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影响的溯源考察

    苏勉

    摘要：二战以后，象征天皇制的形式在新生的日本通过宪法被确立。作为经历多方力量博弈与妥协而最终产生的合作产物，即使日本天皇已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象征天皇制对战后日本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究其溯源，一方面，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对天皇制的改革对战后日本发展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天皇制已深入渗透日本传统政治文化成为其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之一。象征天皇制并不只是毫无现实意义的象征性存在，透彻地研究和理解其影响及其溯源才能对当今日本政治与社会形成进行更加全面准确的认知。

    关键词：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日本天皇;精神权威;右倾保守势力

    中图分类号：D731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2-0017-02

    回顾二战后日本政局，直至近年来中日关系一直都不稳定。尤其在安倍晋三领导下的自民党执政以来，日本政坛内部右倾保守势力要求推进修宪进程的呼声更是不断，其中恢复天皇地位作为修宪的重要内容已成为多年来日本保守派的长期政治目标。不可否认，在战后日本新宪法和国内外和平趋势大环境的影响下，战后的象征天皇制已被大大限制了其实际政治效用，但其在政治体制、民族精神统合等方面对日本政治始终产生着潜在且持续的重要影响。因此，研究日本象征天皇制对战后日本影响的源头对研究当代日本政治与社会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对象征天皇制对战后日本政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溯源进行历史考察，以阐明日本象征天皇制研究的重要性。

    1古代天皇制精神权威的延续

    追根溯源，象征天皇制对战后日本的影响本质上源自于古代天皇制延续至今的精神权威。古代天皇制建立以后，其统治结构的本质形态仍然是一个氏族的联合体，而这种祭政一致的传统也被保留下来。天皇成为这个氏族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掌握着祭祀活动的主动权，同时也被赋予了无上的精神权威和世俗统治权。虽然随着时代发展天皇直接统治世俗的权利被不断弱化，但统治阶级始终在不断强化天皇的精神权威，这是由于天皇在精神方面的权威能够为当权者的统治权力提供正当性。从古至今天皇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角色，实际掌权的时间并不长，而天皇的最高精神权威使得日本的历任政治权力中心都不得不对天皇所具有的政治价值给予高度重视。从摄政关白到幕府将军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从明治维新派到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拥护者，再到战后的占领当局与日本右倾保守派，都曾利用天皇的精神权威以正统化、稳固自身的统治与管理。日本的政治主导者对天皇的控制仅限于政治层面，并不追求取代其精神权威的地位。正如中世纪时西方国家的君主追求政教合一，期望通过掌控教权来管理国家民众而非致力于取代教会本身的存在。天皇是象征日本国家及国民整体性、统一性的权威，而不是作为政治权力而存在。日本法制史学者石井良助对天皇的统治权进行历史的考察后认为，天皇统治的固有形态在于“天皇不亲政”，即天皇不当执政之任。

    天皇精神权威的存在使得日本政治与社会即使遇到重大变迁也能在“天皇”的旗帜下以较为平缓的方式顺利过渡，权力的交接转移也付出相对较小的代价。“以天皇为核心的天皇制在某种意义上为日本整个社会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成为调和日本各种社会矛盾的缓冲器。”[1]当今的象征天皇制与历史时期阶段的天皇制相比自然有所变化。现日本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国会和国民的授予，但象征天皇制在战后日本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进程中同样发挥着缓和冲突与矛盾的功能，这也是战后结算时期日本“保皇派”与美国占领当局坚持保留天皇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皇的精神权威还使得天皇在日本建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近现代的日本国家借助了天皇的“神格”与日本民族“大家长”身份实现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建构，利用天皇的精神权威统合国民意識，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整体性。战后的象征天皇制虽不再具有政治权力，但天皇仍然是维系日本民族、团结民族精神的核心。在日本的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与国家的身份认同感非常重要，而天皇正是能够帮助日本国民找到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有效工具。这种作用也在天皇与皇室的外交出访过程中不断增强。例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裕仁天皇战后首次出访，作为日本国家与整体国民的代表访问了欧洲与美国等国家，主动为历史默哀谢罪。这一行为不仅使他与日本皇室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还使日本获得了更多的国际认可。九十年代后正值美苏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日本在已有的强大经济基础上欲追求政治大国地位则必须重返亚洲，与亚洲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并为自身建立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1992年明仁天皇偕皇后美智子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为中日两国能够和平解决历史问题与交往障碍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标志着以中日谅解为特征的地区新纪元的开端，为两国日后在亚洲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总而言之，天皇及皇室开展的皇室外交不仅为日本国家树立了良好国际形象、赢得了国际认同，还为民主化日本国家的天皇与皇室赢得了更多国民的支持与认同，增强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纵然战后日本国民对政府或政党多有批判，对天皇却鲜少抱有不满。由此可见，战后的象征天皇与天皇制在统合日本国民，树立国家形象与提高国家民族自我认同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美国对战后日本天皇制的改革

    战后日本天皇制对现代日本的影响与美国密切相关。《波茨坦公告》规定“战后日本由盟国共同占领”，实际上二战后日本却是由美军单独占领。美国当局与盟军总部倾向于保留天皇制，但并不能接受旧制天皇制的完全重现，改革势在必行。美国政府认为，在确保日本军国主义与右倾势力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日本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的进程与天皇制的保留并不相悖。考虑到日本国情，天皇的保留对于日本顺利实现投降条款、进行民主化改革及维护国内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借助天皇的影响反而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占领当局的指导下，1946年《日本国宪法》正式颁布，自此法律上的天皇作为象征性的存在，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为了安抚国际舆论，作为保留天皇制的制约条件，《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日本永久放弃战争且否认交战权，以确保日本不再能够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但美国改革后的象征天皇制也因此成为战后日本政坛中右倾保守势力得以发展的根源所在。美国占领当局出于顺利实现占领目标使得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并未按照盟国的强烈期望废除天皇制并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而随着冷战开始美苏对抗加剧，美国选择扶持日本成为抵制共产主义阵营继续蔓延的东亚前线，并未及时对日本军国主义右倾势力等进行严格的清算与打压。一方面，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免除使得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无法明确，日本右倾保守势力至今仍采取回避、否认态度来模糊侵略历史，另一方面，天皇制的存续也导致日本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势力仍有所残存。即使旧体制的瓦解使得极端国家主义等势力失去依靠来源，支撑旧体制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由一场政治改革决定其去留。战败的日本借助冷战带来的机遇在美国扶持下改革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随着经济地位的日渐上升开始追求“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

    因此，象征天皇制下的天皇地位虽然较战前发生了转变，却具有模糊性与矛盾性：兼具政治性与非政治性，非国家元首却有国家元首性质。该特殊性质为日本右倾势力提供了契机。在日本右倾保守派势力看来，战后的日本若要恢复成为独立自主的“正常国家”，恢复由于“和平宪法”的制约而丧失的政治独立自主性，必须修改现行宪法。现任的安倍内阁等右倾保守势力修宪呼声不断，意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战争力量以及对交战权的否认”的条款并提高和强化天皇在宪法中的政治地位。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日本国民的自主宪法、减少美国制约，实现日本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而修宪的前提是获得国会和多数国民的支持，因而天皇制所蕴含着的精神权威便成为右倾保守派欲加以利用的工具与手段。

    作为经历多方力量的博弈与妥协的合作产物，战后象征天皇制这种世袭君主政治制度与民主主义原则相悖，而它仍稳定地存在于现代日本国家，可见其不管对日本政治还是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究其溯源，一方面，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对天皇制的改革对战后日本发展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天皇制已深入渗透日本传统政治文化成为其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之一，日本天皇具有的精神权威对国民统合与民族认同的作用显而易见。如今中日关系仍不稳定，双方的政治分歧与社会矛盾依旧存在，日本现任安倍内阁等右倾保守势力积极推进恢复皇权与修宪进程，日本极端国家主义也正借机意图再次抬头。

    因此本文认为，进一步推进对日本象征天皇制的研究对研究现当代日本政治及社会，发展与改善中日关系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作为民主化改革后的产物，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发展使得日本民众对天皇及皇室的尊崇心理不退反增，天皇制对日本国民产生的精神统合与身份认同作用更加无可替代。这些影响与天皇制的历史溯源相互联系共同作用，推进着日本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解晓东.日本天皇制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

    [2][日]中村则正.通往象征天皇制的道路[M].东京：岩波书店，1989.

    （编辑：董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