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徐应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文化自信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一、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三个维度
1.器物文化层面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器物文化层面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以说是最普遍也是最容易的一种文化创新。纵观近代历史，中国的文化革新就是从器物层面的改变开始的。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富国强兵，摆脱危机，维护清朝的统治。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就开始了近代中国人“器物”层面的文化创新探索。器物文化层面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创新与进步。
2.制度文化层面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制度文化层面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行为规范、准则及各种组织形式所构成的文化。它是一种处理社会关系的文化产物，具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家族、婚姻、军事等制度，实行上述制度的各种具有物质载体的机构设施，以及个体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形式、反映在制度中的人的主观心态等。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无所不在。继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的贤人志士又试图从制度层面进行文化革新，于是就有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变革。
3.精神文化层面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精神文化层面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育化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是人类文化心态在观念心态上的反映。中国的仁人志士继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之后，又开启了对精神文化层面的改革与创新，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启发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思想、理论、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创新是文化最深层次的创新。
二、新时代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原因
1.人民需求的高级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间的矛盾。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呈现的新特征、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和需求层次的提高。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类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排列。物质文化需要反映的是人类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那么美好生活需要反映的就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对更高层次的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均有较大提高，因此多数人的需求层次也会相应提到更高的层次。经济的改变可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而相对较高层次的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就要靠文化来满足。但是，由于一些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因素不能满足这些高层次需求，因此就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经过创新之后的文化能够满足人类的高层次需求。
广义的文化可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满足人类生活和生存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是最基础的物质文化层次；第二层次是反映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制度文化层次；第三层次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育化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的精神文化层次，是人类文化在心态上的反映。如果说之前人们对文化的需求还处于物质文化层面，仅仅是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的矛盾是人们希望在心态文化层面得到满足。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人类的需求层次与文化的层次结构是具有相关性的。无论是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还是文化的层次结构，都可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导致文化也要随之做出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只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在1923年出版的《社会变迁》一书中首先提出“文化堕距”概念，用来说明在社会变迁中，由于社会各部分变化的速度不同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奥格本认为，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物质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变迁速度往往是很快的，而制度与观念等部分的变化则较慢，这就产生了一种迟延现象。他认为，有的迟延现象可延续较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数年之久。这种迟延产生的差距即文化堕距。根据文化堕距理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是与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的日常生活相适应的，不能完全适应与工业文明相对应的现代日常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众需要接纳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和新的生活方式，以超越现有的生存模式。新的文化精神是理性的、科学的、契约的和主体性的，因此，中华传统文化迫切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适应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3.文化自身的特点。文化具有动态性，文化的形成是个动态的过程，处于不断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共时性与历时性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因此不断汲取与不断释放是文化的常态。优秀的文化会被欣然接受，即使不主动推广，也会不断被人接受；而落后的、没有价值的的文化，则必将遭遇淘汰。文化还具有惰性，文化在一段时间内会停滞而没有变化。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各种方式，人们习惯于某种生活方式，往往不愿加以改变。文化能否进步，要看其动态性与惰性的力量比，只有当动态性的力量强于惰性时，文化才能向前发展，文化也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文化阻滞力，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就成为必然。
三、新时代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式与条件
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常有四种方式。一是混搭。文化的业态有很多，进行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以利用混搭的方式转化发展出一种更符合新时代特征的新的文化业态。二是移植。即在文化创新中引进别处经验、长处、做法等。移植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重要作用，对于外来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我们完全可以移植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土壤中，经过本土化的培植，最终会成为中华文化大树上的一叶。三是融合。即以一种文化类型为主，将各种异质文化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秩序以一定的规则和方法有机结合、杂交起来，推陈出新，构建出新的文化系统（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融合是最一般、最常用的创新方法。进行文化融合，既要批判继承已有的文化成果，更要善于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四是解构与重构。解构即把原文化结构解体，也就是颠覆文化传统，打破一种事物原有的模式，将其分解成各个不同的部分；重构就是在解构的基础上，将每个局部的基本原始单位重新组合，构成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以前的新文化结构。解构与重构是文化创新的常用方法。新时代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运用这四种方式并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
1.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自主地位。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变革与创新。所以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是文化的传承。传承什么，怎么传承？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有一个清醒认识。
2.开放的社会环境能够为文化创造力提供外溢的机会和条件。所谓文化创造力，就是人们在实践中以文化特有的精神价值和力量，去改变现状、开拓未来的能力。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会使人失落日常生活世界给予人的自在安全感、自在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失去文化创造力。开放的社会环境能够使文化创造力得到有效聚集、提升与释放，从而为文化创造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外溢机会与条件。
3.激发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主体尤其是青年人的创造力。创新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而人类社会的各种创新活動都是通过创新主体而进行的，创新主体的素质如何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创新面貌和创新成果的质量，决定着人类社会进步的程度，世界各国的激烈竞争最后要落实在创新主体的竞争上。在文化创新中，文化主体自身的创新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不论是文化观念还是文化内容和形式，抑或是文化体制的创新，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文化创新主体的素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创新最终要归于人的创新，在于人获取最大限度的自由而不断臻于完美，这是文化创新的终极价值目标。创新创造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青年人则是未来创新创造的重要力量。因此，从小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培养青年人的创新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文化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双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