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杜梅
摘要：延安文艺座谈会是近代中国文艺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决定了建国后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导向。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发表了众多的见解，披露了大量的历史史实，研究可谓是纷乱杂陈了。本人通过多年的旧址讲解经验，翻阅大量的原始资料，形成了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背景、原因的自己的一些看法，现著文予以表述。
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背景；直接原因；准备
延安整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而延安文艺整风作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统一文艺界的思想。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文艺界整风的一个关键步骤，其召开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此。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文艺界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正是文艺整风的矛头所向。而随着文艺界 “灰色思潮”的出现，直接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背景
1943年4月份，延安的新华总社在“党务广播”上播出了——《关于延安对文化人工作的经验介绍》，广播说到：“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的文化人，它们脱离实际工作。加之国内的政治环境相当的沉闷，而且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也在增长，其中有些文化人对革命的认识态度比较模糊，另外还有内奸及破坏分子在其中作祟，因此延安的部分文化人就暴露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有的人主张应将抗战和革命中的‘黑暗予以暴露，而写光明的东西就是公式主义（又被称作歌功颂德），有的作家提出了还是‘杂文时代的口号。而且这种偏向的代表作品在《解放日报》及其他的文艺刊物甚至包括党报上都相当兴盛。”“党务广播”认为，于是“中央因此特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有以上的这些问题都在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结论中做出了解决”。
延安“党务广播”是由当时驻在延安的新华总社播出的关于交流与通报中国共产党内的工作经验和相关情况的特殊的广播形式。当时这份广播稿是由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副刊部主任的艾思奇经手处理的。“延安‘党务广播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在当时的确曾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甚至是较大的混乱，妨碍了全党整风学习的进程，其中有些不恰当和极端的作品还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搜集到并利用其来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1]
胡乔木也肯定了这一说法：“这份广播稿讲到：‘从延安的文化人中暴露出来的许多严重问题肯定是对的，比如指出了‘有的人想当然的认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甚至有的人还认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等就会极大地妨碍他们的写作等等。这些想法恐怕不全是写在文章上的，有的可能是毛主席找一些作家谈话时听到的。‘还是杂文时代，是有这篇文章。说现在要‘暴露黑暗，‘不搞歌功颂德，也是有的人在同毛主席谈话时提出来的。这里面说得比较笼统。‘代表这些不良偏向的作品在《解放日报》和其他文艺刊物甚至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党报上都盛极一时。如中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身为党员的作家与中共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家和其实际生活之间的问题，作家如何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如何提高同时如何普及的问题，对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都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的纠纷，作家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矛盾和纠纷也是层出不断。广播稿讲座谈会的背景，这些话是实在的。”[2]
文艺工作者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1940年之后的延安，文艺界出现了许多的波折。延安的许多剧团，由于不考虑边区存在的现实条件，他们演出了许多的国外戏剧、大戏和古装戏剧，由于演出的这些剧目同边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之间相差太大，大部分老百姓都不喜欢观看，就向他们的演出舞台投石头和杂物。
延安鲁艺搞所谓“正规化”、“专门化”，大讲托尔斯泰，有的女学生把衣服染黑，以安娜·卡列尼娜自况；音乐会上，有人从头至尾唱“啊……”——不看对象地唱美声。鲁艺关起门来排“大戏”时，群众隔墙就往里扔石头。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直接原因
1942年初春，在国民党重重封锁下的延安，一场以肃清王明“左”、右倾错误思想影响为目标的运动，在拉开了序幕。2月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明确提出了要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等三风，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几日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标志着延安整风进入了普遍整风的时期。
正当中央各机关单位普遍传达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并且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动员、制定学习计划之时，热情而又敏感的延安文艺界就躁动起来了。
2月15日，由延安美协主办的讽刺画展在军人俱乐部举行，共展出了华君武、张谔、蔡若红三人的70余幅画。这些讽刺漫画主题是针对延安新社会中残存的弱点和不足，三位画家坦诚地说：我们能看到新社会的光明，但也看到了的黑暗，这些丑恶和黑暗附着在新的社会上从而新的社会产生着腐蚀作用。
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教条与裤子》，以极富号召力的语言，热切呼吁人们鼓起“脱裤子”的勇气，切实割掉“三风”不正的“尾巴”。从3月9日以后的二十多天里，《解放日报》在其《文艺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充满着浓烈火药味的文章。
3月9日，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透彻地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女性的尴尬与痛苦； 3月11日，艾青发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指出：我们作家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艾青接着说道：因而作家不应该而且不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3月13日和23日，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在边区存在“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存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现象。这些文章，尤其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为代表，在延安引起了轩然大波。毛泽东在看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后，拍着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并打电话批评了报社。后来贺龙看到了这些作品，他气愤地说：“我带着八路军保卫延安，他们这些人却要暴露延安的丑恶、黑暗，这简直是在瓦解延安的民心！他们这样搞下去，我可就要班师回朝了！”[3]
与此同时，各机关、单位、学校纷纷创办壁报，尤其是中央研究院的壁报《矢与的》，王实味在上面发表了文章更是在延安引起了轰动。3月23日，王实味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文章。之后，王实味在第三期墙报上又发表了《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一文。文章中，他说，“我们绝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致全党”，“我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等等。这些偏激的言论引来了很多人的观看，后来还贴在布上，挂到南门外的闹市区，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王震看后气愤地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看后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晚上提着灯来看，看后说：“这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又了目标。”
三、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准备
面临着延安文艺界出现了大量的复杂问题，3月31日《解放日报》社召开了改版座谈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讲话：对于整顿三风，我们党内各部门已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同时也些人从错误的立场站出来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是冷嘲暗箭的办法。最近以来，有些人倡导绝对平均主义，他们这种想法是一种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工作中是存在不少的缺点，必须要加以改革，但如果倡导绝对平均主义，则不仅是现在，就是将来也是不可能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同时，毛泽东对王实味等人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批评确是应该严正和尖锐，但同时应该是诚恳、坦白和与人为善的。这种批评态度才是对我们的团结有利的。”贺龙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说：“我们将士们在前方出生入死打仗，你们却在后方骂我们的总司令。”[4]
4月初，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的讨论会议上又说，我们的整风发动阶段中存在着广大干部思想不一致、青年的不满和不安情绪、文艺界应当需要一个正确方针的问题。
为了尽快结束文艺界思想无序的现象，毛泽东准备进行一场以纠正文艺方针政策的错误偏向于产出延安文人自由主义作风和军队平均主义观念为主的整顿，一场专门针对文艺界的思想整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迫在眉睫。
4月下旬，毛泽东在杨家岭约见了鲁艺的陈荒煤、何其芳、张庚、严文井、曹葆华、姚时晓等人。之后，毛泽东又接见了艾青，对他说：“现在我们延安的文艺界存在着许多问题，对于很多文章我们大家看了都很有意见。其中，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过了几天毛泽东又致信艾青，要他代为收集反面意见。同时毛泽东还委托凯丰、陈云、王鹤寿找了很多人谈话，并听取意见。[3]
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约见周扬谈话，并让周扬和舒群草拟了一份参会者的名单，兵由中央办公厅用粉红色的油光纸印发了请帖，并以毛泽东和凯丰的名义发出邀请，所有准备工作就绪。
5月2日至2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终于在杨家岭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著作，《讲话》全面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精辟地阐述了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成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和最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事实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文艺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黎辛.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J].纵横，2002，（5）.
[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刘白羽.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J].人民论坛， 2002，（5）.
[4]刘忠.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原因考辨[J].社会科学战 线，2008，（9）.
[责任编辑：胡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