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合作与特朗普的搅局
李滨
【摘要】西方国家在战后已经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边主义的协调传统，目的是维护其对世界的制度主导和实力支配。虽然在2008年之后，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矛盾与危机以及中国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有再次调整世界秩序的共同愿望，但自由主义根基和维护霸权的目的性没有变化。这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资本融合、利益共生的结果。特朗普意外上台后采取的对华政策虽有“规锁”中国的功效，但其一系列不分青红皂白的民族主义手段有悖于自由主义基础，搅乱了多边协调传统，伤害了盟国的利益。而且，特朗普的个性也加剧了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但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培育起来的共同利益以及内部的协调机制，目前特朗普也在进行调整，西方国家之间开始出现回归合作与协调的动向。
【关键词】西方协调 西方分歧 自由主义传统 经济民族主义 贸易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8.001
冷战结束后，经过四十多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政治经济的整个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西方各国内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使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这导致西方国家内部对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产生不同的认知，形成了不同的应对方案。在西方国家的国内层面，出现了社会撕裂，如英国脱欧带来的社会内部争执，特朗普执政后引起的国内政治内讧；在国际层面上也带来了民粹主义的“本地优先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对立，如西方国家间在贸易、生产全球化、移民收留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龃龉与争吵。
尽管目前西方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彼此之间仍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主要表现为：希望共同维护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世界的主导影响，以及西方国家在整个世界的支配作用。这一基础是西方世界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共同应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挑战而建立起来，并且随着西方资本在战后逐步融合而巩固下来的。而且，在这种共同的利益下，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协调的传统。
目前整个世界再一次进入了调整期。在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发生变化，旧规范、旧制度失灵以及各国都认为需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情况下，西方国家间出现分歧与争吵是正常的现象。因为西方国家之间重新协调必然会带来阵痛，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成本的重新分担。但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与以往美国政府在调整中的行为相比，作风粗暴，出尔反尔，蛮不讲理，完全没有过去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中美国首脑的“（伪）君子风范”。特朗普“真小人”的作风，与他靠民粹主义蛊惑上台、过去没有任何从政经历、不懂过去西方内部自二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政治传统与规矩有关。目前美国的一部分精英乐见这位“草莽”不择手段地快速推进整个世界秩序以有利于美国的再调整，但也不会容忍其过度出格，损害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如果特朗普破坏了大局，伤及西方国家多年来培养起来的共同利益，可能随时会被赶下台，因为他有一些“小辫子”被人捏在手上，如“通俄门”。因此，目前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是一种特定调整时期的正常争吵现象，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只是特朗普个人的作风与素质使这种分歧放大了，非传统化了。一旦西方国家之间达成妥协，他的后继者或特朗普本人（在其以后的任期）都会修补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这是由西方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回顾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之間的合作与争执的历史，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如果看不到这一方面，过分乐观地期待西方国家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中分裂是不现实的。西方国家协调的传统和共同的利益
战后西方国家在美国的主导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多边主义协调传统。这种多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首先，遵从确定下来的国际制度规范，为此建立了一种彼此监督与评估的国家政策机制，以保证各国的政策不会由于国内压力而偏离国际规则。其次，承认各国的政策存在着影响他国的外部性，各国在决策时应当考虑这种外部性影响，服从于整个体系的要求，其他国家可以理解以及容忍一国由于困难而出现暂时的例外。再次，这种协调是以一种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为前提的，但这种权力结构既不是完全自上而下、等级式的，也不完全以民族国家为相互作用的主体（公司以及一些公民社会参与其中）。在这种权力框架下，通过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维护共识，但在这种谈判过程背后，各方实力的大小是彼此潜在考虑的因素。第四，当国际经济基本行为规范似乎不再有效时，各国要加强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在没有明确规范时，各国尤其要加强政策协调。最后，在国际协调中，各国的对外机构，如金融财政部门、外交部门比其他职能主要对内的部门拥有更大的主导权。[1]
这种被学者称之为“国家的国际化”的多边协调机制其实是一种以实力大小来决定利益分配与成本分摊，以强弱来决定彼此的让步与妥协程度的机制。在这种协调机制下，西方国家之间在制度规范的确定、相互之间的政策调整过程中会发生争执与分歧，特别是在重大的调整期和权力分化期，如20世纪70年代，这种分歧与争执尤为激烈，但最终都能通过这种机制相互妥协并加以解决。因为美国的超强实力，其西方盟国在共同的利益下，整体上都是按美国的节奏进行协调，美国的方案是协调的主基调，而美国基本上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盟国的要求，或者说各国会在既有的多边机制下讨价还价。
在美国国力鼎盛时（如二战结束时、苏东集团瓦解时），西方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强势，往往以遵从美国的意志换来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让步而告终。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酝酿过程中，英国就屈从了美国的“怀特方案”，换来的是美国同意英国坚持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国家干预权。战后欧洲重建计划中，美国就利用西欧各国的经济窘境，利用援助迫使西欧各国放弃了战前与战时采取的经济管制措施，而美国则同意对西欧国家开放市场，容忍西欧国家暂时不执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稳定汇率的规定。冷战结束后，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虽然最终的谈判结果整体上是按美国的意愿达成的，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照顾了一些重要盟国的利益，如农产品协议、文化产品上都顾及了一些盟国的要求。
即使是美国在西方协调中占主导地位，但如果其行为存在过度过当的倾向，也会受其盟国的制约。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曾有扩大战争、使用核武器的想法，西欧盟国的劝告与制约是使美国放弃这一念头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时候，美国会更多地顾及盟国的要求。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导致其盟国不堪忍受，纷纷批评美国过度关注越南事务，消耗精力与财力，而忽视西欧以及苏联这一最大威胁的重要性。这也是美国从越南逐步抽手的原因之一。
在西方的军事与安全协调中，美国的主导地位往往是以承担更多的成本为代价。二战后到现在，基本是美国负责出钱出兵，盟国相应协从并尊重其领导权。比如在分摊军费问题上，美国至今承担着北约75%的费用。虽然随着美国国力衰落，不断地要求盟国增加费用，但每次都经历争吵与讨价还价。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美国就有过通过减少在欧驻军缓解财政压力的打算，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行政当局都曾试图以减少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来削减美国的收支赤字，但由于担心此举会影响美国对盟国的政治领导，导致严重的战略问题而作罢；为此美国要求盟国为其分摊军事开支，但西欧不愿增加军费而影响其国内经济增长与福利，双方在争吵中讨价还价，但最后盟国都顺应了美国的要求，一定程度增加了军费。[2]所以，战后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在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争吵而不分裂的大家庭”格局。比如，上世纪60年代闹独立最凶的法国，即使是在与美国争执最厉害的时刻仍宣称自己是西方大家庭的一员。
然而，特朗普的意外当选产生了一位不懂西方政治传统与规矩的美国总统。他没有执政经验，并且以“反政治正确”和煽动民粹上台，加之他个人自大、自恋的品行，西方合作传统屡被这位“草莽”打破。在目前西方最需要进行协调以进行国际秩序再调整的情况下，特朗普的作法有可能会坏了大事，甚至可能分裂西方的联盟关系，破坏现有秩序中西方共同希望保存的内容。基辛格最近一番评论很能反映这一点，他说：“我认为特朗普可能是历史上不时出现的那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并迫使一个时代抛弃旧有伪装的人物之一。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明白这一点，也不意味着他正在考虑任何合适的替代方案。这恐怕只是一个意外。”“一个分裂的大西洋将把欧洲变成‘欧亚大陆的附属物，美国将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孤岛。”[3]就是说，西方目前都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进行再调整，在这一点上，美国与西方其他国家是一致的；但是，如何再调整，特朗普并没有提供西方国家共同认同的方案。虽然特朗普上任以后要“强力”与过去政府的作法“分道扬镳”，但弄不好则会破坏二战结束后西方赖以主导世界的根本秩序，甚至可能导致西方联盟的分裂。
目前西方国家的共同之处有两个方面：一要应对中国发展带来的冲击，防范中国进一步发展对西方的霸权产生“制度冲击”和“实力冲击”；二是用什么样的规则来替代当前的规则，重塑世界秩序，维护西方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
防范中国利用现行国际制度进一步发展，从而造成对西方霸权的冲击，这是西方国家目前的共同利益。重新调整国际经济制度，或者迫使中国按西方的要求修改其基本制度，这在西方国家间是一致的。因为让中国按目前的模式在现行的国际制度发展下去，会从根本上动摇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世界霸权。这种战略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刚有起色后就开始出笼了。从2011年开始的“亚洲再平衡”，到涉及中国周边的海洋权益的争端如南海问题，再到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TIP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谈判，都是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协调，重新调整政治与经济战略，重新制订世界经济规则以限制中国的重要举措。这些举措的核心就是不让中国利用现行的国际制度进一步发展，限制中国的影响力，这就是所谓的“规锁”（confinement）中国战略。在2017年WTO布宜诺斯艾利斯年会上，西方联合向中国发难，指责中国在产业政策、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和补贴等问题上有悖“自由贸易”，共同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足以证明这一点。2018年中美贸易战中，西方国家在指责中国通过国家力量搞“不公平贸易”、强制知识产权转让、进行产业引导发展高科技上都是高度一致的。它们在南海问题上的高度一致也反映了这种共识。美国在南海搞所谓的“航行自由”“不允许中国改变现状”；某些西方盟国虽然自知能力有限，但也不时地跳出来“刷一下存在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之间存在着建立反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特朗普政府能重新调整其策略，對其欧洲盟友做出一定的让步，在全球主义的框架下应对中国问题，完全有可能出现对华的西方统一战线。
另外，对世界秩序的再调整也是在西方有着共同的认知。经过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西方社会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西方国家普遍感到有必要进行世界秩序的再调整，寻求“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方案。这大体可以从过去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TIP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看出端倪，即用“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来规约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通过全球协调应对新的全球问题的挑战。但可以看出，这一切都是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前提的。特朗普搅局产生的分歧
特朗普上台后，打断了这一进程，也破坏了西方的协调传统。虽然他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在对付中国上具有过去“规锁”中国战略的相同效应，甚至在力度上更“野蛮”，但问题是这一政策的结果既伤自己，更伤盟友；更严重的是，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带来的调整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世界秩序，如上台就废了TPP方案，也不再与欧洲人谈TIPP，并且要用经济民族主义来重振美国经济，实现“美国的再次伟大”，这是西方盟国、甚至美国国内的全球主义势力所不愿接受的。
西欧与日本大体上仍然坚持着过去的对华方案——制度规约，即通过新建制度迫使中国“改弦更张”。这就是日本在美国退出TPP后仍在推动TPP，西欧与日本继续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达成成果的原因。而特朗普对付中国却用的是民族主义的关税和贸易战的手段，希望以此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停滞，迫使中国就范。但是，这一手法与其盟国的全球主义作法形成了对照。
中国目前已深入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美国企图通过关税来直接“打压”中国，必然会伤害其盟国甚至是本国公司的经济利益。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且最有效率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制造出现“停摆”，西方许多公司也会出现“停滞”。目前在许多产业中，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西方可以找到替代中国的新制造基地。以通讯产业为例，据有关机构统计，中国消耗了全球55%的半导体芯片。如果中国芯片需要由于贸易战而大幅下降，世界重要的芯片生产商（包括制造设备商）也将失去大量市场。可以说，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替代中国目前在通讯制造业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制造水平上。[4]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中国制造产生的需要形成了对供应的制约。美国希望通过关税、甚至一些高技术产品“断供”的方式（可以说，这是美国对付中国“黔驴技穷”的表现）让中国“难受”，也导致了许多西方公司不“好受”。其次，关税既给中国经济造成伤害，同时也导致许多西方在华企业受害。中国出口的一般产品的40%、高科技产品的2/3来自外资企业，贸易战必然影响在华外资企业的利益。即使在全球生产链中，美国希望通过关税来“去中国化”，再投资成本、过去在中国的“沉淀”成本都是巨大的。另外，由于中国市场的庞大，包括美国公司在内，谁也不想放弃这块诱人的“蛋糕”。中国在2017年已经成为基本与美国比肩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加之中国近来推出一系列开放市场的举措，西方公司很难抵挡住经济诱惑。可以说美国目前还没有想出既不伤害自己与盟国，又能伤害中国的好方法。所以，在西方内部，包括美国内部，在特朗普对华贸易战问题上的分歧是必然的。
目前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二分歧，也可能是最大的分歧，是对特朗普要调整的世界秩序不可接受性。特朗普靠的是民粹煽动上台，靠的是借助“美国优先”赢得选举。这一套是反西方现有体制与传统的，这是西方国家之间根本的分歧所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主流上都相当注意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因为经济民族主义是过去两次大战的经济社会根源，也是政治极端主义如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温床。所以，不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的国内和国际体制都是自由主义主导。冷战期间是一种“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冷战后是新自由主义。
嵌入式自由主义“……不是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而是性质上是多边主义的；不是贸易和金本位的自由主义，而是建立在国内干预基础上的多边主义”。[5]说白了，嵌入式自由主义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通过制度化的协调为各国在国内实施福利国家政策提供国际空间。新自由主义是冷战结束前后兴起一种类似于19世纪古典“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它的核心是宣扬自由，反对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鼓吹自由是恢复增长和效率的基础。[6]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全球主义，通过全球协调来约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为资本在全球营造自由经营的环境。战后，自由主义在西方被视为天然“政治正确”，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由于西方资本的高度融合，跨国资本通过全球主义来限制国家的作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西方精英阶层中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具有现实重要性。虽然目前在西方国家内部存在两种经济成份——面向全球市场的经济成份和民族经济成份，但由于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全球主义势力仍主导着西方的政坛。特朗普上台“恐怕是一个意外”，连他自己都不曾料到[7]，否则，特朗普当选不会导致全球性的惊讶和许多国家政府的措手不及；而且是建制派普遍轻敌造成的，否则希拉里落选不会如此失望。特朗普非常自以为是，要通过完全推翻过去自由主义国际传统来实现“美国的再次伟大”，这就可能导致一个民族主义故态复萌的世界秩序。这是西方全球主义势力无法接受的。
特朗普上台后的一些所作所为所显示出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遭到盟国的反对，体现的正是这种不接受，如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限制移民流入，（暗中）支持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对盟国的钢铝、汽车加征关税，退出巴黎协定，甚至扬言要退出WTO，等等。即使是在对华问题上，其所采取的加征关税的作法都是与自由主义传统相违背的。正是如此，在美国大搞贸易战之时，欧盟与日本却不断发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并且近来以非常快的速度签署了自贸协定；同时，欧盟与日本也在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包括中国）进行自贸区谈判，希望通过这些来牵制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
除了这些分歧外，特朗普个人的行事风格和策略也破坏了西方之间协调传统，使得分歧得以加剧。美国过去在与盟国进行协调过程中，遇到分歧时也会发生争执，但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特朗普这样，不顾其领导国的基本形象和风范，对盟国公开出言不逊，怠慢甚至侮辱；对共同的事业（如北约）不以为然，随意贬损。过去美国与盟國遭遇分歧时，美国对盟国不服从的指责基本上是文雅的。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批评西欧的不配合时最重的话只不过是“老欧洲”（即跟不上发展的欧洲）和“新欧洲”。而现在特朗普竟然指责欧盟是“敌人”。过去美国与欧盟协调中很注意策略，很好地运用分化战略，通过拉与打的策略，形成集体对少数的优势，迫使少数西方国家屈从于美国的要求。最突出的事例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利用其他盟国对日本出口优势的担忧，联合西欧“批斗”日本，迫使日本接受美国的要求，签署“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减少日本出口对美欧的经济压力。而现在特朗普是“有勇少谋”，甚至“为渊驱鱼”，把自己弄成“孤家寡人”，使盟国一致对美，在美国对华的贸易战上“作壁上观”。弥合分歧的前景
特朗普这一反传统的“旋风”是否会持续下去，让西方协调的传统走到尽头？应当说，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这种结果，正如基辛格所说，会把欧洲变成“欧亚大陆的附属物”，把美国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孤岛”，这是任何一个西方阵营的精英不愿看到的结果。西方国家之间经历战后几十年的磨合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协调机制，更重要的是战后西方资本的日益融合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和认知共同体。它们可以容忍特朗普的一些“任性”言论，但不会容忍他出格的政策毁了共同的事业。虽然目前特朗普由于在贸易战的民粹主义言论赢得了一些国内“民意”，但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仍有一些其他方式如法治可以约束特朗普，“通俄门”是制约特朗普“出格”的最大利器。这种利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制约着他，如在改善对俄关系上。特朗普如果想要赢得连任，或者在接下来的任期内较为顺利地实现执政目标，决不能以牺牲国内和盟国的全球主义势力的利益为代价。这是由美国的国内社会政治基础决定的，也是西方长期的政治传统决定的。
事实上，特朗普在竞选和执政过程中，都没有损害大公司的利益。“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希望通过使跨国资本回流美国促进美国的制造业，并不是为了损害其利益。特朗普上台以后，为实现这一目标也在采取措施讨好美国的跨国资本，如大幅减税，进一步放松国内的经济管制，实质是在利诱资本回流。但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正在抵消这种优惠，已经逐渐引起国内和盟国的全球主义势力的不满。
目前，特朗普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或者是迫于压力开始调整策略，如承诺暂停对欧盟的钢铝与汽车征税，并要与欧盟要进行“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谈判，不久也要与日本进行类似的谈判，希望以此来缓和与盟国的分歧。如果这一切得到实现，实质上是在回到其上台前TPP和TIPP的老路上（当初的TPP和TIPP都包括了这些内容）。这也就使得西方有可能在对华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但就未来的前景来说，特朗普是否会信守承诺，对其盟国完全放弃经济民族主义的作法，这是西方能否弥合分歧的关键所在。基于选举考虑，以及从目前美国经济状态来看，让特朗普完全放弃对盟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作法，可能一时还难以做到，这也不符合他的个性。即使有转变，也需要有一定的过程。
在对付中国问题上，西方国家之间能否进行合作，既取决于美国与其盟国上述合作能否成功，还取决于西方企业是否愿意在全球生产链中绕过中国。西方企业绕过中国后的利益得失是西方国家得以合作的关键。如果西方企业放弃中国后可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那么西方国家在对华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很大；如不是，则可能性很小。这样就产生了中国如何反制的問题。
目前，中国也在积极地分化西方，并通过相关措施来防范西方国家可能的对华的统一战线，如保持经济增长、扩大开放、促进消费、增加进口、相应地调整过去一些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作法。这些既是中国分化西方国家重要的经济基础，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须。另外，中国还在国际舞台上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积极倡导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大力对外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大限度地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一些疑虑，与西方的全球主义势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因此，中国反制的努力也是决定西方国家能否弥合分歧的重要因素。
但中国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必须做好最坏情况的打算。因为西方国家目前对中国的许多共同要求涉及到中国基本制度，涉及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利益，这是没有妥协余地的。为此，中国应当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通过开拓新的市场规避西方对中国的“规锁”。
注释
[1]Robert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7-109.
[2][美]弗朗西斯·加文：《黄金、美元与权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严荣译，2011年，第43～49、75～80、175～180页。
[3]《基辛格：特朗普结束了一个时代只是他自己没意识到》，https：//news.china.com/zhsd/gd/11157580/20180725/32730060.html。
[4]这一点应感谢复旦大学沈逸教授给我的指点。他让我阅读了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相关资料和统计，分析了中国作为芯片消费国的优势。
[5]John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36（1982 spring）， p. 393.
[6]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界定，参见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p. 2-3。
[7]在《烈焰与怒火：特朗普白宫内幕》中，作家沃尔夫详细披露了在大选结果揭晓当日特朗普竞选团队众人的反应。书中提到，现任总统特朗普及其搭档、助手、家人都被即将胜选的事实惊得目瞪口呆。
责 编/杨昀赟
【摘要】西方国家在战后已经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边主义的协调传统，目的是维护其对世界的制度主导和实力支配。虽然在2008年之后，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矛盾与危机以及中国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有再次调整世界秩序的共同愿望，但自由主义根基和维护霸权的目的性没有变化。这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资本融合、利益共生的结果。特朗普意外上台后采取的对华政策虽有“规锁”中国的功效，但其一系列不分青红皂白的民族主义手段有悖于自由主义基础，搅乱了多边协调传统，伤害了盟国的利益。而且，特朗普的个性也加剧了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但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培育起来的共同利益以及内部的协调机制，目前特朗普也在进行调整，西方国家之间开始出现回归合作与协调的动向。
【关键词】西方协调 西方分歧 自由主义传统 经济民族主义 贸易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8.001
冷战结束后，经过四十多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政治经济的整个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西方各国内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使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这导致西方国家内部对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产生不同的认知，形成了不同的应对方案。在西方国家的国内层面，出现了社会撕裂，如英国脱欧带来的社会内部争执，特朗普执政后引起的国内政治内讧；在国际层面上也带来了民粹主义的“本地优先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对立，如西方国家间在贸易、生产全球化、移民收留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龃龉与争吵。
尽管目前西方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彼此之间仍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主要表现为：希望共同维护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世界的主导影响，以及西方国家在整个世界的支配作用。这一基础是西方世界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共同应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挑战而建立起来，并且随着西方资本在战后逐步融合而巩固下来的。而且，在这种共同的利益下，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协调的传统。
目前整个世界再一次进入了调整期。在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发生变化，旧规范、旧制度失灵以及各国都认为需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情况下，西方国家间出现分歧与争吵是正常的现象。因为西方国家之间重新协调必然会带来阵痛，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成本的重新分担。但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与以往美国政府在调整中的行为相比，作风粗暴，出尔反尔，蛮不讲理，完全没有过去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中美国首脑的“（伪）君子风范”。特朗普“真小人”的作风，与他靠民粹主义蛊惑上台、过去没有任何从政经历、不懂过去西方内部自二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政治传统与规矩有关。目前美国的一部分精英乐见这位“草莽”不择手段地快速推进整个世界秩序以有利于美国的再调整，但也不会容忍其过度出格，损害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如果特朗普破坏了大局，伤及西方国家多年来培养起来的共同利益，可能随时会被赶下台，因为他有一些“小辫子”被人捏在手上，如“通俄门”。因此，目前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是一种特定调整时期的正常争吵现象，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只是特朗普个人的作风与素质使这种分歧放大了，非传统化了。一旦西方国家之间达成妥协，他的后继者或特朗普本人（在其以后的任期）都会修补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这是由西方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回顾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之間的合作与争执的历史，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如果看不到这一方面，过分乐观地期待西方国家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中分裂是不现实的。西方国家协调的传统和共同的利益
战后西方国家在美国的主导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多边主义协调传统。这种多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首先，遵从确定下来的国际制度规范，为此建立了一种彼此监督与评估的国家政策机制，以保证各国的政策不会由于国内压力而偏离国际规则。其次，承认各国的政策存在着影响他国的外部性，各国在决策时应当考虑这种外部性影响，服从于整个体系的要求，其他国家可以理解以及容忍一国由于困难而出现暂时的例外。再次，这种协调是以一种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为前提的，但这种权力结构既不是完全自上而下、等级式的，也不完全以民族国家为相互作用的主体（公司以及一些公民社会参与其中）。在这种权力框架下，通过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维护共识，但在这种谈判过程背后，各方实力的大小是彼此潜在考虑的因素。第四，当国际经济基本行为规范似乎不再有效时，各国要加强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在没有明确规范时，各国尤其要加强政策协调。最后，在国际协调中，各国的对外机构，如金融财政部门、外交部门比其他职能主要对内的部门拥有更大的主导权。[1]
这种被学者称之为“国家的国际化”的多边协调机制其实是一种以实力大小来决定利益分配与成本分摊，以强弱来决定彼此的让步与妥协程度的机制。在这种协调机制下，西方国家之间在制度规范的确定、相互之间的政策调整过程中会发生争执与分歧，特别是在重大的调整期和权力分化期，如20世纪70年代，这种分歧与争执尤为激烈，但最终都能通过这种机制相互妥协并加以解决。因为美国的超强实力，其西方盟国在共同的利益下，整体上都是按美国的节奏进行协调，美国的方案是协调的主基调，而美国基本上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盟国的要求，或者说各国会在既有的多边机制下讨价还价。
在美国国力鼎盛时（如二战结束时、苏东集团瓦解时），西方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强势，往往以遵从美国的意志换来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让步而告终。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酝酿过程中，英国就屈从了美国的“怀特方案”，换来的是美国同意英国坚持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国家干预权。战后欧洲重建计划中，美国就利用西欧各国的经济窘境，利用援助迫使西欧各国放弃了战前与战时采取的经济管制措施，而美国则同意对西欧国家开放市场，容忍西欧国家暂时不执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稳定汇率的规定。冷战结束后，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虽然最终的谈判结果整体上是按美国的意愿达成的，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照顾了一些重要盟国的利益，如农产品协议、文化产品上都顾及了一些盟国的要求。
即使是美国在西方协调中占主导地位，但如果其行为存在过度过当的倾向，也会受其盟国的制约。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曾有扩大战争、使用核武器的想法，西欧盟国的劝告与制约是使美国放弃这一念头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时候，美国会更多地顾及盟国的要求。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导致其盟国不堪忍受，纷纷批评美国过度关注越南事务，消耗精力与财力，而忽视西欧以及苏联这一最大威胁的重要性。这也是美国从越南逐步抽手的原因之一。
在西方的军事与安全协调中，美国的主导地位往往是以承担更多的成本为代价。二战后到现在，基本是美国负责出钱出兵，盟国相应协从并尊重其领导权。比如在分摊军费问题上，美国至今承担着北约75%的费用。虽然随着美国国力衰落，不断地要求盟国增加费用，但每次都经历争吵与讨价还价。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美国就有过通过减少在欧驻军缓解财政压力的打算，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行政当局都曾试图以减少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来削减美国的收支赤字，但由于担心此举会影响美国对盟国的政治领导，导致严重的战略问题而作罢；为此美国要求盟国为其分摊军事开支，但西欧不愿增加军费而影响其国内经济增长与福利，双方在争吵中讨价还价，但最后盟国都顺应了美国的要求，一定程度增加了军费。[2]所以，战后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在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争吵而不分裂的大家庭”格局。比如，上世纪60年代闹独立最凶的法国，即使是在与美国争执最厉害的时刻仍宣称自己是西方大家庭的一员。
然而，特朗普的意外当选产生了一位不懂西方政治传统与规矩的美国总统。他没有执政经验，并且以“反政治正确”和煽动民粹上台，加之他个人自大、自恋的品行，西方合作传统屡被这位“草莽”打破。在目前西方最需要进行协调以进行国际秩序再调整的情况下，特朗普的作法有可能会坏了大事，甚至可能分裂西方的联盟关系，破坏现有秩序中西方共同希望保存的内容。基辛格最近一番评论很能反映这一点，他说：“我认为特朗普可能是历史上不时出现的那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并迫使一个时代抛弃旧有伪装的人物之一。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明白这一点，也不意味着他正在考虑任何合适的替代方案。这恐怕只是一个意外。”“一个分裂的大西洋将把欧洲变成‘欧亚大陆的附属物，美国将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孤岛。”[3]就是说，西方目前都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进行再调整，在这一点上，美国与西方其他国家是一致的；但是，如何再调整，特朗普并没有提供西方国家共同认同的方案。虽然特朗普上任以后要“强力”与过去政府的作法“分道扬镳”，但弄不好则会破坏二战结束后西方赖以主导世界的根本秩序，甚至可能导致西方联盟的分裂。
目前西方国家的共同之处有两个方面：一要应对中国发展带来的冲击，防范中国进一步发展对西方的霸权产生“制度冲击”和“实力冲击”；二是用什么样的规则来替代当前的规则，重塑世界秩序，维护西方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
防范中国利用现行国际制度进一步发展，从而造成对西方霸权的冲击，这是西方国家目前的共同利益。重新调整国际经济制度，或者迫使中国按西方的要求修改其基本制度，这在西方国家间是一致的。因为让中国按目前的模式在现行的国际制度发展下去，会从根本上动摇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世界霸权。这种战略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刚有起色后就开始出笼了。从2011年开始的“亚洲再平衡”，到涉及中国周边的海洋权益的争端如南海问题，再到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TIP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谈判，都是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协调，重新调整政治与经济战略，重新制订世界经济规则以限制中国的重要举措。这些举措的核心就是不让中国利用现行的国际制度进一步发展，限制中国的影响力，这就是所谓的“规锁”（confinement）中国战略。在2017年WTO布宜诺斯艾利斯年会上，西方联合向中国发难，指责中国在产业政策、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和补贴等问题上有悖“自由贸易”，共同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足以证明这一点。2018年中美贸易战中，西方国家在指责中国通过国家力量搞“不公平贸易”、强制知识产权转让、进行产业引导发展高科技上都是高度一致的。它们在南海问题上的高度一致也反映了这种共识。美国在南海搞所谓的“航行自由”“不允许中国改变现状”；某些西方盟国虽然自知能力有限，但也不时地跳出来“刷一下存在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之间存在着建立反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特朗普政府能重新调整其策略，對其欧洲盟友做出一定的让步，在全球主义的框架下应对中国问题，完全有可能出现对华的西方统一战线。
另外，对世界秩序的再调整也是在西方有着共同的认知。经过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西方社会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西方国家普遍感到有必要进行世界秩序的再调整，寻求“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方案。这大体可以从过去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TIP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看出端倪，即用“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来规约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通过全球协调应对新的全球问题的挑战。但可以看出，这一切都是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前提的。特朗普搅局产生的分歧
特朗普上台后，打断了这一进程，也破坏了西方的协调传统。虽然他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在对付中国上具有过去“规锁”中国战略的相同效应，甚至在力度上更“野蛮”，但问题是这一政策的结果既伤自己，更伤盟友；更严重的是，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带来的调整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世界秩序，如上台就废了TPP方案，也不再与欧洲人谈TIPP，并且要用经济民族主义来重振美国经济，实现“美国的再次伟大”，这是西方盟国、甚至美国国内的全球主义势力所不愿接受的。
西欧与日本大体上仍然坚持着过去的对华方案——制度规约，即通过新建制度迫使中国“改弦更张”。这就是日本在美国退出TPP后仍在推动TPP，西欧与日本继续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达成成果的原因。而特朗普对付中国却用的是民族主义的关税和贸易战的手段，希望以此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停滞，迫使中国就范。但是，这一手法与其盟国的全球主义作法形成了对照。
中国目前已深入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美国企图通过关税来直接“打压”中国，必然会伤害其盟国甚至是本国公司的经济利益。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且最有效率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制造出现“停摆”，西方许多公司也会出现“停滞”。目前在许多产业中，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西方可以找到替代中国的新制造基地。以通讯产业为例，据有关机构统计，中国消耗了全球55%的半导体芯片。如果中国芯片需要由于贸易战而大幅下降，世界重要的芯片生产商（包括制造设备商）也将失去大量市场。可以说，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替代中国目前在通讯制造业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制造水平上。[4]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中国制造产生的需要形成了对供应的制约。美国希望通过关税、甚至一些高技术产品“断供”的方式（可以说，这是美国对付中国“黔驴技穷”的表现）让中国“难受”，也导致了许多西方公司不“好受”。其次，关税既给中国经济造成伤害，同时也导致许多西方在华企业受害。中国出口的一般产品的40%、高科技产品的2/3来自外资企业，贸易战必然影响在华外资企业的利益。即使在全球生产链中，美国希望通过关税来“去中国化”，再投资成本、过去在中国的“沉淀”成本都是巨大的。另外，由于中国市场的庞大，包括美国公司在内，谁也不想放弃这块诱人的“蛋糕”。中国在2017年已经成为基本与美国比肩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加之中国近来推出一系列开放市场的举措，西方公司很难抵挡住经济诱惑。可以说美国目前还没有想出既不伤害自己与盟国，又能伤害中国的好方法。所以，在西方内部，包括美国内部，在特朗普对华贸易战问题上的分歧是必然的。
目前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二分歧，也可能是最大的分歧，是对特朗普要调整的世界秩序不可接受性。特朗普靠的是民粹煽动上台，靠的是借助“美国优先”赢得选举。这一套是反西方现有体制与传统的，这是西方国家之间根本的分歧所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主流上都相当注意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因为经济民族主义是过去两次大战的经济社会根源，也是政治极端主义如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温床。所以，不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的国内和国际体制都是自由主义主导。冷战期间是一种“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冷战后是新自由主义。
嵌入式自由主义“……不是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而是性质上是多边主义的；不是贸易和金本位的自由主义，而是建立在国内干预基础上的多边主义”。[5]说白了，嵌入式自由主义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通过制度化的协调为各国在国内实施福利国家政策提供国际空间。新自由主义是冷战结束前后兴起一种类似于19世纪古典“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它的核心是宣扬自由，反对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鼓吹自由是恢复增长和效率的基础。[6]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全球主义，通过全球协调来约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为资本在全球营造自由经营的环境。战后，自由主义在西方被视为天然“政治正确”，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由于西方资本的高度融合，跨国资本通过全球主义来限制国家的作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西方精英阶层中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具有现实重要性。虽然目前在西方国家内部存在两种经济成份——面向全球市场的经济成份和民族经济成份，但由于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全球主义势力仍主导着西方的政坛。特朗普上台“恐怕是一个意外”，连他自己都不曾料到[7]，否则，特朗普当选不会导致全球性的惊讶和许多国家政府的措手不及；而且是建制派普遍轻敌造成的，否则希拉里落选不会如此失望。特朗普非常自以为是，要通过完全推翻过去自由主义国际传统来实现“美国的再次伟大”，这就可能导致一个民族主义故态复萌的世界秩序。这是西方全球主义势力无法接受的。
特朗普上台后的一些所作所为所显示出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遭到盟国的反对，体现的正是这种不接受，如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限制移民流入，（暗中）支持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对盟国的钢铝、汽车加征关税，退出巴黎协定，甚至扬言要退出WTO，等等。即使是在对华问题上，其所采取的加征关税的作法都是与自由主义传统相违背的。正是如此，在美国大搞贸易战之时，欧盟与日本却不断发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并且近来以非常快的速度签署了自贸协定；同时，欧盟与日本也在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包括中国）进行自贸区谈判，希望通过这些来牵制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
除了这些分歧外，特朗普个人的行事风格和策略也破坏了西方之间协调传统，使得分歧得以加剧。美国过去在与盟国进行协调过程中，遇到分歧时也会发生争执，但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特朗普这样，不顾其领导国的基本形象和风范，对盟国公开出言不逊，怠慢甚至侮辱；对共同的事业（如北约）不以为然，随意贬损。过去美国与盟國遭遇分歧时，美国对盟国不服从的指责基本上是文雅的。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批评西欧的不配合时最重的话只不过是“老欧洲”（即跟不上发展的欧洲）和“新欧洲”。而现在特朗普竟然指责欧盟是“敌人”。过去美国与欧盟协调中很注意策略，很好地运用分化战略，通过拉与打的策略，形成集体对少数的优势，迫使少数西方国家屈从于美国的要求。最突出的事例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利用其他盟国对日本出口优势的担忧，联合西欧“批斗”日本，迫使日本接受美国的要求，签署“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减少日本出口对美欧的经济压力。而现在特朗普是“有勇少谋”，甚至“为渊驱鱼”，把自己弄成“孤家寡人”，使盟国一致对美，在美国对华的贸易战上“作壁上观”。弥合分歧的前景
特朗普这一反传统的“旋风”是否会持续下去，让西方协调的传统走到尽头？应当说，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这种结果，正如基辛格所说，会把欧洲变成“欧亚大陆的附属物”，把美国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孤岛”，这是任何一个西方阵营的精英不愿看到的结果。西方国家之间经历战后几十年的磨合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协调机制，更重要的是战后西方资本的日益融合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和认知共同体。它们可以容忍特朗普的一些“任性”言论，但不会容忍他出格的政策毁了共同的事业。虽然目前特朗普由于在贸易战的民粹主义言论赢得了一些国内“民意”，但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仍有一些其他方式如法治可以约束特朗普，“通俄门”是制约特朗普“出格”的最大利器。这种利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制约着他，如在改善对俄关系上。特朗普如果想要赢得连任，或者在接下来的任期内较为顺利地实现执政目标，决不能以牺牲国内和盟国的全球主义势力的利益为代价。这是由美国的国内社会政治基础决定的，也是西方长期的政治传统决定的。
事实上，特朗普在竞选和执政过程中，都没有损害大公司的利益。“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希望通过使跨国资本回流美国促进美国的制造业，并不是为了损害其利益。特朗普上台以后，为实现这一目标也在采取措施讨好美国的跨国资本，如大幅减税，进一步放松国内的经济管制，实质是在利诱资本回流。但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正在抵消这种优惠，已经逐渐引起国内和盟国的全球主义势力的不满。
目前，特朗普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或者是迫于压力开始调整策略，如承诺暂停对欧盟的钢铝与汽车征税，并要与欧盟要进行“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谈判，不久也要与日本进行类似的谈判，希望以此来缓和与盟国的分歧。如果这一切得到实现，实质上是在回到其上台前TPP和TIPP的老路上（当初的TPP和TIPP都包括了这些内容）。这也就使得西方有可能在对华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但就未来的前景来说，特朗普是否会信守承诺，对其盟国完全放弃经济民族主义的作法，这是西方能否弥合分歧的关键所在。基于选举考虑，以及从目前美国经济状态来看，让特朗普完全放弃对盟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作法，可能一时还难以做到，这也不符合他的个性。即使有转变，也需要有一定的过程。
在对付中国问题上，西方国家之间能否进行合作，既取决于美国与其盟国上述合作能否成功，还取决于西方企业是否愿意在全球生产链中绕过中国。西方企业绕过中国后的利益得失是西方国家得以合作的关键。如果西方企业放弃中国后可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那么西方国家在对华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很大；如不是，则可能性很小。这样就产生了中国如何反制的問题。
目前，中国也在积极地分化西方，并通过相关措施来防范西方国家可能的对华的统一战线，如保持经济增长、扩大开放、促进消费、增加进口、相应地调整过去一些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作法。这些既是中国分化西方国家重要的经济基础，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须。另外，中国还在国际舞台上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积极倡导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大力对外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大限度地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一些疑虑，与西方的全球主义势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因此，中国反制的努力也是决定西方国家能否弥合分歧的重要因素。
但中国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必须做好最坏情况的打算。因为西方国家目前对中国的许多共同要求涉及到中国基本制度，涉及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利益，这是没有妥协余地的。为此，中国应当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通过开拓新的市场规避西方对中国的“规锁”。
注释
[1]Robert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7-109.
[2][美]弗朗西斯·加文：《黄金、美元与权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严荣译，2011年，第43～49、75～80、175～180页。
[3]《基辛格：特朗普结束了一个时代只是他自己没意识到》，https：//news.china.com/zhsd/gd/11157580/20180725/32730060.html。
[4]这一点应感谢复旦大学沈逸教授给我的指点。他让我阅读了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相关资料和统计，分析了中国作为芯片消费国的优势。
[5]John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36（1982 spring）， p. 393.
[6]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界定，参见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p. 2-3。
[7]在《烈焰与怒火：特朗普白宫内幕》中，作家沃尔夫详细披露了在大选结果揭晓当日特朗普竞选团队众人的反应。书中提到，现任总统特朗普及其搭档、助手、家人都被即将胜选的事实惊得目瞪口呆。
责 编/杨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