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的探索：1958-2019年的山西电影制片厂
张明芳 王芝颖
和其他的国有电影制片厂一样，山西电影制片厂也是历史的产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数次停停办办，改革开放初期的缓慢发展，再到新世纪的短暂腾飞，新时代的艰难探索，山西电影制片厂一路摸爬滚打，试图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尤其是在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山西电影制片厂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十年，不仅在拍片数量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在影视作品质量上也取得了喜人成绩，使得山西电影制片厂一跃成为这一时期省办小厂的标杆和山西文化建设的一面旗帜。综观山西电影制片厂的演变进程，不难发现其与其他中小国有电影制片厂的相似之处——在国家政策的号角下浮浮沉沉、起起落落，努力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
一、国家政策下的组建過程
（一）国家政策下诞生的国有制片厂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便建立了以‘八大电影厂为核心的国有/国营电影生产体系，囊括区域性的故事片厂、隶属军队的‘八一厂及体制内专业化的新闻纪录片厂、美术片厂、译制片厂、科教片厂、农业片厂等。”[1]山西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58年，是中央号召社会各界进行“大跃进”的历史产物。“1958年5月，文化部召开全国电影工作跃进会议，提出以地方为主发展电影事业，实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或再多一点的时间内，达到每省都有制片厂。当时参加会议的山西省文化局电影处处长白纯瑞征得在京开会的省委、省政府部分领导的同意，最后由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决定，投资二百万元，建立山西电影制片厂。”[2]此后，山西电影制片厂紧跟国家政策，数次变换更迭的时代到来了。
（二）建厂早期的创作情况概述
和国家一级的八大厂境遇不同，山西电影制片厂作为省一级别的电影制片厂，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情和自身的地域人才等因素，一直都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电影制片厂都必须严格执行上级要求。拍什么题材的影片，各种题材占比多少在当时都有严格的规定，山西电影制片厂也不例外地带有鲜明的计划体制特点。1960年12月，“中央规定原则上一个行政大区保留一个故事片厂，保留各民族电影厂，其他省办电影厂只拍新闻片、纪录片，不拍摄故事片。”[3]在此政策调整下，山西电影制片厂响应国家的要求，不拍摄故事片，并缩减了厂内机构人员。
一般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7年期间，是国有电影厂的历史高光时期，这一时期诞生了大量的经典影片，多是歌颂新中国或是表现“战火中的中国”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这一时期山西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生产虽然故事片缺席，但仍拍摄了许多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如纪录片《千里迢迢慰亲人》（吴明，1959）、《太阳村》（马侠铭、石玉山，1974）、《社会主义实干家——李锁寿》（石玉山，1976）等。这些新闻纪录片是早期山西电影制片厂建立自我意识、确立自我位置的方式。
二、改革开放后的艰难行进
（一）“计划”到“市场”的艰难探索
这一时期，山西电影制片厂步入全新发展的阶段。一方面，百废待兴，山西电影制片厂逐步从混乱中恢复生产，整体形成比较稳定的创作环境。之前陆续派去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地学习故事片创作的技术人员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成为山西电影制片厂电影创作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1982-1992年期间，虽然各大制片厂恢复了电影事业，但延续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时期的计划经济排片体制。面对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的市场冲击，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成为各大制片厂面临的一大难题。虽然电影拍摄仍受到极大的限制，但这对于从未拍摄过故事片的山西电影制片厂来说，则是一次枯木逢春的好机会。
紧接着，在汹涌而来的市场化浪潮中，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在1993年也出台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改革了原来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直接发行国产故事片的模式，改为各地方制片厂自己与各省级发行公司沟通，这一举措把各大制片厂推向优胜劣汰的市场。原有的国营电影产业由于体制僵化，产能不足，难以自负盈亏，有的甚至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这些原先叱咤一时的国有制片厂主导地位下降，在此背景下，他们也不得不开始了艰难的市场化探索，向现代化和多样化的电影市场逐步迈进。
（二）迈向市场时期的创作情况概述
1983年是山西电影制片厂的革故鼎新之年。这一年，山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神行太保》（罗国良、石玉山，1983），除艺术顾问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担任外，其余摄制人员都是山西省的技术人员。该影片可谓是山西电影制片厂自编自拍故事片的开端，这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充分调动了全体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使得电影呈现出乐观向上的时代新风貌，该片的成功也直接开创了山西电影事业的新局面。山西曾是中国自行车运动的滥觞之地，20世纪80年代，山西省自行车队在全国更是有着响亮的名号，《神行太保》就诞生于这一悠久的传统之下。这是国内第一部反映自行车运动员生活和情感的影片，借助自行车运动员跋山涉水进行拉练的情节，《神行太保》不仅展示了山西自行车文化，还宣传了山西的旅游资源，展示了山西新形象。摄制人员的足迹遍布山西众多名胜所在地，如大同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忻州五台山、太原晋祠、临汾广胜寺、运城永乐宫等。可以说，《神行太保》既是20世纪80年代山西自行车运动繁盛的产物，也是山西电影制片厂创作人员压抑的创作欲望的一次爆发，是山西电影制片厂极力言说自己、证明自己的一次机会。
《神行太保》开启了山西电影制片厂独立摄制电影的先河，但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愈加深入，国有制片厂遭遇了内外的双重夹击，进入发展瓶颈。此后一段时间内，山西电影制片厂不得不开始寻求和其他国营大厂合作的机会，以赢得拍摄指标。1985年，山西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咱们的退伍兵》（赵焕章，1985）荣获国家多项大奖，其剧本是山西本土作家马烽、孙谦创作，但由于山西电影制片厂没有拍摄指标，影片只能寻找当时有国家指标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团队进行拍摄。所以像《神行太保》这样上下一心，独立自主创作且有一定影响力的电影创作传统也未能完全延续下来。之后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发行的影片大部分是与别的机构合作完成的。
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可以概括为“破”与“立”的权衡。首先，这一时期，很多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应运而生。如电影《元帅的思念》（韦林玉、齐卡·库尔班，1990）、《刘胡兰》（沈耀庭，1996）等，这些影视剧一方面回望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又建立起新的影视价值体系这些影视剧作品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革命和改革，弘扬了优秀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在20世纪90年代多次受到中宣部表彰，包括《光明日报》等在内的国家主流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其次，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和文化冲击，使得传统与现代思想激烈碰撞，在此背景之下，山西电影制片厂也开始了破旧立新的改革，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吸纳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相继出品了《天涯孤旅》（广布道尔基，1986）、《寻找魔鬼》（王好为、齐卡·库尔班，1988）、《关公》（杨吉文，1989）、《祝你好运》（雷献禾，1992）等包含传奇、探险、喜剧、娱乐等商业类型元素的电影，不断探索新鲜独特的电影类型，以满足观众的审美趣味。可以说，山西电影制片厂的“类型”探索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这些影片并非一味地西化，而是只借鉴西方的表达形式，其故事内核和主题思想始终都保留着中国韵味，“破”与“立”拿捏得恰到好处。
此外，1985年前后，随着电视机走进大众生活以及录像市场形成规模，电视剧产量也逐年增加，如山西电影制片厂这几年间拍摄了电视剧《假如都像他》（石玉山，1984）、《矿山外的故事》（常甄华，1985）、《希望的田野》（史和平，1992）、《大地的眼睛》（金继武、葛晓英，1993）、《古城奇案》（唐宪国，1994）、《壶口情》（宋平，1995）等。一些纪录片如《建设中的古交矿区》（宋平，1984）、《前进中的山西绿化》（史和平，1986）、《柯受良飞越黄河》（杨大伟，1997），风光片如《龙城新资》（闫筱斌，1984）也都成为山西电影制片厂的宝贵资源。
三、市场竞争中的积极改革
（一）市场经济转型期的机遇和挑战
在经历了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之后，进入新千年后的2003年，影视行业开启了全面的产业化改革，电影市场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国有电影制片厂开始转变策略，寻求与民营电影公司的合作。这一时期大量的合拍片就是国有制片厂与涌入市场的民营资金、海外资金相融合的产物。在此之后，中国电影开始全面进入全球化和合拍片时代，不仅在资本运作上合资生产，电影中的创作人员也实现了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融合。在这样的时代发展和语境变迁过程中，国有制片厂一家独大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但在国有电影制片厂遭遇全面危机的大氛围中，山西电影制片厂也迎来了新的机遇。1996年，国务院出台了《电影管理条例》，与此同时，还出台了五项优惠政策：“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影视互济资金、重大影片专项扶持、减免制片厂的增值税和进口胶片税等，有效地扶持了国产优秀影片的创作生产。”[4]
（二）黄金十年的创作情况概述
1998年到2008年，山西电影制片厂进入了空前发展的十年，开启了自1958年建厂以来最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新的机遇不仅在于国家扶持政策的提出，还在于山西电影制片厂新一代领导人的居危思变、探索创新。在这跨世纪的十年中，山西电影制片厂独立拍摄和合作拍摄的故事片达76部，2003年、2004年，故事片产量连续排名全国前三;2005年、2006年，故事片数量又连续两年跻身全国第二，仅次于中国电影集团。在质量上，山西电影制片厂的影视作品频获大奖，获得了国家主流奖项的一致青睐。十年来，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发行的影片有十一部获得国家电影华表奖，两部获得中宣部“五个一”优秀作品奖，三部获得百花奖。
这一时期山西电影制片厂在开拓电影发行市场上也走出了一条新路。以《暖春》（乌兰塔娜，2003）为例，“这部投资只有200万元的影片，在山西上映一个多月，票房收入就达到了250万元，创造了山西省同期票房收入的最高记录。到2003年10月就发行了35毫米拷贝360个，16毫米拷贝400多个，均居全国同期发行量第一。”[5]《暖春》最终票房达到1500万元。无独有偶，除《暖春》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很多优秀影片成功发行，使山西电影制片厂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据统计，进入新千年后，山西电影制片厂的业务经营收入稳步增长。相比1998年底的全年经济总收入，2006年的全年收入翻了约七番。
这一时期山西电影制片厂生产出了很多高质量的优秀电影，如《明天我爱你》（杨世光，2000）、《走过严冬》（王薇，2001）、《声震长空》（陈力，2002）、《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黄宏，2003）、《暖春》（乌兰塔娜，2003）、《暖情》（乌兰塔娜，2004）、《暖秋》（劉新，2005）、《生死托付》（高峰，2007）、《江北好人》（刘新、劳达，2008）等。此外，山西电影制片厂生产制作的电视剧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福贵》（朱正，2005）、《好人李成功》（王维民，2006）、《喜耕田的故事》（牛建荣，2007）等，都获得了喜人的收视成绩。尤其是电影《暖春》、《暖情》、《暖秋》三部曲，创作者紧扣“人间真情”的传统价值主题，用最普遍真诚的人类之爱感动人心，不仅获得了极好的社会效益，也获得了极高的经济效益。
纵观这十年的发展成果，其经验在于找到了山西电影制片厂的发展路子，即“立足山西，面向全国，多方合作，广开市场。”[6]像《暖春》这样的小成本电影，如果不进行传播运营上的商业化操作，就很难走向市场。当时厂领导将主要办公地点搬到了北京，积极走出去寻找合作伙伴，利用山西电影制片厂的优惠政策吸引外来资金，秉持着不让合作者亏钱的诚信原则，与他们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逐渐走出了一条薄利多销，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在发行方式上，“山影厂摒弃了一直以来一刀切的老套僵化发行模式，利用分账、买断地方版权、租赁三种方式进行发行。根据具体情况，对中小城市、县级放映厅、农村放映队的不同需求选择最适合的方式。”[7]在影片制作方面，山西电影制片厂力求做到前期精心策划剧本，整合人才资源，后期积极组织实施，保证影片创作质量。在这一时期，山西电影制片厂明确自身定位，瞄准全国市场，积极进行电影产业运作，创造了异军突起的十年辉煌。
四、转企改制后的主动探索
（一）脱胎换骨的体制变革
2009年广电总局规定，全国38家国有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必须完成从事业单位到企业的“转企改制”，限期不能完成改制的制片单位将会被吊销摄制电影许可证。山西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踏上了转企改制的末班车，最后一批完成改制。2011年4月，山西电影制片厂和山西省电影公司、山西广电音像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广电影视艺术传媒有限公司等四个国有影视文化企业，成立了山西影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至今已基本形成相对完善的影视产业链条。
（二）对传统创作题材的继承与沿革
首先，山西电影制片厂有着由来已久的戏曲电影传统。山西是戏曲大省，素有“戏窝子”的美誉，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蒲剧、晋剧、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等四大梆子一脉相承，再加上其他小剧种，山西的戏曲可谓是百花齐放，且多个剧种的艺术家都曾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由于建厂初期国家的宏观管控，山西电影制片厂早期没有资格拍摄戏曲故事片，山西戏曲的电影拍摄是由当时有计划和指标拍摄故事片的国营大厂完成的，如晋剧《打金枝》（刘国权，1955）、蒲剧《窦娥冤》（张辛实，1959）、眉户剧《涧水东流》（刘国权，1961）、上党梆子《三关排宴》（刘国权，1962）、眉户剧《一颗红心》（王岚，1965）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负责拍摄的。中路梆子《小宴》（沙丹，1976）是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山西电影制片厂自己制作的戏曲电影最早可以追溯到蒲剧电影《窦娥冤》（王永宏，1997）、眉户剧电影《唢呐情》（闫筱斌、张忻喜，1999）。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电影电视产业的不断升级和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思想文化冲击，传统的戏曲观众不断流失，中国戏曲随之式微，进入低迷期。在1989年到2007年之间，仅有上述两部山西的戏曲电影问世，全国戏曲电影也不断面临着低产出甚至无产出的尴尬境地。据统计，1992年戏曲电影更是被按下了暂停键，全年产量归零。而近几年来，中国戏曲电影进入全面复兴时期。这要归功于国家政策对戏曲电影的大力关照。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其中“实施优秀经典戏曲剧目影视创作计划”、“鼓励电影发行放映机构为戏曲电影的发行放映提供便利”等条例让戏曲电影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在此势头下，山西电影制片厂作为山西本土电影的中流砥柱，也肩负起了山西戏曲电影的创作，如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蒲剧电影《山村母亲》（朱赵伟，2015）、《枣儿谣》（沈聪，2018）和眉户剧电影《父亲啊！父亲》（尹大为，2019）等。这些戏曲电影不但记录了多种山西戏曲剧种、经典剧目和地方戏艺术家的表演，成为研究戏曲艺术的重要资料，还扩大了地方戏曲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戏曲艺术的现代传承和创新发展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其次是山西电影制片厂一贯坚持主旋律题材影视创作。主旋律是民族和革命文化的意义载体，革命历史题材则是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格外重视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1986年和1990年两次召开山西省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研讨会，从理论上和艺术上探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问题，制定了革命史电视剧创作和制作的‘七五期间的5年规划。”[8]由此可见山西省政府对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重视。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一次高潮，革命历史题材在新世纪迎来了第二个春天。21世纪的主旋律创作中出现了很多国家重大节日的献礼片，如为纪念建党90周年拍摄的电影《情归陶然亭》（高峰，2011），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拍摄的献礼片《黄河喜事》（高峰，2009），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太原解放60周年拍摄的纪录片《决战太原》（郝蕴，2009）等。综上所述，山西电影制片厂作为中国特色电影体系下的一部分，始终与国家主流话语相贴近，这些主旋律电影体现了山西电影制片厂心向祖国的社会担当与艺术自觉。
山西电影制片厂不仅高扬主旋律的旗帜，而且坚守现实主义题材创作。首先，从电影的取材来看，山西电影制片厂常取材于真实生活，特别是工农兵生活，并不断从传统文化、古典名著中寻求养分。如早期的《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于连起、于琦，1986），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脱贫致富为背景，描绘了农村人民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乡村故事。故事片《山区小社》（李印康，2012）也同样延续了现实题材。它是国内第一部以农村信用社为题材的电影，该片通过朴实的叙述，展现了山区信用社带领村民走向富裕的故事。其次，从电影的创作手法上来看，山西电影制片厂制作出品的影片在取景、人物造型和表现手段上都力求“真实”，既不粉饰现实也不刻意雕琢，而是用最朴素的镜头语言达到尽量客观真实的效果。由此观之，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一直是山西电影制片厂奉行的制片原则。通过展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影片已经基于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成为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反映时代精神和先进文化的优秀影片。
结语
山西电影制片厂走过筚路蓝缕的63年，取得了一些出色成就，也经历过寒冬和低谷，积累了很多发展经验和失败教训，未来在面对更加开放的市场冲击时还会经历更多的困难和挑战，但这也并不妨碍山西电影制片厂作为山西电影发展史上一张重要名片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存在印记。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新中国电影历史上的一个缩影，对重新发现电影史奉献了珍贵的档案资料和影像记忆。
参考文献：
[1]胡智锋，陈寅.新中国70年电影发展的历史回眸与前瞻思考[ J ].民族艺术研究，2019（06）：6.
[2]杨志刚，杜学文.聚焦山西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85.
[3]张一帆.回望与展望：省级电影制片厂的生存之道[D].重庆：西南大学，2013：4.
[4]刘汉文，沈雅婷.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政策创新[ J ].电影艺术，2018（06）：5.
[5]杨志刚，杜学文.聚焦山西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92.
[6][7]張一帆.回望与展望：省级电影制片厂的生存之道[D].重庆：西南大学，2013：23，24.
[8]韩玉峰.光影世界里的山西党史[ J ].前进，2011（08）：40.
【作者简介】 ? 张明芳，女，山西临猗人，山西大学文学院影视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电影美学、电影剧作研究;
王芝颖，女，山西孝义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