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光明的革命者
曹冬梅
在天津这片革命热土上，曾经有一位朝鲜籍中共党员与天津人民并肩战斗，开展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他以“仰望光明”为座右铭，在革命道路上一往无前，虽然一度蒙受委屈、处境艰难，但仍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革命者的名字叫李铁夫。
追寻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铁夫，原名韩伟键，1901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的一个农民家庭。学生时代，他受到朝鲜进步思想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同统治朝鲜人民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1919年3月，朝鲜爆发全国规模的反日独立运动。李铁夫和其他爱国志士组织成立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领导学生和市民集会游行。他向群众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要求朝鲜独立的爱国主张，带领群众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等口号。这次运动遭到日本警察署残酷镇压。李铁夫不畏强暴，高举国旗，率领爱国青年同日本警察展开英勇搏斗。随后，李铁夫被通缉，被迫于同年4月离开朝鲜，流亡到中国上海。次年，他离开上海，赴日本留学。其间，秘密组织共产主义研究会，并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打下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24年返回朝鲜后，他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他以东亚日报社记者身份为掩护，秘密联络朝鲜共产主义者，积极促进反日民族斗争的发展，同时参与创建朝鲜共产党。1926年春，李铁夫加入列宁主义同盟。同年，被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因朝鲜党组织遭到破坏，他被反动当局通缉，再度流亡到上海。
艰难困苦的流亡生活，并没有动摇李铁夫的革命意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选择留在中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分配到华北地区开展党的工作。他先后担任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当时，平津地区正处于白色恐怖下，党的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像李铁夫这样一个连汉语都说不准确的外国人工作起来十分困难。但他信念坚定，不畏艰险，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勤恳的工作态度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与华北党组织的同志们共同努力，终于为党在平津两地的地下工作打开局面。为了应对敌人盘查，他对外称自己姓杨，是福建人，同时加紧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他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后来不仅能用汉语写政论文章，而且能吟诗作赋。1933年5月在北平出席反帝大同盟党团会议时，李铁夫不幸被捕。在狱中，他经受了残酷的肉体折磨和严峻的生死考验，始终未吐露党的秘密。同年7月被保释出狱。经过一番周折，李铁夫终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奉命来津，假扮夫妻掩护工作
1934年，李铁夫奉命来津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开展党的工作。考虑到一名外地口音的单身男子独居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党组织派中共党员张秀岩与李铁夫假扮夫妻住在机关，组成一个“家庭”。
张秀岩，1895年生于河北霸县。早年求学于天津女子简易师范学校，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在李大钊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事业。1925年到北京香山慈幼院任语文教师，在北方区委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香山慈幼院党支部书记。曾受中共河北省委委派，赴山西开展革命工作。1932年返回北平，任北平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1933年，她被派往天津，以南开中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任天津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不久，调入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工作。
假扮夫妻开展工作，对李铁夫、张秀岩来说，既是党组织交予的一项光荣任务，又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此后，“夫妻”二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平日里，张秀岩扮作家庭主妇，借着每天上街买菜的机会传递信件和通知。每次开会，同志们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去李铁夫“家”中聚会。就这样，既瞒过敌人耳目，顺利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又掩护了党的工作机关，保证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在生活中，两个人彼此尊重，相互照顾。张秀岩打心眼里敬佩李铁夫。她觉得，一个朝鲜人，远离故土来到中国，为中国革命忘我奋斗的精神是崇高的，是值得自己学习的。李铁夫身体不太好，张秀岩细心照顾。张秀岩生病时，李铁夫为她查药典找药方，并陪伴其左右。朝夕相处，两个人在革命友谊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挚的感情，同年正式结为革命伴侣。
婚后，张秀岩在北宁铁路局宁园图书馆谋了一份差事，每月收入二三十元。李铁夫没有公开的社会职业，没有经济收入。他们的生活全靠张秀岩微薄的薪金维持，经常是粗茶淡饭，聊以度日。他们省吃俭用，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开展党的活动，有时还要支援更困难的同志。有一次，一位同志被营救出来后，连穿的衣服都没有。李铁夫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送去当铺当了点钱，给那位同志买衣服穿。冬天外出时，李铁夫没有大衣，只穿件棉袍。
仰望光明，困境中坚守初心
20世纪30年代初，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下，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牺牲，党在白区的力量迅速被削弱。李铁夫痛心疾首。本着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1933年10月至1934年2月，他先后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等十篇文章和意见书，对河北省委工作中“左”倾盲动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目前党和群众之间主要的障碍物之一，是暗藏在党内的‘左倾空谈和盲动主义。”提出“我们要对立着每个空谈、妄动、关门主义，必须要彻底的开展党内斗争是我党当前的任务”。
尽管李铁夫的意见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但由于临时中央内“左”倾路线推行者极力反对，李铁夫的意見被批为右倾取消主义的“铁夫路线”。张秀岩因支持李铁夫的意见，也和丈夫一起被取消了党内工作，并被切断同党组织的联系。
这个处理决定给李铁夫、张秀岩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但是，他们没有气馁，没有消沉，而是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李铁夫以“仰望光明”为座右铭，与张秀岩满怀热情，继续为党工作，时刻等待着党组织的召唤。
1934年5月，中共秘密党员吉鸿昌、南汉宸等人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组建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对国民党中抗日反蒋势力开展统战工作。李铁夫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为吉鸿昌组织的爱国人士培训班上课，宣传革命真理和党的抗日主张。为了推动天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还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创办刊物，支持党的宣传工作。
1934年冬，李铁夫、张秀岩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的危险，深入到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创办的《华北烽火》《天津妇女》《民众抗日救国报》等进步报刊，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李铁夫、张秀岩参与发起组织一二·一八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他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与爱国青年手挽手，肩并肩，面向反动当局的刀枪，振臂高呼抗日口号，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李铁夫喜爱青年人，对革命青年寄以厚望。他善于结合实际斗争启发教育他们，并从他们中间物色骨干，大胆提拔使用。对待自己的侄辈，他以身示范，谆谆教诲，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他们分析中国社会现状，鼓励他们参加革命。在李铁夫、张秀岩影响下，张秀岩的几个侄子侄女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在被取消党内工作的日子里，李铁夫和张秀岩丝毫没有放弃个人学习。他们一起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了直接阅读日文的马列著作，李铁夫帮助张秀岩学习日文。掌握日文后，张秀岩还翻译过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
恢复工作，领导天津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春，刘少奇受中央委派来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他到任后，立即着手肃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充分肯定了李铁夫的意见和他在恶劣环境下所从事的工作，任命李铁夫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从此，李铁夫担负起党在天津的领导工作。
同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增兵华北。日本侵略者在天津杀害为其修筑秘密工事的中国民工三百多人，将尸体投入海河，制造了“海河浮尸案”，激起天津各界群众极大愤慨。为反抗日本侵略势力的步步威逼，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天津市委領导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李铁夫召集中共天津地下组织的有关同志，对组织好这次示威游行作了周密部署，提出要广泛争取群众的支持和同情，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5月28日，反日示威游行顺利举行，并获得广大市民支持。街上的人力车夫帮助散发传单，一些商店免费供应涂写标语的粉笔，沿途许多群众深受感染自发加入游行队伍。这次游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壮大了群众抗日力量，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
李铁夫主持天津市委工作后，充分利用大好形势，发展党员和基层支部工作。他帮助法商学院、南开大学筹建党支部。建立“民众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天津各界救国会”，争取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加入抗日救国队伍。为了加强全市的学生工作，市委还专门成立了学生区委会。李铁夫认为，下层的基础工作比上层关系更为重要。他主张在社会最底层扩大党的组织。除了在工厂、企业中建立基层党组织外，他还在工人较多的塘沽建立了党的区委组织。到1936年底，天津的共产党员发展到四百余人，民先队员达到700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37年5月，李铁夫作为白区代表参加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党中央考虑到他身体状况不佳，决定让他留在延安工作。不久他患了伤寒病。1937年7月在延安病逝，年仅36岁。毛泽东曾说，李铁夫同志具有“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李铁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展现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坚持真理的高贵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