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电影导演六十年创作观察
贺小凡 陈夫龙
1900年，在济南的闻善茶园，电影这一现代艺术第一次来到齐鲁大地。1958年，山东电影制片厂成立，自此，属于山东的电影历史正式开启，至今已经走过六十年的时光。历经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术变革、影视合流的改革、电影精品工程，再到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这不能不说是一条漫长之路，不但为山东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基石，而且为山东电影的未来走向搭建了一个值得期待的平台。回首过去，山东电影的发展离不开众多优秀电影导演的坚持与付出，是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创作实绩，赋予了山东电影独特的生命质地与精神气质。
本文选择自1959年以来六十年间山东电影导演的电影创作风格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发生了诸多重大调整和具体变化，一路走来，电影的类型风格、文化趋向与社会发展方式伴随始终。当前，华语电影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针对山东电影发展历程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更尚未形成系统。本文力求在填补该领域研究空白的同时，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现山东电影导演的创作风格、典型特征、影视观念与社会生活互动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在文化、美学等方面的发展趋向。在当下中国电影获得跨越式发展的语境之下，对山东导演的创作风格进行一次整体性的回望，进而探究山东电影实现进一步突围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其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可供借鉴的经验及重要启示。
一、情感伦理的抱薪者
类型及叙事的强烈情感倾向与伦理化是山东电影导演的创作传统之一。以情感、伦理故事折射出时代的政治风貌和宏大命题，是山东导演的自觉选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导演是王坪。基于以情感与伦理为核心的创作起点，王坪在自己的创作中不同程度地将关注社会现实与社会心理的电影传统贯彻下来，从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出发，通过具有情感价值与伦理性的中心事例来反映所处时代的文化指向和宏大的政治命题。
以情感驱动展现重大事件，重视情感在宏大历史叙述中的力量和震撼人心的独特艺术功能，以情动人，是王坪电影创作的突出风格。在他1997年导演的电影作品《朗朗星空》（王坪，1997）中，中学语文教师孙凯，偶然化身“田真”开始主持一个电台栏目“朗朗星空”。在这里，孙凯找到了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取的交流空间，与自己的同事、学生坦诚平等地交流，并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好的转变。隐藏其后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与困惑：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应对人内心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坍塌与变化，都是王坪在影片中向我们提出的严肃问题。王坪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并着力于对人复杂情感的呈现，在创作中为人的灵魂寻找栖身之所，同时，新世纪众声喧哗的社会风貌在他的电影中也已渐渐显现了。2009年，王坪执导的《沂蒙六姐妹》（王坪，2009）上映，他再次选择将情感作为撬开尘封历史大门的钥匙，细致入微地反映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奉献与牺牲、诠释女性与战争的关系，展现人物在战争年代的内心激荡与命运沉浮。这部作品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政府最高奖“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优秀编剧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提名。王坪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以高度的艺术和审美标准要求自己，使电影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值得一提的是，王坪的电影中还体现出了极高的人文关怀，以女性视角、女性情怀重新解读战争，通过女性之美展现重大战争题材电影的另一个侧面，在情感表达方面发挥优长，体现出其电影创作的独特风格。他在访谈中指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那种浪漫手法和对美的讴歌，与沂蒙女性的题材有相通的地方;作为艺术创作不要拘泥于原型，可以将所有沂蒙妇女有代表性的故事都放在这六姐妹身上，因为这六个人是沂蒙姐妹的代表。”[1]重新书写红嫂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展现沂蒙山区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女性的牺牲与承担，展现她们不为人知的内心幽微与细腻情感。“历史学家往往关注大的历史转折点，而艺术家更应该关注历史当中的个人。”[2]在接受采访时，王坪回忆拍摄过程时谈到，剧本完全没有刻意地进行思想拔高，电影里完全是还原历史，在现实中都有真实的原型人物存在。饰演月芬的演员李念也坦言：“拍摄前去沂蒙山区体验生活，随便问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老大娘，她很平实地讲那时候跟公鸡拜堂很平常，很多连仪式都没有就嫁过去守了一輩子，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湿润了，我也哭到不行。”由此可见，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导演和演员真正沉浸其中，灌注了真情实感。影片以家庭为中心结构故事，将婆婆、大儿媳、二儿媳三个主要人物统筹起来，连接她们的始终是情感的力量。由此，在历史战争叙述的基础上还增添了更能触发人共有情感的亲情——为了亲人，也为了革命。
电影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引领精神文明、传播社会道德的重要文化职责。王坪导演的另一个突出风格，就是以一个抱薪者的姿态，在电影创作中灌注了对道德伦理的力量坚信不疑的创作观念。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经历了经济市场化与改革开放，消费主义文化大量涌入。置身后工业文明的大环境下，王坪坚持以伦理道德为依托，展现被现代社会重新编码后的个体日常生活与情感。2000年，王坪导演的《金婚》（王坪，2000）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提名;2001年，他导演的影片《秋天的流星雨》（王坪，2001）上映，画面传递的依旧是爱与温情。无论是电影类型的伦理化选择，还是叙述方式的伦理化倾向，王坪在自己的电影创作中对伦理的强调始终都是基于对人类美好情感的追求。这样的创作倾向，表现出这位山东电影导演对社会历史曲折发展的坦然面对与理性包容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他通过电影创作的方式诠释了新的社会思想、社会文化，以情节和叙事上的伦理化追求，启发人们共建新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意愿。在山东电影的后继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2001年，赵重光导演在自己的影片《情归天尽头》（赵重光，2001）中的三个女人身上灌注了浓厚的传统道德伦理。赵重光指出：“传统价值观对于女性来说固然是一种束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更是一种生命力的彰显和昂扬。”[3]2006年，导演曹保平在《光荣的愤怒》（曹保平，2006）中描绘了中国农村不同群体的矛盾冲突，隐喻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2008年，王坪再度出山，导演《小胡同，大尊严》（王坪，2008），坚定而朴素地刻写生活的现实性，他所选取的仍是伦理化的电影类型与情节组织方式。
关注平凡人，把轰轰烈烈的社会历史处理为淡远的背景，借剧情中主人公面临人生抉择或现实困境的安排，以对其思想状态和人生态度进行拷问的方式，呈现注重影片情感价值和伦理化创作倾向，是以王坪为代表的山东导演在创作上的突出风格。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为山东电影奠定了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方式变化下以伦理叙事结构影片的电影传统，将对情感和道德的坚守打磨成了山东电影不可磨灭的精神气质。
二、国家意志的守护者
主旋律电影，是中国独有的电影类型，守护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形象是其突出特征。1959年，方徨时任山东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兼导演。尽管那时中国电影尚处于初探阶段，“主旋律电影”的概念还未明确形成，但他通过在银幕上创造革命新人的光辉形象，实现使其成为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仿效对象的创作目的，已然具备了“主旋律电影”的面貌。例如，方徨执导的《敢想敢做的人》（方徨，1959）是山东第一部故事片，他在这部电影中塑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致力于推动技术革新的工人形象，面对代表顽固思想的厂领导等种种阻力，木材厂青年张英杰不畏困难，信念坚定，懂得通过学习并运用文化知识实现发展，身上有着无限的创造潜力。方徨的影片同时兼具喜剧风格，暗示新生事物和破旧立新事业的胜利，它肯定敢于突破窠臼、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在肯定劳动价值的同时，还表现了反对保守势力的斗争，这种风格，正是基于特定时代要求而传达的现实主义主题。尽管方徨的创作中存在前后风格不统一、矛盾冲突安排生硬、人物性格刻画不够饱满等问题，但我们却能从中看到当时的时代精神与人民生活状态的一并涌现。王小鲁在《电影意志》一书中曾作过如下描述：“电影是历史精神的不坏肉身”[4]，它能让我们重返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历史时空，让过去具备了可体验的永恒性。
1996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大会赋予了電影“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的义务。这也是“主旋律电影”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电影一个不容忽视类型的原因。“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此时，寻找方法应对西方价值观念对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道德的冲击尤为重要。宋家玲指出：“贯彻中国当代主流电影意识形态并以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或正面人物形象）为主要导向的影片即为主旋律电影。”[5]电影因为其视听并举的独特传播方式，在历史记忆的呈现和保存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是对于不同种族、民族、地域等群体个体记忆的保存，还是还原历史情境、重新书写国家与民族集体记忆的再现或重构，方徨之后的几位山东导演的发展道路，都在不同程度上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行。
20世纪90年代，山东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导演是陈国星。陈国星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基于以电影这一视听艺术编织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的创作观念和对我国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突破了一味大而化之地展现社会集体记忆的表现方式，注意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动关系——个体记忆作为宏大叙事中具有主体性与独特性的声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书写、表现个体生命的历史，从而得以对人们所熟知的宏大历史进行有效而鲜活的补充。他执导拍摄的《孔繁森》（陈国星，1996），堪称山东“主旋律电影”的开山之作，获得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1995年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二十届中国电影百花奖特别奖等奖项。个体记忆实现从原先边缘地位的突围，在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历程中，是到了21世纪之后在新媒体技术影响、电影市场受众年轻化、社会商业及娱乐元素不断要求的冲击下才逐步实现的。然而，在陈国星导演的镜头下，个体记忆没有和大多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旋律电影一样被湮没，而是提前突破了弱势地位，凭借对个体形象的精心塑造和对个体记忆的还原呈现，获得了超越同时代主旋律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陈国星导演在电影中塑造了一位深入人心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塑造出一位“逆行者”，真实记录了他在青藏高原上留下的汗水和足迹，在人民心中留下一个有关光辉和奉献的故事。
在陈国星导演之后，还有不少山东导演坚持以自己的创作守护国家意志。2007年，钱晓鸿执导历史片《星星之火》（陈晓鸿，2007），讲述王尽美在济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一大直至英年早逝的革命历程;2008年，肖锋导演的《海之梦》（肖锋，2008）以申办奥运会帆船比赛为背景，讲述申奥故事与奥林匹克精神;2014年，山东推行“制播分离”的制作体制改革后，导演王文杰执导的电影《世界屋脊的歌声》（王文杰，2014）在泰安首映;2017年高一功执导的《党员登记表》（高一功，2017）、2018年王坪执导的《出山》（王坪，2017）相继上映。这些山东电影导演关注现实、善于发挥他们对现实事件做精密呈现的优长，使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有能力驾驭重大题材的优秀主旋律电影导演涌现在齐鲁大地上。
三、地域文化的传播者
坚守着齐鲁大地的本土创作立场，以清醒的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深入挖掘齐鲁文化资源，山东电影导演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讲述原汁原味的山东故事，传播山东地域文化和山东人的精神品格，探索出一条能够将齐鲁大地的历史文化记忆得以完美呈现与永久保存的道路。早在20世纪80年代，山东导演李文虎就以莱芜梆子演绎电影作品，他导演的影片具有浓厚的山东地域特色。例如，在戏曲电影《红柳绿柳》（李文虎，1983）中，他将故事发生地点设定在鲁西黄河岸边的小丁庄，对20世纪80年代山东农村的政策发展变迁、农民具体生活情态作出了准确反映和真实记录。作为时代变动下的“反思”一代，李文虎着力表现当时国家政策的变化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该影片以反映农民生活的伦理叙事作为切入点，以氛围和谐而充满希望的喜剧结局收尾，描摹社会历史曲折迂回进程中山东农民不变的人性之善，书写他们的困惑、奋斗、心愿和爱情，也将莱芜梆子这一地方戏曲艺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更加广泛地传播出去。
导演杨真凭借对故乡的情感与了解，以非概念化、非口号化、充满真情实感的电影风格，朴素而真实地表现山东人民的仗义与豪情。“发扬民族精神”是杨真的创作初衷，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以往的灾难片表现的多数是天灾的残酷和对人们肉体、精神的折磨，这部影片想表现的则是大灾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温暖。”[6]在电影《日照好人》（杨真，2008）中，他选取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皂湖村的十位奔赴汶川地震前线的农民作为中心人物，讲述他们一路上遇到的重重磨难。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杨真在立足本土的创作中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塑造了当代山东农民的仁义与大爱。孔笙，山东培养的著名导演，尽管他的电影作品数量不多，却无不充斥着浓浓的山东地域品格。他善于塑造性格立体、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自己的电影作品中将山东人的形象与性格还原出来，将山东人的奉献精神呈现出来，在银幕上留住了孔孟之乡源远流长的品质与美德。具体讲，他在电影《北川重生》（孔笙，2011）中塑造了山东干部李振河、来自济南的物资发放人员孙学林两个人物形象，表现了他们在工作中的负责态度与精神风采。《山东好人》（孔笙，2011）则取材自山东单县农民孟昭良的事迹，不仅“全鲁班”打造影片，还着力展现“疯狂”的情意。可以说，孔笙的电影风格与电影观念都灌注了他那属于山东的灵魂，在唯美画面与轻快调子的外壳下，不仅具有山东地域的人文特色和道德风貌，而且真实体现了山东人的精神品格。
除了对山东人民美德与品质的呈现，还有一些山东导演勇于承担起传播山东地域文化的重任。在王坪导演的《沂蒙六姐妹》（王坪，2009）中，无论是对怀抱公鸡结亲民俗的创造性使用，还是姐妹们用臂膀搭起浮桥让战士们通过河流，取材于生活的真切情节，再加上影片对于沂蒙小调的有意运用，都充分彰显了震撼人心的情感张力和浓郁的山东地域文化特色。从“送郎参军歌”“沂蒙山小调”到染花布、剪纸，导演王坪在拍摄过程中请七十岁以上的民俗顾问亲自为地域民俗风情内容把关，力求通过电影为那段历史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孔孟之乡的历史文化，沂蒙山区的历史积淀，导演对民俗的考证与还原，对文化与传统的精确表达、艺术化再现，对地域文化资源的着力挖掘，这些都使他的电影创作为山东电影树立了一个成功典范。
吴天明，祖籍山东莱芜，其突出成就表现在以工业类型的电影为发生在山东本土的工业奇迹存照，为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树立标杆。2002年出品的《首席执行官》（吴天明，2002）是吴天明执导的一部影片，该影片以海尔企业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为原型，选取山东本土的企业故事，以纪实风格展现山东企业家的创业史。基于“为海尔企业立碑作传”的创作目的，电影主人公官凌敏的台词、行动皆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出处，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也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经过艺术加工和编缀，整部电影就是一部为海尔集团量身打造的创业简史。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跨国现代化企业尚属新生事物，導演出于对海尔企业文化的欣赏，投入两年时间积累起对它的了解，为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珍贵的范式。吴天明以海尔集团同国际接轨、成为跨国大企业的目标为核心素材，遵循中国社会的发展，将张瑞敏的眼光与抉择凝聚在不足两小时的电影中，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堪称楷模且振奋人心的艺术范本。可以说，吴天明对顺应改革开放时代潮流发展起来的民族骄傲作贴近现实的书写，展现山东成功企业的理念与文化，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增添了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家形象。
四、独立先锋的突围者
“独立电影”概念来源于20世纪中期的好莱坞，与“制片人电影”相区别。独立电影导演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主流电影之外的叙事方向及可能性，在山东电影历史发展维度上，独立电影导演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这些年轻人代表的当代独立的声音，并不弱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电影。”[7]在山东独立导演的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中国电影的先锋性品格，也能寻绎出山东电影实现未来突围的重要路径。
独立电影导演李红旗，生于1976年，山东邹平人。2005年，其电影处女作《好多大米》（李红旗，2005）获得第58届瑞士洛迦诺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2008年，其导演的作品《黄金周》（李红旗，2008）入围第52届英国伦敦国际电影节、第13届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2010年，再次凭借电影《寒假》（李红旗，2010）获得第63届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国际影评人联盟奖以及第4届韩国首尔数字电影节红变色龙奖。对他而言，电影同写小说、画油画一样，都是个人向外界表达自己的工具。从制作成本10万元的《好多大米》中“悲伤的玩笑”的主题，影片中布努埃尔超现实主义与反叙事的痕迹，对于梦境和幻想的传达，到《黄金周》中人物的“道具式表演”，如同木偶一般生硬、克制质感的营造，对于胶片制作方式的锐意尝试，对于“意义”的追寻和判断，对于文化审美和存在价值的质疑，李红旗讲述故事和拍摄的方法本身就是他努力为世界做些什么的一种方式。
同为70后的张跃东，出生在山东农村。他于2006年获得第26届加拿大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大奖、第1届韩国首尔数码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中国新电影论坛最具艺术探索奖等多项荣誉，并受邀参加第51届英国伦敦国际电影节。敲击乐器的笃笃声，伴随着抽象化了的三个互相交错汇合的中国城乡，《下午狗叫》（张跃东，2007）映射出超越了日常生活空间的写意性电影空间，导演既定的主题于是得以自然地传达——“人以行动探知身外世界，结果却模糊而不确定”[8]。他的电影风格无法用人们所熟知的标签去概括，他的叙述方式是“杂”的，荒诞的现实本身就已构成了超现实，超现实的感受源自对现实的观察，三城三幕的舞台感的营构，将影片当做一场游戏，不做任何有意的思想哲学维度的强加及批判——其电影作品和他对中国独立电影发展的看法同样是不偏激且达观的。在中国第六代导演之后，许多电影导演只能自掏腰包完成拍摄，即使免费放映也鲜有观众，陈跃东看到的是这种单打独斗处境下仍有众多年轻导演怀抱着真正的热忱，让中国电影在数量与质量上开始实现双重突围，其鲜活的电影生命活力有着工业化流水线难以企及的巨大能量。
来自山东济南的青年导演胡波，生于1988年，凭借电影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胡波，2019）斩获众多奖项，在时空表现手法、环境意象的运用、镜头别出心裁的选择处理上，都体现出了青年一代的中国导演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魄力，为中国电影实现美学与技法的双重升级做出了贡献。他的电影风格独特且大胆，接近四个小时的时长，对导演和观众而言都是挑战。胡波将电影聚焦在四个并没有明确关联的底层人身上，人物关系表现为开放式的模糊状态。进而，影片以人物为核心进行拼接性叙述，以四位主人公各自的生活境遇，共同组合成导演想要传达的精神内核：青年人面对社会多元价值而产生的虚无感。胡波有意分段讲述的人物或围绕人物展开的事件，瓦解了故事情节始终集中和不断强化的规律，带有一种离散的、成网状结构的形态。他的影片支线众多，考验着导演驾驭情节的能力——处处可见的伏笔、人物关系的显露方式、物品与场景的隐喻性、景深镜头的运用，都表现出作者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赋予故事层次感与张力的能力。胡波还在电影中接连使用长镜头的拍摄方式，使电影画面在银幕上具备了一定的完整性，在情绪意境的传达上则具备了连续性。“长镜头是一种深度体验的美学方式，观众在这里的时空体验更完整。导演、观众会在观看中与被拍者建立一体同在感”[9]，脱去技术痕迹的镜头处理方式，不依靠镜头的高频转换，不执着于精密的加工剪辑，而是看重对真实情绪力度的保留，从而在拍摄者、观者和被拍摄者之间营造出一种无差别感。由此可见，胡波的电影仿佛用影像进行的书法创作，将他想表达的意绪堆积得很深很厚。此外，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以及平行蒙太奇的叙事方式，使电影突破了惯常熟悉的时间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时间影响，得以在较为泛化的历史时空中游历，导演由此获得了支撑起长达四个小时的超长电影的创作底气。通过思想与艺术上的自由结合，使得胡波的电影表现出了纤细超突的情感质地——复制现实与对抗时间，这是胡波个人电影意志的决然选择。
尽管许多独立电影导演的现实处境并不乐观，我们还很难在电影院里看到他们的作品，但中国独立电影在国内外电影节上的表现的确能让我们听到一种声音——那是由导演的顽强意志生发出来，用充斥着个人风格的艺术的方式，自由地传达自己对于时代和生活的认知，艺术家的身份也使他们在创作中拥有更多的话语自由。山东独立电影导演的美学见解和个人风格提供给我们的真实感、信息量、多样性，处处洋溢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生气、活力、曲折、疑惑、审美、自由。先锋性的表现手法或许让他们的作品离地三尺，甚至飞升天际，辗转于越来越有想象力的独特空间，但却与这个时代人们的灵魂贴得很近，我们在其中看到了电影导演的热爱與梦想，看到了山东电影未来突围的另一种可能，也看到了电影艺术秘密的、珍贵的、疼痛的、永不停歇的方向。
结语
无论是通过贴近人民生活、能够给人带来实感的“中国故事”，还是传达出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抑或是在情感引领与价值建构层面显示出社会责任感和指导性，再到后来先锋意识与更加多样的美学风格在影片中灼然夺目，山东导演为山东电影的后继者留下的，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站在山东电影导演六十年来铺就的基石上再行开拓，必能顺应技术与艺术融合的发展趋势，实现山东电影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山东地域文化和新时代电影思维的有机融汇。山东导演也必能创作出更多优质的电影作品，在形成个人创作风格的同时，再为中国电影事业输送一代代德艺双馨的电影人。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电影创作与电影人才之间相互依赖，环环相扣。高水平的电影人才，是电影在过去、当下与未来实现发展且让中国电影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力、产生更多具有自身特色艺术精品的重要保障。山东电影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与辉煌实绩，是一位位山东电影导演以自己的探索热忱和敬业精神书写并铸就的。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起点，对山东电影导演的个人风格与创作观念作出整体性回顾与思考，既对未来山东不断涌现高水平电影人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可为未来中国由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提供一定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2]王坪，王人殷，李道新等.沂蒙六姐妹[ J ].当代电影，2009（10）：24-29.
[3]徐海龙.土地、农民和家国——赵重光电视电影的平凡情怀和纪实风格[ J ].当代电影，2008（09）：80-84.
[4]王小鲁.历史精神的不坏肉身[ J ].新华月报，2017（019）：67-70.
[5]宋家玲.主旋律电影的危机与活路[ J ].电影艺术，2006（001）：53-55.
[6]佚名.纪念汶川地震《日照好人》[ J ].电影，2011，000（006）：P.124-124.
[7]李名.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2.
[8]张亚璇.对独立电影，我们能期待什么？[ J ].当代艺术与投资，2007（08）：22-23.
[9]王小鲁.静观电影与关系美学——2011南京独立纪录片论坛发言的追述和补充[ J ].电影艺术，2012（05）：77-82.
【作者简介】 ? 贺小凡，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
陈夫龙，男，山东枣庄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人文教育与传统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