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大而不能倒”
李楠
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银行控股公司法（The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该法案明确控股银行但自身不经营银行业务的母公司为银行控股公司，并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对其进行监管。1999年，美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被控股公司的范围延伸至证券、资产管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银行控股公司就此演变为当前金融控股集团的概念。
2020年6月末，美联储监管的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即在美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共11家。其中，美国本土机构分别是摩根大通集团（以下简称“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公司（以下简称“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公司（以下简称“富国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纽约梅隆银行公司（以下简称“纽约梅隆”）和道富银行公司（以下简称“道富银行”）八家集团。
大型银行控股公司面临更高监管要求
更高的资本要求。第一，《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配置补充资本。第二，美联储要求资产规模在2500亿美元及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留存缓冲资本。第三，美联储要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达到最低5%的补充杠杆率。第四，美国金融稳定委员会要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具备总损失吸收能力。除最低补充杠杆率外，其余三项要求实行差异化标准及动态调整。第五，美联储针对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及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设立了年度资本评估和压力测试计划。此外，为防范疫情负面影响冲击银行资产质量，从2020年6月起，美联储限制包括八家集团在内的33家大型银行控股公司派发股利规模，暂停股票回购，以留存资本抵补预期贷款损失、支持信贷。2021年3月25日，美联储宣告称，将准许通过今年压力测试的大型银行于6月30日起恢复正常的股利派发和股票回购。
更严的风控标准。一是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存保险公司三大监管机构针对跨监管的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建立了包括信用风险及其趋势的统一监管标准。二是2016年6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要求含八家集团在内的约175家上市银行自2020年起按照新“当前预期信用损失”会计准则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即“拨备”），以解决原准则“风险预估不足、拨备不充分”的问题。
更重的合规处罚。以2020年重大处罚事件为例：2月，富国银行因零售业务涉嫌违法，被处罚30亿美元;9月，摩根大通因2008年至2016年间在贵金属和美国国债期货交易中存在欺诈和操纵等行为，被处罚约9.2亿美元;10月，花旗集图因风险管理、合规管理、数据质量管理以及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被处罚4亿美元;8月和10月，高盛集团因子公司在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中涉嫌欺诈，被处罚51亿美元。
更紧的流动性规定。2020年10月20日，三大监管机构要求20家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于2021年7月1日起计算净稳定資金比率。该项指标用于衡量银行一年内的流动性状况。
此外，次贷危机后，美国当局要求大型金融机构采取行动，设立“生前遗嘱”，即《恢复与处置计划（Recovery and Resolution Plan）》，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要求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及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定期向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交“处置计划”。“处置计划”要求相关金融机构设定遇到重大金融危机或倒闭时进行快速、有序处置的应对方案。此法案旨在遏制银行家们为追求业绩、谋求私利而采取冒进的经营战略，遇到危境时又以累及金融系统为由裹挟政府，最终由全体纳税人为错误买单。
大型银行控股公司作用于稳定金融系统
八家集团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八家集团在美国金融系统中举足轻重。2020年6月末，八家集团总资产占美联储监管资产的45.44%（见图1）。截至2020年年底，八家集团下属银行总资产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资产的45.05%（见图2）。
八家集团在美国金融行业内各有所长。摩根大通综合实力最强，花旗集团境外业务占比最高，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主攻境内业务，高盛集团擅长投资银行业务，摩根士丹利精于财富管理业务，纽约梅隆和道富银行则以资产管理业务闻名。
美国银行业趋于集中，八家集团的行业领先优势稳固。2011年至2020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的银行平均每年消失265.7家，行业机构数呈逐年递减的态势。八家集团经营及财务情况保持稳定，自2011年起，代表美资大型银行稳列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之中。
八家集团推进美国金融科技革新
历史上，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热衷于探索科学技术和金融实践的融合，一直走在金融业科技革新的前沿。1961年，大通曼哈顿（摩根大通前身之一）已使用电脑进行支票电子化处理。1950年中期，美国银行成为全球首家使用电子会计记账系统的银行。如今，八家集团凭借规模优势，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科技研发，全面提升经营效率和竞争优势，以适应现代金融服务需求。
摩根大通在信用卡业务中运用了机器学习技术，2015年至2019年使欺诈损失减少了50%。2019年，该集团投产使用了新一代客户管理系统，该系统运用了全集团的数据信息和云技术，为所有系统使用者实时提供了客户的全景信息，包括服务需求、产品使用情况和资产组合状况等。此外，该集团表示，其正在评估各类新兴的技术，将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科技为所有业务赋能。
美国银行深耕于电子平台创新，其运用虚拟现实和身份验证技术在资金转账、账单支付、自助取款机交易等服务上取得了突破，并拥有专利技术超过4600项。这些研究成果来自于该集团12个国家的5700余名开发者，巨大研发投入的效果得以显现。
花旗集团与多家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区块链等技术在现金管理、外汇交易、防范欺诈等方面的自动化应用，以确立自身全球商务银行平台首屈一指的地位。该集团还在系统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与网络技术、移动技术和云服务等领域擅长的供应商开展合作。集团下属合资公司与新加坡管理大学共同研究体验式学习的金融技术。
富国银行综合运用互联网、移动设备和云技术来处理海量金融交易，并识别出其中的可疑交易，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犯罪交易、黑客攻击、恐怖融资等。
高盛集团计划投资相关科技公司，研发基于分布式记账技术的服务平台，为供应商、客户、交易对手、清算所及其他金融中介提供区块链、加密货币等相关金融产品，并致力于解决分布式记账技术易受网络攻击的问题。
伴随金融领域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平台等技术日趋成熟，如今美国银行业直面金融科技公司以及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的挑战。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合作、校企项目、技术并购等不同形式，美国大型银行在客户服务、风险管理、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进行金融科学技术的尝试和应用，以谋求当前技术竞争的先发优势。
八家集团存在资产质量隐患
吸收流动性，资产规模被动膨胀。美国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释放的巨量纾困资金最终流转到银行系统，绝大部分以存款的形式存在。2020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统计的行业存款增加了3.29万亿美元。同期，八家集团存款规模增加了1.56万亿美元。负债端的存款转化为资产，从而推动资产规模上升。由此，八家集团资产规模增加了1.97万亿美元。伴随三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八家集团的资产和存款规模水涨船高。自疫情在美爆发以来，八家集团的存款和资产规模分别增加了1.88万亿美元和2.66万亿美元（见图3）。
贷款规模逐季萎缩，“薪酬保护计划”下工商贷款逆势增长。自疫情在美爆发以来，八家集团的贷款资产齐步收缩，累计减少约1千亿美元。一方面，宽松货币政策下，市场资金充裕、借贷利率极低，优质的大、中型企业转向债券市场融资，导致贷款需求被动削减。另一方面，疫情下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信用风险上升、借款意愿下滑、还款能力下降，银行主动压降了有关风险资产。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顺应国家的“薪酬保护计划”（“关怀法案”的一部分），向小企业提供了用于支付薪酬的专项贷款，旨在保留员工的工作岗位，以维持他们的收入来源。2020年末，四家集团的该项贷款余额为632亿美元，超过此类贷款总余额的10%。
不良贷款规模攀升，资产质量存在隐患。2020年，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集团五家集团不良贷款规模显著上升，八家集团合计增加了145.93亿美元。期间，坏账处置规模小幅增长后回落。然而，真实不良贷款和坏账规模未被充分暴露。美国当局颁布了鼓励银行与受疫情影響的借款人协商延期还款的政策。该政策实质性改变了银行的不良贷款分类标准，将原本应纳入不良或坏账的贷款“掩饰”为正常贷款。这是八家集图资产质量保持良好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存在着巨大隐患。据美联储统计，仅2020年第二季度，17家大型银行调整分类标准的贷款规模共计3300亿美元，约占这些机构贷款余额的6%。
净利差收窄，盈利能力趋弱。受2020年美联储大幅降息和生息资产收益率降幅快于含息负债成本率的综合影响，除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外，其余六家集团净利差水平逐季下滑（见图4），核心盈利能力受损（见图5）。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的收益率变动主要来自拨备的影响。因使用“当前预期信用损失”的风险计提方法，并叠加了疫情因素，2020年第一季度，四家集团的拨备计提规模巨幅增长，致使当季利润悬崖式下跌。随着监管部门许可延期采用新的风险计提方法，以及前述提及的关于贷款分类标准调整的政策指引，季度拨备计提规模快速回落，2021年第一季度还做了回调，收益率水平随之反弹，并好于疫情前水平。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之所以取得逆势增长，缘于两家集团的非传统银行业务收入占比较高，因此受到利差收缩的影响更小。美国三大股市自疫情后走出了历史性牛市的行情，股市和债市等交易活跃，高盛集团的做市商业务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行及财富管理业务大幅提振。受利差收入萎缩的影响，纽约梅隆和道富银行的收益率则呈现下行的态势。
政府救助是实现“大而不倒”的路径
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具有剧烈而又深远的破坏力。一方面，金融风险会迅即传导至微观经济体，众多企业和个人客户将因无法及时获得正常金融服务而陷入财务或生活困境。与此同时，大量职员将失去工作岗位。政府需要为之准备足够的失业补助金，失业人员也将面临生计问题。另一方面，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结构和管理体系复杂，政府需要派驻充足人力进行接管。最重要的是金融机构间交互密切，个体风险可能扩散为群体危机。金融机构之间交易频繁、互相投资是金融系统的特性。大型金融机构所发行的金融产品具有风险不高、收益不低、流动性好等特点，是其他金融机构的竟购标的。若大型金融机构发生破产，便会产生类似核爆的链式反应，金融坏账和三角债等问题会迅速蔓延到整体金融系统。因此，在疫情危机无法短期内破局的情况下，美国当局将极力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交织，会首先确保金融系统稳定，从而通过金融系统调控实体经济以应对疫情的持续冲击。
次贷危机期间，美国当局救助花旗集团的案例是“大而不能倒”的典型范例。第一阶段，美国当局通过购买优先股的形式向花旗集团注资。第二阶段，为该集团的不良资产提供担保。第三阶段，再度购入该集团的优先股，实现危机期间的股权国有化。第四阶段，收回优先股股利（即援助成本），出售所持股份完成救助。从此案例可以看出，政府控股是救助大型金融机构的极端、临时状态。实际操作中，政府会根据金融机构的危险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救助。危机结束后，政府会尽早清空股份、完成退出。
需要说明的是，疫情危机与次贷危机存在着本质差异。此次危机不是大型金融机构犯错的结果，相反，需要它们担负参与纾困援助的重任。因此，次贷危机后所提出的“大而不能倒”不能与疫情危机的“大而不能倒”相提并论。
可以预见，美国当局将大力扶持金融系统，特别是大型银行控股公司，维持金融系统稳定。同时，监管机构也将放松金融管制，释放金融系统活力，为实体经济注入动力。2020年6月，美联储等监管机构宣布放宽沃尔克法则，允许银行增加对创业投资基金等的投资，取消银行在与下属机构交易衍生品时必须持有保证金的要求等。尽管在当前银行业风险偏好低的情况下，该项政策的预期效益短期内可能并不显著，但是，从中透露出监管机构支持金融系统、放松金融监管的趋势。
最后，从借鉴启示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学习美国监管机构在大型银行控股公司管理方面的有益实践，也需要学习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在金融科技应用方面的积极尝试。从风险管控的角度看，美国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将获政府加持，信用风险因而较低。不过，这些机构发行的股票等权益类产品、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以及与这些股票或债券相关的指数产品仍存在较高的市场风险，需要采取风险分散和风险对冲的防御型交易策略。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纽约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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