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档案服务领域的发展现状与研究热点

    高旭+高瑜+赵豪迈

    摘 要:文章以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关于档案服务领域2000年~2014年收录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III软件绘制出的国际上该领域主要研究国家(地区)的分布图谱,其凸显出该研究领域上在地域上具有较大的不平衡性:欧、美地区的发达国家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通过进一步文献计量分析可以看出:国外发达国家(地区)的档案服务内容丰富多彩、涉及面广,且具有完善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服务理念和较为完备的实施方案。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学习和借鉴国际档案服务领域的先进经验与成果、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权威性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与参考价值。

    关键词:档案服务;信息可视化;知识图谱

    在现代社会新的形势下,档案服务工作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树立全新的服务理念。国外档案工作者很早就指出:“档案的建立就是为了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职业的声誉和社会的地位就依赖于档案利用。”这种认识促使他们主动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欧洲各国档案利用的立法和规章均将公民个人能够及时利用机关产生的行政文件作为档案服务的重要原则[1]。伴随着政务信息公开的浪潮,我国许多档案馆主动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为公众服务,例如提供已公开现行文件查阅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如今,人们对于档案已经不再陌生,因为家庭档案、社区档案、民生档案等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档案就在身边,普通百姓甚至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档案服务带来的便利。

    为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国际档案服务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热点,本文借助于CitespaceIII信息可视化软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直观、形象地分析了国际档案服务领域的研究现状,同时通过关键词揭示出该领域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及其变化过程,以期为我国档案学研究者更快、更好地了解国际档案服务领域发展状况、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及可供借鉴的方案。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引文数据库包含SCI-EXPANDED和SSCI。该数据库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且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引文信息源。因此,利用该数据库进行档案服务领域的研究是合理且有效的。检索方法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输入标题“archives service”文献,时间跨度为2000年~2014年,通过筛选共检索到1046条文献记录。

    1.2 研究方法。信息可视化是指利用计算机实现对抽象数据的交互式可视表示,从而增强人们对这些抽象信息的认知[2]。本文将综合应用文献计量学、信息可视化等方法,对该领域文献进行计量,进而定位出研究该领域的主要国家(地区)。同时,利用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重点聚焦该领域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路径。

    本文所采用的CitespaceIII软件是由美国陈超美博士团队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通过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获得研究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国家(地区)、机构以及期刊,并探寻出该学科领域发展的奠基性节点和关键节点,同时还可借助一系列可视化图谱实现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及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3]。

    2 研究现状分析

    2.1 文献数量情况的分析。本次检索得到档案服务领域研究文献共计1046篇,时间范围为2000年~2014年,其年度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档案服务领域的文献数量呈波浪式的增长趋势,表明该领域已受到广泛关注,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2.2 主要国家(地区)分析。在CitespaceIII中将网络节点设置为“Country”,可将世界各国的发文数量和时间通过年轮大小和颜色分别表示出来。由此而得的档案服务领域国家(地区)分析可视化结果图中共63个节点、43条连线,圆形节点代表国家或地区,各节点的直接连线表示国家(地区)之间具有合作关系,其中带有紫色圆圈的节点表示具有中心性作用的关键节点,如图2所示。

    结合表1,从各节点的发文频次可以看出各国(地区)发文数量的差距明显:美国的文献贡献率最大,发文数量遥遥领先,其次是英格兰、意大利、德国、加拿大和西班牙,中国的发文频次虽处于十名之内,但仅占发文总量的2.2%,远不及美国、英格兰。

    另外,通过节点的中心性还可揭示出各国(地区)的研究影响力。在软件中将算法设置为路径搜索算法(Pathfinder)、时间区间设置为1年、数据抽取对象设置为top30时,可得表2所示的各国(地区)中心性,其中年份表示在此设置下所探测到的最早产生中心性的时间。由此可见,在整个网络中,美国节点的中心性最大,表明美国在档案服务领域中具有明显的中介作用,与其开展研究合作的国家(地区)也最多,其次是法国、英格兰、意大利等。结合图2可以得知,与中国大陆在该领域合作的国家(地区)主要有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等。档案的服务利用在国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普遍受到重视,因此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需要加强与美国、法国、英格兰等国家(地区)的研究合作,努力提高在档案学领域的权威性和国际影响力。

    3 研究热点分析

    3.1 研究热点。研究热点是指在某一个时期内,具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文献共同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3]。文献中的关键词与主题词都是文章的核心词汇,是作者对文章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更是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为了展示档案服务领域的主流研究内容,保持其他设置依然不变,在CitespaceIII软件界面中,将术语类型(Term Type)设置为Noun Phrases,网络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运行该软件可以生成由施引文献和共被引文献所构成的由224个节点和168条连线共词组成的可视化图谱,如图3所示。

    该图中,圆形节点代表关键词,正方形节点代表术语,节点越大说明出现的频次越高、受关注度越大,这都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二者涉及的热点词存在部分重复,其余部分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综合来说,图3中反映的档案学领域的重要热点词包括档案学(archives)、服务(service)、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ies)、网络服务(web service)、互联网(internet)、信息(information)、管理(management)、实践价值(practical implication)、数据库(database)、系统(system)、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val)、技术(technology)和风险(risk)等。通过这些主要的热点词可以发现,互联网、数据库及信息检索技术在档案服务领域正在广泛应用,这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随着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规模的急剧膨胀,数字档案信息的利用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安全地管理与利用海量的档案信息资源,已引起人们普遍关注。

    3.2 研究热点的路径演化。对表3中2000年~2014年重要时间段内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进行详细的分析,可以梳理出档案学领域热点大致的演化路径,其中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反映了其内容的受关注程度,而中心性的高低则反映了该关键词在所研究领域中是否具有枢纽作用和转折意义。按照不同时间阶段的研究热点,大致可以将档案服务领域的研究热点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2003年,主要探讨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互联网、数据库及信息技术在档案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给该领域的发展带来的新影响。国际互联网络以其快捷、方便的优点成为世界各国实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的重要渠道,它改变了人们信息交往的传统方式,为人类信息交流创造了全新的模式。互联网在档案领域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档案信息管理与服务利用的模式,给档案工作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第二阶段,2005年~2006年,研究热点主要是档案信息服务管理模式。国际互联网络以其快捷、方便的优点成为世界各国实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的重要渠道,它改变了人们信息交往的传统方式,为人类信息交流创造了全新的模式,并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迅速的发展。互联网在档案领域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档案信息管理与服务利用的模式,给档案工作带来深刻的变革。图书馆和档案馆作为收集、整理、保管、提供利用图书资料和档案资料的文化事业机构,均属于公共信息服务行业。国外学者在研究档案学时经常将其与情报学、图书馆学紧密结合,因此在信息时代产生的“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也自然被联系到了一起。数字档案馆和数字图书馆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涉及的信息技术领域十分广泛,在许多关键技术上是可以通用的。第一,它们都是电子信息的仓库,能够存储大量各种形式的信息;第二,用户通过网络方便地访问它们,能够获得包括多媒体在内的各种信息,并且其信息存储和用户访问不受地域限制。Beasley Sarah于2009年在《Journal of Web Librarianship》期刊上发表的 a2o:Access to Archives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提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建立的一站式门户网站,是以提供本机构数字化资源为主的服务平台,该网站为公众提供文化和遗产信息利用服务[4]。

    第三阶段,2007年~2008年,关注的重点是数字档案信息的风险管理及服务质量管理。由于电子文件具有动态性、系统依赖性、可操作性等特点,在电子文件形成及其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被删除、不可读、感染病毒等各种风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字遗产保护章程》指出:“全世界的数字遗产正濒临丢失的危险。……除非这种上升的危险被加以注意,否则数字遗产的丢失是快速和无法避免的。”[5]电子文件风险的客观存在性以及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电子文件风险管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比如,Peter Mitteregger于2008年在《Records Management Bulletin》期刊上发表的文章Top ten tips to data security,探讨了数字信息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采取的相关安全措施,指出应把数据保护划分成四个阶段:检索、保护、管理和维护,并提出了相关建议。[6]此外,档案作为人类社会的原始记录,其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服务。档案服务质量管理是档案信息服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档案馆及时了解社会和公众的需求,提高档案信息服务的关键。Kanellopoulos, Dimitris N.于2011在《PROGRAM-ELECTRON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期刊上发表的文章Quality of service in networks supporting cultural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提到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化遗产部门,对于提高这些部门的服务质量非常有用。

    第四阶段,2010年~2014年,关注的重点是档案再现历史的功能以及档案服务技术的不断创新。Johnson, V于2011年在《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期刊上发表的文章Using Archives to Inform Contemporary Policy Debates: History into Policy,提到利用历史档案资源探讨历史与决策的关系。目前,统计数据、社会研究、模型分析等证据的使用在政策制定中愈加普遍且成熟。然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常被认为不能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提供“硬性”成果。“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句话经常被提及,但很多人并未真正理解其深层含义,也未系统地采取措施使历史学研究者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以积极的、专业化的方式利用历史和跨文化研究更是寥寥无几。2013年以来的热点词为cloud computing、visualization,这说明云计算技术可为档案管理发展添加新的推动力,并有利于档案管理服务的创新,其超强的计算能力和对数字资源的整合优势已在档案馆资源共享以及读者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另外,档案数字化技术日益提高,如新西兰将时长50万小时的电视影像档案数字化并实现网络利用等,都表明了数字信息化技术已深入应用到档案服务技术中。

    4 结束语

    作为文化机构,档案馆越来越多地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完善,使得关于档案服务利用的研究不断受到重视。如今,国外档案的公共服务已经具有完善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服务信念,并且拥有较为完备的实施方案。通过分析当今世界档案服务领域的状况与研究热点,结合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状况,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档案服务水平的国际影响力,我们需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清楚地认识到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档案服务利用的方式、方法正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在新形势下,档案服务工作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树立全新的服务理念。其次,要加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档案服务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努力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最后,应努力学习、借鉴国外档案服务理念的先进经验与成果,积极参与到国际档案事业的合作中去,使我国档案服务利用理论既能秉承优良传统,又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武俊.国外档案服务形势及其借鉴意义[J].山西档案, 2011(4):6~7.

    [2]陈悦.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 CiteSpace实用指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2.

    [3]刘伟辉.基于CSSCI的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知识图谱分析[J].情报探索, 2015(4):35~39.

    [4] Beasley Sarah,Kail Candice.a2o: Access to Archives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Web Librarianship,2009,3(2):149~155.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遗产保护章程》,李文栋译,载《外国档案动态》2004年第5期.

    [6]Peter Mitteregger.Top ten tips to data security[J].Records Management Bulletin, no. 143,pp. 24-25, May 2008.

    [7]张凤武.基于云计算的档案管理服务创新[J].档案与建设,2013(8):29.

    (作者单位:高旭,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高瑜,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赵豪迈,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来稿日期:2015-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