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基本历程及重要地位
肖居孝
[摘要]湘赣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和锻炼了一批革命斗争骨干，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教战争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湘赣边；游击战争；基本历程；重要地位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湘赣根据地是中央根据地的辅助方向，在钳制与吸引敌人方面，湘赣根据地军民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由于敌人加紧了对湘赣根据地的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对湘赣根据地西边的封锁与包围，企图阻止红军力量向西发展，湘赣根据地本身却日益紧缩了。在此情况下，湘赣红军主力红六军团继续留在现有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聚歼的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也将发生很大的困难，红军及根据地的扩大必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7月23日发出了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中部创立新根据地，湘赣军区留下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
1934年8月，根据中央“七·二三”训令，红六军团奉命撤离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留在根据地的武装，即在新组建的中共湘赣省委(后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湘赣军区领导下，紧紧依靠边区人民，顽强地坚持了历经艰难险阻的三年游击战争。
一、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严峻形势
红六军团西征后，湘赣边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1934年8月，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之后，中共湘赣省委即在永新牛田召开扩大会议，着手建立健全湘赣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宣布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7月23日训令中指定的省委书记以及任弼时、王震7月31日给中革军委报告中确定的省委常委名单，增补彭辉明为省委常委。会上还作了工作分工：陈洪时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谭余保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彭辉明为省军区司令员。此外，还有省委常委、少共湘赣省委书记王用济，省委常委、湘赣省委妇运书记旷进媛，省委白区工作部长刘炳高，省委秘书长龙承绪，省苏副主席肖行麟、刘燕玉，省政治保卫局长刘发云，省军区参谋长周杰、政治部主任旷光明(后贺振芳)等。
此时，能与湘赣省委保持联系的地方党组织有：莲(花)安(福)萍(乡)中心县委、永新中心县委、遂(川)万(安)泰(和)县委、攸县县委、吉(安)泰(和)县委和新(余)峡(江)清(江)县委等。留下的武装部队主要有：湘赣省军区下辖的5个分区、5个独立团和军区直属队。除独立第五团外，第一、二、三、四团分属4个分区。一分区和一团活动范围是永新、安福、莲花边境；二分区和二团活动范围是分宜、新余一带；三分区和三团活动范围是安福、萍乡、宜春等地，以后又转移到湖南攸县、醴陵一带；四分区和四团活动范围是吉安、泰和、遂川、宁冈和湖南的酃县、桂东一带；独立第五团直属湘赣军区指挥。5个独立团和军区直属队共约3000人。其中独立第五团1000余人，独立第四团600余人，独立第一、二、三团和军区直属队，分别为三四百人不等。加上遂川、莲花、酃县等地的游击队，吉水游击队和茶陵独立营，总共也只有5000人检左右，而且被敌人分割在十几块小区域内，力量分散，联系困难，粮食缺乏。当时作为湘赣边区最高领导机关的省委，亦只直接掌握一个团的武装，其余部队都被隔绝，无法联系。
当时，盘踞在湘赣边区的国民党正规军有驻吉安的李云杰第二十三师，驻安福的李抱冰第五十师，驻遂川、泰和的罗霖第七十七师，驻莲花的王东源第十五师；在靠近边区的湖南茶陵还驻有朱耀华第十八师。反动地方武装有驻安福、莲花的江西保安十团，驻新余、分宣的江西保安六团，驻萍乡的江西保安四团，另外还有还乡的恶霸地主组织的民团、铲共义勇队等，共计六七万人。他们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术，在湘赣根据地四周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
湘赣边国民党地方当局为了配合军事”清剿”，不断强化地方统治机构，到处设立“联保办事处”、“清乡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大搞移民并村，把小村庄的群众集中到大村庄，划定封锁区，施行“一家通匪，十家同罪；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株连法，强化“保甲连坐”制度。颁布了杀气腾腾的四个“杀无赦”通令——“窝匪者杀无赦，通匪者杀无赦，济匪者杀无赦，从匪者杀无赦”，对根据地群众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武功山下的洋溪还设了“特别区政治局”和看守所，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和江西省政府直接领导和指挥，专门对付根据地干部、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经济上，采取严密封锁政策，严禁群众携物上山，对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盐、粮食等，实行定人定量定期按指定地点购买，其他日用商品也控制销售，同时严禁商人进封锁区做买卖。不计其数的群众，因所谓“通匪”、”济匪”、“窝匪”、“知情不报”等罪名被罚款、关押、杀害。地处武功山深处的太布、长源头村是老苏区，敌人一次就放火烧毁房屋40余栋，掠走耕牛70余头，杀害干部、群众近百人。永新县涅田区工会委员长汪天洪被国民党涅田区长活埋。安福县藕塘村群众罗高元，因家里存有8打火柴、7斤食盐，被敌人诬为“购物济匪”，，惨遭杀害。莲花县保安团头子贺元益因抓不到共产党员贺志明，便将贺志明家属6人全部杀害。
在敌人层层“清剿”之际，中共湘赣省委仍然领导边区广大军民开展了反“清剿”斗争。但因敌我众寡悬殊，在反“清剿”斗争中部队损失较大，根据地面积日渐缩小。赣江以东根据地全被敌人占领，赣江以西只剩下永新牛田、安福泰山等几小块零星分散的根据地。广大农村和集镇均被敌人占领，整个湘赣边区一片白色恐怖。
二、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历程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通过各种途径，弄清了红六军团西征的意图和湘赣苏区现有红军的情况，知道湘赣省党政军首脑机关设在永新县的山区。而且，通过飞机侦察，国民党军找到了湘赣省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在完成了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兵力部署和全面包围之后，便向湘赣革命根据地各县，特别是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县，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派出六十二、六十三师从泰和、永新两个方向同时推进。
在敌人的重兵压境下，湘赣边的红色武装力量在边区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立即投入了反“清剿”斗争。由于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陈洪时仍然坚持“左”倾军事路线，集中兵力与敌人硬拼，和敌人打阵地战，导致了战斗的连续失利。敌人迅速突破各独立团、游击队的防线，加快了对湘赣根据地指挥中心——永新县牛田地区的紧缩包围。在强敌大举进攻面前，省委为避敌锋芒，不得不放弃永新县牛田等几小块被分割的苏区，率领党政机关、独立第五团和后方医院、修械所等
向武功山区转移，以凭借有利地形，同国民党“清剿”部队周旋。
湘赣省委决定将党政军机关和湘赣独立第三、第五团转移到武功山区，虽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由于省委书记陈洪时等没有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对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够，寄希望于红军主力连打几次胜仗，敌人就会退却，根据地就得以恢复，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就会到来。因此，把转移行动看作是暂避敌人的锋芒，没有根据急剧变化了的形势，改变领导方式和方法，认真地组织退却，做长期艰苦的敌后斗争的准备；没有将党的组织分散隐蔽起来，由公开转为秘密，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而是继续坚持保住地盘、集中行动的观点，仍然采取过去的方法，把队伍集中起来，白天公开行动，四处烧碉堡，打民团，扩大红军，突击筹粮，使部队目标显露。在敌人进攻时，又采取碉堡对碉堡的战术，和敌人死打硬拼，致使边界斗争一开始就陷入被动局面。
战斗的失利使湘赣边游击战争的形势日益恶化，而由于当时的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等，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从初期的冒险主义转向逃跑主义，最后沦为可耻的叛徒，导致边区党组织除茶攸莲县委外，均被破坏冲散，相互联络中断，损失严重，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濒临崩溃的边缘。
就在湘赣边界游击战争处于生死危亡的历史转折关头，谭余保挺身而出，重振旗鼓，继续领导边区军民坚持游击斗争。面对叛徒投敌，部队失散，边境斗争处境极其险恶的局面，谭余保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开展反动摇、反叛变斗争。
1935年7月，谭余保在莲花县棋盘山主峰老鸦山以北5公里处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名叫狮古塘的小山村，主持召开湘赣省干部紧急会议。会上，谭余保通报了陈洪时、刘发云等叛变的情况，批判了陈、刘等叛变革命的可耻行径，要求在红军游击队中肃清陈洪时等叛变的恶劣影响，提出“不怕死，不动摇，执行党的方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斗争到底，胜利必属我们”的口号。会议对湘赣边区的斗争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策略方针，明确了今后的行动方向，实行斗争策略的根本性转变。从此，红军游击队利用边区有利地形，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时集时分，利用敌人的矛盾，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灵活机动地打击和消灭小股敌人，积小胜为大胜，逐渐打开了斗争新局面。
1938年2月，湘赣边游击队经过严格整训后，除留下80多人由谭余保领导在湘赣边区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300余人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由刘培善、段焕竞率领从莲花县垄上村出发，途经安福、吉安、新干、樟树、上饶等地，开赴浙江开化抗日前线。
三、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
第一，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8月至11月，各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先后撤离所在苏区后，留在长江南北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和广东八省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分别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等15个地区，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活动的区域，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延绵数百里的罗霄山脉中北段，包括江西省的安福、莲花、永新、宁冈、遂川、万安、泰和、吉安、峡江、萍乡、分宜、新余和湖南省的郡县、茶陵、攸县、醴陵等县。境内拥有武功山、太平山、柑子山、棋盘山、九陇山、铁镜山、五里山、陈山、杨梅山等数十座大小山峰。其中心区域武功山，横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整个武功山区方圆几百公里，地势险峻，有利于红军游击队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正是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和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起，坚持了波澜壮阔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第二，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使革命必胜的信念深入人心。湘赣根据地红军主力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以后，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的极端险恶局势下，以谭余保为首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领导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形式，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支援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保存了革命的种子，使湘赣边界的红旗不倒。这是我们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它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鼓舞了边区人民的革命斗志，使党和革命斗争必胜的信念深入人心。
第三，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和锻炼了一批革命斗争骨干，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正如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游击区的同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目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
“七七”事变以后，与外界隔绝了三年多的湘赣边红军游击队，面临着闻所未闻的突变情势，因此发生了差点误杀陈毅的险情。但在弄清事实真相以后，他们毅然服从党的决定，走出清涧老林，开赴抗日烽火的第一线。这种历史关头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抗日救亡为己任的风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