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人共性成长研究

    黄燕

    西方文化所共尊共拥的源头就是古希腊神话与两部非说教性的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中《奥德赛》更是以其波澜壮阔的史诗叙事,将有着英雄与人的共性的奥德修斯在英雄主义与人文主义等两个层面分别建构得立体饱满有血有肉,同时,更将英雄与人的命运牢牢绑定在一起,向世人昭示着英雄性与人文性的相契与相通。

    一、 英美文学与影视艺术改编中的英雄与人的共性

    (一)西方式英雄与人表达的标准范式

    众所周知,两部《荷马史诗》均为荷马的口头吟唱汇编集结而成。从这个意义而言,其显然具有着强烈的娱乐性与非说教性。《荷马史诗》恍若一泓清澈碧水,水中映射进来明媚阳光,阳光映照在水中沙上,一切来得自然且流畅。古老的《荷马史诗》对于整个西方世界乃至其他异域文明的影响都极其深远,毫不夸张地说,《荷马史诗》为整个西方世界奠定了最为基本的英雄性与人文性的基础。这种双重制衡稳定的文明根基为整个西方世界孕育出了博爱、平等、自由的根性灵魂。而《奥德赛》更将这种英雄性与人文性进行了深度融合,使这种英雄性与人文性能够彼此交融且相互调和,同时更能够有机地存在形成一种影响整个西方社会思想、意识、精神等的足以传诸永恒的文明基质。《奥德赛》已经成为一种西方式的英雄表达的标准范式。

    (二)英雄与人的建构和男性母题消解

    从文学改编的视角而言,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有着截然不同的人文视野、人文语境、人文表达。从《奥德赛》而言,其中的英雄主义情结表达十分浓郁,在整个战争状态与回归状态中,每一次危机都凭借着奥德修斯的这种英雄情结,方能得以化险为夷排危解困。英雄情结笼罩下的奥德修斯亦有着英雄亦凡人的生活状态,在此状态下的奥德修斯与凡人别无二致。这种平凡化表达亦为改编的《奥德赛》带来了平易近人的观感。凡人生活状态下的奥德修斯亦如背景离乡的凡人一样极力压抑着对于家庭与爱情的思念。此外,《奥德赛》显然带有着强烈的男性意识,这种男性意识不仅表现影片中的男性视角,更表现为影片中男性母题的叙事表达以及影片与原著中难以消解的那种浓郁的男性主义气息。

    (三)英雄与人的终极价值观表达

    《荷马史诗》的民间性使得其中的人物角色走下了高高的奥林匹斯神山,由神诋而英雄,由英雄而凡人,为整个西方精神史提供了一种向普世价值予以平等规训的精神圆满。而《奥德赛》中的男主角奥德修斯,更以其内在精神世界与其外在客观世界均具备的二者相通性形成了一种英雄性与人文性均布的平衡架构。换言之,奧德修斯无论是其英雄性内在,亦或是其凡人外在都有着一种自我与世界的交汇性、沟通性、一致性。这种显著的英雄与人的共性化特质,显然为整个西方世界公元前11世纪的传统超验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基于经验世界的开放性表达。实际上,恰恰是这种经验世界原生于社会实践的开放性表达,才为整个西方世界缔造出了基于英雄与人共性的博爱、平等、自由等精神架构与价值观表达,也就是说,在英雄与人共性成长过程中,权威与威权束缚全部为这种英雄与人的共性所消解。

    二、 英雄与人的共性成长内涵表达

    (一)英雄与人无差别状态性表达

    影片《奥德赛》建构了一种无差别的状态性。这种无差别的状态性将奥德修斯的英雄一面与其凡人一面进行了基于文学性、艺术性、生活性的无差别式表达。正是这种无差别式的表达,既稀释了其英雄性,又强化了其凡人性。影片的这种以退为进的无差别状态的表达,使得无论是战争状态下的奥德修斯,还是生活状态下的奥德修斯,都具有着英雄性与凡人性参半,并且完全能够无差别转换的自然本我状态。这种自然本我状态使得奥德修斯这一人物角色更加贴近欣赏者,更加能够为影片欣赏者带来切近的沉浸性。在回归奥德修斯的伊萨卡王国之后,奥德修斯凭借其海上10年所修炼的隐忍在忒勒马科斯等人的密切协助之下,以其双全的智勇以寡敌众,最终血洗了全部求婚者、挑战者、对立者,最后的这场屠戮亦更加充分印证了奥德修斯无差别状态下的英雄与人的共性。[1]

    (二)英雄主义人文关怀性表达

    影片《奥德赛》与其原著《荷马史诗》都是一部借英雄主义弘扬人文、人性、人本普世价值与人文关怀奥义的作品。无论是古希腊的神话还是荷马史诗中的诸英雄,这两种英美文化根源之中都包含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天命所归略同的宿命。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过度神化的天命攸归有着巨大差异的是荷马史诗中的诸英雄反而更具人文关怀性。例如,在改编的《奥德赛》中,即便是在生死刹那的以命相搏的战斗过程中,奥德修斯在看到无辜儿童置身战场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要全力保护这位异国儿童的生命安全,如此崇高的人文关怀不仅昭示着英雄的难掩光芒,亦昭示着英雄化与人性化一体化的那种秉承着人文关怀的共性成长。这种遵循着人文关怀的共性成长在电影中形成了一种战争、生活、情感三位一体的高度抽象化的表达。[2]

    (三)英雄与人内涵救赎性表达

    在现实世界中,无论英雄,亦或凡人,或隐或显地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自大性、过失性,这一点对于《奥德赛》中的绝对主角奥德修斯亦不例外。征服特洛伊是奥德修斯战争状态下的人生巅峰,从此以后,奥德修斯将展开长达10载的漫长的神祇全力阻止下的救赎表达,直到其再次回归伊萨卡岛,方能得以完成其10年救赎而迎来人生中的生活状态下的另一种意义下的人生巅峰。从这种意义可见,战争状态下的英雄与生活状态下的凡人之间,隔着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任何英雄的任何能力、武力都无法逾越,只能透过救赎方能获得解脱。而英雄的救赎则是在其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门关键功课。《奥德赛》文学作品与影视艺术改编作品的真正主旨,其实就是在以一种曲折、委婉、讽喻的技法,向读者与观众呈现了一幅英雄与人的共性成长的救赎史诗。

    三、 英雄时代英雄与人的共性成长与共同理想表达

    (一)英雄时代英雄与人的共性成长

    在《奥斯赛》中,隐喻着一种英美文学经典的“旅途即生命”这一本质母题。也就是说奥德修斯所经历过的重重磨难皆是其生命或者说是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磨难虽然无法阻止奥德修斯重返家园,但却以10年的时间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历炼,这些历炼将奥德修斯完美的古希腊式的英雄主义进行了人性与人文式的抽象,使得奥德修斯的英雄主义更具人文精神,使得他的英雄主义与人文主义牢牢地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经过10年磨难历炼的奥德修斯,在不断地汲取人文营养、哲思营养、精神营养下,最终完成了其英雄与人共存的一种共性成长。从这种意义而言,古希腊的英雄与人的这种共性化的塑造,远比好莱坞凭空缔造的英雄更具现实意义,因为,这样的英雄更具人化特质,而唯有人化特质方能帮助奥德修斯最终实现其精神回溯与精神寻系。

    (二)英雄时代英雄与人共同的根性灵魂弘扬

    欧洲古典文学那种深刻的艺术感染性、人文关怀性、内涵哲理性等所逐级建构起来的英雄时代英雄与人共同的根性灵魂是文学艺术的真正价值所在。同时亦是英美文学与英美影视作品真正的精神原点所在。这一精神原点将人类精神史在文学层面上将客体世界与人类主体世界混然地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混然一体性,在《荷马史诗》的第一部作品《伊利亚特》中已经生发出意识萌芽。而在第二部作品《奥德赛》中才真正地将这种根性灵魂一览无余地彻彻底底地表露出来。这种一体融合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理性与感性的根性灵魂不仅具有着无与伦比的史学价值,更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哲学意义,毫不夸张地说,其以一种超文学性与超哲学性开启了西方发达国家英雄与人共性成长的自我意识觉醒之门,驱策着西方文明开始由感性与理性的羁绊中解脱出来。[3]

    (三)英雄时代的英雄与人的共同理想

    《奥德赛》文学作品与据其改编创作的电影所共同表达出来的那种将永恒辉耀在人类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光芒。在《荷马史诗》中,这种光芒映照下的文学性、史诗性、哲学性的三位一体的破裂,并随之破壳而出的是一种焕然一新的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一种博爱、平等、自由为其形而上的诉求,这种诉求不仅解构着冲突、杀戮、战争,而且亦解构着神祇的那种宿命神性,在英雄与人的成长过程之中,不断地充盈着由奥德修斯的那种顽强不屈的英雄与人共性成长的永恒精神。这种永恒精神有着超文学性、超哲学性、超思想性,使之成为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不可多得的集文学性、哲学性、思想性于一体的高不可及的范本,而这部范本恰恰为人类的赋予了一种既基于意象又高于意象的精神之旅与精神回归。[4]

    结语

    电影《奥德赛》深深地纳入了一种超文学性、超哲学性、超思想性的建构,亦纳入了一种针对神祗神性与人类宿命灵性的一种形而上的解构。这种建构与解构为这部宏篇巨制带来了一种永恒精神主导下的英雄与人共性成长的强烈诉求。影片所释出的这种永恒精神既有英雄时代的英雄的英雄主义的理想,又有英雄时代的人的英雄主义理想。从针对《奥德赛》的改编可以看到,英雄与人的共性成长中的第一人称视角,已经为那些追随着英雄的观众,提供了一种与其心目中的英雄共性成长的一次精神之旅与精神回归。

    参考文献:

    [1]梅林蓉.流浪與回归:回家的诱惑与“人”的选择——作为“理性之诗”的《奥德赛》[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29(3):

    89-93.

    [2]张红梅.《奥德赛》文本叙事中的意向空间——基于陈中梅汉译本的叙事话语分析[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16(2):197-200.

    [3]王晓凌,刘玮.身份之建构——荷马史诗《奥德赛》回归主题再探讨[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8(4):62-67.

    [4]徐其超.历史实在性、神话传奇性、社会全景性——《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情节比较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4(11):15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