谆谆教导 受益终身
李顺然
办好对外广播（国际传播）要靠实事求是。这个思想，已经成为几代国际广播人的普遍共识。这个共识的取得，来之不易，它是经过多少曲折、多少反复才得来的。它是宝贵的财富，值得格外珍惜。
温济泽同志是探索这个共识道路上的先行者、开拓者。为开辟这条道路，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令人痛心的牺牲。为了坚持正确的原则和主张，他被错误地扣上“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党籍，蒙冤20年后，才得到平反。
为了纪念温老百年诞辰，我静静地回忆了一些往事，慢慢地，一句一句地写了这篇短短的小文。
一、难忘的报告会
上个世纪50年代，温济泽同志在对外广播领导岗位上的时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定期地给我们作时事报告，报告国际和国内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有时候还给我们讲解放前的爱国学生运动和延安的艰苦奋斗、团结紧张的革命生活，同时也讲授对外宣传业务知识、个人思想修养和为人处事的立场、原则和态度。报告没有官话、没有套话，讲的事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说的话是经过自己思考后的真实感受，内容精彩，通俗易懂，趣味横生，有深度，有分量，我们都很爱听。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办公条件较差，还没有专门开会的礼堂，报告会的地点就设在电台的粉楼食堂。午饭后，大家搬搬桌子，排排板凳，会场就算准备好了。
温济泽同志的报告会受到不同寻常的欢迎。下午一点半开讲，可是，一点钟的时候，前排就座无虚席了。有的同志为了占个好位置，甚至早早地就把自己的笔记本放在前排的座位上。当时，人们把听温济泽同志的报告当作一个大事、喜事看待。同事们一见面，不是问“你好”“我好”，而是问：“下午听报告吗？”为了不影响听报告，下午有工作任务的人，上午到办公室把工作干完，下午准时听报告。下午有录音任务的人，干脆把稿件、录音带拿到报告会会场，等录音时间一到，就从报告会直奔录音室。千方百计争取多听报告会。
温济泽同志的报告会尤其受到归国华侨青年的欢迎和喜爱。当时，对外广播除了日语、英语之外，还先后有泰语、缅甸语、老挝语、柬埔寨语、印尼语、越南语开播。而创办这些语言节目的人绝大多数是刚从国外归来的包括我在内的华侨青年。这些青年中，有相当多的人原来回国是准备继续上大学深造的，但当对外广播选中了自己，就无条件地服从了祖国的需要。不过，我们求学深造的愿望仍然一直很强烈，对学习如饥似渴，一有学习的机会，真是欣喜若狂，在那容纳200人左右的会场中，华侨青年就占了一多半。在报告会上既能听形势报告、学政策，又能听故事、学中文，我们特别满意，格外高兴，兴致勃勃。有人说，温老师比大学教授还教授，听温老师的报告，圆了我们的大学梦，心满意足了。
我是积极听报告的归侨青年中的一分子。每听一次报告，我都学到很多知识，受到深刻的教育，得到巨大的鼓舞，倍添前进的力量。有一次报告会，温老强调搞对外广播宣传的人，要熟悉国际形势，要了解对象国家的情况，要了解宣传对象的需求。他引用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做宣传工作的人，对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通，是万万不行的。”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新鲜，特别兴奋，也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因为在这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所以对我的触动特别大。这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影响了我后半生，给我智慧、勇气和力量。
温济泽同志的报告会针对性很强，目的性也非常明确，那就是教育我们青年一代提高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自觉性，培养我们艰苦奋斗、团结紧张的工作作风，把延安精神、延安作风传授给青年一代，特别是传授给华侨青年一代。我深刻感到，温老的谆谆教导让我终身受益。我在后来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快的成长，在宣传工作中能够坚持正确的做法，做出一点成绩，那一段的教育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温老的报告会让我终生难忘。
二、人被开除党籍，但思想仍在发挥作用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8年反右派斗争，给不少人带来了灾难。温济泽同志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同邹晓青、张纪明同志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扣上“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帽子的。当时给他们罗列的罪名有“闹独立、搞分裂、留恋旧社会、向帝国主义投降”等。当我听到对温济泽等人的处分决定时，我很震惊，很惊讶！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么好的一位领导、一位好老师，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了“反党分子”呢？思想上一时很迷茫，想不通。当时跟我一样想不通的人，不在少数。
当对温济泽等人开展批判的时候，也涉及到日语广播。因此，日语广播成了被批判的重点部门之一。把对内广播和对外广播因对象不同因而任务、内容、方式也应有所不同的正确主张加以错误的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日语广播前后办了《听众信箱》《中国巡礼》《街头见闻》《西游记》《中国体育》《周末音乐会》等节目，受到日本听众的好评。但是，在批判“反党小集团”时，日语广播的某些节目被说成严重“右倾”、“有严重错误”，遭到严厉批判，还有些节目甚至被迫停办。
这种错误批判给对日广播宣传造成严重损失。经过1958年的一通批判，节目质量明显滑坡，1959年前5个月，日本听众来信比上年同期大为减少。日语组的同志对这种局面很忧虑。为此对批判运动采取抵制态度，有一些同志不在批判大字报上签字。与此同时，许多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态度，牢记温老在报告中给我们传播的道理，在逆境中支撑局面，想方设法把对日广播宣传搞好。1959年5月2日，召开日本专家座谈会，征求意见，改进节目。1959年9月，为贯彻落实实事求是原则，了解听众的实际情况，日语组向日本听众寄发3500张调查表。这是日语广播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听众意见调查，了解到许多改进节目的中肯意见，当时，我们日语组的同志思想斗争很激烈，对批判温济泽等人有情绪、想不通，但又不能消极怠工，影响工作、影响节目质量。所以，还是温老在报告中所讲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理念和做人处事的原则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让我们能够在困境中站稳脚跟，在艰难曲折中，努力向前攀登。现在，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那困难重重的日子里，我们还是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工作上。尽管日语广播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仍然是当时办得较好的语言节目之一。
三、对日宣传工作会议后分清了是非
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廖承志同志的指示，1962年3月，国务院外办召开对日宣传工作会议，这是认真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次重调研、讲务实的会，既解决了不少思想认识问题，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对改进日语广播帮助很大。
在这里，我重提并强调这次会议，是想用它来印证一个问题：那就是会议肯定的东西，证明了温济泽同志所坚持的一系列原则、主张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不是“右派”，也不是“反党分子”，而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本事很强、优秀难得的党的领导干部。
在那次会议上，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作会议总结报告时，指出对日宣传近二三年来的缺点：“高，调子高很多；深，不易懂，不考虑外国人理解水平；硬，板着面孔宣传，结论多，潜移默化少；窄，对象面窄，报道面不广，不能满足广大中间分子的多方面要求；多，突击多，过分地强调配合斗争，要细水长流。”张彦认为：“产生这些缺点的思想和认识根源是‘宁左勿右；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作用和中间分子接受水平，不重视调查研究。对日广播对象应为广大的中间群众。”
总结报告指出的缺点，正是温济泽同志在指导我们宣传业务工作时，一再强调我们要注意克服的毛病；总结报告所肯定的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中间听众的问题，恰恰又是温济泽同志教导我们必须去做且一定要做好的事情。1958年反右派斗争把正确的东西当毒草去批判，严重破坏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伤害了大多数人的感情，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1962年对日宣传工作会议，对扭转日语广播被动局面至关重要。在当时，可以说是对错误批判的一次拨乱反正，重新分清是非，扶持正气，提振了人们改正缺点，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四、终生奋斗，业绩卓著，激励后人
温济泽同志是一位党性强、业务精、品德高尚的革命前辈。他在事业上、在很多领域上都颇有建树，但在政治上，一路坎坷，屡遭磨难。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对党的忠诚始终没有丝毫的动摇。他离开对外广播领导岗位之后，又先后在北京广播学院教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领导。在这些岗位上，他继续本着“小车不倒尽管推”的革命精神，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留下了卓著的业绩。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温老是含冤离开对外广播工作岗位的，但是他却时时关心国际广播事业的发展和前途，甚至到了晚年还经常写文章、作报告，阐述观点和主张，留下许多激励后人的宝贵财富。1996年，在纪念中国人民对外广播创建55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82岁高龄的老人，但仍然应约撰写了《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纪念中国人民对外广播创建55周年》的文章。温老的这篇文章，对我国对外广播55年的历史作了深情的回顾和认真、科学的总结。他深情写道：“我离开广播工作岗位快38年了。值此纪念对外广播开创55周年之际，我只能凭自己在做广播工作期间所继承的优良传统，所积累的有益经验，所体会的深刻教训，提出几点，以供参考。”文章分别在宣传方面、技术方面、管理方面、干部方面作了认真回顾、分析、总结，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经验和惨痛教训，语重心长，一片赤诚。
温老忠诚于党的事业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继承。我借用温老此文中一段话作为文章结尾，表达我们将沿着前辈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的决心：“现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世界旧的格局已经瓦解，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各国之间既要合作，又有竞争和斗争。对外广播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斗争的一面，有时竞争、斗争还是很复杂、很激烈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以及方针政策指导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既善于防止‘左，又善于警惕‘右，才能把宣传工作搞好。”
（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副总编、日语部主任，译审，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文编辑：裴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