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文思维的发展与提升
徐健
一、语文思维：基于思维的学科思维
将核心素养引入语文课程改革之后，在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要素分析中，一个以“思维”为关键词的“思维发展与提升”的概念，被确定为语文课程中与“语言建构与应用、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并列的要素。对于语文课程实践而言，语文的“思维发展与提升”中的思维“是什么”以及“怎样”发展与提升，则是每位语文教师首先必须厘清的问题和面临的实践课题。
何谓“思维”？《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显然，思维是以表象与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脑中，并通过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思维方式进行的心理活动。当思维与语文、数学等具体的学科结合，就会形成诸如语文思维、数学思维等不同类型的学科思维方式。
所谓学科思维，就是某一学科的对象、思想与方法、特征、追求及其内在关系，其核心就是形成的学科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教学不仅仅是传播学科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科特有的思維方式。就语文学科而言，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建构与应用能力，更要促进学生的语文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提出：“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科学的思维方法，逐步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版）》提出：“思维发展与提升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通过语言运用，获得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的发展，以及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批判性和独创性等思维品质的提升。”显然，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到的语文思维依旧是思维科学中的学术用语，且与语文学科的联系并不密切，并没有形成具有语文学科“特质”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一直困扰语文学科教学多年来对于“语文思维”道不明、讲不清、教不透的原因之所在。
二、语文思维：基于语言本质的抽象思维
作为学科思维，语文思维的内涵如何？首先，语文思维是思维在语言学科的应用。显然，语言课程就是运用语言符号来研究他们所处的客观世界，尽管各民族的语言符号体系并不相同。因此，与思维发展相伴的“语言符号”，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为基础的“思维媒介”，其语言规则是思维规则的直接反映。所以，语文思维首先是基于汉族人群逻辑思维的语言符号及应用。
其次语文思维是基于语言符号的“抽象”思维。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在这系统里，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在这系统里，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因此，从关于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基本观点看，语言符号就是心理活动的产物，也是人心理活动的媒介。但当前语文界普遍认为语言以及语言作品多数是“形象”思维的结果。其实，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形象思维虽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是语言符号的运用却是与形象思维不同的，它是语言符号在思维与语言规则基础上的“意义”建构。用“形象思维”对语言课程贴标签，本身就是对“语言本质”的误解。
第三，语文思维是基于人脑的汉语言信息空间。尽管其他动物也有脑，也有基于机体的主要是脑的思维，但是一般动物的思维还是机体的本能的简单的思维。现代科学认为，思维是人脑的“特殊”机能。人脑不是“简单的”信号的转换和传递，而是“复杂的”输入分析和计划响应。汉语符号体系的形成过程，就反映了汉民族思维由“简单”走向“复杂”的过程。譬如汉字的造字由象形、指事走向会意、形声，就是外部事物的形象感知到的意义建构，尤其是“形声字”的大量出现，不仅体现出汉字超强的符号“自我构建”能力，而且让汉字的“音义结合”在“符号本体”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语文思维训练：基于语言实践的思维表达
1.语文思维训练是汉语言的“逻辑”表达训练
英国哲学家吉尔比说：“逻辑是思想的语法，一种思想只有在一套思考规则的逻辑中运思，才是可理解和可沟通的。”对于人类来说，一方面通过实践来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要将实践过程中掌握的知识（系统化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传承，这种传承先是“口口相授”，再就是“文字记载”。由此可见，人类就是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描述和揭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从汉语言的习得看，语文思维训练首先起始于感性思维的培养。
其次是联想思维的训练。汉字学习之后的组词，就是利用联想思维（接近联想、相似联想、对比联想、因果联想、类比联想等）来进行大量的组词训练与积累。以“花”为例，花—花园（接近联想）、雪花（相似联想）、花草（对比联想）、花果（因果联想）、花容（类比联想）等。从某种意义上看，由感性思维向联想思维发展，就进入逻辑思维阶段。
第三是想象思维的训练。心理学研究表明，想象思维包括再造思维与创造思维。人对经历的一段往事进行复述，就是基于感性并通过联想后所进行的再造思维。如果在运用再造思维进行复述或者撰写回忆的过程中，因为时间的久远而加入更多的虚构内容，则思维就会由再现向创造思维发展。在语文学习中，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复述所阅读过的文章就是再造思维训练，引导学生用给定的一些词语写话或者命题作文等就是创造思维训练。
2.语文思维训练是汉语言的“情境”表达训练
如果说语言（口头语言）作为人类信息沟通的工具，其语言实践往往是在具体的现实场景中展开，因而具有“在场性”“即时性”“互动性”等特点。当语言（口头语言）发展到有一套与之匹配的书写系统之后，语言实践就可以“不在场”“延时性”“间接性”。作为学科思维训练，语文思维训练一定是有目的、有序的、系统的语言训练。语文学科系统包括“字词句篇”的知识体系、“语修逻文”的规则体系以及“听说读写”的实践体系。
（1）“字词句篇”等语文知识的传授式习得情境训练。知识一旦学科化后，就成为系统的学科知识，而学科知识是可以在设计好的学习情境中，在短时间内集中获得的。但由于学习者所处的学段以及各学段所对应学习的知识难易不同，传授式习得的情境创设以及传授习得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语文学科知识的学习也不例外。如对于“字”的学习主要是在小学阶段完成的，关于“词句篇”的学习，则是分学段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提升的。
（2）“语修逻文”等规则知识的渗透性社会情境训练。在《马氏文通》之前，汉语并没有一套完备的汉语语法规则体系。事实上，中国人汉语言表达规则的学习，是从儿童开始就在社会情境及社会交往中获得的，其基础就是“逻辑思维”。因此，关于“语法”的学习，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要淡化语法的教学，要多让学生结合生活体验进行训练。当到了中高年级，就可以学习一些语法知识。关于书写系统规则的学习，则要作为“知识”进行传授式习得情境训练。其次，修辞的学习，可以说贯穿学生语文学习的全过程，因为语言表达不仅要“准确”，而且要“生动”。第三，是“逻辑”的训练。这里的逻辑训练应该包括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第四，关于语文学科的“文”。这里的“文”通常被理解为“文学常识”。显然，理解“被窄化”了，准确地讲，应该是“语言文化常识”。
（3）“讀说听写”等语言实践技能的综合性规定情境训练。语文课程是语言实践课程。因此，在语文知识系统与规则系统的支持下，语文课程的教学应指向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就语文学科的思维训练而言，就是要在“规定情境”中进行“读说听写”的语言实践。此外，要突出语文实践的综合性，不仅要在语文学科内部推进“读说听写”的综合，还要以“跨学科”的思维推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使得“读说听写”的规定性情境为语言运用和思维的运思提供更具有生成创新的可能。
3.语文思维训练是汉语言的“惯习”表达训练
所谓“惯习”，就是通过个人的社会化而实现的社会结构的内化（被结构的结构），另一面也通过指导人们的实践再生产社会结构（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由此可见，个人语言的习得受他所处的社会制约并纳入到他所处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在语言训练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社会结构的优化。汉语言及其文字既是中国人思维的工具，也是中国人的文化家园，必然会烙上民族心理的印记。一言以蔽之，就是汉语言的习得与使用有中华民族的“惯习”。
（1）中华民族“整体”思维方式的奠基。从科学思维的角度看，人虽分肤色、区域、国度，但因人的动物学分类同属“人种”而遵循“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相同的思维法则。然而，由于人所处的自然与社会不同，其思维方式就有民族特点（个体特点受制于民族特点）。从汉语言的角度看，汉语言的建构与应用包括体系与应用规则的建立，都受制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思维方式就是“大格局”的思维，就是将人置于天地之间进行思考，形成“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获得，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在“整体思考与局部分析”中选择了“整体思维”，也反映中华民族的先民很早就具备了朴素的普遍联系观和相互制约的辩证观，从而为优秀的中华思想的形成奠定相对科学的逻辑起点。汉语言的建构与应用就体现这种整体思维的方式。当下语文教学中的仿词、仿句、仿篇、仿体等语言实践活动，就是语体思维方式的训练。因此，要习得汉语言的“惯习”表达，唯有“多读”“多听”“多写”。
（2）中华民族“意象”思维方法的凸显。思维方法的选择，受制于思维主体、思维对象（客观世界）的制约。在“大格局”的整体思维、联系思维以及辩证思维的统摄下，中华民族的先民选择的“整体感知”的思维方法。自《楚辞》起，“写意”思维就成了中华民族更为偏爱的一种思维方法。从此之后，意象（一种事物寄寓或者折射的意义情感）、意境（多种事物构建的意义空间）为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具体化的主要方法。从这一角度看，汉语言汉字就是“意象”思维方法的产物。而中华民族的“写意”思维，不仅使之成为可能，而且成为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多种“意象”表达方法。
（3）中华民族“和谐”思维模式的导向。正因为中国人具有“天人合一”的整体世界观，就决定了中国人的“和谐”（包括天人和谐、天下大同、家庭和睦、身心和谐）价值追求。和谐理念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而且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大团圆”（即表层的皆大欢喜和内在的各取所需）思维模式。在语言上的使用上则表现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和谐辩证理念。因此，从已有的语言资料看，中国人的语言风格则表现为以《诗经》为代表的写实主义和《楚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显然，美好生活（天下大同、安居乐业、天伦之乐等）不仅是现实需要，也是未来憧憬。所以，“大团圆”的命运与结局，是中华民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与独特的思维模式，也成为了中华文明“家国一体”的核心价值和情怀。
[作者通联：江苏海安市教育体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