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

    杨夏

    摘要：纪录片真实性的理论和实践虽然一直在不断探索、发展、变化，但纪录片如何“真实”仍是业界和坊间争论的话题。本文就一部纪录片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解读，以及纪录片从业者在实践中对纪录片“真实性”的坚守，让一部纪录片呈现出一种光芒，这种光芒，即使微光，也作星辰。

    关键词：纪录片;真实性;艺术性

    在当今影视艺术门类里，纪录片属于被边缘的一类。但是为了让纪录片更好地记录生活，众多纪录片人年复一年坚守在这个领域里。伴随时代进步，专业器材的提升，纪录片的拍摄器材可以说是被用到了极致，航空、潜水、摇臂、显微拍摄等等，拍摄电影需要的器材，纪录片都用上了。

    虽然用心良苦，纪录片终究还是属于小众之爱。几年前，央视推出了《舌尖》系列纪录片，因为广受喜爱，各省市县级电视台纷纷跟进，拍摄了大量类似节目，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纪录片热潮。

    在摄像器材帮助下，“舌尖”类纪录片确实能让人感受到它的色香味，但是问题同样不能忽视。

    在美食类纪录片热潮出现之前，中国电视上还出现过把不同生活环境里的人物交换生存的纪录片，我们把这类纪录片统称为“变形记”。

    不管是“舌尖”还是“变形记”，在它们热闹的后面，都有一个相同的遗憾，那就是纪录片被安排、被导演的问题。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纪录片？是一个被安排、被导演的纪录片还是像国外一档真人秀的电视节目那样，把摄像头安装在被拍摄者家中，全天对公众开放播出这样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纪实片？

    根据多年在纪录片阵营上坚守的经验，我们的答案就是：纪录片人应该追求纪录片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一）故事真实

    真实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纪录片的真实性，就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人及客观世界的真实状态。但纪录片本身作为一种影视作品，是创作者通过对客观记录的选择来表达主观态度的，从选题、策划、拍摄到后期，创作者思考的主观选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在有编导的情况下保持对客观事物呈现的真实性呢？

    2014年，我们拍摄了一部骑自行车穿越国道219，从新疆叶城县到西藏拉萨市的纪录片——《天路，我的新藏线》。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两个90后女孩：重庆的雷敏和成都的媛媛。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含氧量只有60%的219国道线上，她们每天都承受着极大考验。同时，被考验的还有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人，无人区、沙尘暴、高原反应、伤病以及孤独。

    刚刚进入拍摄，摄制组内部就出现矛盾。有人强烈要求拍摄车将雷敏和媛媛带着走，在风景好的地方、在导演需要拍摄的地方再将她们放下来骑行自行车，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长期在高海拔留置的风险，也可以节省拍摄时间，降低制片成本。

    我们则坚持走自己的路。矛盾僵持不下，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离开摄制组撤下了高原。

    在新疆境内，她们翻越第二个高山麻扎达坂。麻扎达坂是新藏线上最长的达坂，海拔高度4950米。寒冷加上高原反应，19岁的媛媛头痛欲裂，伏在自行车上哭泣。坚强的媛媛硬是推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前行，最后终于晕倒。是拍摄车将她拉到山对面的三十里营房抢救。这个经历，对媛媛来说是一生的精神财富，而看过纪录片的人受到的震撼也是同样的。

    两个女孩从400公里的无人区出来，看见了一户藏民，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家。虽然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她们感受到了主人的善良和热情。当主人拿出半只风干羊来招待她们的时候，两个女孩瞬间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些故事，如果不是她们亲身经历，纪录片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32天的骑行，真实地记录了她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生存环境的碰撞下，心灵受到洗涤、人生观和价值观得到改变的过程。

    （二）音响真实

    现在拍摄纪录片，设备先进，除摄像设备外，音响的采集也达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殊不知，正是因为这些收音设备，让纪录片音效的现场感反而下降。

    自然环境中的声音是有立体感、有质感的，因为被拍人物胸口上佩戴一个麦克风，而当被拍者远离摄像机的时候，他的说话声、他做事情的声音就会很夸张地被记录在素材里，甚至有的是被拍者接触、碰撞出来的声音，在片子里会形成很刺耳的噪音。

    我们在拍摄《天路》时，就没有给雷敏和媛媛佩戴采音设备，所有声音都依靠一部摄像机随机收集。当被拍者远离摄像机的时候，她们说话的声音，做事情的声音，甚至当时环境发出来的声音都是细小的、真实的，和镜头四周的天籁声是有区别的，而正是这样的区别，造就了纪录片珍贵的时空距离，增添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和观看后的赏心悦目感。但没有添加采音设备，被拍者远离镜头的时候，说话声就变小了，再加上后期制作的时候增加的背景音乐，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到电视观众的观看效果。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增加字幕。

    采集自然的声音，是一部纪录片高质感的基本要求。所谓质感，我们拉开抽屉时听见的那个声音和手上用劲的程度，用原木做成的抽屉和用胶合板制作的抽屉给人的感受差别非常大，这就是质感。当这样的质感被记录在纪录片里的时候，虽然手上的感觉拍不出来，但是那个声音是能够有差别地记录下来的。

    拍摄《天路》的时候，当雷敏和媛媛翻过垭口开始持续下坡的时候，自行车速度上来了、轻快了，在安静的高原，高速的自行车由远及近，车轮和地面摩擦发出来的声音由小变大，“嗖”地一下经过摄像机后又由大变小，直至淹没在天籁中，这个过程是真实记录的过程，也是受众享受的过程。

    （三）表达真实

    表达真实，对这个问题的把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导的思想觉悟和人生阅历。一个责任心不强，急功近利的编导，往往去曲解、去断章取义被拍者的行为和语言，以此来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导致节目制作出来以后，被采访者非常抵触。

    在当今的电视节目里面，不管是纪录片还是新闻、专题片，被“代表”了的事情、被断章取义的事情屡见不鲜，成为大家越来越不喜欢电视节目的一个理由。试想，我們天天接触的电视媒体，告诉我们的却是不真实的、虚假的，我们还会接受它吗？

    拍摄纪录片，生活中的真实不能被夸大，也不能不被发现出来。在《天路》拍摄过程中，两个女孩的感受和平时生活在城市里的感受是有很大差别的。纪录片要做的就是真实把握这些区别，再现两个年轻人的成长经历。正如雷敏说：“在高原，人和人的交流很简单，一句扎西德勒，大家就可以打开话匣子。但是在城市，你和陌生人问声好，他都会像看神经病一样看你。”涉世未深的90后女孩，在两千多公里的经历后，找到了城市人和高原上的人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区别。

    不夸张，不粉饰，这个是对道德层面和职业素养方面的要求。准确把握被拍者的真实意图，让纪录片真实表现出她们的需求和观点，让电视观众在观看纪录片的时候跟着她们的思想，受到感染和洗涤，这也是纪录片真实性的力量。

    纪录片在呈现真实性的同时，并不排斥追求它的艺术性。正如国外那种安装在别人家里的摄像头，事无巨细地播放主人公的私密生活，这不是纪录片，它只能满足部分受众猎奇的心态，聊以打发时光，并不能从中得到艺术的享受。

    拍摄纪录片，特别是制作《天路》这样以时间顺序记录的纪录片，稍不留意就会掉进流水账的陷阱，所以纪录片不排斥使用多种表现手法，从而提高其观赏性和艺术性。后期制作中，我们除了追求画面感，故事情节，还大量使用了倒叙、插叙、埋包袱等手法，把时间顺序打碎，尽可能让225分钟长的纪录片有可看性。出发前雷敏的好友云姐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他们自驾新藏线，一个朋友在班公错开翻了汽车。在荒野的高原，云姐最后硬是用那辆汽车，将朋友火化了才带回了重庆。这个故事很刚烈，我们后期制作的时候，将它安排在了开篇。当初在拍摄这些素材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后来还会发生什么作用，把故事放在最前面，观众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呼应。当雷敏和媛媛骑行到班公错的时候，云姐讲述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眼前。两个女孩在班公错凭吊一个亡灵，从而引发一段雷敏对生命的感慨，这个结果是过去我们也没有想象到的。后期制作埋包袱的效果，会让观众的思维瞬间倒流，去回味出发前雷敏和云姐的那段交流，从中体会出更加深刻的意义。

    纪录片被边缘化，但纪录片从业者仍应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坚持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电视观众看到更多优秀的纪录片。

    《天路，我的新藏线》制作完成后，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多家省、直辖市电视台播出。2016年，该片获第十届“纪录·中国”创优评析人文（自然）類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