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大陆武侠电影呈现的人文情怀
董起章+刘昊
对于中国大陆电影来讲，从踏进21世纪的那一刻开始，便似乎拥抱了一个暌违多时的辉煌。在这一时段中，各种类型的影片制作都趋于更加成熟。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观众对于电影的认识程度也得到了历史性的深化，他们的热情为当时的电影制作提供了莫大的动力。在品类纷纭的电影作品中，导演们似乎对武侠影片情有独钟，当时在国内享有声誉的导演，几乎均有武侠影片问世，他们的作品本身便流淌着炽热的血液，当然要在武侠影片中将这些昂扬的精神加以阐发。而更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初，大陆武侠电影充满了人文情怀，这是中國电影从专注于影像拍摄技术到体现文化精神的重要转变，也反映出当技术走向成熟之后，紧接出现的便是对精神内质的追求。奥地利钢琴家奥施莱弗曾经在《琴曲的宿命》中如此评价钢琴创作的过程：“学习钢琴永远是这样一个过程：你必须先学会前辈每个音符的具体位置，这甚至就是一种机械的方式。随后，你慢慢从中寻觅出前辈蕴含其中的情感。再后来，你才有可能将这类情感转移到你随后的创作中。”[1]这段话也可用以评价21世纪初武侠影片走向辉煌的历程。
一、 开掘历史掌故中的精神资源
电影是一种舞台艺术，这是它最为本质的属性。同时，它又是一种展现着文化信息的艺术，这可以说是电影的应有之义。在西方早期的现代电影，有不少就是演绎文艺复兴时代的诸多名著而成，像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都是常常出现在银幕中的经典作品。这一传统在西方一直延续下去，于是出现了改编文学作品的思潮，例如，红极一时的《乱世佳人》便是依据《飘》（Gone with the Wind）改编而成，这是电影史著作中常援引的例子。如果从理论的层面来分析，西方影片改编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因为文学作品为电影制作提供了现成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常能给电影带来思想的光辉，这是使电影作品流传长久的根本原因。
中国武侠电影在进入21世纪之后，也开始自觉走上了借鉴文学作品的路线，并且获得了明显的成功。文学作品常常以塑造人物性格和制造曲折情节而见长，这些要素在电影制作中也同样必需。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便是结合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的典范。从剧情的设置来看，基础情节是深受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雷雨》的影响，讲述的是五代时期皇族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与乱伦之恋。但与《雷雨》最大的区别在于，《满城尽带黄金甲》将故事的时代背景设置在古代，由此而带有一种厚重的文化底色。毕竟在《雷雨》的时代，深受民主科学思想洗礼的年轻人，对于一夫多妻与传统伦理观念是持有排斥情绪的，而这些因素，放置在古代时期，尤其是妻妾成群的皇室内部，则合理得多。这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对《雷雨》的修改，而这种修改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创造性的。此外，《满城尽带黄金甲》还参考了《旧五代史》后梁皇室的若干细节，使得整部影片的情节相当紧密，而且不乏曲折动人之处。这都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对于历史掌故加以参考后获得的成功。
无独有偶，冯小刚导演的《夜宴》也是发生在五代十国的故事，但却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另外一番改写。在《夜宴》中，乱伦与荒淫等事情不再成为影片着重刻画的主题，相反，整部影片的视角主要是对于宫廷政治斗争的关注。这就使得该作品不再隶属于情感纠葛的范围，而是朝着权力阶层展开叙事。可以说，《夜宴》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各从一个方面解读了皇城里的秘密。《夜宴》的主要情节取自《新五代史》卷十六《后周载记》，无论是夜间执勤的御林军，还是层出不穷的民间高手，都是那个时代最鲜活的写照。这同样是向历史掌故中求取经验的成功案例。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史学属于人学。而以史学成就来驾驭电影制作，一定会使电影也染上历史的色彩，同时也粘附着人文情怀。无论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太子对于继母矢志不渝的爱情，还是《夜宴》中厉帝设局后的恻隐之心，无不宣泄着浓烈的人文情怀。
二、 全方位展现人性的各个层面
21世纪初的武侠电影，在刻画人性方面出现了惊人的一致。在此之前的中国武侠电影，往往将侠客的形象设置为影片主要刻画的内容。1982年拍摄的《少林寺》，在这方面是最具代表性的，影片中由李连杰饰演的觉远具备了一切侠客应有的品质，像除暴安良，报仇雪恨，以及儿女情长。但是在人性的刻画方面，无疑有些单调。这种典型化的刻画方式，在突出人物主要精神品质的同时，也丧失掉了人性的若干细节，并不能看作是最全面的人性展示。
揭示人性一直是人文精神的职责所在，呈现片面的人性不能完整传递人文精神，这是文化学的普遍认识。有感于此，21世纪出产的武侠影片在这一方面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这一时段的武侠片中，侠客仍然是核心人物，但此类影片展示的不再是片面到有些机械的人性了，而是丰富多彩的侠客形象。
张艺谋的武侠片很能捕捉人性中的若干附属品质，让每一位观众在看这些作品时，都能找到引起自己共鸣的方面。例如2002年惊艳一时的《英雄》，可谓全方位展现人性的大作。作为影片背景出现的四位赵国剑客虽然都是剑术高超的义士，但性格却截然不同。梁朝伟饰演的残剑冷傲孤高，但内心却细腻无比；张曼玉饰演的飞雪则一如其名，充满了冷峻和飘逸的风采；章子怡饰演的如月像满月般热烈，并痴情地爱着残剑；甄子丹饰演的长空则大有独孤求败的豪气，同时又充满着一腔义气。四位剑客的性格各具特色，却都是任何一位标准的侠客都应具备的品质。当这四位侠客的性格展现完毕之后，李连杰饰演的无名出场了，与以上四位侠客相比，他显得更为特别，他不仅勇猛无比，而且还智慧超群，这才使得他能够站在秦王的对面，与其互论短长。《英雄》的情节已经使电影界讨论无数的话题，但就其刻画人性过程中传递出的人文精神，却是学术界忽视已久的内容。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正代表了《英雄》的另一成就。《十面埋伏》则显得更加紧张刺激，因为这里描述的情节和塑造的人物又是另一群体的，即捕头与歌姬。但即便是这样一类社会底层的人群，也在张艺谋的导演下，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描述出来，观看之后，能在人们心中激起巨大的震撼。刘捕头武艺高强，勇猛精进，但不免思考问题简单化，致使没有考虑到金捕头与舞姬小妹的私情。金捕头则属于情商爆表的典型，他善于在男女之情上下功夫，最终也能取得出其不意的奇效。舞姬小妹的性格则更为复杂，她既有身怀父仇的压抑与苦闷，又不甘心自己一生做仇恨的俘虏，所以敢于追求爱情，但当爱情到来之际，她又略显胆怯，因为她不幸的身世决定了她不敢轻信任何人。这种复杂的人性，在《十面埋伏》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 注重于细节处彰显人文情怀
21世纪的武侠电影，还有注重在细节处展现人文情怀的意识，并结合现代摄影技术的特写镜头，使很多细节深入人心。
陈凯歌的《无极》在上映之后曾饱受批评，甚至连一篇专业影评都未出现，这对于身负盛名的陈凯歌来讲，不啻是无声的批评。但只要反复回味《无极》，可以发现它也别有一番值得欣赏的理由，尤其体现在通过细节展现人文情怀。光明将军在影片中是一个毫无情面的冷血人，在他的意识中，只有哄骗奴隶去作战，以博取他个人的私利。但慢慢地，他冰冷的内心被人性的光芒融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晚年，他也逐渐变成有温度的人。影片曾有一个特写镜头，即他面对逐渐枯萎凋落的海棠花，也会黯然神伤，流下两行清泪。影片在这一特写中，没有安排一句台词，但光明将军的人格转变毫无疑问是受到人文情怀的熏染。同时，赏花这一典型场景，本身便是很具诗意的，光明对于花谢花开产生的生命哲思，在某种意义上是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吟》息息相关，这是一种对于人生终将结束的宿命的无奈与苦闷，整个过程充满了无可掩藏的沉郁。
吴宇森的《赤壁》更是在细节处传达人文情怀的鸿篇巨制。这部将故事发生背景设置在三国赤壁之战的影片，特别擅长通过景物的刻画来获取美感，也善于将人物活动与景物叙述结合在一起，这便赋予人物活动以特别的美感。当东吴夏天初至之时，虽然战务异常紧急繁忙，但周瑜仍然拿出闲暇时间去池塘中摘下新开的荷花，赠予自己的妻子小乔。赠花结束之后，夫妻二人又弹琴一曲，深得《诗经·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雅韵[2]，这些细节充溢着令人心动的人文情怀。
李安的名作《卧虎藏龙》则展示了李安特有的细腻，以及这份细腻展现人文情怀的特长。李慕白是闻名遐迩的大侠，但却与两位女子存在着复杂的感情。俞秀莲堪称他的红颜知己，玉娇龙则与他有着若即若离的爱情。为了将这两条情感路线表述明确，李安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细节，以传达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愫。当李慕白决意金盆洗手，归隐江湖之时，将自己的宝剑赠与俞秀莲，这一细节是典型的人文场景，与孟浩然《赠朱大》所谓“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的情怀大为接近[3]，可见李慕白仅将俞秀莲视为知己，而非能够白头到老的妻子。但当李慕白与玉娇龙分别之际，前者赠给后者的却是锦绣鸳鸯，不用说，这是典型的男女爱情的信物，正如欧阳修《南乡子》所说“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4]正是在这样两个细节中，中国文化特有的赠别信物的情怀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不同信物所代表的不同意义，也在此处显露出来。在这种情景下，男女主人公都不必将心意点明，但无论是男女主人公，还是观众，都熟悉这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这正是源于人文情怀的启示。
结语
21世纪初的中国武侠电影在当时的影坛大放异彩，每部影片在很多方面都有创举，本文解释的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即人文情怀的传递。在这些武侠电影中，虽然仍有大量的武打场面，但也滲透了很大成分的人文情怀。换言之，此时的武侠电影不仅仅有武，还有文。而且，这种一文一武的场面，能够在影片中水乳交融，丝毫没有违和感，这是此类影片最值得借鉴之处，也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当前武侠电影的制作，在特效和拍摄技巧方面更上一层楼，但仍然应该在人文情怀方面，多向10年前的同类影片中汲取营养。
参考文献：
[1]（奥）奥施莱弗.琴曲的宿命[M].冯绍荆，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317.
[2]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81.
[3]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87.
[4]胡可欣.欧阳修词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16.
【作者简介】董起章，男，山西太原人，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学生；
刘 昊，男，山西长治人，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助教，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