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春刀》系列电影中悬疑推理情节评析

    肖军

    飞鱼服，绣春刀。命运多舛众生相，似曾相识怜爱情。

    《绣春刀2》作为第一部的前传，强势抢占暑期档，专家学者、观众对其评价颇高。《绣春刀》系列电影并非纯粹的武侠剧，它是武侠剧与悬疑推理剧的结合。这种跨界组合的创新，正是当代电影所缺失的。对此，可以打通两部剧的悬疑推理情节，进行赏析与述评，一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该系列电影会有另一番天地，二来与现代的悬疑推理（思维、方法等）对比，会发现该系列电影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三来剖析悬疑推理在艺术呈现方面的作用，以升华影片的哲学性主题。

    一、 悬疑推理思维的（简单）普遍性与局限性

    绣春刀是锦衣卫佩戴的武器。而对锦衣卫大家并不陌生，它既可以指机构，也可以指人。指人时，锦衣卫代表权力，他们拥有高强的武功、矫健的身手、敏捷的思维。他们一方面拥有侦缉权能，另一方面在办案过程中普遍要运用到推理的思维。而锦衣卫本身是经过千挑万选才得以入职的，此过程亦重视推理思维的考察。

    在《绣春刀2》中，看似一起普通的杀人案件（杀人劫财）——掌柜、三个堂倌、两个伙头都是一刀毙命，柜上的银子没了——却发现死者竟然是内官监掌印太监郭真，这让身为北镇抚司锦衣卫的沈炼心生疑团。他认为，此案可能与前段时间皇上坐新造的船落水有关。两起似乎并没有什么关联的事（案）件，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将其联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后来，在神秘女子的要挟下放火烧锦衣卫北镇抚司案牍库，踩点发现侍卫们一炷香的时间经过一次，欲利用这柱香的时间来完成任务（这也算一个简单的推理运用）。为了证实自己之前的推断和事实真相，其翻阅了档案（之前踩点时也发现东厂正在查造船文书——事关皇上落水案子），发现郭真确实有监造御船，而正是此船导致皇上落水，机智的他将这一重要的书证物证（《宝船监造纪要》）保留下来，作为今后谈判的砝码。

    类似于这种悬疑推理思维，在《绣春刀》系列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在《绣春刀2》中，裴纶在勘查凌云铠死亡现场时发现了疑点，进一步推理：凌云铠无常簿为何不见？于是怀疑是沈炼放走了北斋。而在郭真家找到了字条，北斋正是约郭真在酒楼见面之人，所以有理由说沈炼与北斋是一伙，并杀害了郭真。进一步推理得知，郭真与凌云铠两案更是有关联，一定是凌云铠发现了什么，才被元凶灭口。沈炼则说到，裴纶这是构陷沈某，原因还是第二部一开始殷澄被害，裴纶认为是沈炼所为，才有了上述推理。

    在《绣春刀》中，靳一川说，赵靖忠就是昨天那个黑衣人，怎么认定呢？说今天打斗时，看见手上有伤，这个伤具有特殊性——是沈炼使用的十字弩四刃箭，和别人不同（唯一性），从而形成了推理结论。这种推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同一认定过程，即指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熟悉客体某些特征的人，在研究和比较先后出现的两个反映形象的特征的基础上，对其是否出自一个或是否原属同一整体物所作出的判断。[1]正是同一认定的理论让悬疑推理有了依据——推断黑衣人是赵靖忠，从而保证悬疑推理的正确性和精准性，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悬疑推理思维的局限性，体现为：推理过程并不复杂，可能只是运用了侦查破案中最常见的思维方式。诚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一部武侠电影中出现较多的悬疑推理，毕竟不是纯粹的悬疑推理剧，而且受到当时人们思维与经历所限，公职人员不太可能经过专门的培训来提高自身的能力。所以简单的悬疑推理还是能够被接受的。只是要避免过多掺杂个人情感因素，要以客观事物为依据，否则证据仍不足以定罪，如第二部中即便郭真与沈炼之前就认识，也不能作为定案的充分理由。

    二、 悬疑推理方法的（相对）合法性与先进性

    《绣春刀》系列电影背景是明末时期，那时运用的悬疑推理方法即一些收集证据证实案件的方法具备“合法性”和“先进性”，这两个词是打引号的。

    首先来看合法性。在《绣春刀》中，朝廷构陷冤狱严家上下，把严家公子关在“诏狱”，通过严刑拷打让其招供，这在现在看来是不人道的做法，但在当时却是合法的。在古代，刑讯是获取口供的法定手段，定罪重视口供。明朝法律以《大明律》为基础，而在《大明律》中，就规定了严刑酷法，廷杖及种种律外酷刑，也常被滥用。到了明中后期，朝政日渐腐败，宦官擅权，厂卫横行，法令松弛，律文名存实亡，加之官吏任意轻重，封建法制备受破坏。[2]刑讯不仅“合法化”，而且更是家常便饭。这些推理方法、获取“证据”方法都被认为是“合法的”，毋庸置疑的。

    其次再看先进性。同样在《绣春刀》中，有了魏忠贤的腰牌，但不能确定被烧死者就是魏忠贤。以现代科学证据制度来说，腰牌仅是物证（以本身证明）或书证（以上面内容证明），是一种间接证据，除非找到其他间接证据或者直接证据加以验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否则这种推理是不成立的。这点片中官员们心知肚明。在晚宴上，卢剑星问到：魏忠贤烧成这样，还能验出来吗？大学士韩旷给出的答案是：他长期服用仙丹，骨头里总能验出来的。经过太医院的检验，证实死者不是魏忠贤，检验者拿著一个碗，碗里面有一些烧黑的东西，说骨头太年轻了。一方面，我国物证技术发展较早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宋朝宋慈编写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书中记载了不少与物证有关的检验技术，但是对于此处的骨龄测试是否在当时已经运用，尚待考证。另一方面，韩旷之前说他服用仙丹所以可以验出来，似乎是在说服用药物成分已经渗透在骨髓了，可以通过燃烧等方法进一步提取化验，但是不管最后是否验出有无成分，并不能进行简单的同一认定。而且最后说的是骨龄测试，并非药物成分测试。不知道这里算不算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漏洞。所以说，这里的“先进性”具有相对性，可能在当时比较先进，但就现在来看，很多的推理——基于物质（物证）的悬疑推理并不先进，甚至有误导之后果。

    三、 悬疑推理结果的存疑性与时代性

    鉴于上述的悬疑推理思维简单的普遍性与局限性、悬疑推理方法相对的合法性与先进性，导致了悬疑推理结果的存疑性与时代性。存疑性与时代性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对于悬疑推理的结果，我国古代基本是依靠自由心证。在我国古代的司法活动中，官员对证据的采信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基本上不受法律的限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个人的办案经验进行自由裁断，而且这种裁断的自由性较大。

    在《绣春刀》等类似的悬疑推理影片中，断案的基本套路就是先找到一些通过推理得知的证据，然后把人抓到，用刑讯逼供等方法获取口供，最后画押定罪。首先，由于推理的简单普遍性和局限性，并不能确定所指向之人为嫌疑人；其次，通过刑讯逼供等“合法”手段坐实推理过程显然陷入了死循环。也就是说，只要有少量的证据就可以抓人，然后定罪。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当时推理结果的存疑性反映了时代性。客观而言，包括明朝在内的中国古代，没有十分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可以依赖的系统的推理方法，所以只要有怀疑就可以抓人定罪；主观而言，由于无法律约束且官本位思想严重，钱与权远大于法，有钱有权就可以胡乱定罪。所以与现在相比，当时不必去管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也不管這些证据从哪来（如何推理）、是否真实等因素。只要有基本的推理或者说通过钱权交易获得的推理便可轻松将人入狱。退一步讲，即便是真实的推理结论，其证明力能有多大，不好评判。如沈炼放火前得到的书证物证、认定魏忠贤没有死的书证物证，能证明哪些问题呢？不过以简单的自由心证来看，虽然魏忠贤的身份牌和尸体都是间接证据，但显然当朝者认为尸体检验结果的证明力大于身份牌的证明力，最终认定魏忠贤没有死，这同样体现了推理的进步性。而如果加入复杂的因素，上述的证明力认定结论就无法详述了。

    四、 悬疑推理设计的技巧性与艺术性

    《绣春刀》系列电影对悬疑推理的设计具有一定的技巧，也体现了艺术性：一来，悬疑推理本身就具有艺术性；二来，悬疑推理为影片的艺术性增添光彩，即悬疑推理只是手段，通过悬疑推理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故事发展展现艺术性、观赏性、时代性才是目的。

    《绣春刀》系列电影属于推理类中的逻辑推理类型，其艺术性重点在于边缘化的人物。对其艺术刻画表现为社会底层人物却带有浓厚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性格展示，这是一种复杂的人物类型。[3]主人公身上经历一场场灾难和磨练，在矛盾中成长，试举两例。在准备点火烧案牍库，反映出了沈炼个人心中的矛盾，这把火到底是放还是不放？内心挣扎，凸显了人物性格的双重性。而在询问北斋案情时，以暴力相威胁，将其放置船上并绑有铁链，另一端则下沉，如果不说则会沉入水中。而当水面只剩下泛起的白色水花后，沈炼的眼神慌乱起来，他猛地从船上跃起，扎入水中，救起北斋——这一幕导演用艺术性的手法（灯光、画面颜色、音乐）将人物矛盾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这种方法证明自己的推理是不可行的。

    悬疑推理是由人物决定的，这种推理带有明显的情感因素，而非真正的理性推理，在现在看来不可取。这点同样体现在裴纶身上，此人心思机巧，手腕狠辣，树敌颇多，通过一番推理和验证便认为沈炼是杀人元凶，掺杂着私人感情，使得推理与验证具有局限性。导演艺术性地处理了悬疑推理、人物两者之间的关系。

    至于在各种场合出现的通过讯问证实推理，诸如沈炼、卢剑星、靳一川等有良知的锦衣卫也知道，这种做法欠妥，但他们毕竟是朝廷中人，为的只是那份身份认同。他们也试图通过推理打倒赵靖忠，于是，在《绣春刀》结尾处才有了两段沈炼和赵靖忠的对话：“赵靖忠，你已经不是东厂提督，全拜我们这些蝼蚁所赐。”“大明朝如今内忧外患，积重难返，国家破败，民不聊生，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只要我没躺下，你别想有或者离开的打算。”人物情感得以语言艺术升华。

    从语言艺术到影像艺术，反映的都是人物，通过艺术的处理，尤其是对悬疑推理本身以及它反映出来的手法，能够看出导演对整个时代主旋律的把握。悬疑推理设计的形式在于悬疑推理思维的（简单）普遍性与局限性、悬疑推理方法的（相对）合法性与先进性、悬疑推理结果的存疑性与时代性，艺术性地设计出悬疑推理情节，与人物性格本身与所处时代休戚相关。也就是说，悬疑推理、人物、时代性通过艺术手法紧密连接，悬疑推理既反映了人物性格，又凸显了时代特征，而人物与时代反过来影响着悬疑推理，包括其各种特性。这些通过强大的艺术视觉、听觉冲击力得以显现。悬疑推理情节无疑放大了影片艺术呈现效果：艺术处理人物，加入悬疑推理后，使得人物血肉逐渐丰满，勾起我们对人物的怜爱之情，如果缺乏了悬疑推理这一关键环节，艺术无法得以诠释，从而丧失其魅力与渲染效果。

    结语

    诚然，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评判明代人的推理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乃至法律背景。所以，在拍摄将来的《绣春刀》第三部时应该考虑到多重因素，多设计一些推理方面的情节，使之合情合理，具有时代性，增加趣味性与悬疑性，毕竟电影需要进行多方面考量。

    而如何通过悬疑推理来展现人物性格和时代特征呢？应组织不同专业背景（法学、史学、电影学）的专家学者们共同探讨，各自负责悬疑推理的形式与内容，从而达到电影艺术的效果。多学科的融合，有助于我国电影事业的向前发展，而这也是社会法治的一个趋势。

    参考文献：

    [1]任惠华.侦查学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49.

    [2]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3.

    [3]路阳，尚漫.绣春刀Ⅱ修罗战场纪念画册[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