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艺术视域下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视听意象研究
廖璇
影视语言作为影视艺术的承载材料，既有形式表现作用，还兼具影视表意的媒介。剖析任何一部影视作品，既要通过对画面的分析明确作品通过视听语言所展现的延伸，更要通过分析视听语言获取电影的文化内涵。影视的直观性让观众更加便利的理解画面的外延，但是只有深入了解画面所蕴含的深意，才能发觉到审美意义上的审美境界。电影作为当今最富盛名的视传媒介，可以从其视觉语言上清晰地看到独特的民族原始宗教印记。这是因为各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是基于本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地理地形、伦理道德观念所形成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影响也就渗透到了民族心里的审美经验和民族习俗的审美形态之中。
一、 影视视觉语言中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意象
自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诞生以来，此类影视作品多从各民族的文化、历史、宗教等层面进行展示，影片中视觉语言的运用也是独具一格，不仅有奇异的民风、绚丽的民族服饰以及独特的地域风景，很多影片还以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种种意象冲击观众的视野。如何增加影视作品中的“民族味”，少数民族题材影视的创作者们可谓是煞费苦心，从镜头、景别、色彩运用、画面构图等视觉语言的运用方面不断革故鼎新，创造出更多深入人心的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
（一）电影美学色彩中呈现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意象
人类的生活因为色彩而丰富，观众往往会将感知到的不同色彩与生活中的种种相联系，这是出于人类的生活体现，也是存在着差异的地域和民族文化背景对人类的影响，使得人们将不同的色彩都对应着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色彩观作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能反映人们对于色彩的喜爱程度，还能表达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宗教不仅是一种精神现象，一种心理需要，还是一种形态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宗教元素可以通过色彩观表现出来，同样宗教元素对色彩观的发展也起着推动作用。正是由于色彩观与宗教元素的这种关系，色彩观自然便构筑成宗教的重要外化形式。從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色彩观，从宗教仪式、神鬼观念等宗教元素方面还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某些色彩的崇拜和敬畏。
在影视作品脚本中，色彩作为必不可少的视觉性编码，是建造影视叙事的重要表现手段，也是完善影视表现力的重要造型元素。影视色彩除去自身的表层自然属性外，更为重要的事其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寓意。依照歌德色彩心理学色彩即感情[1]，不同色彩甚至是同一色彩在不同环境的使用，都会引起观看者不同的感知，致使情感反应不同，并且产生相应的情绪效果。在影视创作中，色彩的核心职能是对人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从而使观众产生情感反应。换言之，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中，借用该民族原始宗教的色彩表达，帮助观众理解该民族的原始宗教意象，从而更好地理解影片传达的思想内涵。
哈尼族先民的自然崇拜，是他们对于大自然无穷的渴望，对天与地的崇拜，并用一些色彩来代表天与地，从此这些色彩就成为他们心目中天与地的色彩。根据哈尼族的传说，哈尼族的“女娲”创世女神陂皮密用三颗红色石头变成天，用三颗黑色石头变成地，天地成形之后，陂皮密这才创造了日月，还有哈尼族的祖先，因此哈尼族最初以黑、红二色作为天地之色。延续至今，哈尼族服饰仍然以红黑为主，红色头饰以及黑色衣装，这既是源于哈尼族原始的天地观念，即为一种自然崇拜，对天、地的崇拜，因崇拜衍生出对某种视觉表达的偏爱。在影片《婼玛的十七岁》中，依然能找到这样痕迹。在清晨的薄雾中，哈尼族姑娘婼玛身着哈尼族传统的黑色衣裤，背上一篓沉甸甸的玉米，行径在黑山清水之间，头上那一缕红色的穗子欢快地摇曳着，与黎光中黑黑的梯田形成鲜明的对比。春日里的阳光一片姣好，暖暖照在人身上，照进人心里，阳光下，婼玛和奶奶在自己屋顶晾晒起黑色的染布。
（二）电影服饰道具中呈现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意象
服饰就如同历史的一面镜子，展现的既有款式与花式的形式美，又有人类社会、民族风情、历史氛围和人类个体的内在含义。观众可以从一部部影视作品中领略中国历史服饰的千姿百态，感受那已经远逝的历史风情。
“七星披肩”，是纳西族妇女喜爱的一种服饰。关于“七星披肩”的由来，纳西东巴经文有着这样一段描述，民族英雄善神勇斗雪精龙，将雪精龙吐下的七个冷了的太阳，捏成七个光芒闪闪的星星，镶在英古的顶阳衫上，表彰她的勤劳、智慧和勇敢。姑娘们为了铭记英古的功绩，依照英古那镶有七个推灿星星的顶阳衫，做成精美的披肩，世代相传。在电影《大东巴的女儿》中，纳西族哑女和西每次在玉龙雪山都要身着象征勇敢的“七星披肩”，导演韩志君借用纳西族“七星披肩”这一特殊物件，以及影片中纳西少女娓娓道出的“日月同辉”的传说，呼应了聋哑女孩和西的自强不息，最终从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成为万众瞩目的“纳西族女舞王”，身着白羽制成的七星披肩将和西恰当地烘托成为泸沽湖岸最美丽的天鹅。在2006年塞浦路斯国际电影节上，《大东巴的女儿》还一举拿下了最佳服装设计奖。
图腾崇拜，是一种起源于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宗教信仰现象，中国少数民族呈现的图腾崇拜多为动物崇拜，也是祖先崇拜的分支，在旗帜、服饰、立柱等地方多见本民族的图腾图案。在蒙古草原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萨满教，其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观念占据了主体地位，但是原始的宗教中，自然崇拜意义仍然渗透在巫教的发展之中。《蒙古源流》卷四记载“岁次丁亥3月18日，兵行唐古特之便，于杭爱之地方设围，汗以神机降旨云；今围中有一郭斡玛喇勒，有一布尔特克沁绰诺，出此二者勿杀。”“郭斡玛喇勒”意为“草黄母鹿”，“布尔特克沁绰诺”意为“苍色狼”。在《狼图腾》中，北京知青陈振一来到乌珠穆沁草原，就对这里的风俗信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一次造访毕利格老人的蒙古包，就被敖包前飘扬着的狼图腾旗帜深深吸引，由此展开对狼的浓厚兴趣。影片中，导演多次对狼图腾的旗帜进行直接的镜头描述。《狼图腾》对蒙古族的宗教解读虽有一些偏颇，但是并不影响观众感悟蒙古族人民在自然崇拜的启示下，与大自然和谐相生，取之于自然也比用之于自然的信条。
（三）电影镜头重组中呈现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意象
影视是艺术创作者利用光波与声波几度创作作用于屏幕的结果，首先由导演和摄影师为观众选择可视画面，再经过画面布局、角度、光影构图、场面调度等影视艺术手法加工画面，最后剪辑师按照时间、空间、逻辑等顺序并通过艺术的手段组合画面。因此，影视艺术凸显出异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审美功能，流动的画面能够激发观影者的情感，引导观众从美学角度进行认识与思考。在国内众多的英雄主义影片中，创作者们为赢得视觉的冲击力都会使用丰富的镜头景别来表述枪战、惊险等故事板块，而其他板块往往被中景和全景一笔带过，然而《绝代-末代女土司》的创作者打破陈规，为观众带来别具一格的观影享受。在影片中有一处导演的妙笔，打破常规的中、全景宗教仪式表述，有意识地运用特写、中近景描绘彝族苏尼施法占扑仪式（如表1所示），从而诱导影片的情节发展，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发展在此已埋下伏笔，并激发观众对与彝家风俗的好奇。
二、 影视听觉语言中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意象
声音作用于影视艺术晚于影像，是一個较新的领域。古有“耳目内通”“耳中见色，眼里问声”（《罗湖野录》），现代医学证明人的耳和目是相通的。钟书先生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口鼻各种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诸如此类，在普通的语言里经常出现。”[2]在影视文化的始源地——欧洲，早有关于耳目并用的学术研究，并有在文学艺术中混淆闻、嗅、观、触四类感官之势。以通感的方式使事物描绘的更形象具有动感，这正是利用了人的视觉听觉双重感官器，从而使影视艺术综合性的视听享受得以实现，带给人一场视听盛宴。
影视艺术发展至今，艺术家们似乎更注重视觉冲击带来的感官享受，过去的影视创作者相信观众通过视觉得到的信息，比通过听觉了解到的世界更为真实，从而更易接受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由于其特殊的民族身份，创作人员不仅需在图像的处理上加入强烈的民族特征，也许在声音元素的创造上凸显民族气息。人声和音响二者形态各异、职责不同，但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决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互相交融，并在构成中有意识地融入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所特有的深层次文化意蕴，才能构建完美的声音空间，才能最大程度提高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的表现力。
（一）影视人声中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意象的运用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注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环境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促生了少数民族千差万别的民族方言，其中的称呼、谚语、俗语、歇后语等最能突出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在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中，这些各式各样的语言表现尤为突出。
台词是影视作品中演员所说的话语，是创作者刻画人物性格，展现剧情，突出主题的重要手法。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演员的对白往往也成为解释少数民族文化蕴意的最主要的途径，有意识地使一些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特有的符号词语成为剧作的支点，使少数民族独有的风土民情成为影片的剧作结构线索。《血色湘西》中，众多角色都反复提到苗族原始宗教傩文化中所独有的宗教法师“傩公”一词。在影片中只出现了一次的傩公在此被导演附上了神秘的面纱，田穗穗、瞿月月、田大有等苗族人提及傩公时，无不神情肃穆；地下联络员童莲提到傩公时，除了好奇，似乎也透有一丝不屑；商行王老板是一个汉族，当他提及傩公时，更多的是一种直接描述的淡然。就“傩公”一词，通过不同角色演员的台词，我们就能看出，不同的社会人群对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不同理解。
旁白作为电影独具一格的人声运用手法，作为叙事结构的中旁白，可以起到主要起解说、写意、抒情等作用。《血色湘西》中以商行王老板之口道出：“在竿子营，谁家的妹子满16，都要到湘夫人庙去拜祭傩公，由傩公法师预测姻缘……”画面配以少女相伴逛花街，青年相伴嬉戏，青年男女在一起唱情歌的快乐场景。由此可以看出，上文提到的原始宗教傩文化再一次成为了导演手中的戏剧元素。
（二）影视音响中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意象的运用
音响效果不仅可以延伸可见影像的范围，还可以服务于画面，促进声画合一从而达到一种最佳的艺术效果。少数民族文化与原始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在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中，创作者们往往运用诵经声，宗教法器声响来表现影片的生活气息及真实性。
在众多少数民族影视作品中，观众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原始宗教法师们在诵经祈福时，几乎都是不配音乐的，甚至连环境声都很少，也没有对话，没有旁白，画面中更是会出现众人肃穆的神情。电影《花腰新娘》中，法师为新人祈福，只闻法师低吟的诵经声，无任何杂音，甚至连之前骚扰女主角凤美的蚊虫，在此也销声匿迹。《尘埃落定》中，每当苯教法师为土司、为部落举行祈福仪式时，画面中只有法师的祭祀舞蹈，山寨上空萦绕的只有法师的祭祀曲调。
音响的时空节奏性，是电影叙事节奏的组成部分，也是电影感情节奏的主导因素。电影节奏是创作者直观的给予观众的强迫的心理效应，观众的心理感触与电影创作者对电影节奏的把控是相互作用的。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中孟金福在依稀的月光下跳起萨满祭祀的过程，一面是火堆中的柴禾在燃烧中“噼啪”作响；而另一面是孟金福颇有节奏地敲响手中的神鼓，再一方面孟金福的悠扬激昂的诵经，三种不同声响响彻在大兴安岭的夜空，整个过程十分沉静，迫使每一个参与者屏息感受。导演在这里运用静动反差的手法表现萨满教中神圣的祈神仪式，升华追求自然和谐的深刻寓意。
自中国影视诞生，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就肩负起对外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重担，此类影视作品多从各民族的习俗、历史、宗教等层面进行展示，影片中视觉语言的运用也独具一格，不仅有奇异的民风、绚丽的民族服饰以及独特的地域风景，很多影片还以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种种意象冲击观众的视野。如何增加影视作品中的“民族味”，少数民族题材影视的创作者们可谓是煞费苦心，从视听语言中的镜头、画面构图、色彩等运用层面上不断有所突破，使得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创作上出现高数量、高质量的转变。近年来，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电影在银幕上大获成功，为少数民族影视创作开辟了可鉴之路，这些优秀的作品为开拓少数民族题材影视视觉语言运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参考文献：
[1]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Goethes Theory of Colours[M].New York：General Books，2012.
[2]钱钟书.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