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防疫与殖民权力：德占时期青岛的疫情防控
摘 要 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疫病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威胁着德国的殖民统治和青岛的社会经济发展。殖民当局融疫情防控与殖民地建设于一体，通过军事化管控、区隔化防控和意识形态控制等手段，将殖民权力制度化、生活化和合理化。卫生防疫成为殖民权力扩张的一种重要途径，而具有强制性和支配性的殖民权力裹挟着进化论、种族优越论等，使得许多防疫举措并非完全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青岛整体的卫生状况，但制造了新的有失公平正义的社会问题。因此，殖民者崇信和推广的卫生“现代性”，实则是科学、理性、强权、社会区隔和社会失衡等的杂糅体系。
关键词 疫情防控，殖民权力，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K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2-0030-10
1898年，德国与清政府签订租借条约，青岛从此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在近17年时间里，青岛疫病频发，德国殖民当局为了控制疫情蔓延，持续开展了多层面的卫生防疫工作。①关于这些举措的内容、性质、影响和意义，学界的认识和评判大致包括三种理路：一是将其纳入“现代化叙事”中，认为德国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青岛在短期内便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抗疫效果，推动了青岛公共卫生事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如金霞、杨发源、秦星星和戚文闯等;二是将其作为德国殖民统治充满种族主义和残酷性的例证，如崔文龙等;三是在肯定其积极影响的同时，注意阐释相关举措的偏狭性，如刘亮等。
三种研究理路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德占时期卫生防疫举措的影响及其对青岛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但均未涉及卫生防疫与殖民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与其他一些外国租界在建立稳固的统治之后采取各类防疫或公共卫生治理举措不同，德国从进驻青岛之初到殖民统治趋近结束期间，一直面临着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德国在青岛构建殖民统治体系、进行各种规划建设与防控疫情基本是同步进行的，这样一种较为特殊的历史过程，不单单对我们认识总结相关举措的成效、积极或消极影响有所启示，而且给我们深入分析殖民权力的实现途径和运作特征，以及其与卫生防疫之间的错综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
有鉴于此，本文重点探究疫情防控的实践及其内在逻辑和外在效应，揭示卫生防疫与殖民权力之间的纠葛，以期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下深化对卫生“现代性”的认识。
一、德占时期青岛的疫情论略
德国统治青岛17年时间里，就传染病的流行情况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10年以租借地及其周边地区爆发的本土疫情为主，几乎每年都会爆发一种以上的传染病;后7年以外地特别是海上输入的疫情为主，传染病的数量有所减少，爆发的频次有所降低。①整体来看，青岛一年四季均有疫情发生，以夏秋为最，许多烈性或急性传染病，如霍乱、天花、鼠疫、斑疹伤寒、白喉、猩红热、回归热等，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较高。无论在前期，还是后期，疫情给华人带来的危害要重于欧人，给乡村地区带来的危害要重于城区。②
德军进驻青岛最初几年的疫情最为严重。1898年，在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不久，青岛出现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疫情颇为严重，德国驻军也遭遇了正面袭击，数名德国军人死亡;③1899年，青岛先后爆发斑疹伤寒、回归热、大肠伤寒，德国驻军有数百人感染，数十人死亡;1900年夏季，青岛又出现痢疾和肠炎，1500名官兵中有近1/3感染。④此后几年，德国驻军又先后遭遇伤寒、痢疾、疟疾、霍乱等传染病的袭扰。据德国学者托尔斯藤·华纳（Torsten Warner）研究，1899年的伤寒导致64%的士兵患病，31人死亡（占2%），后来也有人员损失，但患病人数下降了，到1902年底患者人数达到驻军总人数的39%（1901年为42%），主要疾病有大肠伤寒、肠炎和痢疾。德国总督保罗·叶世克（Paul Jaeschke）也因身染傷寒而于1901年1月27日死亡。⑤1902年青岛又暴发霍乱疫情，欧人和华人都有染病者，虽然总人数不多，但死亡率极高。⑥
随着德国殖民当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强和发挥作用，这种形势到了殖民统治后期有所缓解，青岛本地爆发的疫情趋于减少，疫病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冲击也随之降低。不过，由于青岛港贸易量较大，往来船只和人员较多，一些输入型疫病不时会在青岛出现。比如，1911年1月，烟台地区和津浦铁路沿线发生鼠疫，疫情很快蔓延至济南地区。胶澳督署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下令胶济铁路沿线进行防疫，并对来自济南的所有旅客进行检疫。2月4日，胶济铁路全线停止客运，胶澳地区的铁路网全部封闭，士兵日夜警戒，对过往人员消毒后隔离10天。期间，胶澳督署多次发布防控鼠疫的告示，青岛乡村地区也实行了严格的防疫措施，甚至出动军队进行防疫监督和戒备。到了3月19日，疫情得到控制。4月6日，胶济铁路才正式恢复运营。⑦
在进驻之初便面临严峻疫情形势的情况下，殖民当局为了保护统治集团和来青欧人的安全，尽快建立稳固的统治，被迫在大规模改造和兴建城市之前便开始了疫情防控工作，并将卫生学要求作为市区规划建设的依据。⑧之后随着青岛与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输入型的疫病增多，卫生防疫观念和许多防止疫情蔓延的措施融入城市建设中。
二、疫情的军事化管控：卫生防疫体系的
构建与殖民权力的制度化
德国侵占胶州湾后，整个租借地被置于海军部管辖之下，海军部长拥有各项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几乎所有行政官员都由海军官兵充任，这使得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统治从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军事统治色彩。⑨1898年4月，胶澳总督府成立，由海军上校担任的总督是民政和军政的首脑，拥有广泛的行政权。督署下设不同类别和级别的管理机构，但并未设立专门的卫生防疫机构，疫情防控以及其他诸多医疗卫生事务主要是由民政部下设的巡捕局（也称巡警总局、警察局）负责，巡捕局设置有卫生警、食物警，负责卫生清洁和检查监督、检疫、防疫、食品检验等事务，起初不少警察都是由士兵充任，没有专职警察。①1911年，德国殖民当局又设立医务局，专门负责管理医疗卫生事宜，但许多业务，如防疫、卫生监查、街区清洁等，实际还是由巡捕局负责。②
此外，殖民当局在创设各类负有疫情防控职责的医疗卫生机构方面也具有显著的军事化色彩。德国军队进驻青岛时，青岛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卫生机构和设施设备，为了防止疫情蔓延，掌握疫病流行原因，殖民当局先后在青岛兴建了一些现代化的医疗卫生机构。不过，这一过程基本是在德国军事部门的主导下完成的。
1898年，德国驻军一些士兵染上伤寒、痢疾后，德国海军远东舰队临时建立了一所简易的野战医院（又称海军医院），收治染疫的德国人，德国在青岛的卫生防疫活动就此拉开序幕。医院的规模虽然不大，但设备先进，科室齐全，还设有隔离亭，主要用来隔离染疫的华人，隔离亭内有蒸汽消毒仪、可移动灭鼠器等设备。③另外，医院内还专门设立了细菌学实验室和化学检验站（1901年建成），前者主要负责医学临床检验，检测各种细菌样本，研究各种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和防控方法，后者主要负责检验各种食品、药品、水质等，以保护德国人的身体健康和安全。④不久，胶澳总督决定在野战医院基础上进行扩建，兴建一所正式的医院，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医疗需求，这所医院就是后来的胶澳督署医院（俗称总督府医院）。1899年底，第一期工程完工，医院开始启用，从此以后，该医院便成为贯彻实施殖民当局防疫政策措施、救治传染病人（主要是来青岛的欧人）的重要机构。
1902年，德国殖民当局又在李村建设了一座规模较小的医院，隶属于胶澳督署医院，医院的医生为德国海军军医，与设在市区的总督府医院主要为外国人服务不同，该医院设在青岛的农村地区，负责隔离、救治华人中的传染病人，监测、报告传染病流行情况等。⑤
除了胶澳督署医院和李村医院外，殖民当局还在台东镇、四方村、沙子口、胶州、高密等地设立了规模不等的医院或诊所。而所有这些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或主要医师都是德国海军部派遣的军医，直接受胶澳总督府管理，承担着防止外地传染病输入青岛的工作。这些由军医主导的医院或诊所，是殖民当局构建卫生防疫体系的重要体现，实际上成为胶澳总督府在各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实施卫生防疫政策的前哨站。我们看到，大量军医在青岛及其周边地区开展了多层次的疫病防治、调查和研究工作，⑥为殖民当局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和及时的信息，构建起了保护殖民统治核心地带的屏障。
总体来看，由海军部主导的胶澳督署，由士兵主导的巡捕局，以及由军医主导的野战医院、胶澳总督署医院、李村医院、各地的诊所等机构的创建和运营，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并承担着诸多公共卫生职责。由此不难想见，德国借助军事强制力和威慑力，构建起了军事化的卫生行政体系，保证了殖民权力高效、直接渗透和覆盖医疗卫生领域。
而从德占青岛初期的防疫实践来看，无论是构建各种防疫制度，还是颁布实施各类防疫法规，都具有军事化管控的思维和色彩。
1899年德国开始在青岛修建海港，特地在黄岛设立了一个检疫所，对来往船只和人员进行检疫。1904年胶澳督署专门就港口检疫颁布实施《防护染疫章程》，明确了检疫规则、检疫流程、检疫内容、染疫船只处置办法及处罚方法等，规定所有船只进入青岛港前都要接受检查，若船上有染病者就要送到专门隔离病人的岛上，其他船员也要接受隔离。⑦1906年，殖民当局又在团岛一座营房中设立临时检疫所，隶属于胶澳总督府辅政司领导的船政局。⑧
在加强检疫的同时，德国殖民当局还实行传染病报告制度，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遏制疫情扩散。1900年胶澳督署在颁行的《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章程》中初步对出现传染病后如何处置做出规定：“遇有传染病情状，限期二十四点钟内，或房主或租主以及病者家属戚族等人须在相近捕房报明。”①这一规定明确了报告人、报告时限、报告地点等要素，如果不按规定报告或瞒报，当事人要面临相应的处罚。1906年，胶澳督署又颁布实施《报明传染病章程》，从病种、报告人、报告方式、报告时限、惩处措施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传染病报告制度。②
此外，德國殖民当局还针对一些严重的传染病实行计划免疫制度，预防传染病发生和蔓延。1902年，青岛先后爆发天花和霍乱疫情。针对天花疫情，德国总督颁布《关于在青岛内外界强制种痘的法令》（《预防天花法》），规定每年从10月1日起实行限期种痘，1周岁至12周岁的儿童必须接种，巡警总局负责组织实施，有开业许可证的德国医生或经德国批准的外国医生进行接种。如果家长故意阻碍或虚报接种，或者违反接种时间，都要被罚款，以至拘留。③针对霍乱疫情，胶澳督署在租借地内进行霍乱疫苗接种，并规定：凡非法接种者，罚款150马克或者拘留14天;凡在接种中玩忽职守者，罚款500马克，处以3个月徒刑。④
从以上数种严苛的章程、法令等可以看出，德国在构建殖民统治体系和实现殖民权力时非常注重运用法律手段。事实上，这只是冰山一角。据统计，在德国占领青岛的17年间，胶澳督署颁布的各种法律法规多达188种，遍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⑤其中，与防疫相关的法律法规约至少有以下22种（表1），约占12%。
这些在短短几年内密集颁行的法律法规涉及检验检疫、传染病报告、传染病防控、环境卫生、预防接种等多个方面。从卫生行政的角度来看，由军人主导的巡捕局是疫情防控的主体，而这些法律法规实际上赋予巡捕局很大的执法权力和权威，举凡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事项，如怎么养狗、如何倒垃圾、如何清洁家庭内部的卫生、如何使用厕所等，巡捕局在理论上都有权干预。几乎每部法规都有严苛的惩处条款，有的处罚力度相当大。比如，1904年《防护染疫章程》规定：“务当格外谨慎，不得染患霍乱及痒子瘟人，或大便遗物，或呕吐之物，以及另出之毒种，统不准未经洁净率行抛掷，他如可疑之水及各项残败物件亦然。”①而且，许多法律法规虽然名义上适用于整个租借地，但实际上是专门针对华人颁布实施的，歧视、奴役、防范中国人的意图非常明显，其中专设针对华人的条款，对华人的行为加以特别限制，对华人的处罚更加严厉。比如，1908年颁行的《订立倒弃脏物章程》中规定：“该犯法者若系华人，即罚缴洋或监押至一星期之久，或者笞责至二十五下之多。以上三项科罚或罚一项或兼罚二三项，均须随时酌定。”②鞭笞这种野蛮的刑罚，在清末刑法中已被取消，然而却被德国殖民者用来专门惩处华人，一度引发人们的诟病和愤慨。③
可以想见，在上述烦冗的防疫制度和法律法规面前，殖民统治形成高压态势，许多华人倍感屈辱和不适，而非殖民者引以为傲的“科学”“进步”。而且，殖民当局创建的许多防疫制度和颁行的不少防疫法规，并非以维护殖民地人民的生命健康为宗旨，也不单单是为了遏止疫情扩散，更重要的是借助法律的强制性和约束力，通过卫生防疫这一理论上关系到全体人民生命健康的公共事务来强化殖民者的绝对权力和权威，以肃清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各种潜在威胁。
总之，经过近10年的时间，通过建立军事化的行政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构筑军控色彩浓厚的防疫制度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殖民当局构建起了较为严密的卫生防疫机制，且这一机制基本一直延续到了德国殖民统治结束。显然，其着眼点是保护殖民者的生命健康，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以稳固殖民统治，而非建设完善的医疗卫生管理与服务体系。
三、疫情的区隔化防控：“华洋分治”
与殖民权力的生活化
“华洋分治”是德占青岛后进行殖民统治的最重要理念和实践之一，这种分治遍及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医疗等领域。而卫生防疫是促使殖民当局实施“华洋分治”政策的基本动因，也是“分治”特征最为鲜明的领域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德占青岛前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越论、黄祸论在德国上下广为流行。④多种传染病的流行，以及青岛公共卫生状况较差的客观现实，使受到进化论和种族优越论深刻影响的德国人在寻找传染病的产生和流行原因时，不自觉地将疫病与种族联系在一起。胶澳总督府将华人视为欧人健康的威胁，认为中国人是肮脏的、不讲卫生、身上携带有大量细菌、是传染病的源泉，因而产生了必须把欧洲居民与中国居民尽可能地分隔开来的想法。
胶澳总督府成立后不久，便拟将青岛市分为三个区：大港区、大鲍岛和欧人区。大港区是德国重点建设的军港和贸易港口;大鲍岛在大港区南方，主要是华商的商业和住宅区;而欧人区位于南部沿海一带，背山面海，地理位置极佳。⑤
1900年殖民当局颁布《德属之境分内外两界章程》，正式推行种族隔离，将欧洲人与中国人在空间上隔离开来。该章程将胶澳租借地分为内界和外界，内界包括青岛区、大鲍岛、台东镇、台西镇四个地区，其中，南部滨海一带的青岛区为欧人居住区，华人不得在此盖房居住;⑥外界主要是乡村地区。根据此章程，殖民当局以近乎残暴的方式，接连将原来在靠近海边居住的中国人强行向北部迁移，“把那上青岛村、小鲍岛村、小泥洼村、海泊村里小人家的房子，一律收来，付之咸阳一炬”，⑦“肮脏的上青岛和下青岛村大部分被清除”①。不但如此，受到1899年传染病流行的刺激，胶澳总督府还将华人中的各类苦工驱赶到大鲍岛东北方的台东镇和欧人区西南方的台西镇。
可以说，为了将种族优越感物质化、可视化，殖民当局以疫情防控需要为名，人为地设计制造了一种全新的青岛城市空间布局，而这一举措直接影响了之后数十年青岛的基本发展格局。从此，欧人居住区成为德国殖民当局重点规划建设的区域，现代化的设施设备一应俱全，道路宽敞，环境优美，医疗卫生条件优良;而华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低矮的小屋，肮脏的小街，拥挤的棚户比比皆是，人居环境极其恶劣”，②几乎成为杂乱、落后、不卫生的代名词。由此可知，殖民者在移植他们崇信的“卫生”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协调、不平等，制造了新的“不卫生”。
不仅如此，为了预防和控制疫病的发生与流行，保护殖民者和欧洲人的健康与安全，以及实现建设“模范殖民地”的目标，宣扬德国人的治理能力，殖民当局还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整治青岛的公共卫生。然而，相关举措在改善青岛整体卫生状况的同时，在社会层面进一步加剧了欧人和华人的区隔。
比如，在用水卫生方面，在对青岛爆发的大肠伤寒和痢疾两种传染病盛行原因的分析中，德国人认为“土壤污染和由此而造成的饮用水不良”③是首要原因，因此，海军军医和一些城市规划者认为使用冲水厕所和相应的下水道系统可以改善用水卫生。于是，殖民当局将卫生防疫与城市规划建设结合起来，在欧洲人居住区和华人居住区铺设了自来水管道、污水处理管道和雨水排泄管道。然而，相关工程设施采取了两种技术标准，即欧人居住区铺设的是“分流式”管道，雨水和污水分流，以避免靠近欧人居住区的沿海地带受到污染;而华人居住区铺设的是“合流式”管道，雨水和污水混在一起排放到海中且远离欧人区，并没有考虑会不会污染华人居住区附近海滩的问题。④另外，住户需要自费将自家污水管与排污管道连接，截至1909年，欧人区大部分家庭都连接上了排污管道，但华人区连接上的只有22户。⑤
另外，殖民当局将“通过中央输水管道提供保证符合卫生要求的优质饮用水”作为最紧迫的任务。1901年德国决定在城区北部的海泊河开辟水源地，建设自来水厂。之后不久，通过地下水管道引出海泊河谷的地下水，市区实现了自来水供应，且水质很好。⑥随着城区人口的不断增长，市区自来水供应出现短缺，1908年殖民当局又在李村修建了一座新的水厂，满足了市区居民的用水需求。由于许多华人为欧洲人做工，所以为了保证他们不会影响欧洲人的生命健康，殖民当局于1908年前后在工人、商贩、贫民集中居住的台东镇和台西镇部分安装了自来水，但对自来水收取较高的费用，致使很多华人民众无力购水。⑦
又如，在整治环境卫生方面，殖民当局不单将华人安排在特定的区域内，而且对相关空间的格局甚至是样式加以限制，以满足卫生防疫的要求。例如，华人中的平民阶层集中居住的台东镇和台西镇，其街道不是南北或东西向的，而是与南北轴线成对角线，“确保太阳每天都照到每条街道和房子的正面”，“满足街道具备良好通风的卫生要求”。⑧此外，殖民当局还专门针对华人的如厕和粪秽处置习惯，开展了持续性的改造和治理活动。胶澳督署从1898年开始，先后在不同地方多次发布通告，严禁华人随地便溺。1900年，为了加大治理力度，防止细菌滋生引发疫病，总督府专门颁布《拟订设立厕所章程》，规定市内每个家庭必须设有足够数量的厕所，青岛欧人居住区、大鲍岛地区的厕所不准挖地坑，必须备有铁桶或木桶，且必须每天清空，工厂的工人数量超过10名时，厂主必须设立厕所。另外，如果发现有人任意大小便，就罚款20洋元或监押一个星期，如果是华人则要责打25板。⑨1901年，当局在青岛、大鲍岛建设了4处带有围墙的厕所，专供华人使用。①后来，当局又在华人聚集区推广冲水式厕所，将粪秽直接冲入下水道，排入海中，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马桶厕所。②在此期间，殖民当局又于1908年颁布《订立倒弃脏物章程》和《订立倒粪章程》，规定在没有下水道的地方，所有粪便一律由官派专办倒粪人清运，居民要用官方统一规格的马桶，每月收取卫生费，拉糞便的车在街上行走时必须密封好，防止脏物遗弃或飘出臭味。③
事实上，德国在规划建设青岛时，实行优先建设发展中心城区和港口的政策，乡村处于从属地位④，因此，如若将上述整治公共卫生的举措置于整个租借地来看的话，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便会迅速映入眼帘。当时，除了一些防止传染病从华人传染给欧人的防疫举措以及医疗慈善救助举措会直接顾及乡村外，绝大多数防疫措施都是优先在欧人居住区实施的，直到殖民统治后期，一些带有服务属性的公共卫生整治活动（如用水卫生、垃圾管理、粪秽处置、街道清洁等）才在濒临城区的乡村地区有限展开。这种差异并非根据疫情防控实际需要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殖民当局在只考虑殖民统治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人为设计的结果。
总体来看，殖民当局虽在实践上围绕卫生防疫展开各种规划、建设、治理活动，但其实本质上并不是依靠他们心目中集科学性和先进性于一身的“卫生”来征服殖民地的人民，而是依靠冷冰冰的强制性的区隔措施来遏制疫情。“华洋分治”的防疫举措，背后其实蕴藏着空间区隔和社会区隔两种治理思路，殖民者在进化论、种族优越论等思想支撑下，运用强制性的行政和法律手段，强行在无缝隙的空间上划出界线、分出等级，并在不同的空间实施不同标准的防疫措施及相关的社会生活制度，改造并培育华人的卫生习俗，从而将殖民权力的触角直接伸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四、疫情的意识形态控制：
卫生宣教与殖民权力的合理化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殖民者还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多层面的舆论宣传、公共卫生教育等工作，展示殖民地的建设成就，以及各种举措的科学性、进步性和现代性，在让被殖民者无条件地接受各类防疫措施、有条件地利用各种卫生资源和设施的同时，从思想观念上培育和强化殖民地内外的人对包括卫生防疫在内的西方医学以及德国本身的认同，以贯彻实施“独立文化政策”，⑤宣扬德国文化，消除隔阂，粉饰殖民统治，合理化殖民权力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和对被殖民者的奴役。
在胶澳总督府提交给德国政府的工作报告（即《胶澳发展备忘录》）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感受到殖民者的高傲心态和邀功心理，对诸多防疫成果或中国人赞扬德国人的事情不厌其详地记录和介绍;而对那些束缚、压制、区隔华人的政策、工程、措施等，或只谈其益处，或轻描淡写。⑥比如，1902年东亚不少国家和地区发生霍乱疫情，中国华北许多省市受到影响，青岛也在其中。但德人对比青岛与其他港口城市后，发现疫情给青岛带来的危害并不重，于是他们自夸道：“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深受鼠疫、霍乱之害，而我们的殖民地却通过采取理智的检疫措施，将瘟疫有效地拒之港外。检疫却几乎没有为来往贸易、交通增添麻烦。”⑦殖民当局借防疫之机展现德意志民族强大、精明能干之优越性的意图溢于言表。实际上，这次疫情共有247人感染，死亡116人，死亡率高达47%，并非像当局口中说的那样成功。1908年，殖民当局在当年的备忘录中指出，青岛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国人工作成就的永久性展览，德国在青岛的城市建设、医疗卫生、植树造林等各方面的成就都是德国文化模式的体现。⑧
德国占领青岛期间，在殖民当局的资助、支持或主导下，大量报纸涌现，如《德国亚细亚报》《青岛新报》《青岛官报》《德华日报》《胶州邮报》《德属胶州官报》等，基本是殖民者的喉舌，经常从不同层面报道甚至炫耀德国在青岛实施的政策措施和建设的发展成就，其中就包括不少卫生防疫方面的消息。①此外，包括总督在内的殖民当局官员也不时会通过包括报纸在内的各种媒介为各项政策辩护，宣扬建设的成就，树立青岛和德国的正面形象。比如，胶澳督署中国人事务专员单威廉（Wilhelm Schrameier）毫不讳言地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为中国人树立模范和榜样的考虑出发兴办的，到处充斥着对中国人施加积极影响的思想。”②字里行间透露出德国人高人一等的观念，充斥着种族歧视和文化优越感。又如，1908年德国在青岛的统治已经稳固，各项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卫生防疫体系也基本成型，并在疫情防控的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③胶澳总督将其视为德国国家的一项重要成就加以宣扬：“青岛可谓德国国内之一小模型，其市政制度、船坞规则、卫生章程及一切公家各举，无异于德国国内之一镇。”④
有关德国在卫生防疫方面给华人社会带来的改变，《胶州邮报》曾有这样一段评论：“如果需要清洁是进步文化的标志，那么这里的中国人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感到极度不洁是一种令人烦恼和危险的事情。他们至少看到了可以形成危险病原体的地方。这是一项人们几年以前梦寐以求的成就。现在重要的是，要保持这种新的认知，并加深和扩展它，即不是以一种给中国人带来各种尴尬和琐碎规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卫生学的教导，这些教导必须在大概每个月，以用可理解的语言撰写和清晰印刷的传单的形式，免费分发给住户，并张贴在庭院里。现在山东省的许多大城市中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⑤由此可见，德人不仅沉醉于在清洁问题上给中国带来的“进步”“新知”，而且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主张加强卫生宣教。
实际上，殖民当局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就注意运用卫生宣教这种相对柔性的方式来规训华人民众。比如，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青岛的人力车夫数量越来越多，但他们被官方视为潜在的卫生威胁，因为他们“衣着和身体很脏，再加上韭菜与大蒜的浊气扑鼻，使乘客感到无法忍受的不快。同时，车夫和脚踏上有臭虫霉菌等栖息，有成为传染病媒介的危险”，于是，殖民当局建立了人力车厂，由卫生警察将人力车夫召集起来进行健康指导和卫生培训。⑥
除了殖民当局和官员之外，分布在青岛各地的军医、传教士等，也在德国官方的赞助、支持或管理下，在调查研究传染病、救治传染病人等卫生防疫事务中着力揭示中国医疗领域存在的弊病，将西方的卫生观念和知识推广到华人社会，引导华人在思想上和医疗实践中接受并认同西医。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以及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情况时，绝大多数军医都戴着有色眼镜，完全以西医和西方医疗卫生行业为标准评判中医和中医药行业，在他们眼中，中国的防疫可谓“乱象丛生”。比如，瓦尔特·乌特曼（Walther Uthemann）认为，在面对疫情时，中国人不仅缺少相关的医学知识，而且冷漠、迷信;恩斯特·菲尔特（Ernst Furth）指出，虽然政府官员在流行病发生时会建立用于存储和发放药物的临时工作站，但是负责发放药品的官员常会中饱私囊;贝森布鲁赫（Besenbruch）记述，中国的接种医生中有不少江湖骗子，专门做欺诈百姓的生意;古斯塔夫·阿曼德（Gustav Arimond）直截了当地将青岛描述为一个疫病丛生、可怕危险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处于这样不健康的状态，并且卫生条件极度危险，那么它在健康方面的坏名声被广泛知晓，会令人感到惊奇吗？……如果潮湿和温暖结合在一起，以使休眠的病菌在准备充分的培养基中发展和繁殖。疟疾、痢疾和伤寒是这个城市的常客，也是可怕的客人，它们会在居民中，尤其是在最恶劣卫生条件下生活的最贫困的阶层中，造成浩劫。”①这些接受过西方近代医学教育的军医，带着先入之见，在科学考察的名义下对青岛卫生防疫领域进行的“观察”“记录”“研究”等，虽然说的是青岛，但评判的标准都源自西方医学，以反衬出西方医疗卫生的科学性、先进性和优越性，进而证明殖民当局在青岛采取各种疫情防控措施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正确性。而这些观念与军医在各地诊所的医疗实践形成了呼应，我们看到，分布在青岛各地的门诊多给华人患病者提供免费或廉价的医疗服務，治愈了不少病人，负责这些门诊的军医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信任。②
德占青岛时期，不少欧美国家的传教士来到青岛开展传教活动，他们建立了许多教会组织，如天主教圣言会，基督教新教柏林信义会、同善会等，并在青岛及其周边地区广泛开展医疗传教事业。殖民当局注意借助传教士群体的力量，通过资助、支持他们的医疗传教事业，将卫生防疫知识、西方医学文明传播到广大华人中，在让华人利用西医西药维护生命健康的过程中，将华人对中医的认同逐渐转变为对西医的认同。比如，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作为同善会的代表，于1898年来到青岛，但不幸染上痢疾，于1899年去世，他去世前曾想在青岛建立一所医院。后来，德国总督府专门在华人聚集区大鲍岛和小鲍岛之间划拨一块地皮，供同善会修建医院，医院建成后实际成为殖民当局实施“华洋分治”政策的重要凭借，是总督府医院之外收治传染病人最多的医院，而且华人中的传染病人大多由该医院收治。另外，该医院长期免费或以较低费用为广大华人特别是华人中的贫民百姓提供医疗服务，因而很受欢迎。③当然，在实际诊疗的过程中，传教士会传播福音，劝人皈依基督教。这种医疗传教的方式被称为“间接方法”，即“要传播基督的精神及获得认可，暂时不忙着使个人皈依，也不忙于建立教会团体，而是先经由学校教育和医疗活动以及文学工作将根深蒂固的成见连根拔除”，④改造华人的思想，塑造华人新的价值观的意图可谓昭然若揭。事实上，传教士的这种策略收到了效果。比如，《胶澳发展备忘录》中曾记述：“即墨诊所是教会活动的有效助手，在即墨县的影响越来越大，使那些原先对教会敬而远之的人们也开始与教会接触了。”⑤
总之，殖民者在采取军事化管控、区隔化防控等强硬举措的同时，也注意软硬兼施，通过卫生宣教，将殖民地的建设成就、防疫成果、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弊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和认可等作为工具性的宣传或教育素材，在殖民地内外加以传扬，以营造良好氛围和科学、进步、成功的形象。这虽然与隔离、救治传染病人，切断疫病传播途径等具有很强针对性的举措不同，但可以从思想观念上引导人们认同那些军事化管控和区隔化防控的措施，增强对德国人的信心，动员人们参与到疫情防控实践中，从而起到防止疫情蔓延的作用。这样一个过程，正是殖民者在青岛培育其统治基础的过程，殖民权力随着人们对德国以及殖民统治集团态度的主动或被动改变而具有了合理性。
五、结语
以上从卫生防疫体系的构建、“华洋分治”、卫生宣教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德国占领青岛后围绕疫情防控展开的一系列实践。总体上，殖民当局的疫情防控呈现出重城市轻乡村、重欧人区轻华人区、重单向输入轻双向互动的特征。可以看出，疫病的流行，防疫的需要，以及殖民的强制性、支配性、单向性，使得卫生防疫这一本来以维护人们健康为旨归的公共事务被政治化，成为殖民当局建设“模范殖民地”、扩张权力的重要渠道。殖民当局几乎掌控着所有权力、资源和话语权，其疫情防控举措具有显著的自上而下的“统制”特征，少数教会、外国商会、欧籍企业等扮演着辅助性的角色，⑥而人口占多数的华人在疫情防控中基本是被动参与者和沉默者，殖民者在推行各种举措时丝毫没有考虑其对华人的必要性和适用性，这又使得卫生防疫这一本来涉及众人的公共事务被垄断，显得相当单一和冷峻。
在整个德占时期，卫生防疫与殖民权力始终纠缠在一起，共同形塑了青岛的城市格局、面貌甚至社会生活。在“统制型”防疫模式下，卫生防疫的工具性特征远大于目的性特征，殖民权力裹挟着进化论、种族优越论等社会思潮，通过殖民者的军事性手段、区隔措施和意识形态控制，在卫生防疫领域趋于制度化、物质化、可视化、生活化、本土化、合理化。当然，在寻求本土政治合法性资源的过程中，殖民权力的渗透与扩张不是单向和均质的，而是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互动中不断调整节奏和策略，以保证自身的主导权和支配性的地位不受威胁。比如，1899年，殖民当局以卫生防疫的名义，想将始建于明代的天后宫拆除，但遭到以胡存约为首的华人商民的强烈反对，最终，胶澳总督叶世克不得不妥协，天后宫得以安然无恙;①又如，1907年前后，殖民当局在华人居住区的下水道建设工程，以及在大鲍岛铺设排污管道的工程，就曾因华人提出异议，不配合、不支持当局的方案而延迟。②
殖民当局实际上并不是完全从疫情发生演变的特征或规律出发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因而在卫生防疫的名义下不自觉地制造了卫生防疫方面的新的不自由、不公平——区域不平衡和群体不平等。而且，欧人区与华人区、城市与乡村等在许多政策、法律法规、工程措施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殖民统治者、驻军、欧洲人是最大受益者和最多參与者，而广大华人特别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商贩等弱势群体，非但没有参与权、发言权，其权利、诉求等也被无情忽视和牺牲。但是，这些缺陷在殖民者眼中并不是问题。也即，如若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即使姑且不论殖民主义的侵略性、强制性、压迫性，单就殖民者崇信和推广的卫生现代性而言，其目的并非正义的，其方式也是不当的，带给青岛乃至中国的是健康、科学、理性、进步与强权、残忍、不自由、不公平的杂糅体系，并不纯粹和截然两分。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进一步将中国传统社会防疫思想和实践中的“现代性”和近代卫生防疫知识和机制中的传统因子考虑在内的话，恐怕我们需要超越利弊、得失、积极或消极等二元分析模式，才能真正厘清卫生现代性所蕴含的复杂历史图景和内在演变逻辑。③
【作者简介】刘希洋，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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