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北京医学会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杨可鑫

    

    [摘 要]北京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北平分会)1922年10月在北京西总布胡同燕寿堂成立,是我国成立较早的地方性科技社团。学会倡导“医界同志,群策群力,共谋医道改良、会务振兴”的宗旨,并开展了大量活动,如定期举行学术演讲集会、承办《中华医学杂志》、筹备抗战救护委员会等。北京医学会的成立及其发展为北京医学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增进了医学业者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水平,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西医科学在北京的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地方性学会 科学共同体 学术交流 医学科学

    [中图分类号]N26;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596(2021)01-0005-07

    1915年2月5日,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学会的成立为我国从医者提供了统一的组织机构和学术切磋的平台,结束了各地学医业医者组织分散、联系少的局面。中华医学会成立后,各地在会员集中的地方相继组织各地支会。地方性学会作为总会的分支社团,在总会的领导与管理下开展学术活动。地方学会的宗旨、章程、会员等方面须与总会保持一致,学会会员的变动及理事的换届选举要向总会报备,学会须参加总会年会并且在会上汇报年度总结等相关事宜。

    1922年10月,中华医学会北平分会(亦称“北平医师会”,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北京医学会”)组织成立,由陈祀邦担任第一届会长。北京医学会的成立及其发展对北京近代医学科学产生积极影响,学会围绕近代医学科学知识和北京的医疗卫生建设展开学术交流,与北京协和医学院通力合作,极大地促进了北京近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以及医学科学的发展与传播。目前,学界尚无对民国时期北京医学会的专门研究,本文通过对现存史料的梳理和解读,从成立背景、成立概况以及开展的主要活动等方面对民国时期北京医学会的建立作整体考察。

    一、成立背景

    科技社团经历了中世纪、近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群体的活动方式,它是科学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从世界范围来看,医学学会是历史最悠久的科技社团之一。16世纪初,英伦三岛已有一批早期医学团体在活动。1986年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第257页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是1505年得到皇家特许而设立的苏格兰外科医师组织。据该全书第5卷454页载,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RCP)1518年就已成立并至今仍在活动[1]。目前有史可考的我国最早的科技社团同样是在16世纪创办的医学学会——“一体堂宅仁医会”由徐春甫于1568年(明穆宗隆庆二年)在我国直隶顺天府(今北京)成立[2]。北京的科技社团不但成立最早,且数量也较多。19世纪末,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目的的科技社团逐渐发展起来,如1895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成立了强学会,1897年成立了京师开西学会[3]。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科学、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以“科学救国”为纲的科技社团陆续建立。这些科技社团的学科范围包括天文、地质、物理、数学、医学、生理、护理、古生物等专科门类,也有少量综合性学科团体。据《中国科学技术团体》统计,民国时期成立了99个全国性科技社团[4],其中有17个在北京成立[3]。此外,这一时期北京的地方性科技社团也逐渐兴起和壮大,其中约有10个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地方性学会在北京保留下来[3]。由此证明,作为历史悠久的古城,特别是自辽金以后逐渐成为北方乃至全国经济、政治和科技中心的北京,其科技社团的起源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时代印记。

    明清时期,随着外国医生和医学传教士来华,近代西方医学开始传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在华设学堂、开诊室、办医院,促进了西方的医术和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在中国的传播。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开设第一家医院。1906年,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5个教会在北京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1917年被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与北京医学会有着密切的联系。1922年中華医学会北平分会成立时,副会长方石珊曾发表演讲称:“鄙人在京十有余年,与会次数甚多,尚未见有如今日之盛者……罗氏在京创立协和医学报,规模宏大,设备完全,慨然供吾华人之研究。尤为难能可贵,今日在会诸君,以该校同人为多数,甚愿此后益加奋勉……”[5]。可见,北京医学会成立之初的会员大部分都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师和学生,他们经常参加学会的集会活动,在集会期间就一些疑难病例及医学难题进行讨论和交流,为北京医学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民国时期北京医学高等教育的初步发展和国外医学留学生回京,使北京的西医力量快速崛起。1912年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诞生,它是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国立医学校,为我国培养出许多一流医学人才。直到1922年,该校共有教授16人,1名日本人,1名德国人,其余14人中,13人为留日学生[6]。与此同时,赴欧美、日本的医学留学生逐渐增多,这些人回京后在各大学医学院系任教,或投身于北京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中,如蒋履曾于1903年被京师大学堂选派赴日留学,1910年回国后任该校卫生教习;金宝善1911年赴日留学,1919年回国,在北京中央防疫所任技师,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卫生部保健司司长等行政领导职务[7]。北京医学院的建设与高等教育的逐步发展,使北京地区从医业者迅速增加,他们迫切需要学术交流与联络感情的平台,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以及推动医学的发展,地方性医学学会应运而生。

    二、成立概况

    1922年10月31日下午7时,中华医学会北平分会在北京西总布胡同燕寿堂成立并举行第1次宴会。会前胡惠德发出请帖,邀请北京地区医师参加成立大会。由于通讯不便,“居处散漫,诸医士之姓名住址,不知其详,故请帖或未能周至”[5]。最终到会者66人,其中有女会友8人,这在我国学会发展史上尤为罕见。方石珊评论说:“且有女会友莅场,尤为从来所未见,可想我国近年人民程度之增高,医学之进步”[5]。66位胸怀科学救国伟大志向的医学家会聚一堂,讨论北京分会成立之各项会务事宜。大会选举陈祀邦任北京分会会长,方石珊任副会长,胡惠德任干事。3位主要发起人都有国外留学的教育经历以及丰富的医学工作经验。陈祀邦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911年东三省鼠疫,陈祀邦为总医官伍连德的助手,之后于1913年入京筹建京师传染病医院,后任院长;方石珊毕业于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1920年在北京开设首善医院,设备精良,有内外各科,方石珊自任院长兼大内科主任,他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如《日本医学发达史谈》《欧美各国花柳病预防设施》《坎氏梅毒血清沉淀反应法》等;胡惠德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1923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副教授,曾获北京政府颁授五等嘉禾勋章[8](见表1)。

    会上陈祀邦表示:“本分会成立未及一载,竟有今日之盛会,是乃鄙人意料之所不及者,可知吾国医界同人,对于智识之观摩,感情之联络,同德同心……愿我医界同志,自今以往,群策群力,共谋斯道之改良,会务之振兴”[5]。大会还通过了北平分会章程,章程规定,学会定名为“中华医学会北平分会”,同时规定了学会的名称、组织机构、会员、会费等相关内容,具体内容如下[9]: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中华医学会北平分会

    第二条 凡中华医学会会员居住北平及其附近者均为本分会会员

    第三条 本分会设执行委员三人 监察委员二人 办理会务年选一次

    第四条 本分会每月集会一次就北平各医院讨论病例或作学术之演讲开会时会外医师医学生亦得参列

    第五条 本分会会费每年收洋壹元

    第六条 本章程自通过日施行

    为处理北平分会日常会务,组织各项学术活动以及发展学会会员,学会组织机构设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其中执行委员3人,由会长、副会长、干事担任,监察委员2人,任期一年,负责办理学会日常会务。北平分会成立之初,组织机构较为简单,随着分会的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分会设会长、副会长、中文书记、英文书记以及董事。其中会长、中文书记、英文书记各1人,副会长2人,董事3人[10]。

    章程中规定北平分会的会员为“中华医学会会员居住北平及其附近者”,学会将北平地区的中华医学会会员组织起来,不仅加强了会员与总会的联系,增进了会员与会员之間、会员与总会之间的感情,还为北平会员提供了除总会年会之余的学术交流平台。分会规定每月进行一次集会,做医学科学方面的学术演讲,或讨论北平各医院病例。学术演讲时要以中文为基础,若使用其他语言须请会友进行现场翻译。分会成立之初有会员66人,到1939年已有会员105人,其中75人皆供职协和医学院[10]。

    北平分会章程的制定,标志着中华医学会北平分会正式成立,从此北平地区的医学家有了自己的地区性学术组织,为北平医学科学的发展凝聚了智慧力量,促进了医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向前发展。

    三、主要活动

    北京医学会成立以后,学术活动非常活跃。按时举行集会演讲;承办总会期刊《中华医学杂志》;抗战期间在总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战事救护工作,同时为总会的博物馆建设广泛搜寻医史藏品,与总会保持良好的互动与合作,为抗战救国做出重要贡献。

    (一)学术集会

    北平分会的主要标志性学术活动是每月的集会,会上经常讨论北平各医院的病例或做医学科学之学术演讲。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依然坚持进行每月集会,如从1939年1月11日起至12月6日,共集会12次。学术演讲会每两周举办一次[10],演讲的成员包括国内外著名的医师学者。如在1929年5月的集会上,由总会的主要发起人,我国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做了关于“健康图表”的讲座。他强调图解法在健康教育中的重要性,但由于国外所使用的健康图表不符合中国社会和传统,所以建立独创的、独立的中国系统是必要的。鉴于此,伍连德介绍了许多新的图表,以非常系统的方式生动地描述了各种传染病和代谢性疾病。伍连德的贡献一经阐述就被广泛采纳,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健康教育[11]。

    在1929年11月召开的集会上,由基弗(C.S.Keefer)医生、扬(C.S.Yang)医生以及魏(Y.L.Wei)医生讲解论文《贫血的治疗》(The Treatment of Anemia)和《隐性脊柱裂伴骨髓发育异常》(Spina Bifida Occulta with Myelodysplasia)。基弗用英语进行演讲,会友进行现场翻译。他概述了过去一年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进行的研究,他和他的同事研究了萎黄病的病例、出血后贫血、钩虫病贫血以及与痢疾、疟疾、妊娠和维生素缺乏有关的各种贫血。在上述所有方面,他均能证明,用肝脏和铁治疗可使红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百分比稳定增加,并在恶性贫血患者中产生众所周知的网织红细胞反应[12]。魏医生介绍了一位23岁的中国农民,他患有隐性脊柱裂和骨髓发育不全,“连续10年在左脚和臀部出现14例无痛溃疡、括约肌无力”。X线显示第4腰椎和第1骶椎畸形,左脚远端咽有营养改变。在简要介绍有关该病的文献资料后,魏医生详细介绍了该病的临床症状以及手术和尸检中常见的异常情况,他建议在所有没有明显原因的括约肌或运动障碍的病例中,即使没有任何原因,也应谨慎地对背部进行X线检查,以见畸形[12]。

    除了进行学术演讲外,集会还会进行职员选举、会务总结,或对总会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在1929年6月的一次集会上,会议由总会常务秘书曹先生主持并发表讲话,他简要介绍了总会的活动和最近组织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关于设立专职执行秘书的情况,同时介绍了将于1930年2月2日至8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八次年会的初步计划。最后列举了协会目前和今后面临的各种问题,如协会的登记、会章的修改以及促进各地方医协建立联系等,并就问题征求会员的建议[11]。

    (二)承办刊物

    中华医学会成立后,即在当年11月出版了由伍连德主编的《中华医学杂志》第1卷第1期,中英文并列,中文57页,英文52页[13]。《中华医学杂志》作为国内权威的医学期刊,其目的在于传播普及医学卫生知识、关注社会重大疾病及预防治疗方法,以营造良好的卫生环境,增强国民体质。1928年10月,北平分会开始承办总会机关报。《中华医学杂志》编辑部移至北平,以崇文门内大街路325号为社址,一年后改设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内。杂志编辑部由北平方面人士组成,编辑部改推方石珊、姜文熙为中文编辑,另设事务部,推林宗扬为总主笔,李涛为中文总主笔,陈鸿康为英文总主笔,侯祥川为广告主任,谢志光为发行主任,王锡炽为会计主任[14]。

    《中华医学杂志》迁到北平以后,北平分会各会员对各项编辑工作尽心竭力,期刊的内容、质量都有显著提高。林宗扬医师在1930年6月撰文《中华医学杂志移至北平发刊后之报告》,称:“本杂志自迁北平后篇幅竭力增加,论文广为罗致,材料之富较往日超越几至1倍。1928年英文作品才有462页,1929年增至838页,中文作品亦增至600页以上,且以三色版之插图。为节省经费,经事务总主笔苦心筹划,竭力减省开支,所有从事人员一律纯尽义务,此项省费每年约在万元以上。关于销路,国内已逾千份,国外亦达300余份。共计刊行8次,计用洋617437元,收入710660元,余92623元”[15]。

    (三)抗战救护

    抗日战争期间,北京医学会在中华医学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救护工作,为抗日救国做出重要贡献。1933年1月9日,由于日本军队元旦时入侵山海关,中华医学会致函北平分会,要求北平分会立即制订办法,着手救护组织的组建和运作。时任北平分会会长的方石珊立即行动。5天后,北平分会即复函总会,并附上《北平临时救护院章程》《北平临时救护院董事会章程》,表明北平分会的救护筹备组织工作已经启动。1月23日,北平分会召开大会讨论救护事宜,成立北平分会救护委员会,并在热河筹备组建一所救护院。经方石珊与军分会接洽,并派出代表赴承德察看后,北平分会准备派队奔赴承德进行救护。2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会筹备会议在首善医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华北救护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救护活动遂纳入其中。华北的救护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民众被发动起来赶制救护包;2月24日,救护队先发队出发;3月初,即组织了12个医疗组,听候战场调遣陆续出发。除满足前方医疗需求,在北平组织起2所临时救护院,3月9日即已开始收治伤员[15]。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五天,即7月12日,北平分会在协和医院紧急召开执监委员会,讨论抗日救护办法,并推方石珊、全绍清、关颂韬筹备救护箱四全份,两份留北平,一份交河北医学院,一份交山东齐鲁医学院领用。7月29日,会员林宗杨医师,约请方石珊、李涛、全绍清组织红十字临时救护医院,关颂韬为医院主任,地点暂借东大地戎烟医院,预备收容500人。北京医学会在民族存亡之际,积极配合总会,主动配合政府,第一时间前往战火纷飞的前线开展救护工作,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仁心”的精神,抢救处于病痛中的人民,拯救处于危难中的中国[16]。

    (四)收集医史珍品

    抗战期间北京医学会除了进行救护工作以外,还为总会收集医学方面珍贵的书籍、名画及其他藏品。中华医学会新会所原定于1937年6月开始建造,内设图书馆和博物馆。由于受抗战影响,新会所建造被迫延期,然而战事的发生为收集珍贵书籍及展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一些收藏家迫于环境影响不得不将其收藏出售。中华医学会会员如海深德、宋大仁、王逸慧等不仅尽力收集展览物品,并对博物馆建设给予经济支持。北平分会会员为总会博物馆的建设尽心竭力,积极搜寻珍贵的医学史书及各种医学藏品。北平分会的李涛医师经半年搜寻,为中华医学会获得《李濂医史》一册,该书为中国的第一部医史[17],并在北平东西两药王庙摄得名医书像24帧[18]。在各地分会的不懈努力下,中华医学会博物馆的收藏物品一年之内增添了图书46册,稿本4种,物品180件,图画56张,照片16帧,手迹2件[17]。

    四、结束语

    北京医学会是北京成立较早的近代地方性科技社团,学会由66位北京医师共同发起,倡导“医界同志,群策群力,共谋医道改良、会务振兴”。20世纪20年代北京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持续发展,为学会的成立提供了大批医学精英。北京协和医院的创办也间接促成了北京医学会的成立。学会从成立之初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其会员大多数都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他们构成了学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学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其一是开展学术集会,学会确定每两个月的星期四下午召开一次集会,进行病例讨论或学术演讲。集会允许会外医师和医学生参加,体现了分会的包容性,此举既能提高会员和非会员医师的学术和业务水平,又加深医学生的医学理解和医学素养,有利于促进医学业者之间的医学思想交流和北京近现代医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其二是承办总会的机关报《中华医学杂志》。1928年10月,《中华医学杂志》编辑部迁至北平,北平分会会员任居要职,在会长方石珊的领导下尽心尽责,杂志各方面都得到改进,李涛撰文称“方编辑手拮据,心卒瘏,独任兼人之劳,以使本志蒸蒸日上,故溯本志改进之功,公诩方先生为首”[19]。其三是在抗日战争中的救护工作以及为总会的博物馆建设收藏珍品。1933年,分会收到中华医学会致函后,立即进行救护筹备组织工作,如成立北平支会救护委员会、筹备救护院、赴承德进行救护等;抗战期间,北平分会的李涛医师一直竭尽全力,搜寻珍贵的名医书籍及其他珍贵的医学史料,为中华医学会新会所的筹建贡献力量。北京医学会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对北京近代医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它是20世纪初期地方性科技社团的一个缩影,并对今天地方性科技社团的发展以及与全国性学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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