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组织与动员在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作用：西雅图经验

    刘妍

    [摘要]该文回顾美国西雅图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探讨了社区组织与动员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社区工作方法和实践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组织城市社区

    [中图分类号]D0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596（2021）020012-04

    社区作为城市构成的基础单元，既是人民生活的主要空间，也是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西雅图社区治理实践

    西雅图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人口约340万。作为“美国示范城市运动”的参与城市[1]，良好的城市社区治理使得西雅图成为美国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迪尔斯（Jim Diers）撰写的《Neighbor Power——Building Community The Seattle Way》（《社区力量》）一书中，翔实介绍了美国西雅图市社区治理建设的具体做法，生动描述了西雅图市政府如何透过政策让社区更有“力量”的经验[2]。这不仅展示了社区参与式民主的实践经验，也为各地政府实现社区居民参与式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途径。

    （一）建构了有效的政府机构

    自1988年开始，西雅图市政府不断根据社区发展需求，将社区发展办公室发展壮大为社区发展局，先后整合了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办公室、社区规划办公室等机构，把与社区治理相关的业务都融入其中，工作人员从最初的4人逐步发展到近100人，建立了13个社区服务中心。西雅图社区发展局的任务是：培育多元的邻里社区，鼓励居民积极贡献于自己的社区，缩短政府和所有居民之间的距离，及时回应民意动态。

    （二）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发展

    西雅图政府设立了“社区媒合基金”（Neighborhood Matching Fund）。该基金用了10年多的时间从最初的15万美元快速增长到450万美元，每年400多个社区实施社区发展建设计划。很多社区利用这个基金，在公园和学校中建造新的游戏场，开辟社区菜园、新公共活动空间，建造壁画、标语以及雕像等环境美化设施，建设报亭、电脑设施、交通圆环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组建社区的新团体等。福特基金会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曾将“社区媒合基金”评选为全美十大最具创意的地方政府计划。

    （三）以培育社区能力为重点开展工作

    “社区媒合基金”通过补助来鼓励社区有组织地关注自身需求，进而集体行动来解决问题。“组织家园大作战”（Operation Homestead）是获得“社区媒合基金”补助的一项计划，但是受补助的社区团体竟然举办示威游行，公然破门而入占领一栋闲置多年的公有建筑，市政府因此受到媒体以及民意代表批评。基于培育社区组织能力的角度考虑，市政府并没有加以阻止，后来甚至主动拆除该栋闲置建筑，改为民用住宅。由此可见，市政府确实以“社区的力量”为重点开展工作。

    （四）政府與社区组织建立良性关系

    西雅图市政府通过培训社区领导人来增强社区的力量，提供基金来鼓励社区行动，但并不造成社区依赖政府。从社区媒合基金的补助情况可以看出，对每一个补助案，市政府都要求社区展示自我负责形象，因此每一个项目的自筹额度都普遍高于或者至少等于补助经费。此外，通过“社区邻里领袖计划”来培育社区人员的组织技能;通过“P-社区园圃计划”建造具有可持续理念的社区绿地;通过设立“社区规划制度”，保障社区直接参与城市发展规划的权利。XUEHUI学会2021年第2期2021年第2期社区组织与动员在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作用：西雅图经验XUEHUI

    二、社区组织与动员的重要作用

    索尔·阿林斯提出的“社区组织与动员”理论，为美国社区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西雅图社区治理发展实践贯彻了“社区组织与动员”的理念，证实了重视社区居民参与及社会资本的重要性，通过市民与政府的合作，市民能够规划自己的社区，提出更具创意的发展计划，有效提升了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社区组织与动员”搭建了政府与社区居民沟通的桥梁。西雅图社区发展局及其社区服务中心搭建了政府与社区居民沟通的政府通道，而居民直接参与社区计划的设计、实施，则能够更好地了解政府的理念。此外，政府鼓励并支持的各类社区类社团组织（也称第三部门）在日常生活中与居民深入接触，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意见，及时掌握一线的动态，同时也能够将政策信息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宣传给居民，构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完善了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渠道[3]。

    社区组织与动员是调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里的有效方式，其所强调的是让民众展示自己的力量，让社区居民自己有能力面对并解决问题。西雅图市政府的做法不是“新自由主义”式把问题都丢给市民，而是有效运用政府的资源，激发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增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社区组织与动员为社区治理发展开拓了获取外部资源的渠道。西雅图政府通过设立“社区媒合基金”，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用少量政府资金带动了更多社会资金的投入，有效提升了社区工作的支撑保障力度。各类社团组织在自我发展过程中，除了能够提供必要的志愿公益服务外，也可通过提供社会化公共服务产品等方式，从社会上获取发展资源和经费。

    社区组织与动员为社区培养了工作队伍，加强了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功能。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自身服务意识、工作能力均得到了有效提高;居民素质的提升为更好地开展社区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培育了许多重要的政治领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尚未担任公职之前，也在芝加哥的非裔社区里从事社区社会工作，并将组织模式成功运用于总统选举的草根政治动员中。

    三、对北京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启示

    北京城市社区治理工作在国内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作为一个超大城市，截至2019年年底，北京常住人口2153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865万人，常住外来人口7456万人;共有社区7122个，其中城市社区3231个，农村社区3891个[4]。近年来，北京市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由于人口数量巨大、社区类型复杂，仍然存在居民社区自治意识淡薄、社区认同感低、参与意识差、参与热情不高，以及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西雅图经验给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带来不少启示，包括地方政府制度改进完善的重要性、政府与民间较为对等的合作、社区精英的培育和发现、社区自组织的培育，以及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改造工作等。从西雅图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看，北京市城市社区治理工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

    （一）加强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为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应当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各类活动主体的行為，要求他们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尽职尽责地完成社区服务。制度化的管理既有利于社区组织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有利于居民和社区自治组织对其进行监督，提升社区服务与治理的质量[5]。

    （二）大力支持社区类社会组织建设，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丰富的社会化公共服务产品

    要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要优化完善社区类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尽量简化登记手续，鼓励社区类社会组织成立。要设立专项资金，通过购买服务、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等方式加大扶持力度，加大对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组织的资助力度。

    （三）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工作，努力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

    要以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爱好作为切入点，构建分类分级的活动设计和资源配置体系，满足社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进而实现更广泛的动员和吸引。要建设或提供必要的活动空间，搭建必要的工作平台，提供必要的活动物资和经费，以保障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畅通无阻。

    （四）大力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为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提供高水平专业化服务

    要加大已有社区工作者培训力度，使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从而提高其专业化水平。要壮大兼职社会工作力量，可以通过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激励方式，吸引有能力的居民参加社区组织创建或者社区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丰富和扩展社区工作者队伍。要加强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建设，健全专业职级，制订薪酬标准，形成专业职级和薪酬相对应的完整体系，使社会工作真正成为一种获广泛认可的职业。

    （五）开展智慧社区建设，积极探索信息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规律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积极探索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互动交流及电子商务等模块的建设，努力实现信息流动无障碍和智慧互通，依靠科技提升社区治理能效。

    四、结束语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年底我国大陆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6]。城市社区作为城镇常住人口的主要聚集地，承载着居民对城市社区美好生活的向往。社区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看似仅涉及人民居住和生活的琐碎事务，却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福祉，群众利益无小事，若处理不好百姓安居乐业的问题，就无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7]。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好社区组织的作用，推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工作实现现代化。

    参考文献

    [1]Carl Abbott.Urban America in the Modem Age：1920 to the Present[M].Illinois：Harlan Davidson，1987：22-25.

    [2]吉姆·迪尔斯.社区力量：西雅图的社区营造实践[M].黄光廷，黄舒楣，译.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

    [3]陈华.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解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88-92.

    [4]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北京日报，2020-03-02（004）.

    [5]李晓壮.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研究——基于北京市中关村街道东升园社区的调查[J].城市发展研究，2015（1）：94-101.

    [6]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统计，2020（3）：8-22.

    [7]萧鸣政，郭晟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结构与建设[J].前线，2014（4）：21-25.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Seattle， USA， and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work methods and practices，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Key words]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urban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