业,从根本上看仍然是计划体制色彩鲜明的独立系统。从运动员的培养与选拔,到运动员参赛的组织、注册、流动管理等,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与此同时,与其他计划体制系统,如政府行政系统、教育系统等相比,体育又是市场化程度和潜力都较大的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与转型相联系的体育现象,也是社会学学科当然的研究对象,因为社会学学科一直致力于对转型以来的变迁作科学、合理的解释。如何建立体育体制转轨依托的社会现实的理论概括、转轨中体制系统内单位变革的理论概括,以及在上述两个概括基础上,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理论概括,是体育社会学走上学科前沿千载难逢的机缘。但与此同时,当体育体制变革被赋予“转型研究的窗口”这一严肃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时,体育社会学也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从以往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来看,实证研究虽然有了很大起色,但是远未成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对策研究居多,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与社会科学学术前沿接轨不足;多学科参与不足,也缺乏对社会条件与体育体制变迁成果的准确把握和认识。

    北京奥运之后的体育发展面临新的4年调整期。也就是说,如果有足够的耐心、胆量的话,体制改革将使体育领域第一次站在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位置。对于体育社会学学科来说,如何凝聚体育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力量,形成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独特贡献,无疑是充满光辉前景又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划时代命题。

    参考文献:

    [1] 陆学艺,景天魁.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23.

    [2] 郑杭生.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

    [3] 李培林.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7.

    [4] 孙立平. 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 社会学研究,2005(1):1-24.

    [5] 鲍明晓. 中国体育体制综述[J]. 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学报,1997,9(2):42-45.

    [6] 邹敏.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体育体制改革[EB/OL]. http//www.bhbh.cn/listdetail.php?sortid=1066&newsid;=2015,2009-04-20.

    [7] 刘燕舞,胡小明. 中国体育体制研究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J]. 体育文化导刊,2006(5):19-22.

    [8] 刘平. 从新二元社会分析到社会政策选择——老工业基地下岗失业治理问题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2005(1):42-47.

    [编辑:谭广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