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现象”爆发期：河北人文精神观照下的主旋律电影创作景观
马丽颖 杨紫轩
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电影现象”要具备三个必须：必须有本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必须有引起轰动的一流作品、必须能提供推动全国电影创作的一些普遍经验。河北电影在经历了漫长“洼地跋涉”后，从2009年开始逐步积蓄力量，到2013年的五年时间里集中出现了一批优质的电影作品。这一时期的河北电影，在选题挖掘、主题提炼和艺术手法上突破创新，在坚守河北人文精神的同时拓展其内涵，更加注重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的融合，一方面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参照观众审美变迁，拓展河北人文精神内涵，使区域文化具备更广阔的外延空间;另一方面，注重主流价值观输出与电影艺术品质以及电影商业诉求的融合。
一、“河北现象”爆发期的主旋律电影景观
1987年4月27日，河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同年，时任中国电影局局长滕进贤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电影创作要“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自此，“创作优秀的主旋律电影”成为河北电影创作的重点。河北电影制片厂作为河北电影的主要制作机构，先后创作出一批有代表性的主旋律影片：《远山姐弟》（陈力，马树超，1992）、《欢舞》（陈力，1999）、《少奇同志过渭水》（傅靖生、郭法增，2001）、《戎冠秀》（范建浍，2003）、《吕正操·1942》（张玉中，2005）、《西柏坡》（黄山，2009）等。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建国大业》（韩三平、黄建新，2009）、《风声》（陈国富、高群书，2009）等三十多部主旋律电影上映并取得良好的口碑和票房，这为河北电影的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空间。2009年，河北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随后的五年时间内，伴随本土民间影視制作机构的蓬勃发展，河北电影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创作了一批优质的影视文艺作品。据统计，从2009年至2013年，在商业院线上映或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的河北省出品或联合出品的电影总量为27部（见表1），其中，不乏受到业界学界认可的优秀主旋律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陈力，2013）、《谁主沉浮》（陈力，2009）、《唐山大地震》（冯小刚，2009）、《王牌》（范建浍，2014）、《骏马少年》（李宝生，2011）、动画电影《西柏坡》（王加世、陆成法、印希庸，2011）等。在河北人文精神的观照下，这一时期的河北电影创作传承“燕赵文化精神与红色文化基因”，坚守河北电影一贯的“红色品牌电影”建设思路的同时勇于创新，努力发掘河北人文精神在现实题材方面的拓展，注重电影艺术审美在主旋律电影中的运用，诞生了以《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陈力，2013）为代表的电影艺术精品。
河北省广播电视协会会长何振虎在《河北影视剧发展史》一书中将本阶段界定为：“河北现象”爆发期。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在《“河北现象”的宝贵启示》评论文章中谈到：近年河北推出了“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河北特色、燕赵风骨的艺术与思想和谐统一的优秀作品”，这种现象“蕴含着对繁荣发展整个社会主义文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新鲜经验”。[1]讲好河北故事就是在讲好中国故事，彰显燕赵文化，就是在弘扬中国文化。
二、河北人文精神内核的坚守与传承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燕赵大地上逐渐形成了与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又地域特征鲜明的河北人文精神——“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和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基因。河北电影人将河北人文精神融入电影艺术表达之中，成为长久以来河北主旋律电影的精神与脉搏。
（一）燕赵文化精神
燕赵文化的发展源远流长，启于先秦，成于两汉。燕赵文化是河北独具的地域文化，也是河北人文精神的文化根脉。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片段缩影。千百年来，在河北这片沃土之上，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创造了璀璨的燕赵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燕赵边境常有天灾人祸，百姓生活艰难。燕赵之地自然形成“一种自觉抵抗外界威胁的本能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价值认同”。[2]这片土地上英雄辈出：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有“义胆深包体，忠心并日光”的赵云;有“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的张飞……他们在历史上歌咏出一曲荡气回肠的燕赵长歌。韩愈也曾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一诗中描述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慷慨悲歌”作为燕赵文化精神的精髓，是一种价值观和人格风貌，也是一种稳定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
（二）红色文化基因
河北因其特殊的地域位置和地理环境，曾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于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坐落在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河北作为革命老区，积淀着丰沃的红色文化土壤：革命圣地西柏坡、抗日五壮士舍身跳崖的狼牙山、地道战的发生地冉庄、水上抗日游击队雁翎队的活跃地白洋淀、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抗大旧址前南峪、晋察冀边区政府旧址阜平城南庄……在战争中，燕赵儿女英勇抗争，英雄辈出。李大钊、董存瑞、马本斋、王二小等家喻户晓的革命战士，以不畏牺牲、勇于献身的英雄主义革命情怀，坚守和传承着“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予以了新的诠释和发展。
在燕赵文化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在河北大地逐渐发展形成了浓缩为“义、气、情、力”的河北人文精神。以“慷慨悲歌”为核心特质，在价值理想上，表现为知恩图报、舍生取义的高尚追求;在人格表征上，表现为大处着眼、凛然难犯的豪迈气概;在行为心理上，表现为情为恩使、命缘义轻的情感触动;在价值践行上，表现为一往无前、不惜付出生命的坚毅执着。[3]河北人文精神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锻造形成的河北智慧，它指引着河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引领着河北百姓的生产生活。它是河北电影艺术的根脉与核心竞争力，植根于燕赵文化精神、红色基因土壤的河北电影艺术长久被“义、气、情、力”的文化精神所濡染。这种精神跟随历史的脚步而演变，具有每个时代的精神特质与独特印记。
三、红色革命史观下的题材发掘与创新
纵观中国电影发展史，河北充沛的红色文化资源为革命题材电影创作提供了给养。早期取材于河北红色革命题材的《地道战》（任旭东，1965）、《董存瑞》（郭维，1955）、《小兵张嘎》（崔巍，1963）、《平原游击队》（苏里，1955）、《狼牙山五壮士》（史文炽，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严寄洲，1963）、《鸡毛信》（石挥，1953）等经典影片，塑造出众多经典的银幕形象，这些都是革命英雄主义家国情怀的河北人文精神的影像表达。红色革命历史题材一直是河北主旋律电影乃至河北电影创作的重中之重，在“河北现象”爆发期，河北主旋律电影的主要题材仍然集中在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像《谁主沉浮》《西柏坡》《英雄黄骅》（范建浍，2011）、《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飞越山海关》（石伟，2013）等影片。在这些影片中有伟人足迹，有英雄故事，有革命浪潮，既有已被熟知的历史事件，也有新发掘的题材内容。
为将河北区域独具优势的红色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政策扶持下，河北电影人开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整理挖掘区域电影资源，逐步建立红色电影创作题材库，一些革命题材的故事首次被成功搬上银幕。影片《英雄黄骅》取材于河北唯一以抗日英雄命名的县级市——“黄骅”，再现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司令员黄骅领导军民奋勇抗日，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取材于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总理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革命老区进行社会调查的真实故事。河北电影在坚守擅长的红色革命历史题材的同时，对反映新时期河北人文精神的现实主义题材也进行了挖掘，诞生了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多部电影作品，如《一诺千金》《咱们是亲人》等。这一类电影关注现实，作品中的人物贴近百姓生活，更加质朴而具有人情味，充满着人文主义情怀。
四、兼具地域文化特色的电影艺术表达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挥斥方遒的领袖、拯救危亡的英雄、力挽狂澜的时代楷模，他们都是凝聚中国精神力量的实体。通过塑造典型的伟大人物，唤起人民的敬仰，从而建立集体认同，这是主流电影不可推卸的责任。电影对伟人形象的塑造，不是单纯地重现和照搬历史事件，也不是单纯地歌颂丰功伟绩，电影艺术对于历史人物的叙事焦点应该是通过电影艺术去建构他们的思想精神和人格魅力。[4]“河北现象”爆发期的河北主旋律电影，叙事视角既有宏观也有微观，既有线性叙事也有多重蒙太奇的使用，对伟人或英雄等人物的描写从“高山仰止”变得“更接地气”，视听语言呈现出鲜明的河北地域文化特色。此时期的影片通过人物塑造、叙事策略、视听语言等创作手段实现了电影的艺术表达，创作出一批思想性与艺术观赏性并重，人类审美共性与河北人文精神兼具的优秀作品。
纵观中国红色主旋律电影创作发展历程，一度出现对人物塑造扁平化的趋势，在表现丰功伟绩时，往往有一种距离感。诠释历史人物与时代精神的关联，让今天的电影观众去感知彼时的革命洪流，有效方法就是寻找提炼二者共同的价值观，进行能够跨越时空界限的体悟与交融。“河北现象”爆发期的河北主旋律电影，注重人物真实感与日常性的表现，以符合普通观众的审美心理感受。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放弃了常规的宏观处理方式，注重细节刻画，比如“周总理在田地里学插秧但是屡屡犯错，被淳朴直爽的村民一一指出”的段落中，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使“伟人”形象更贴近观众的内心，影片还选用当地村民本色出演，充满真实、真切的乡情。
此时期的河北电影人突破束缚、摒弃常用的单线叙事模式，使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实现了多样化的艺术表达。影片《谁主沉浮》不同于其他战争题材影片，没有过多的战火硝烟描写，围绕“西柏坡精神”展开;运用平行蒙太奇叙事手法，在西柏坡和南京两地之间进行流畅而充满意味的空间转换;完美刻画出解放战争后期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心理博弈，生动塑造出西柏坡时期毛泽东运筹帷幄的领袖形象;平行开放的叙事模式充满历史的隐喻：谁主沉浮，在百姓和观众的心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对周总理到革命老区调研的这四个昼夜进行时空延展，在多重时空的跳跃中叙事，塑造出亲切真实的总理形象;在“周总理和村民开会”与“村民老奶奶为总理做面”的两个段落中采用平行蒙太奇叙事，体现出周总理对百姓的关怀以及人民对总理的爱戴。同时，此时期的河北电影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河北地域文化艺术特色。影片《一诺千金》的故事发生地是在明清时期北方山区民居风貌留存的井陉石头村，村子依山而建、家家互通，村里的古戏台上演着一幕幕的悲欢离合，石头村不仅是故事发生的重要环境，也是古往今来人间悲欢的艺术写照;同时，片中巧妙加入了北方地区的传统曲艺形式西河大鼓，其唱腔简洁苍劲，风格似说似唱，韵味独特，与影片咏唱的故事和情怀相得益彰。
结语
“河北现象”爆发期的河北主旋律电影景观，是我国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回望2009年，逢新中国六十华诞，主旋律电影得到大力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其中，如《建国大业》《风声》《十月围城》等一批主流大片，在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商业化、艺术化上实现了“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统一”，是价值观与商业性融合的成功探索。在电影技术不断成熟、电影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语境下，中国主旋律电影从制作到发行呈现出大片化、类型化趋势。“河北现象”爆发期的河北主旋律电影也呈现出同一趋势：《唐山大地震》是我国首部应用IMAX技术的商业影片。数字技术在带来震撼视听效果的同时，成功完成了影片的艺术表达，并获得了显著的商业价值。谍战电影《王牌》是河北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一次有益尝试。影片启用具有商业号召力的明星演员，通过商业电影的叙事策略，以叙述层次上的精巧编织和时间回环所造成的不确定性来引发思考[5];通过悬念的巧妙设置，为影片增添神秘感和吸引力。《唐山大地震》和《王牌》从受众出发，注重价值导向，尊重市场规律，遵循艺术规律，弥补了河北主旋律电影一直以来缺失的市场意识。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的“三位一体”，是未来河北主旋律电影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河北现象”爆发期的河北主旋律电影创作，为今后河北电影再攀高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蕴含着对繁荣发展整个社会主义文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新鲜经验”。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艺的活力在于创新，文艺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时代的前进。[6]伴随时代的变迁，河北主旋律电影要在继承中创新，在河北人文精神的观照之下，不断拓宽电影艺术的创作边界，面向更广阔的电影市场，讲好河北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才能获得更持久的艺术张力与深远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仲呈祥.“河北现象”的宝贵启示[N].河北日报，2013-12-09（07）.
[2][3]周振国，向回.燕赵慷慨悲歌基本内涵及历史传承[ J ].河北学刊，2014（11）：185-189.
[4]贾磊磊.论当代中国主流電影的历史叙述[ J ].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3.
[5]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354.
[6]李壮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N].光明日报，2016-02-16（02）.
【作者简介】 ?马丽颖，女，河北保定人，云南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影视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杨紫轩，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讲师，电影学博士，主要从事影视史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