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盟国之间关系的基调与演变
【摘要】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三个方面的综合与互动：冷战后国际结盟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建立在力量对比变化基础上的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及其互动；西方盟国对美政策的变化与互动。如果说在冷战格局下东西方阵营泾渭分明，那么当前国际结盟的特点是不稳定、不紧密，对抗不明显，机制化水平不高，相对松散，可变性大。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地区）之间是“分合关系”，而美国与中俄等“战略竞争对手”之间则是“竞合关系”。因此，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要用利益、道义分化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但不要使其盟国陷入“选边站”的窘境。中国对外工作的重点应在周边。地跨欧亚的俄罗斯是西方中的东方，东方中的西方，在东西之间具有特殊地位和战略意义，因此，要积极主动地推进中俄“准同盟”关系发展和“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
【关键词】西方盟国 美欧日 民粹主义 中俄 分合关系 竞合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8.002
何谓西方？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说，西方都是一个复杂、多义，且无共识的概念。西方，顾名思义，相对于东方而言，在冷战之前，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主要指欧洲部分；冷战中，主要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是相对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而言的。西方的概念由狭义而广义，先指美欧，继指美欧日，进指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发达国家阵营。
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取决于三个方面的综合和互动。这就是：冷战后国际结盟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建立在力量对比变动基础上的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及其互动；西方盟国对美政策的变化及互动。冷战后国际联盟形式和内容的变化
冷战时期的联盟，往往是大国联盟，或以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集团联盟。在联盟的内容上，以军事、安全、政治、战略等“高级政治”联盟为主，并且是全面的、整体的、结构性的。联盟之间泾渭分明，对抗明显。从地理位置上看，两大阵营对峙以欧美为中心，向亚非拉全球辐射。从理念来论，以传统的势力均衡为特色。[1]
冷战后，超级大国中的一极坍塌。聯盟的形式表现出如下新的特点。一是过往的联盟命运各异。一些联盟形式消失，如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西欧联盟，等等；一些联盟形式失去了活力或空间，如西欧联盟、不结盟运动，等等；一些传统联盟形式不仅保留，而且扩大、加深，如北约、欧盟、美日同盟。二是“准联盟”形式的出现。笔者把有正式结盟法律文件规定的联盟谓之结盟，没有正式法律条文的叫准结盟。其目的是共同合作以完成某项战略任务，而这种战略任务依靠其中任何一方或几方都无法单独完成。例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目的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单极独霸和强权政治。只要中俄联手，就没有谁敢轻举妄动。三是志愿联盟或自愿联盟的出现。例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获得多数通过，最后不得不绕过联合国。因为法德俄结成了反战轴心，中国也是反对的。其他国家根据“志愿”“自愿”参加美对伊战联盟。其中比较积极的有英国、波兰等国，日本提供后勤支援。这种志愿联盟或自愿联盟又称临时联盟。四是战略联盟的出现，如金砖国家集团。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中，金砖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意愿，从而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构成真正的挑战。正如辛格总理所说，只要中国和印度站在一起，世界就会倾听。世界气候问题“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联合国改革要求入常的“捆绑四国”（日本、德国、印度、巴西），都属于这一性质。五是小国联盟的出现，如古阿姆、独联体集安组织、小岛国家联盟。古阿姆成员国（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都是苏联成员国，处在独联体边远地区，政治上亲西反俄；一些小国联盟需要大国支持，否则难以生存，如古阿姆依赖美国；一些小国联盟以某一大国为主导，如独联体集安组织以俄罗斯为中心，与俄关系紧密；一些老的小国联盟在新的形势下比较活跃，如东盟、阿盟、非盟，等等。六是非正式联盟形式的出现，如为解决朝鲜问题而成立的六方会谈，为解决伊核问题而出现的“六国方案”，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等等。七是出现了一些交叉性联盟，也就是说，一些有影响的国家同时参加两个以上的联盟，可以起到联结两个或两个以上联盟的纽带作用。八是出现了某领域联盟或局部联盟（经济、安全、职能、区域等），而非全面性、结构性联盟，为了解决某个具体的、领域的、局部的问题。
冷战后，联盟从内容和机制上则表现为以下特点。一是不稳定、不紧密，对抗不明显，机制化水平不高，比较松散，变化性大。如果说在两极国际体制下，各个阵营、集团的成员一经确定就固定不变的话，那么，在多极世界秩序下，各个集团、组织、阵营的建立和解体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二是在经济、社会等“低级政治”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了联盟，但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三是联盟形式、性质的多样性，成员的交叉性。例如，北约与欧盟的很多成员是重叠的，“金砖四国”与“基础四国”有三个是重叠的。联盟形式和内容以一时一事一势为转移。俄罗斯曾是G8成员，与发达国家为伍；又是金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抱团。四是没有出现反霸联盟（这与美国的霸权特点有关），传统制衡渐失市场。很多三角（中美俄三角关系、俄美欧三角关系），四角（中美俄欧四角关系）甚至六角（六方会谈、六国方案）关系，交叉或重叠，使国际联盟复杂微妙、丰富多彩。五是中小国在联盟中表现抢眼。中小国或争表现，或争地位，充当“出头鸟”，遭大国打压，如格鲁吉亚、乌克兰；或为求平衡而左右逢源，不慎陷入动荡，如吉尔吉斯斯坦。这说明非理性、走极端、捆绑大国、趋炎附势是行不通的。平衡外交走得还算比较成功的有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六是盟主不能有效地控制联盟成员的行为。例如，2015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先未向美国和北约通报、商量。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事情，自二战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北约成员国击落过苏联（俄罗斯）战机。土耳其还不顾反对，向伊拉克出兵。这一点不像冷战时期，美苏各自能控制盟国。
究其原因，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和平與发展是时代主题，取代了冷战时期体制与阵营的对抗这个主要矛盾。各个国家、民族、国家集团都以自身的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发展利益，作为主要任务，求富、求强，高级政治的矛盾相对淡化。世界进入了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发展的过渡，各国难以有效地相互制衡；各国奉行实用主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加强；国际社会发展利益多元化，相关、相交、相融性加深；各国国家利益内容具有多样性；实现的主体具有多元化；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多样化，外交方向具有多向度。加之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复杂。
冷战时期，形成雅尔塔体系、两极格局，东西方阵营如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东西方全面对抗、竞争，盟友关系明显、紧密。苏东剧变，华约解散，苏东阵营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由于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威胁的解除和消失，冷战后联盟的形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原来全面的、结构性的联盟已经难以为继，以某一层次、某一领域、某一具体问题为基础的临时的、志愿的联盟形式多了起来，原来被两极格局压抑着、掩盖着的西方国家内部的分歧、矛盾表露出来。各国外交自主性增强，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追求更为直接、务实。国家之间联系的渠道丰富多样，高级政治议程逐渐让位于低级政治议程，经济、社会、能源、文化、教育等要素在国家间关系的比重加大，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和区域治理问题突出，西方国家在经济、文化、地缘政治问题、价值观等的不一致、分歧和矛盾甚至冲突，开始显现出来，表现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西方内部大小国家之间，如美国与加拿大、老欧洲与“新欧洲”，以及传统三大经济体——美欧日之间，敌友界限模糊，并且可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敌人或朋友。冷战结束以来，欧盟东扩，欧洲一体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拥有了统一的货币——欧元，欧盟成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组织，拥有发达的经济和技术，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GDP）。在欧洲，由于英国的综合实力下降，并且已经开始脱欧进程（特朗普赞赏英国脱欧），过去美英的特殊关系有可能被美德关系取代。法国与德国虽然是欧盟双轴心，但由于实力地位的变化，相对于日益强大的德国，法国有可能逐渐边缘化。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欧盟不甘心充当美国的棋子，也不甘心只充当一个普通的国际政治“棋手，而要充当国际道义“旗手”。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世界的“大哥大”，美国国内政治趋于保守，民意分裂，民粹主义盛行；带头“利益至上”“美国优先”，大搞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不再强调意识形态、人权等这些“价值观”，排斥穆斯林等外来移民；退出自己当初创建的各种各样的“群”，退出联合国人权机构，这对主张人权外交的欧盟是一个冲击，退出欧盟出力甚多、国际社会好不容易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英法德参与、与伊朗好不容易达成的伊核协议，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入耶路撒冷，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再恶化与俄罗斯的关系。特朗普不愿为北约、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制付出更多的国际责任，也不愿为盟国义务埋单，施压要求北约盟国追加军费直至占比GDP的2%。西方其他国家眼看要失去美国的保护，要么选择自保，要么抱团取暖，顾不上讲什么“原则”“道义”了。这正好体现了中国的一句俗话：亲兄弟，明算帐；好邻居，勤筑墙。西方国家内部，特别是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出现了离心倾向，分歧和矛盾露出表面，渐行渐远，这源于美国老大的民粹主义的蜕变。美国回到自己的本力和原始力，韬光养晦，苦练内功，可以出力但不想出钱。美国并没有衰落，其创新能力仍然很强，但美国的霸权确实衰落了。特朗普是美国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代表人物，他适应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合法选举上台，并非特例。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
所谓民粹主义，其实就是极端民族主义，是当代国际社会一种重要的思潮，即把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别国正当的利益和权利，不顾及、不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民粹主义思潮在当前一些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表现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右倾化，经贸上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国际关系中强烈的排外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反对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逆全球化”和本土主义。主张“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逆袭当选“退群总统”，大打贸易战，实行经济霸凌主义；英国全民公决脱离欧洲联盟，极右势力在欧洲一些国家得势冒头；日本强力推动修改“专守防卫”的和平宪法，意欲成为“正常”大国，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民粹主义在历史上主要是一种政治思潮，在当今则增加了经济、文化等内容，其内涵更为复杂。
由于西方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中仍然享有优势地位，所以这种思潮产生了类似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也产生负面的影响。
究其原因，从宏观来看，全球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在政治多极化、全球经济化的大潮中，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西方整体实力相对衰落，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相对上升，西方“模式”的吸引力削弱，西方的主导地位已不再牢不可破。某些西方国家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黑天鹅”事件屡屡发生。从微观来说，在信息社会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大国也好，各国官方也罢，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垄断信息、忽悠民众，信息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了。每天海量信息狂轰滥炸，让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辩，未来不确定、不稳定、不可测的概率大大提高，人们心里没有把握，缺乏安全感和踏实感，都变得很脆弱。实力的下降打击了信心，在危机来临或蛋糕有限的情势下，抱团自保，人性中狭隘、自私的本性暴露无遗，待人苛刻，以国或族划线，盲目地、无理性地敌意“异己”、排他、仇他，或莫名其妙地视别人为“竞争对手”、不怀好意的“敌对国家”。总而言之，信息的混乱而不对称，民意的多变而无所适从，某个超级大国的推波助澜，加剧了当今民粹主义的泛滥。
大千世界，芸芸众国，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或分或合，或争或斗。国际矛盾、争议、冲突，林林总总，也算正常，但相关各方往往各说各话，各执一词，或似对牛弹琴，或像对墙呓语，与聋子对话无异，无法在同一层面上，或在一个层次上对话、沟通，以“鸡鸭对话”形容之，恰如其分。都是由人组成的民族国家，何以至此？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部分仍属于正常现象。多元文化，不同声音。虽地处同一个地球，但国家利益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异，历史、国情、地位、影响也大相径庭。加之，人们的认识不一，看同一问题的角度、重点、焦点各异，当然就得不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从而出现了争议相关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但还有部分属于非正常现象，即源于某些国家、某些人的固执偏见，而且这些偏见根深蒂固。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某些国家血液里自带自高自大、优越，骨子里轻视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把自己视为真理的代表、正义公道的化身。顺我、似我者为友，逆我、弃我者为敌。只能接受自己比别人强，对别人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稍有变化即非常不爽，如临大敌，个别极端者甚至背后捅刀、暗箭伤人。
当然，最可怕的是揣著明白装糊涂，装聋作哑，寻衅滋事。对关系不同的国家实行双重或多重标准，即对自己一个标准，对朋友一个标准；把国家分为亲疏远近，三六九等，所谓敌我友分得门儿清。比如唯一的超级大国，总喜欢根据与自身关系的好坏，把世界各国分成盟国、友好非盟国、一般非盟国，以及“邪恶轴心”或“流氓国家”等若干类。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众所周知。同为反恐，危害自己和自己的盟国的行为就是恐怖主义，危害别人特别是被认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就不是恐怖主义。自己反恐就是维护国际正义，别人反恐就是“破坏国际秩序”。某些势力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掣肘，为了选票或所谓的支持率，或者不屑于理会别国的意见，或者不敢接招与别国认真对话。因此，经常表现为言不由衷，心口不一，言行两样，出尔反尔，经常“变脸”。其实质就是只关注利益，只相信实力，不相信道义，强权即真理。
不过，亲戚毕竟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打仗还得亲兄弟。外人终究是外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美欧日西方国家（地区）内部是“分合关系”，而美国与中俄等“战略竞争对手”则是“竞合关系”。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连接西方盟国的有以下几组纽带：盎格鲁—萨克森白人种族，支撑了美英特殊关系；英语国家共同体（所谓“五只眼”：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2]；基督教—天主教大家庭（基督教—天主教—新教[清教]）；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等）[3]，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为海洋—岛屿国家。西方世界的根本利益、总体利益、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种族—宗教优越感是共同的。不管怎么说，西方国家总体发达、先进、文明，国家数量少、觉悟高、顾全大局，对形势的认识清楚，关键时候会走向团结和合作，即使美国也会放弃冲突，共同对外。相比之下，东方发展中国家，数量多，人口大，认识、利益、行动不容易一致，觉悟低，一盘散沙。西方国家的国际主义往往胜过、强过东方国家的国际主义。在原则问题、关键问题、战略利益、核心利益上，西方国家的国际主义战胜民族主义的可能性，要大于东方国家的国际主义击败民族主义的可能性。西方内部的矛盾不是固化的，是暂时的，是可以妥协、克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西方国家虽然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但绝不是同床异梦。比如在中美贸易战打得正酣之际，美欧之间达成“三零”协议（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欧盟与日本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欧盟和日本并没有与中国结成反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统一战线。特朗普与欧盟领导人不互信，但知心。可以分析，美国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议也会很快达成。想分化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根服务器”控制着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全世界只有13台IPv4根服务器。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和9个辅根服务器架设在美国，剩下3个分别位于英国、瑞典和日本——无一例外是美国的西方盟国。西方世界骨子里的真实想法，是西方主导、世界多极，中国充其量可成为弱势的一极。如果世界由东方国家主导，制定规则，西方世界集体不会答应。因为在西方看来，这不仅是大国争雄，而且是制度、文明、种族的优劣之争。美国对于敌友亲疏远近是分得很清楚的，因此，美国既非常国际主义，也非常民族主义。当国势强大时表现为国际主义的“君临天下”，当国力衰退时表现为民粹主义的“美国至上”。在涉及美国最核心利益（所谓“国之利器”）时，美国连盟国也不认。例如，美国国家安全高度依赖外太空卫星，因此，对于包括盟国在内发展反卫星能力的各国，美国是高度警惕的，视为威胁和敌对，扬言要先发制人，予以摧毁，毫不客气，毫无例外，以确保自己一家在外太空的绝对独占地位。
主张自由、民主、人权、多元思想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面对金砖、上合、亚投行、中俄战略协作、“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特别敏感，本能地将其认为是威胁和挑战，危机感加深，对于中俄战略竞争对手或外交孤立，或军事遏制，或经济制裁、贸易战，越来越不宽容，态度粗暴而刻薄。美国将利用自己仍然存在的优势和西方世界的强势打压竞争对手，并且仍然自信。在西方国家、西方社会、西方文明之外，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美国第一梯队、最现实的竞争对手；印度和巴西构成第二梯队、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上升很快，并且人口最多，市场巨大，同时还是一个异质文明和政治文化的大国。在美国看来，习近平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风生水起，具有取代美国地位的实力和雄心壮志。俄罗斯虽然在宗教—文化上与美国有远亲关系（东正教是基督教的分支之一），但历史上长期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也是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核大国和军事强国，地域辽阔，资源能源丰富，民族性格勇猛。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重返国际舞台，重新成为全球玩家。中俄均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美国全球意义上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的多项重要文件包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经指明。其中，中国是美国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俄罗斯是美国主要的军事竞争对手。特朗普与普京之间可谓知心，却未必互信。由于中国的实力更全面，更具有综合性、可持续性，而美俄的共同点多于美中，所以，在美国看来，俄罗斯更像是“麻烦制造者”，而中国更可能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总额达到7160亿美元，美国军费涨幅创下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来的新高。其中多项条款矛头指向中俄，试图多方面遏制中国发展。法案指出，美国将联合盟国，共同建立类似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程序，协同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美国还将与盟国合作，加强多边出口管制制度。美国与中俄的矛盾，是美国追求单极独占的霸主地位与中俄追求平等大国地位之间的矛盾。这几乎是结构性的。特朗普只是改变了美国争夺和维护全球霸权的方式方法而已，绝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收紧拳头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经贸关系，本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结果变成了恶化的导火索。而元首外交，将成为未来中俄关系的压舱石。
至于印度、巴西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当前还不能与中俄相比，但也有各自的优势。印度在软件、航天航空、军事、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成绩显著，又是发展中国家中所谓的最大的民主国家。巴西从面积、人口、经济、军事综合实力来看，无疑是南美洲第一大国。印巴作为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其地区大国自主、独立外交初露端倪，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第二梯队或潜在的竞争者。西方国家内部关系的变化及互动
具体谈到西方国家内部的关系，主要是美欧、美日和欧日三组关系。美国是西方关系的领袖和核心，欧盟和日本是其左右两翼，共同构成一个三角。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第一层次。英国脱欧以后，如何自立？作为英语和西方之母，英国与美欧之间的关系可能构成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第二层次。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国家、以色列、韩国等，它们也是西方世界的成员，它们与美国的关系构成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第三层次。欧盟由28个成员国构成，大小、发展程度不同，入盟时间不同，其中，“老欧洲”与“新欧洲”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西方國家之间关系的第四层次。
美欧、美英是关系最紧密的西方共同体。它们的宗教—文化—价值观—种族—制度甚至生活方式最为接近，根本利益最为一致。在基督教谱系当中，以美国为参照系，英国是嫡亲兄弟，法国德国是堂兄弟。欧洲老奸巨滑，美国血气方刚。美国的霸权需要欧洲的支持，欧洲的理念需要美国去实践。美欧相互需要，也相互利用。在西方总体衰落、特朗普大搞“美国第一”的大背景下，双方自然会出现各种分歧和矛盾，友谊的小船遭受了风吹雨打，体现在各个方面。美欧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经贸问题上、在钢铝产品关税问题上形成了相互反制。美国若对汽车、农产品征税会对德法两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人权、移民、难民问题上，在全球气候问题上，在太空军事化问题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如伊朗核协议、巴以问题，在对俄罗斯、中国的态度问题上，在对欧盟、北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等问题上，欧美都出现了分歧、矛盾和冲突。欧洲统一的货币——欧元的出现也令美国如鲠在喉。欧美各自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在七国峰会、北约峰会上，美国经常与其他多方互怼，致使会议不欢而散。G7似乎快要变成没有美国的G6了。欧盟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强大的“软实力”，历史文化厚重，致力于共同经济政策基础上的共同政治和安全政策。德国成为欧盟一体化的火车头。巨商出身的特朗普成功逆袭，当选美国总统，他集商人的计算、政客的算计于一身。在他看来，一个团结而强大的欧盟对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挑战。特朗普看欧盟颇不顺眼，在某种意义视欧盟和德国为西方内部美国的竞争对手，对德国批评较多，与默克尔关系微妙。他指责德国与俄罗斯签订天然气管道协议是“投降”，斥责众多北约成员国未能支出足够的军费，批评英国在脱欧进程中未能取得足够的进展，鼓动法国脱离欧盟。特朗普甚至说从经济角度来看，虽然美国的敌人很多，但欧盟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因为从整体实力来讲欧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美欧一致的是，遏制俄罗斯、中国等非西方竞争对手的崛起，维护西方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所以美欧于2018年7月很快达成双方“三零”自由贸易协议。
美日关系也在调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坚定不移地走向修宪，回归“正常大国”“军事大国”，日本右翼的膨胀和民族主义的上升对美国未必是件好事。日本技术、电子、汽车、日元的发展、人均GDP和生活水平也给美国造成了压力。特朗普退出TTP以后，日本举起了CPTTP的大旗，继续发起构建没有美国的TTP，对美国的重返并非非常愉快。日本自主外交，不听招呼，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挟美日安保协议与中国频频较劲，有拉美国下水的危险，也令美国不悦。特朗普也批评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美国发动的关税战也涉及日本，日本也进行了低调的反制。在伊朗核协议等问题上，日本也没有追随美国。
欧日，同为美国盟国，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相对平等，务实，不存在根本性冲突和矛盾，历史上过节不大，在遏制亚欧大陆的中俄方面存在着天然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关系。故欧日于2018年7月“踢开美国”，在东京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双方将取消几乎所有关税，联手构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开放区。它们有各自的利益关切，相互重合和交叉不算多，是一种相对分散、相互配合的盟友关系。
至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国家、以色列等这些西方世界的其他成员，大多会唯美国马首是瞻。这由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实力和地位决定。由于特朗普的“退群”和放弃担当，它们一时无所适从，选择自保的可能性较大，会更重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会尽力维持、维护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美国的盟友众多，且多是正式联盟的、全方位的。中俄则是准同盟，半同盟关系。特朗普双拳出击，左右开弓。你可以叫他疯子、骗子，但他绝对不是傻子。不过，美国也遭到了两线夹击，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大国博弈来讲，都是兵家之大忌。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
任何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单打独斗地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无论谁都是人，而不是神，都是有限度的。特朗普在追求、维护、陶醉美国的单极独占的霸权方面，与其他美国总统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方式方法和重点不同而已。他更务实而不务虚，更实际，更直接。霸权是个奢侈品，不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有资格、有实力去追求的。霸权谁都喜欢，谁都稀罕，在这方面不要高估了特朗普，他是基督教白种人高傲自负、民粹而绝不服输的代表。特朗普以70多岁髙龄竞选美国总统，除了虚荣、自利的一面，也应该承认他具有美国式爱国情怀和历史担当。他是美国顶级富翁，本不缺“钱”，有更大的志向，追求的是历史的荣誉和信仰，不可能只是为了一点美国的贸易顺差和工作岗位，也未必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连任”，不能低估了他。特朗普表面大嘴，貌不靠谱，但言之有物，自成逻辑，有针对性，接地气。他提出的“印太战略”，从学术术语到现实实践，从地理概念到地缘政治；他一改前任对西方国家的“垂直管理制”和面面俱到，而是抓重点、抓主要矛盾，实行“代理人制”，减少管理环节和成本；在欧洲，利用北约组织和机制，以欧盟为主力对付俄罗斯，对俄进行政治、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军事遏制；在亚洲，利用日本和澳大利亚对中国围堵，还想拉拢印度，搞“印太战略”，先军后经，以军带政，自己则一马当先，冲在对付中国的第一线。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联合国际社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东西方之间，团结欧日对付中俄，维护西方的主导地位，全世界“资产者”比无产阶级更讲国际主义。在西方盟国内部，防止欧日竞争危及自己的盟主地位。归根到底，是维护西方在国际社会的“领导”权和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袖”权，而不在于推广“民主”“人权”价值观。
特朗普年岁大了，留给他个人和美国的时间不多了，时不我待，加之他性格强势，只要他在台上，只要他政治发言权足够，他在内政外交方面就不大听别人的，也不大顾及任何人的反对意见。在对西方盟国的政策问题上，也会如此。外交服务于国内政治，一切为“美国至上”让路。故特朗普加大美军军费，达7200多亿美元，建立太空军，并要求盟国增加军费。前者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后者是为了增强西方实力，减轻自身负担。美国在为其圈钱、征收关税、打贸易战等问题上“不问西东”，并且主要针对中国。各国须分别与美国谈判，或可得不同待遇。这样主动权牢牢掌控在美国手中。这也说明，美国尚处于优势，并且很自信，很任性，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相抗衡。
并非所有北约和欧盟成员国都是典型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和土耳其，它们处于西方国家的外围。至于地跨欧亚的俄罗斯，是东方中的西方，西方中的东方，不是“东西”，亦是“东西”[4]，历史上既属于八国集团，现实中又是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成员。美国虽以中俄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以中国为首要和第一对手。美俄是基督教文化远亲，其共同点多于中美，美国分化、拉拢俄罗斯的可能性大于中国，想致力于建设一个“更扩大和更具活力的”大西方[5]。中国的因应之策
西方国家合作与分歧并存，团结与竞争同在，且行且吵，渐行渐远，既不能说同床异梦，也不能说貌合神离，虽然已然没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潇洒，但仍然还是兄弟、盟友。在当今格局变动下，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其根本利益和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因此，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要用利益、道义分化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但不要使其盟国陷入“选边站”的窘境。因为在中国没有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之前，趋炎附势、趋利避害会成为美国盟国的最终选择。国际经济往往会输给国际政治。也不要逼中小国家“选边站”，因为中小国家常常会选择利益，“西瓜偎大边”，趋利附害。西方，特别是美国，家大业大，仍然具有强大的调整能力和创新能力，虽总体相对衰落，但没有绝对衰败。友谊的小船虽然风雨飘摇，但还没有翻船，也远远没有到“树倒猢狲散”“鼓破任人锤”的地步。
如今中西方之间的关系不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西方继续维持领导地位，继续坚持掌握国际主动权和话语权；二是西方接受变化，甘拜下风，向东方让出或交出领导权；三是东西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争）。第一种关系不可能，因为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西方力量难以为继，东方也不愿答应。第二种关系，无论是历史既往还是现实因素，作为白人基督教文明圈的西方不会接受。唯一比较现实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就是第三种。正如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香会上讲的，（中美）在可能的情况下合作，在必要的情况下竞争，在特定的情况下对抗。如何应对？我们要高举发展的旗帜，和平、共同、科学、可持续性地发展，寻求各国最大利益公约数，互利共赢，以彼此的成功为相互的机遇；提倡和谐世界，我们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周边开始，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构筑新型国际关系；我们要合纵连横，搞国际统一战线，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博弈；拖长博弈的时间和领域，做大做强，打持久战；我们要避免好大喜功，不能丢了韬光养晦。软硬两手都要，谈判、妥协、斗争。宏观层面，在理念上，应提倡改革开放；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提倡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义利兼顾，以德为先，把蛋糕做大做好，而不是对既有的一小块蛋糕你争我夺。微观层面，在心理上，提倡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合作共赢、双赢、多赢，心胸要开阔、大度、大气、包容，制定并遵守各项国际合作规则，践行自由贸易原则；在认识上，要正确看待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一切都是变化的，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罢，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实力和地位。变化导致失去心理平衡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必要人为地进行敌对的阻挠和破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应当顺势而为，识时务者为俊杰。
美国内部，包括美国政府与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民众与精英、民众内部、各地区各阶层之间，不一致，是分裂的。美国与盟国虽然在重大、关键、原则、根本问题上会团结，但各有利益，各有算盘，不是铁板一块。
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这是一个沉重、残酷但可能最符合真相的结论。美国企图全面遏制中国，但我们要远推与美国的底线接触点，不囿于一时一域的得失成败，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我们要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和综合国力，创新发展模式，以结构实力应对综合实力，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重点向周边倾斜，首要是周边外交，特别是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搞好与印度的关系，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形成。降低中国台湾在亚太地区和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俄罗斯是西方中的东方，东方中的西方，在东西方之间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我们要积极主动地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以平衡中美关系的恶化。当务之急，是要推进“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风雨同舟，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
特朗普年老气盛，急于事功，强势、粗暴而不精细。“美国第一”如果变成“美国孤立”“美国优先”，最后成为“美国公害”，就会对冲、削弱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和影响力。上天要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美国虽然强大，但也难逃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必有其软肋。面对中美关系百年之大变局，如果轻率莽撞、拍案大怒、拔剑而起，或消极悲观、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就可能导致应对不好或应对不力。特朗普未必做得差，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要做好，既合情合理合法，又有理有利有节。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帶框架下的中俄全面合作研究”的中期成果，项目编号：16ZDA040，得到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资金”资助）
注释
[1]李兴：《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鸿石：《联盟及联盟之后：中国终止联盟的国际政治逻辑及替代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
[2][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薛力敏、林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
[4]李兴：《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俄]叶·普里马科夫：《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地缘战略是否会令美俄重现冷战》，李成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5][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138～162页。
责 编/刁 娜
【关键词】西方盟国 美欧日 民粹主义 中俄 分合关系 竞合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8.002
何谓西方？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说，西方都是一个复杂、多义，且无共识的概念。西方，顾名思义，相对于东方而言，在冷战之前，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主要指欧洲部分；冷战中，主要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是相对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而言的。西方的概念由狭义而广义，先指美欧，继指美欧日，进指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发达国家阵营。
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取决于三个方面的综合和互动。这就是：冷战后国际结盟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建立在力量对比变动基础上的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及其互动；西方盟国对美政策的变化及互动。冷战后国际联盟形式和内容的变化
冷战时期的联盟，往往是大国联盟，或以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集团联盟。在联盟的内容上，以军事、安全、政治、战略等“高级政治”联盟为主，并且是全面的、整体的、结构性的。联盟之间泾渭分明，对抗明显。从地理位置上看，两大阵营对峙以欧美为中心，向亚非拉全球辐射。从理念来论，以传统的势力均衡为特色。[1]
冷战后，超级大国中的一极坍塌。聯盟的形式表现出如下新的特点。一是过往的联盟命运各异。一些联盟形式消失，如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西欧联盟，等等；一些联盟形式失去了活力或空间，如西欧联盟、不结盟运动，等等；一些传统联盟形式不仅保留，而且扩大、加深，如北约、欧盟、美日同盟。二是“准联盟”形式的出现。笔者把有正式结盟法律文件规定的联盟谓之结盟，没有正式法律条文的叫准结盟。其目的是共同合作以完成某项战略任务，而这种战略任务依靠其中任何一方或几方都无法单独完成。例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目的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单极独霸和强权政治。只要中俄联手，就没有谁敢轻举妄动。三是志愿联盟或自愿联盟的出现。例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获得多数通过，最后不得不绕过联合国。因为法德俄结成了反战轴心，中国也是反对的。其他国家根据“志愿”“自愿”参加美对伊战联盟。其中比较积极的有英国、波兰等国，日本提供后勤支援。这种志愿联盟或自愿联盟又称临时联盟。四是战略联盟的出现，如金砖国家集团。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中，金砖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意愿，从而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构成真正的挑战。正如辛格总理所说，只要中国和印度站在一起，世界就会倾听。世界气候问题“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联合国改革要求入常的“捆绑四国”（日本、德国、印度、巴西），都属于这一性质。五是小国联盟的出现，如古阿姆、独联体集安组织、小岛国家联盟。古阿姆成员国（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都是苏联成员国，处在独联体边远地区，政治上亲西反俄；一些小国联盟需要大国支持，否则难以生存，如古阿姆依赖美国；一些小国联盟以某一大国为主导，如独联体集安组织以俄罗斯为中心，与俄关系紧密；一些老的小国联盟在新的形势下比较活跃，如东盟、阿盟、非盟，等等。六是非正式联盟形式的出现，如为解决朝鲜问题而成立的六方会谈，为解决伊核问题而出现的“六国方案”，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等等。七是出现了一些交叉性联盟，也就是说，一些有影响的国家同时参加两个以上的联盟，可以起到联结两个或两个以上联盟的纽带作用。八是出现了某领域联盟或局部联盟（经济、安全、职能、区域等），而非全面性、结构性联盟，为了解决某个具体的、领域的、局部的问题。
冷战后，联盟从内容和机制上则表现为以下特点。一是不稳定、不紧密，对抗不明显，机制化水平不高，比较松散，变化性大。如果说在两极国际体制下，各个阵营、集团的成员一经确定就固定不变的话，那么，在多极世界秩序下，各个集团、组织、阵营的建立和解体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二是在经济、社会等“低级政治”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了联盟，但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三是联盟形式、性质的多样性，成员的交叉性。例如，北约与欧盟的很多成员是重叠的，“金砖四国”与“基础四国”有三个是重叠的。联盟形式和内容以一时一事一势为转移。俄罗斯曾是G8成员，与发达国家为伍；又是金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抱团。四是没有出现反霸联盟（这与美国的霸权特点有关），传统制衡渐失市场。很多三角（中美俄三角关系、俄美欧三角关系），四角（中美俄欧四角关系）甚至六角（六方会谈、六国方案）关系，交叉或重叠，使国际联盟复杂微妙、丰富多彩。五是中小国在联盟中表现抢眼。中小国或争表现，或争地位，充当“出头鸟”，遭大国打压，如格鲁吉亚、乌克兰；或为求平衡而左右逢源，不慎陷入动荡，如吉尔吉斯斯坦。这说明非理性、走极端、捆绑大国、趋炎附势是行不通的。平衡外交走得还算比较成功的有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六是盟主不能有效地控制联盟成员的行为。例如，2015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先未向美国和北约通报、商量。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事情，自二战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北约成员国击落过苏联（俄罗斯）战机。土耳其还不顾反对，向伊拉克出兵。这一点不像冷战时期，美苏各自能控制盟国。
究其原因，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和平與发展是时代主题，取代了冷战时期体制与阵营的对抗这个主要矛盾。各个国家、民族、国家集团都以自身的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发展利益，作为主要任务，求富、求强，高级政治的矛盾相对淡化。世界进入了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发展的过渡，各国难以有效地相互制衡；各国奉行实用主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加强；国际社会发展利益多元化，相关、相交、相融性加深；各国国家利益内容具有多样性；实现的主体具有多元化；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多样化，外交方向具有多向度。加之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复杂。
冷战时期，形成雅尔塔体系、两极格局，东西方阵营如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东西方全面对抗、竞争，盟友关系明显、紧密。苏东剧变，华约解散，苏东阵营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由于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威胁的解除和消失，冷战后联盟的形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原来全面的、结构性的联盟已经难以为继，以某一层次、某一领域、某一具体问题为基础的临时的、志愿的联盟形式多了起来，原来被两极格局压抑着、掩盖着的西方国家内部的分歧、矛盾表露出来。各国外交自主性增强，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追求更为直接、务实。国家之间联系的渠道丰富多样，高级政治议程逐渐让位于低级政治议程，经济、社会、能源、文化、教育等要素在国家间关系的比重加大，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和区域治理问题突出，西方国家在经济、文化、地缘政治问题、价值观等的不一致、分歧和矛盾甚至冲突，开始显现出来，表现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西方内部大小国家之间，如美国与加拿大、老欧洲与“新欧洲”，以及传统三大经济体——美欧日之间，敌友界限模糊，并且可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敌人或朋友。冷战结束以来，欧盟东扩，欧洲一体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拥有了统一的货币——欧元，欧盟成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组织，拥有发达的经济和技术，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GDP）。在欧洲，由于英国的综合实力下降，并且已经开始脱欧进程（特朗普赞赏英国脱欧），过去美英的特殊关系有可能被美德关系取代。法国与德国虽然是欧盟双轴心，但由于实力地位的变化，相对于日益强大的德国，法国有可能逐渐边缘化。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欧盟不甘心充当美国的棋子，也不甘心只充当一个普通的国际政治“棋手，而要充当国际道义“旗手”。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世界的“大哥大”，美国国内政治趋于保守，民意分裂，民粹主义盛行；带头“利益至上”“美国优先”，大搞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不再强调意识形态、人权等这些“价值观”，排斥穆斯林等外来移民；退出自己当初创建的各种各样的“群”，退出联合国人权机构，这对主张人权外交的欧盟是一个冲击，退出欧盟出力甚多、国际社会好不容易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英法德参与、与伊朗好不容易达成的伊核协议，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入耶路撒冷，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再恶化与俄罗斯的关系。特朗普不愿为北约、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制付出更多的国际责任，也不愿为盟国义务埋单，施压要求北约盟国追加军费直至占比GDP的2%。西方其他国家眼看要失去美国的保护，要么选择自保，要么抱团取暖，顾不上讲什么“原则”“道义”了。这正好体现了中国的一句俗话：亲兄弟，明算帐；好邻居，勤筑墙。西方国家内部，特别是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出现了离心倾向，分歧和矛盾露出表面，渐行渐远，这源于美国老大的民粹主义的蜕变。美国回到自己的本力和原始力，韬光养晦，苦练内功，可以出力但不想出钱。美国并没有衰落，其创新能力仍然很强，但美国的霸权确实衰落了。特朗普是美国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代表人物，他适应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合法选举上台，并非特例。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
所谓民粹主义，其实就是极端民族主义，是当代国际社会一种重要的思潮，即把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别国正当的利益和权利，不顾及、不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民粹主义思潮在当前一些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表现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右倾化，经贸上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国际关系中强烈的排外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反对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逆全球化”和本土主义。主张“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逆袭当选“退群总统”，大打贸易战，实行经济霸凌主义；英国全民公决脱离欧洲联盟，极右势力在欧洲一些国家得势冒头；日本强力推动修改“专守防卫”的和平宪法，意欲成为“正常”大国，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民粹主义在历史上主要是一种政治思潮，在当今则增加了经济、文化等内容，其内涵更为复杂。
由于西方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中仍然享有优势地位，所以这种思潮产生了类似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也产生负面的影响。
究其原因，从宏观来看，全球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在政治多极化、全球经济化的大潮中，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西方整体实力相对衰落，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相对上升，西方“模式”的吸引力削弱，西方的主导地位已不再牢不可破。某些西方国家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黑天鹅”事件屡屡发生。从微观来说，在信息社会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大国也好，各国官方也罢，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垄断信息、忽悠民众，信息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了。每天海量信息狂轰滥炸，让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辩，未来不确定、不稳定、不可测的概率大大提高，人们心里没有把握，缺乏安全感和踏实感，都变得很脆弱。实力的下降打击了信心，在危机来临或蛋糕有限的情势下，抱团自保，人性中狭隘、自私的本性暴露无遗，待人苛刻，以国或族划线，盲目地、无理性地敌意“异己”、排他、仇他，或莫名其妙地视别人为“竞争对手”、不怀好意的“敌对国家”。总而言之，信息的混乱而不对称，民意的多变而无所适从，某个超级大国的推波助澜，加剧了当今民粹主义的泛滥。
大千世界，芸芸众国，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或分或合，或争或斗。国际矛盾、争议、冲突，林林总总，也算正常，但相关各方往往各说各话，各执一词，或似对牛弹琴，或像对墙呓语，与聋子对话无异，无法在同一层面上，或在一个层次上对话、沟通，以“鸡鸭对话”形容之，恰如其分。都是由人组成的民族国家，何以至此？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部分仍属于正常现象。多元文化，不同声音。虽地处同一个地球，但国家利益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异，历史、国情、地位、影响也大相径庭。加之，人们的认识不一，看同一问题的角度、重点、焦点各异，当然就得不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从而出现了争议相关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但还有部分属于非正常现象，即源于某些国家、某些人的固执偏见，而且这些偏见根深蒂固。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某些国家血液里自带自高自大、优越，骨子里轻视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把自己视为真理的代表、正义公道的化身。顺我、似我者为友，逆我、弃我者为敌。只能接受自己比别人强，对别人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稍有变化即非常不爽，如临大敌，个别极端者甚至背后捅刀、暗箭伤人。
当然，最可怕的是揣著明白装糊涂，装聋作哑，寻衅滋事。对关系不同的国家实行双重或多重标准，即对自己一个标准，对朋友一个标准；把国家分为亲疏远近，三六九等，所谓敌我友分得门儿清。比如唯一的超级大国，总喜欢根据与自身关系的好坏，把世界各国分成盟国、友好非盟国、一般非盟国，以及“邪恶轴心”或“流氓国家”等若干类。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众所周知。同为反恐，危害自己和自己的盟国的行为就是恐怖主义，危害别人特别是被认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就不是恐怖主义。自己反恐就是维护国际正义，别人反恐就是“破坏国际秩序”。某些势力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掣肘，为了选票或所谓的支持率，或者不屑于理会别国的意见，或者不敢接招与别国认真对话。因此，经常表现为言不由衷，心口不一，言行两样，出尔反尔，经常“变脸”。其实质就是只关注利益，只相信实力，不相信道义，强权即真理。
不过，亲戚毕竟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打仗还得亲兄弟。外人终究是外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美欧日西方国家（地区）内部是“分合关系”，而美国与中俄等“战略竞争对手”则是“竞合关系”。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连接西方盟国的有以下几组纽带：盎格鲁—萨克森白人种族，支撑了美英特殊关系；英语国家共同体（所谓“五只眼”：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2]；基督教—天主教大家庭（基督教—天主教—新教[清教]）；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等）[3]，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为海洋—岛屿国家。西方世界的根本利益、总体利益、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种族—宗教优越感是共同的。不管怎么说，西方国家总体发达、先进、文明，国家数量少、觉悟高、顾全大局，对形势的认识清楚，关键时候会走向团结和合作，即使美国也会放弃冲突，共同对外。相比之下，东方发展中国家，数量多，人口大，认识、利益、行动不容易一致，觉悟低，一盘散沙。西方国家的国际主义往往胜过、强过东方国家的国际主义。在原则问题、关键问题、战略利益、核心利益上，西方国家的国际主义战胜民族主义的可能性，要大于东方国家的国际主义击败民族主义的可能性。西方内部的矛盾不是固化的，是暂时的，是可以妥协、克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西方国家虽然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但绝不是同床异梦。比如在中美贸易战打得正酣之际，美欧之间达成“三零”协议（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欧盟与日本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欧盟和日本并没有与中国结成反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统一战线。特朗普与欧盟领导人不互信，但知心。可以分析，美国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议也会很快达成。想分化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根服务器”控制着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全世界只有13台IPv4根服务器。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和9个辅根服务器架设在美国，剩下3个分别位于英国、瑞典和日本——无一例外是美国的西方盟国。西方世界骨子里的真实想法，是西方主导、世界多极，中国充其量可成为弱势的一极。如果世界由东方国家主导，制定规则，西方世界集体不会答应。因为在西方看来，这不仅是大国争雄，而且是制度、文明、种族的优劣之争。美国对于敌友亲疏远近是分得很清楚的，因此，美国既非常国际主义，也非常民族主义。当国势强大时表现为国际主义的“君临天下”，当国力衰退时表现为民粹主义的“美国至上”。在涉及美国最核心利益（所谓“国之利器”）时，美国连盟国也不认。例如，美国国家安全高度依赖外太空卫星，因此，对于包括盟国在内发展反卫星能力的各国，美国是高度警惕的，视为威胁和敌对，扬言要先发制人，予以摧毁，毫不客气，毫无例外，以确保自己一家在外太空的绝对独占地位。
主张自由、民主、人权、多元思想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面对金砖、上合、亚投行、中俄战略协作、“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特别敏感，本能地将其认为是威胁和挑战，危机感加深，对于中俄战略竞争对手或外交孤立，或军事遏制，或经济制裁、贸易战，越来越不宽容，态度粗暴而刻薄。美国将利用自己仍然存在的优势和西方世界的强势打压竞争对手，并且仍然自信。在西方国家、西方社会、西方文明之外，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美国第一梯队、最现实的竞争对手；印度和巴西构成第二梯队、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上升很快，并且人口最多，市场巨大，同时还是一个异质文明和政治文化的大国。在美国看来，习近平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风生水起，具有取代美国地位的实力和雄心壮志。俄罗斯虽然在宗教—文化上与美国有远亲关系（东正教是基督教的分支之一），但历史上长期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也是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核大国和军事强国，地域辽阔，资源能源丰富，民族性格勇猛。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重返国际舞台，重新成为全球玩家。中俄均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美国全球意义上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的多项重要文件包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经指明。其中，中国是美国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俄罗斯是美国主要的军事竞争对手。特朗普与普京之间可谓知心，却未必互信。由于中国的实力更全面，更具有综合性、可持续性，而美俄的共同点多于美中，所以，在美国看来，俄罗斯更像是“麻烦制造者”，而中国更可能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总额达到7160亿美元，美国军费涨幅创下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来的新高。其中多项条款矛头指向中俄，试图多方面遏制中国发展。法案指出，美国将联合盟国，共同建立类似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程序，协同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美国还将与盟国合作，加强多边出口管制制度。美国与中俄的矛盾，是美国追求单极独占的霸主地位与中俄追求平等大国地位之间的矛盾。这几乎是结构性的。特朗普只是改变了美国争夺和维护全球霸权的方式方法而已，绝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收紧拳头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经贸关系，本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结果变成了恶化的导火索。而元首外交，将成为未来中俄关系的压舱石。
至于印度、巴西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当前还不能与中俄相比，但也有各自的优势。印度在软件、航天航空、军事、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成绩显著，又是发展中国家中所谓的最大的民主国家。巴西从面积、人口、经济、军事综合实力来看，无疑是南美洲第一大国。印巴作为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其地区大国自主、独立外交初露端倪，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第二梯队或潜在的竞争者。西方国家内部关系的变化及互动
具体谈到西方国家内部的关系，主要是美欧、美日和欧日三组关系。美国是西方关系的领袖和核心，欧盟和日本是其左右两翼，共同构成一个三角。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第一层次。英国脱欧以后，如何自立？作为英语和西方之母，英国与美欧之间的关系可能构成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第二层次。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国家、以色列、韩国等，它们也是西方世界的成员，它们与美国的关系构成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第三层次。欧盟由28个成员国构成，大小、发展程度不同，入盟时间不同，其中，“老欧洲”与“新欧洲”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西方國家之间关系的第四层次。
美欧、美英是关系最紧密的西方共同体。它们的宗教—文化—价值观—种族—制度甚至生活方式最为接近，根本利益最为一致。在基督教谱系当中，以美国为参照系，英国是嫡亲兄弟，法国德国是堂兄弟。欧洲老奸巨滑，美国血气方刚。美国的霸权需要欧洲的支持，欧洲的理念需要美国去实践。美欧相互需要，也相互利用。在西方总体衰落、特朗普大搞“美国第一”的大背景下，双方自然会出现各种分歧和矛盾，友谊的小船遭受了风吹雨打，体现在各个方面。美欧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经贸问题上、在钢铝产品关税问题上形成了相互反制。美国若对汽车、农产品征税会对德法两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人权、移民、难民问题上，在全球气候问题上，在太空军事化问题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如伊朗核协议、巴以问题，在对俄罗斯、中国的态度问题上，在对欧盟、北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等问题上，欧美都出现了分歧、矛盾和冲突。欧洲统一的货币——欧元的出现也令美国如鲠在喉。欧美各自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在七国峰会、北约峰会上，美国经常与其他多方互怼，致使会议不欢而散。G7似乎快要变成没有美国的G6了。欧盟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强大的“软实力”，历史文化厚重，致力于共同经济政策基础上的共同政治和安全政策。德国成为欧盟一体化的火车头。巨商出身的特朗普成功逆袭，当选美国总统，他集商人的计算、政客的算计于一身。在他看来，一个团结而强大的欧盟对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挑战。特朗普看欧盟颇不顺眼，在某种意义视欧盟和德国为西方内部美国的竞争对手，对德国批评较多，与默克尔关系微妙。他指责德国与俄罗斯签订天然气管道协议是“投降”，斥责众多北约成员国未能支出足够的军费，批评英国在脱欧进程中未能取得足够的进展，鼓动法国脱离欧盟。特朗普甚至说从经济角度来看，虽然美国的敌人很多，但欧盟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因为从整体实力来讲欧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美欧一致的是，遏制俄罗斯、中国等非西方竞争对手的崛起，维护西方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所以美欧于2018年7月很快达成双方“三零”自由贸易协议。
美日关系也在调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坚定不移地走向修宪，回归“正常大国”“军事大国”，日本右翼的膨胀和民族主义的上升对美国未必是件好事。日本技术、电子、汽车、日元的发展、人均GDP和生活水平也给美国造成了压力。特朗普退出TTP以后，日本举起了CPTTP的大旗，继续发起构建没有美国的TTP，对美国的重返并非非常愉快。日本自主外交，不听招呼，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挟美日安保协议与中国频频较劲，有拉美国下水的危险，也令美国不悦。特朗普也批评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美国发动的关税战也涉及日本，日本也进行了低调的反制。在伊朗核协议等问题上，日本也没有追随美国。
欧日，同为美国盟国，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相对平等，务实，不存在根本性冲突和矛盾，历史上过节不大，在遏制亚欧大陆的中俄方面存在着天然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关系。故欧日于2018年7月“踢开美国”，在东京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双方将取消几乎所有关税，联手构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开放区。它们有各自的利益关切，相互重合和交叉不算多，是一种相对分散、相互配合的盟友关系。
至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国家、以色列等这些西方世界的其他成员，大多会唯美国马首是瞻。这由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实力和地位决定。由于特朗普的“退群”和放弃担当，它们一时无所适从，选择自保的可能性较大，会更重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会尽力维持、维护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美国的盟友众多，且多是正式联盟的、全方位的。中俄则是准同盟，半同盟关系。特朗普双拳出击，左右开弓。你可以叫他疯子、骗子，但他绝对不是傻子。不过，美国也遭到了两线夹击，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大国博弈来讲，都是兵家之大忌。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
任何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单打独斗地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无论谁都是人，而不是神，都是有限度的。特朗普在追求、维护、陶醉美国的单极独占的霸权方面，与其他美国总统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方式方法和重点不同而已。他更务实而不务虚，更实际，更直接。霸权是个奢侈品，不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有资格、有实力去追求的。霸权谁都喜欢，谁都稀罕，在这方面不要高估了特朗普，他是基督教白种人高傲自负、民粹而绝不服输的代表。特朗普以70多岁髙龄竞选美国总统，除了虚荣、自利的一面，也应该承认他具有美国式爱国情怀和历史担当。他是美国顶级富翁，本不缺“钱”，有更大的志向，追求的是历史的荣誉和信仰，不可能只是为了一点美国的贸易顺差和工作岗位，也未必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连任”，不能低估了他。特朗普表面大嘴，貌不靠谱，但言之有物，自成逻辑，有针对性，接地气。他提出的“印太战略”，从学术术语到现实实践，从地理概念到地缘政治；他一改前任对西方国家的“垂直管理制”和面面俱到，而是抓重点、抓主要矛盾，实行“代理人制”，减少管理环节和成本；在欧洲，利用北约组织和机制，以欧盟为主力对付俄罗斯，对俄进行政治、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军事遏制；在亚洲，利用日本和澳大利亚对中国围堵，还想拉拢印度，搞“印太战略”，先军后经，以军带政，自己则一马当先，冲在对付中国的第一线。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联合国际社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东西方之间，团结欧日对付中俄，维护西方的主导地位，全世界“资产者”比无产阶级更讲国际主义。在西方盟国内部，防止欧日竞争危及自己的盟主地位。归根到底，是维护西方在国际社会的“领导”权和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袖”权，而不在于推广“民主”“人权”价值观。
特朗普年岁大了，留给他个人和美国的时间不多了，时不我待，加之他性格强势，只要他在台上，只要他政治发言权足够，他在内政外交方面就不大听别人的，也不大顾及任何人的反对意见。在对西方盟国的政策问题上，也会如此。外交服务于国内政治，一切为“美国至上”让路。故特朗普加大美军军费，达7200多亿美元，建立太空军，并要求盟国增加军费。前者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后者是为了增强西方实力，减轻自身负担。美国在为其圈钱、征收关税、打贸易战等问题上“不问西东”，并且主要针对中国。各国须分别与美国谈判，或可得不同待遇。这样主动权牢牢掌控在美国手中。这也说明，美国尚处于优势，并且很自信，很任性，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相抗衡。
并非所有北约和欧盟成员国都是典型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和土耳其，它们处于西方国家的外围。至于地跨欧亚的俄罗斯，是东方中的西方，西方中的东方，不是“东西”，亦是“东西”[4]，历史上既属于八国集团，现实中又是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成员。美国虽以中俄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以中国为首要和第一对手。美俄是基督教文化远亲，其共同点多于中美，美国分化、拉拢俄罗斯的可能性大于中国，想致力于建设一个“更扩大和更具活力的”大西方[5]。中国的因应之策
西方国家合作与分歧并存，团结与竞争同在，且行且吵，渐行渐远，既不能说同床异梦，也不能说貌合神离，虽然已然没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潇洒，但仍然还是兄弟、盟友。在当今格局变动下，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其根本利益和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因此，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要用利益、道义分化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但不要使其盟国陷入“选边站”的窘境。因为在中国没有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之前，趋炎附势、趋利避害会成为美国盟国的最终选择。国际经济往往会输给国际政治。也不要逼中小国家“选边站”，因为中小国家常常会选择利益，“西瓜偎大边”，趋利附害。西方，特别是美国，家大业大，仍然具有强大的调整能力和创新能力，虽总体相对衰落，但没有绝对衰败。友谊的小船虽然风雨飘摇，但还没有翻船，也远远没有到“树倒猢狲散”“鼓破任人锤”的地步。
如今中西方之间的关系不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西方继续维持领导地位，继续坚持掌握国际主动权和话语权；二是西方接受变化，甘拜下风，向东方让出或交出领导权；三是东西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争）。第一种关系不可能，因为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西方力量难以为继，东方也不愿答应。第二种关系，无论是历史既往还是现实因素，作为白人基督教文明圈的西方不会接受。唯一比较现实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就是第三种。正如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香会上讲的，（中美）在可能的情况下合作，在必要的情况下竞争，在特定的情况下对抗。如何应对？我们要高举发展的旗帜，和平、共同、科学、可持续性地发展，寻求各国最大利益公约数，互利共赢，以彼此的成功为相互的机遇；提倡和谐世界，我们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周边开始，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构筑新型国际关系；我们要合纵连横，搞国际统一战线，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博弈；拖长博弈的时间和领域，做大做强，打持久战；我们要避免好大喜功，不能丢了韬光养晦。软硬两手都要，谈判、妥协、斗争。宏观层面，在理念上，应提倡改革开放；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提倡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义利兼顾，以德为先，把蛋糕做大做好，而不是对既有的一小块蛋糕你争我夺。微观层面，在心理上，提倡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合作共赢、双赢、多赢，心胸要开阔、大度、大气、包容，制定并遵守各项国际合作规则，践行自由贸易原则；在认识上，要正确看待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一切都是变化的，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罢，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实力和地位。变化导致失去心理平衡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必要人为地进行敌对的阻挠和破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应当顺势而为，识时务者为俊杰。
美国内部，包括美国政府与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民众与精英、民众内部、各地区各阶层之间，不一致，是分裂的。美国与盟国虽然在重大、关键、原则、根本问题上会团结，但各有利益，各有算盘，不是铁板一块。
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这是一个沉重、残酷但可能最符合真相的结论。美国企图全面遏制中国，但我们要远推与美国的底线接触点，不囿于一时一域的得失成败，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我们要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和综合国力，创新发展模式，以结构实力应对综合实力，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重点向周边倾斜，首要是周边外交，特别是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搞好与印度的关系，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形成。降低中国台湾在亚太地区和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俄罗斯是西方中的东方，东方中的西方，在东西方之间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我们要积极主动地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以平衡中美关系的恶化。当务之急，是要推进“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风雨同舟，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
特朗普年老气盛，急于事功，强势、粗暴而不精细。“美国第一”如果变成“美国孤立”“美国优先”，最后成为“美国公害”，就会对冲、削弱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和影响力。上天要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美国虽然强大，但也难逃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必有其软肋。面对中美关系百年之大变局，如果轻率莽撞、拍案大怒、拔剑而起，或消极悲观、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就可能导致应对不好或应对不力。特朗普未必做得差，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要做好，既合情合理合法，又有理有利有节。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帶框架下的中俄全面合作研究”的中期成果，项目编号：16ZDA040，得到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资金”资助）
注释
[1]李兴：《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鸿石：《联盟及联盟之后：中国终止联盟的国际政治逻辑及替代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
[2][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薛力敏、林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
[4]李兴：《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俄]叶·普里马科夫：《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地缘战略是否会令美俄重现冷战》，李成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5][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138～162页。
责 编/刁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