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塑
舒婧
电影《裁缝》以爱与复仇为主题，情节悬疑诡谲，画面滑稽荒诞，极具嘲讽和鞭挞意味。它讲述了富有魅力的女主人公缇莉·唐纳基，童年时受尽凌辱，蒙冤被驱逐而被迫离家，成年后回到澳大利亚家乡小镇，试图找出事实真相，回归自我的故事。电影改编自罗萨莱·哈姆的同名畅销小说，以女性角色为叙事视角，表达了作者对女性魅力和权利的探讨，以及对女性角色的思考和理解。影片刻画的女性人物角色丰满，轮廓清晰，性格鲜明，展现了刻板女性形象与新女性形象的矛盾体，突出展示了影片的核心冲突。这部电影展现了女性主义在亲情、两性、救赎上的观点，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想中对父权社会的批判，对女性如何挣脱男权社会的桎梏，实现自我意识觉醒具有启示作用。
一、 电影中的女性主义
男性把自己定义为绝对的标准，并创造出女人这个类别。女性是社会的最底层，她们受奴役、受压制，因而痛苦、迷茫和绝望。面对男权文化的压制，被扼杀的女性开始反抗，女性解放应运而生。
女性主义理论是女性文学作品研究的一种重要文化批评实践路径，也被用来评析和衡量影像作品。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深入扩大，当代的女性能勇敢地冲破世俗的羁绊，自我意识逐渐苏醒。电影创作实践也开始关注女性的故事内容、生存环境、心理特征，并站在女性的立场，以女性的视角反映特定时期女性面临的困境和共同需求。电影《末路狂花》是女性主义电影的经典，它讲述了女主角在接连的困境和磨砺中，发觉自我、重获新生的故事，展现了女性挣脱男性制约自我成长的过程。好莱坞电影《律政俏女佳人》是表现女性主义特质的励志影片。影片中女主角打破了男性视线下的女性花瓶形象，在屡次挫败后却更加坚韧，最终在残酷的男权社会中完成其女性角色的升华。在这些电影中，女性不再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女性的意识受到关注，女性的形象得以重塑，展现了新时代女性风格，成电影艺术的主角，成为观众关注的亮丽点。
二、“他者”镜像：女性的悲歌
在父权文化统摄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通常被压迫和歪曲。女性或被定位为男性观赏的对象，或按男性审美标准被塑造，或是在男性“他者”文化影响下的自我投射。电影中的女性们受性别角色刻板形象的制约，或默默忍受父权的束缚，或沦为父权文化的支持者。电影《裁缝》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女性刻板印象的女性形象，她们生活在被男性主宰的世界，她们是欲望的对象，是沉默的羔羊，是被诅咒的个体，是供人观赏的风景。
主人公缇莉是拥有不少传统女性的美好天性的“真女性”。她坚贞隐忍，儿时的缇莉被全镇人羞辱，她是“流浪汉唐尼”，她的童年是屈辱生活、是孤独心态的，是“被诅咒的”个体。当被控以谋杀犯的罪名时，她被迫离乡背井20载，原本可以重新生活，却一心想回到家乡，找出事实真相。她期待被镇上的人们接纳，却再次遭到他们的排挤，然而她始终坚信“这里就是我应该呆的地方”。她想逃离却不可逃离，尽管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她却不能逃脱作为女性的宿命。她贤惠豁达，当缇莉回到家乡，看到衣衫褴褛的母亲，她贴心地为母亲清理衣物。看到母亲失去记忆，变得疯癫，缇莉耐心地帮助母亲唤醒她的回忆。看到母亲的住所几近废弃，她毫无怨言地清扫房间，让破烂不堪的房屋重换新颜。她宽容大气，尽管全镇人不接纳她，缇莉仍然帮助格尔特逃脱威廉母亲设下的圈套，鼓励她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缇莉还帮助儿时曾对她伸出援手的阿尔曼夫人缓解病痛。她柔弱重情，缇莉娇柔的内心，渴望着爱情，渴望被呵护。但当爱情不期降临时，她却不敢接受。当爱人希望能与她一起逃离唐歌达镇，离开镇上的人，忘记唐歌达镇的一切时，缇莉害怕退缩了，胆怯畏惧了，她告诉泰迪，她的生活是“阴郁的”，她是“被诅咒的人”，她不能跟他在一起。缇莉的悲剧人生，是女性群体的悲剧。她的女性特性被扼杀，在与这个社会搏斗时，在试图突破男性规范壁垒时她伤痕累累。她饱受了离乡漂泊之苦，被蒙冤羞辱之痛，缺失母爱之悲，痛失爱人之殇。
男权制社会的环境犹如层层丝茧，牢牢地束缚住了女性们的精神世界，构建了影片中所有女性角色的悲剧人生。缇莉的母亲莫莉，对爱情忠贞，却沦为爱情的牺牲品，被爱人玩弄和背叛。她因被迫与女儿分离而备受痛苦煎熬，却无力反抗，自怨自艾并默默忍受，在悲痛中失去自我，终而潦倒凄苦。莫莉是脆弱不屈的，是依赖无靠的，是优柔寡断的集合体。杂货店店主的女儿格尔特，衣着邋遢而说话粗鄙，却钦慕帅气有学识的威廉。两个角色的鲜明冲突展现了父权社会对男性形象的刻画和男性对女性的绝对审美标准。威廉的母亲，自恃清高，只以其儿子为荣。儿子是她作为女性的骄傲，男性是社会的主体，女性的心理满足依赖于男性的存在。药剂师的妻子阿尔曼夫人，饱受病痛折磨，然而却对丈夫的行为毫无怨言。她对丈夫容忍，对生活容忍，对社会容忍。郡长夫人派蒂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的形象，有洁癖症、神经质，每日重复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她受控于有大男子主义的丈夫，被其摆布却心甘情愿。杂货店的普拉特夫人，夸格尔特熟悉业务并能干持家，像兜售商品一样向威廉的母亲推销自己的女儿。这些女性不再是独立的个体，是无意识的空洞的社会设定，她们无法冲破男权文化的壁垒，只得选择在此沼泽中陷落。
电影《裁缝》中的女性角色被作为男性文化中心的“他者”被建构起来，女性已不是女性，而是父权社会秩序下规定的角色。被父权社会意识形态奴役的女性，丧失了自我的主体身份，成为男权文化中的客体。女性被社会扼杀，其权利被瓦解，她们在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上障碍重重。
三、 被颠覆的“他者”：困境中的觉醒
影片展现了女性受到的社会束缚，表达了对女性角色悲剧命运的哀婉和叹息，展露了在男权社会主导下女性“失语”的困境。影片同时也积极探讨了女性深层次的自我救赎意识，表现了女性在与男性主体社会抗争过程中追求自我价值，摆脱“他者”身份，恢复其真正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过程。电影同时还对爱情、亲情和人性进行了深度刻画。
在影片中，女性人物呈现出多层次的性格内涵，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多角度的生活状态。它以主人公缇莉为叙事视角，通过女性自我叙事主体来展现缇莉在从期待到失望过程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主人公成年后回归故里，一句“我回来了，你们这群混蛋！”，于是便开始了她的复仇之路。她打出的高尔夫球击中曾让她受辱的每个人的家中，这是信号，是向唐歌达镇宣战，是向被奴役的女性意识发起挑战。她娴熟的制衣才能俘获了全镇女人的心，她曼妙的身姿和华服美衫让男性臣服。电影中大胆而直白的女性身体书写抨击了男性对女性窥视的欲望。她勇敢地去追求享有爱情的权利，她坚定地去找寻事实真相。她成功了，可事实的真相却让她纠葛。全镇人的排斥，爱人意外身亡，母亲去世，唯一可信赖的警长入狱，仿佛注定了她的悲剧人生。命运如同藤蔓，缠绕着缇莉，她试图拨开，它却交织着嵌入身体之中。然而，缇莉在绝望和痛苦中却走向强大，她幡然醒悟，去追求自己生存的權利，反抗这个男强女弱的社会。缇莉点燃手中火把，唐歌达镇在烈焰中付之一炬。这把火，烧掉了唐歌达镇的“垃圾”，烧掉了美好回忆，烧掉了梦幻奇想，缇莉在浴火中重生。带着坚毅的神情和目光，她向世人宣告“我不再被诅咒”。缇莉抛弃柔弱，扔掉隐忍，甩掉怯懦，逃脱束缚，在生存困境中找寻自我，最终突围而出。缇莉兼具了阴柔美和阳刚美，她从柔弱变得勇敢，从妥协变为抗争，从感性变为理性。她的蜕变是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挑战。
缇莉出现在唐歌达镇，不仅仅拨开了层层迷雾，还原了事实真相，她也犹如一股清流，渐渐洗去遮蔽这个混沌、污秽、鄙陋的小镇上的阴霾。在缇莉到来之前，镇上的女人们盲目地生活着，她们是家庭的奴隶，婚姻的陪葬品，过着看似平静却苍白无力、痛苦空虚的生活。她们受男权思想奴役，她们无意识地盲从，她们缺乏主体意识，她们是男权社会中的玩物。缇莉的出现让她们苏醒，去打破尘封的禁锢，去追求自我的价值。莫莉曾经希望女儿缇莉不要回来，“不要回到这个糟糕的地方”“离开这里最好”。在女儿的帮助下她找回了记忆，为自己曾经的懦弱而忏悔不已，她告诉缇莉：“现在你会创造，你要好好利用它来对付他们。”莫莉抛掉了她的软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最终用生命来重拾对女儿厚重深沉的爱。受缇莉的帮助和鼓励，格尔特从粗鄙的乡村女孩蜕变为高雅得体的气质女性，主动去追寻爱情，最终收获幸福。在缇莉的指点下，郡长夫人派蒂终于发现了丈夫光鲜的外表下虚伪阴险的丑恶嘴脸，她终于觉醒了，她要勇敢逃离，离开这混沌的生活。她选择了恶，不得不走上血路。电影《裁缝》中刻画了一系列既能承担女性角色，又能承担男性角色的坚强女性。影片果敢地打破女性刻板印象模式，让剧中受控于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摆脱了男性的阴影，成为自己。
电影《裁缝》完全以女性视角来营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彰显了女性坚强果敢，善良宽容的精神品质。它也以弱化男性形象来凸显女性形象，塑造了一系列精明狡诈、阴柔软弱和唯唯诺诺的男性形象，如狠毒狡猾的贝蒂曼郡长、性变态法雷尔警长与对母亲言听计从的威廉。影片还通过丑化男性外貌形象来实现对男性权威的瓦解，塑造了驼背的药剂师阿尔曼拿克和智力低下的巴尼等身体畸形的男性角色。电影站在女性主体的意识上，赞美和肯定了女性形象，使男性形象模糊暗淡，颠覆了男权制中的男性霸权，并且展现了丰富的人性空间，暴露了男权主义下人性的扭曲。电影赋予了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平等与尊严，探索了女性在“他者”视角下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对男权文化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