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唐朝中后期世风之转变
申红星
摘要：自唐代中期开始，唐朝世风由开放逐渐演变为保守。唐代世风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唐王朝对于胡人的防范以及唐王朝对儒家礼仪人伦的强调。唐代中后期世风的转变，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胡人及妇女参政人数的减少，在经济上表现为对外经济交流的逐渐减少，在社会生活方面表现为对妇女开放行为的约束。
关键词：唐朝中后期；唐朝世风；世风转变
唐代以其世风开放恢宏为世人所赞誉推崇，然而，有唐一朝，其开放之风气并非伴随唐朝始终。唐朝的开放风气在唐朝前期表现最为明显。至唐朝中后期，唐代世风开始出现转变，唐代的社会风气逐渐由开放趋向保守。本文拟以唐朝中后期世风的转变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世风转变的原因，并阐述其转变的具体表现，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唐朝中后期世风转变的原因
众所周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经此浩劫之后，社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唐朝社会国力遭受到重创。平息战乱之后，唐王朝又陷入“藩镇割据”的泥潭之中而疲于应付。这一切使得唐朝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社会风气方面亦不例外，集中表现为唐前期社会所展现的浓郁开放风气转而变淡，甚至向其反面演化，逐渐趋于保守。
由于安史之乱系由胡人发起且给唐王朝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加上吐蕃又乘战乱之际在数年之间侵占唐河西陇右数十州，且回纥在安史之乱时虽有助战之功，但每战必索取丰厚报酬，另每攻克城池之后，均烧杀劫掠。再加上回纥又强迫唐王朝与之进行不等价的马绢贸易，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但其马体质弱劣，多无所用。《新唐书·兵志》就称：“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绢，马皆病弱不可用。”胡人的所作所为使得唐王朝及唐朝国人大为不满，日久则渐生怨心。因此唐代社会便会自觉的对在唐前期社会兴盛的“胡化”风气加以抵制，以取得心理平衡，夷夏之防亦因此转严。
而与此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的侵扰和社会局面的动荡，使得唐朝后期的统治者不得不加强了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文化的控制。很自然的，以强调“夷夏之别”与重视礼法人伦的儒学作为一种有利的思想武器，重新被肯定和重视起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唐代前期儒学的发展状况与专制政治的发展有不适应之处，但由于统治体制的整体功能较强，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然而到唐代后期，随着政治体制失去平衡和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削弱，儒学不能起到应有作用，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日益突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不断提出复兴儒学的要求。”[1]（P.21）不仅唐中后期统治者力图提倡复兴儒学，以加强思想控制，寻常贵族士大夫在历经战乱之后，也都在寻求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以保障自己地位的巩固，维护自己的利益，强调礼法观念的儒学自然而然的被重新提倡起来。
正因为如此，唐代前期社会表现出的开放风气逐渐变淡，并渐渐转向其反面，流露出某些保守的气息。
二、唐朝中后期世风转变的表现
首先，在政治方面，唐代后期在用人举贤上统治者不再具有博大的兼容并包的心胸和气魄了，而是强调“夷夏之辨”观念和积极倡导新儒学，直接导致了仕唐蕃将受到排挤而日益减少以及妇女参政人数的减少。唐王朝疏忌蕃将，自“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例如在对待讨伐“安史之乱”之主将、与郭子仪齐名的唐朝元勋李光弼，因其是契丹人，唐朝廷对其屡加猜忌，从而致使光弼先是因与“程元振不协”，拥兵不赴京师之难，后又“惧朝恩之害，不敢入朝”，且“田神功等，皆不禀命”，最终导致光弼“愧耻成疾”，“郁郁而终”。[2]这则史料虽仅谈及光弼与朝臣不和，但究其实质而言，未尝不是这些朝臣在朝廷授意下而与光弼为难的。同样的遭遇，我们还可从蕃将仆固怀恩（铁勒血统）和李怀光（靺鞨血统）的仕唐经历中获得，限于篇幅，本文便对此不再详述。至于唐王朝对于拥兵自重的具有胡族血统的藩镇将帅的防范和猜忌，更是不言自明，毋庸多讲。
在妇女参政问题上，唐前期和唐后期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后期，由于儒学的重新兴盛，对妇女的束缚也日益加强，使得妇女参政的人数急剧的减少。唐朝统治者对女性参政亦加强了控制，如宣宗时，其女万寿公主入宫谒见宣宗时，宣宗总不忘告诫她：“无鄙夫家，无干时事。”又曰：“太平、安乐之祸，不可不诫！”字里行间流露出宣宗对公主干政的反对和限制。又如德宗时，因肃宗女代国公主与几位地方官来往密切，德宗便“幽主它第”，并将这几位地方官配流岭表。[3]据有学者统计《两唐书·后妃传》所列唐后期21位后妃中，参预政事者仅肃宗张皇后和武宗王才人2人而已，约占后期后妃总数的1/10。而唐前期14位后妃中，参政后妃多达7人，参政后妃占到唐前期后妃总数的1/2。其次，除后廷后妃之外，公主参政者除肃宗女和政公主外，其余未见预闻政事者。[4]（P.157）从中足可见唐后期妇女参政人数之少。
其次，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的规模也出现逐渐减小的趋势，不复再有唐前期在对外交往中那种兴盛的场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朝的对外交往、对外开放不得不中断下来。战后，又由于地方的“藩镇割据”，再加上社会动荡、经济萧条，使得唐朝中后期统治者不得不把大量精力和时间用于协调各种关系，处理各种矛盾上。因此，他们再也无暇顾及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了。此外，当时唐朝国内的客观条件与政治局面，也使得对外开放变得较唐前期而异常艰难。唐后期，由于藩镇林立，战乱不已，加上唐朝境内官卡林立，使得外国使臣须经过层层磨难，才能到达唐朝的国都长安。从与唐朝交往的国家和地区看，唐后期最多时才二三十个，与唐前期“七十余国”相比，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这都表明，唐后期的对外经济交流已陷入“低谷”之中。
最后，在社会生活方面，唐后期由于儒学的复兴，提倡对礼法的重视，主张明人伦、重妇道，维护尊卑等，对妇女的种种开放的行为加以约束，唐朝的封建士大夫们重新推崇“三从四德”，对“妇言、妇德、妇容、妇功”严格要求，这亦与唐代前期妇女的种种开放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着装服饰上，“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夷夏之防”的加强以及封建礼教的悖兴，为激发唐人的民族之心，加强民族凝聚的向心力，唐统治者对服饰的管理也趋于严格，将其纳入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以维护自己的政权象征，唐人的服饰也因之有了很大的变化。唐前期颇为流行的窄袖胡服已被传统的宽袍大袖所取代，尤其强调妇女的着装。在唐前期颇为流行的袒领服，尽管中唐以后在社会上仍有出现，但却在裙腰之上出现抹胸，这已说明了在唐前期社会颇为开放的风气此时已有减退之势。在唐时女子着男装上也是一样，行至唐后期，在有关的唐文献及传世的图像考古资料中均很少在见到着男装的女子形象了。以至于唐咸通时女才子鱼玄机当看到新进士的题名，亦不禁发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之感慨。[5]（P.735）
进入唐朝中后期，男女之防也渐趋严格，妇女参加社交活动已不如唐前期那么自由，尤其是在对待女子贞节的态度上，明显出现由原来的淡漠转化为后期重视的趋势。唐朝中后期，由于儒学的复兴，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行为约束日渐加强，唐统治者不时下诏文对个别节妇烈女进行彰表和出台限制有子寡妇再嫁的规定。唐宣宗时就规定：“自今以后，先降嫁公主县主，如有儿女者，并不得再请从人；如无儿女者，即任陈奏，宜委宗正等准此处分。如有儿女妄称无有，辄请在从人者，仍委所司察获奏闻，别议处分。并宜付命妇院，永为常试。”[6]在事实上，唐后期公主再嫁亦确是不复多见。虽然唐代公主再嫁人数不在少数，但其大多集中于唐前期，而唐后期公主再嫁者有据可查的仅肃宗女萧国公主和郜国公主二人而已，其中差别可谓悬殊之极。另外，对于公主出现的不贞行为，皇帝也是绝不姑息，对其严厉惩处。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肃宗女郜国公主、顺宗女襄阳公主都是因与外人淫乱而被皇帝幽于禁中的。因此上文唐宣宗所下诏令虽是只针对皇家公主而言，但上行而下效，此亦不能不对普通百姓产生重大影响。正是受此影响，中唐以后，民间社会中所谓的贞节烈妇便多了起来，如白居易在《蜀路石妇》一诗中摘述到：“道旁一石妇，无记复无铭，传是此乡女，为妇孝且贞，……夫行二十载，妇独守孤茕……夫行竟不归，妇德转光明，后人高其节，刻石像妇形。”[7]（P.5）此诗生动形象刻画出此妇对其丈夫的忠诚不变，从一而终，白居易欣赏赞美之辞显而易见。从诗文中亦可知当时民间对妇女贞节观念的态度如何。至于对女子贞节的强调，至赵宋之后则更趋严格。因此将对此种风气的强调上溯至唐后期为其源头，恐并不为错。
三、结语
综前所述，自安史之乱而后，由于唐朝国力渐衰，政治经济社会等均较唐前期有了很大变化，唐朝统治者逐渐采取了对前期流行的“胡化”风气进行抵制的措施，并强调了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倡导，以维护统治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因而，唐代中后期世风较之前期，有了明显的转变，逐渐由开放趋向了保守。唐朝中后期世风之转变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均有着突出的表现。唐代前后期世风之迥异，亦印证了陈寅恪先生有关唐代的一段总结性论断。陈寅恪先生曾言道：“唐代之历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8]（P.296）诚如斯言。
参考文献：
[1]张跃.唐代后期儒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5]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6]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7]白居易.白氏长庆集[M].四部丛刊初编.
[8]陈寅恪.金明馆稿初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