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尔康文集》
关键词 《冯尔康文集》，清史，社会史，宗族史，史料学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0-0066-07
国际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冯尔康先生的10卷精装本《冯尔康文集》，前不久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尔康先生治史，学术专精于清史的研究，视野广阔于多领域开拓，尤着力于清史、社会史、宗族史和史料学等领域之研究，出版著作总计约60部。其《冯尔康文集》①包括：《清史专题研究》《雍正帝及其时代》，《社会史理论与研究法》《徽学研究》《文化史散论》，《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清代宗族史论》《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史料学研究》和《师友述怀：序跋题记》，细分为57组、393篇文论，4242页，455万余字，鸿篇巨制，成就斐然，卓立史林，令人敬佩。
尔康先生学史、治史已65年，他立铭自勉：“学无止境，是我治学的座右铭。”②就是说，尔康先生自踏入史门，直到老年，始终都孜孜以求，不断有硕硕成果。我粗读《冯尔康文集》后，感慨于胸，笔著于文。下列五题，分别阐述。
一、事有因缘，学有根源
树有根，水有源。治史而有大成就者，必学有根源。冯尔康先生治史，其根其源，试做探究，这自然要从南开大学历史系说起。
尔康先生于195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其时史学大家郑天挺教授主政南开大学历史系，其“办系以最有名的大学为追求目标，向往高品质的学系，要达到并驾齐驱的境地，既不虚夸先进，也不落后于人”。③尔康先生在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明清史研究重镇”里学术徜徉，不追名，不逐利，身上不挂行政官职，头上未戴社会光环，埋头读书，潜心治学，孜孜汲汲，65载。其学术论著，既影响于今，必传诸于后。
尔康先生在“文集”《师友述怀·序跋札记》卷里，忆述其恩师郑天挺先生有五篇文章，即《探微治史 泽被学林——郑天挺先生办学、治学精神常青》《景仰历史学家、教育家郑毅生师》《学者教育家郑天挺先生》《从学琐记——兼述郑毅生师的学术成就》和《回忆郑毅生天挺师》，还有几篇纪念、追忆郑先生生平的文章，以及参与主编纪念郑天挺先生的多部著作。感恩、追忆、纪念郑天挺教授，其文之多，言之详，述之细，学之笃，情之深，意之切，读来感人，也受启迪。
尔康先生说：“郑天挺先生引导我走上史学之路。”郑天挺先生“秉承自蔡元培校长以来历任校长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特别坚持‘保卫学术自由的传统”。④郑先生在授学26年间，开设如古地理学、校勘学、文字学、目录学、史料学、档案学、历史研究法、魏晋史、隋唐史、元史、明史、清史等课程。尔康先生除选修郑先生部分课程外，日常问学，聆听教诲，亲密交往。尔康先生向郑天挺恩师受教治史，求“博、精、深”，要“求真、求用、求新”，从而得到了恩师治学的真谛：怎样读书、怎样治学，怎样做人、怎样做事，这都从郑天挺先生的言行中找到根因。他遵循郑先生的教诲，习史、治史者既要认真读书，又要严肃著述，“不可不掌握原始资料，不能空发议论”。尔康先生是郑先生的真传弟子，沿着郑天挺先生治学路子走来，终成一代史学大家。这组文章引领读者找到尔康先生治学成就的源头，也找到研治学术的路径。从而，往下就可以通览他学术研究的江河。
学师必尊师，尊师要学师。尔康先生尊师、学师，以师为榜样，且学且行。他在文集中除郑天挺先生外，还撰写专文忆述雷海宗、谢国桢、杨志玖、吴廷璆、杨翼骧、来新夏等一代南开史学教授名家。
冯尔康先生的耄耋学旅，是研学治史的学术历程。他说自己的追求有两个：一个是求新（新研究方向、新观点、新材料），另一个是求真，独立思考，追求对历史真相的认知。为此，他的学术追求是：“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揭示历史真相，温故而知新，知人论世，给读者以智慧的启迪，为社会服务。”他概括中国史学史上有两种传统：“我从中国史学史中发现两种传统：一种是粉饰史学传统，也即哈巴狗史学;另一种是务实史学传统，即争取说实话的史学。”①于前一种，笔者忆起苏轼在《书和靖林处士诗后》中，引北宋林逋诗云：“茂陵他日求遗草，犹喜曾无封禅书。”②他选择要做后者，但这需要勇敢。我曾经说过，做一个真正的史学家，首要的品格是勇敢。有人不理解，史学家不就是看看古书，写写文章，怎么会需要勇敢的精神和品格呢？殊不知在皇权天下，在专制时代，不做哈巴狗史学家，而做务实的史学家，有时是要杀头的。尔康先生在“文集”中引述了“董狐之笔”和“崔杼弑其君”两个典故。前者，“董狐书‘赵盾弑君，仲尼谓之‘良史”。③后者，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国君，《左传》记载：太史公书“崔杼弑其君”，遭杀;其继者仍书之，又遭杀;后继者再书之，再遭杀;太史公之弟仍书，没有被杀;时“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④这是为真理、为科学而前仆后继的先贤。所以，做一个真正的史学家，首要的品格是胆量即勇敢。尔康先生数十年来，一直在坚持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就是敢创新，敢务实，敢说真话，敢做实学。尔康先生治史，追求“务实史学”，做一个“务实学者”。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风向，多次变换，但他坚守自己的治史信念，脚踏实地，彳亍前行，低头耕耘，抬头收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多年来，第一代著名史学家，多在1949年前大学或研究所毕业，且已有著作问世，并具社会影响，而后继续耕耘，成为一代史学大家。如北京大学邓广铭、向达，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白寿彝，南开大学郑天挺、雷海宗，中山大学陈寅恪，复旦大学谭其骧，四川大学徐中舒，厦门大学傅衣凌，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颉刚、胡厚宣、杨向奎等。第二代史学家多在1949年后读中学、大学，并从事史学研究，继往开来，且有重要史学著作并具社会影响者，尔康教授应名列其中。
检验史学家的成就，主要不看其官职有多高大，其光环有多鲜亮，而主要看其学术成果、学术贡献和学術影响。尔康先生在史学领域的贡献有哪些呢？
二、根基深厚，精研清史
尔康先生在清史领域中，著述颇多，成果亦丰。他说：“研究的领域，以断代史的清史为根基。”⑤他又说：“清史，是我花精力最多的研究领域，研治范围较为广泛，社会史和宗族史是重点所在。论文有总论清史特点和清史研究法、历史事件与人物、女性史、社会经济史，乾嘉之际民间社会生活史，地方史等方面。”
“文集”收入专论清史的《雍正帝及其时代》《清史专题研究》和《清代宗族史论》3卷，还有散见于其他集中若干篇论文。《清史专题研究》收录其清史研究综论、历史事件与人物、女性史、经济史、地域史五个方面，收文48篇。可见其学术的视野之宽、著述之勤。《清代宗族史论》后文有评，这里重点评述他关于“雍正帝及其时代”的研究。
尔康先生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关于雍正帝及其时代的研究。冯先生治学，既宽泛，又集中。特别是选择一个突破点，就是雍正帝及其时代的研究。
清史，资料极其庞大繁杂，范围极其广阔深远，而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怎样进行研究？尔康先生为初治史者，提供一个可借鉴的学术路径。这就是：选择一点，集力突破，纵深发展，会有大成。苏东坡有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①就是说，既要身入此山中，又要站在此山外。观山景应如此，治学问也如此。尔康教授治清史，第一步是深入清史，花30年时间，博览群书，不拘其杂，不限其繁，朝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目标行进。诸如《清实录》《明实录》、历史档案、文集笔记、地方志书、契约文书、谱牒家书、碑刻墓志、各种方略、国外文献等。从后来尔康先生《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史料学研究》三书中，可以窥见他博览群书所下的大功夫、花的大气力。
治学，往往有两种不可取却多见的研究方法：其一是钻进深山，皓首穷史，沐浴书海，博览群书，被书淹没，跳不出来，事倍功半，为治学之忌;其二是山外观景，浮光掠影，略有小获，浅尝辄止，未能深入，终无大成，及至暮年，则悔之晚矣。
尔康先生走的是治学正路，既钻进去，又跳出来。他以研究清代一个人物、一个时代——雍正帝及其时代为突破口。1985年，尔康先生的《雍正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应是民初以来，第一部全面研究雍正帝的学术传记。《雍正传》是尔康先生学术成名之作，也是其进入清史学术殿堂的入门之作。这部书的学术贡献在于：
其一，时代领先。雍正帝及雍正朝的历史，近三百年来，或被捧上天堂，或被贬下地狱。辛亥反满派为了政治需要，丑化雍正，妖化胤禛。雍正帝是承康熙启乾隆的关键性历史环节，这既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个选题抓得准，抓得好。此前，有黄培《雍正时代的密折政治》（自印本，1959年）和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②此后，有曾小萍的相关研究等，都有贡献。但或晚于冯著，或非雍正帝之全面研究，抑或影响不及。尔康先生经过30年史料、观点、学识的积累，着手撰写自己第一部学术专著——《雍正传》。此前，从1980年开始，他连续发表研究雍正帝的论文，为撰写《雍正传》做了学术准备。他回忆说：“早在80年代末，我已有几部书问世。我自认为《雍正传》将是我的代表作，以后难以写出那样扎实的作品了。那是因为《雍正传》和80年代初期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皆系多年资料积累之作、潜心研究之作。90年代以后，多少沾染上时代的浮躁病，虽仍然重视证据的搜集，然而不那么丰富就写文章了。”③上引结尾之语，应是自谦之词。
其二，不断出新。在《雍正传》出版前后，清朝12帝都出了传记，形成一条清史的学术链条。尔康先生的《雍正传》出版后近30年间，先后在北京、上海、台北等地出版五种版本，不断修订，不断完善。而后，2009年又推出《雍正帝》北京和台北两种版本。再后，连续出版《雍正皇帝》《雍正继位之谜》《雍正继位新探》《雍正帝及其时代》，以及《雍正皇帝全传》（合著）、《清朝通史·雍正朝》（合著），总计专著12部，合著2部，共有14部，历时60年，锲而不舍，不断求新，将雍正帝及其时代之研究推到更高的学术境界。冯尔康教授于雍正帝之研究，在清史研究领域独步，既没有先例，亦或无后者，无人可以置疑。
其三，学术影响。“我写帝王传记，称赞雍正皇帝为杰出君主，但在观念上绝不是鼓吹帝王崇拜，相反，是批判皇帝崇拜心态，以便克服这种传统的不健康的心态。”④他又说：“（我）从不同的侧面、角度论说雍正帝及其时代的历史。我写这些书，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我探讨了雍正继位之谜，雍正帝刚毅、刻薄的性格，他的政治变革，雷厉风行的政治作风、用人观念和措施，学术界雍正史研究状况，而后从事综合研讨形成专著。”⑤就是说，于雍正帝之研究，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分到合，由专到通，由史料到观点，由国内到国外，其视点之高，视野之广，资料之详，探索之深，用力之勤，著述之多，将雍正帝及其时代之研究推向一个学术的高峰。
与上同时，社会史研究是尔康先生在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另一重要成就。
三、社会历史，领先风骚
尔康先生从读大学历史系本科、留校助教、做研究生、乃至今日，学史、治史所耕耘的学术高地，自己首列为中国社会史学。他将全书的《自序》，置于《社会史理论与研究法》卷首，就是一个例证。⑥本卷收录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文章有32篇之多。且散见于其他各卷者亦有。尔康先生将社会史研究列在清史之前，足见其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之重视、心力与成果。
史学研究贵在求真实、求创新。尔康先生说：“我研治历史，最主要的想法有两点：一是在主观条件可能的情形下追求独立思考，讲真实历史，说实话;另一是求新，关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方向。”①这求真、求新两条，是冯尔康先生治史的基本守则。他在社会史学领域的拓荒、建树和成果，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先是，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史学研究的重点课题是所谓“五朵金花”——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汉民族形成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有的大学历史系只开“四门历史课”——农民战争史、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②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在当时也有开设的缘由，但比较单一，且倾向性强。其时，大学的社会学系全被取消，自然社会史的研究也不受待见。在那个时期，“学术界没有社会史观概念，只有阶级斗争理论”。如果发表社会史文章，往往要带上阶级斗争词语的红帽子。于社会史之研究，尔康先生说自己经历了三个过程：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是不自觉的阶段;80年代初，随着文化环境变化，进入自觉的阶段;90年代后，进入积极的阶段。1949年以来，历史学研究由古代“帝王庙堂史学”，到那段“阶级斗争史学”，再到复兴“民众社会史学”。尔康先生為研究、推动社会史学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其一，开拓精神。社会史研究这个学科，在西方早已存在，中国在结束帝制后，随着社会学的引入，社会史学在历史学领域已生长幼苗。而后，随着社会学系停办，社会史学研究也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批判旧的僵化思想，兴起新的学术风气，社会史学复苏，出现学术生机。尔康先生有着学者的敏锐与担当、勇气与魄力，率先提出开展社会史研究的倡议，并著文：“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③应当说，在当时许多学者“惊魂未定”的状态下，说这番话是有风险的，也是需要有学术胆识的。随之，1986年，在南开大学举行“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数年后创立中国社会史学会，尔康兄当选为创会会长。这标志着消失的社会史学科的复兴和发展。而后每两年举行一次学术研讨会。他在南开大学开社会史课，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歷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社会史学恢复，尔康先生以筚路蓝缕、率先开创之功，载记于学术史册。
其二，学术硕果。从1986年开始，不断推出新的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他先力倡并获得支持，在南开大学开设社会史课程，同时发表《开展社会史研究》（1986年）、《古人社会生活琐谈》（写于1988年）、《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社会结构史研究》（1993年）等论文，进而出版《中国社会史概论》（2004年），最新出版《社会史理论与研究法》（2019年）等。后者，著录文论分为6组共38篇，于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回顾与前瞻、深化与拓宽、特点与内涵、社会研究与等级分析、研究视野与学科建设等均有新见。他提出社会史学的定义、对象、范畴、任务、功能、作用、方法，为推动社会史学发展贡献有益学见。
其三，拓展内容。社会史研究涉猎多方面内容。如女性史、生活史、生命史、民俗史、文化史、地域史，以及出版《文化史散论》等。对于地域史中的徽学，尔康先生下了很大的工夫，出版《徽学研究》专卷。他说：“由于大量徽州契约文书被学术界发现，以及明清时期徽商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学术界乃开展专门研究，由此诞生‘徽学。我的介入点主要在名族（宗族）史和女性史方面，认识到构成明清徽州名族的诸种因素，名族的自我建设及其状态，名族参与社区建设、村落建设及其积极作用，纵观宗族通史，发现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的遗绪。清代徽州女性史的研究，令我注意到徽州贤媛的治家和生存术，徽州女史的出色历史见识，徽州才女的文学创作生活及其作品表达的感情世界。对于徽州契约文书，从史料学角度明了它的史料价值，亦为对‘徽学建设略事投入。”④
当然，他重点着力的还是宗族史之研究。
四、宗族历史，创获卓异
社会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宗族史及其研究，尔康先生是在新时期史学界独着先鞭者。此前，他追述自己心路历程：“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关注宗族史，写有文章，批判宗族和族权，直到1978年写的《论清朝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权关系》，仍持批判态度，发出诛心之论。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思想解放，反思个人的治学历程和社会主流意识对学术界的影响，摆脱公式化研究方法，力求从对史实的理解中提出认识。”①
上文的“主流意识”，在宗族史方面，指的是在那段时间，神权、政权、族权、夫权被当作“四旧”涤荡，家谱、族谱、宗谱几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其史料损失，无法统计。在新时期以来，尔康先生产生新认识，遂奋力疾呼，实际调查，网罗残纸，抢救灰余，连续发文，积月累年，汇于《清代宗族史论》《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和《近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3卷，文78篇，共约145万余字。
清宗族史，奠定根基。尔康教授的宗族史研究，立足于清代宗族史，广汇资料，勇敢开拓。他的《清代宗族的社会属性——反思20世纪的宗族批判论》一文，先指向“五四”。“五四”高举反帝、反封的爱国旗子，喊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对宗族史持极端批判和彻底否定的态度。尔康先生对1919—2019百年以来，中国宗族史的概况做出精辟分析，第一次指出：百年来各家各界对宗族史的态度分为六类：
其一是，激烈批判论，以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为代表，认为：家族制度是封建专制的基础;其成员没有个人自由、平等人格;家族共产养成依赖性，缺乏创造性;消除家族这个“洪水猛兽”，使中国进入近代社会。
其二是，温和批判论，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代表，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待家族，态度比较温馨、也比较和缓。
其三是，革命改造论，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为代表，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实践策略与方法，停留在纸上论道。
其四是，民间改进论，有的提出“爱国家以保种族”，“家族乃民族基础”，但声音微弱，势力孤单，未能引起学界和政界的稍许注意。
其五是，彻底消灭论，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②因此，族权表现的宗祠、祠产、族谱等都在被打倒和扫荡之列。从理论上、实践上将祠堂、祠田、祠产、家谱、族谱、宗谱等，或没收、或批判，或打倒、或焚烧，全国上下，雷厉风行。
其六是，科学分析论，如尔康先生认为：“清代宗族具有民众性、互助性、自治性、宗法性和依附性（依附政府），肯定它适合民众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需要的性质……对宗族的社会正负面因素均有分析。”③
经过百年的反复检验，一些学者猛醒，重新思考，科学分析，将宗族史的研究推向一个科学认识的阶段。冯尔康教授是这批史学家中的一位担当者、领先者和冲锋者。
尔康先生宗族史研究，以清代社会史研究为基础，进而纵横开掘，创作新的成果。
纵向追溯，搭建体系。中国宗族史如一条江河，清代宗族史只是其中的一段河流，要全面了解中国宗族史，必须从其源头和其上游做起。一般学者很难联通，多学力不够，或望而却步。尔康先生却以《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变异型宗法社会”述论——以两汉、两宋宗族建设为例》和《先秦至近代前期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简史》两文，前文26000余字，后文18万余字。从秦汉，经宋明，至当代，将其衔接起来，并且加以贯通。
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史，历史时间长，地域差异大，文献资料多，研究积累少，众说纷纭，难脱窠臼。但尔康先生每每提出新见，屡屡挑战权威。学者独立思考，自主探索，说来容易，做来却难。书中，于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有细致分析，出彩论述。仅举一例。
本卷古代宗族史，可视为清代社会史之前申。清代社会史研究，其精彩之篇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之研究。笔者认为，中华文明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所组成，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农耕文化的主体是农村、农民、农业。尔康先生论述：从社会史分析，农民分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层。一种理论长期认为：农村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从农民、地主的构成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关于中国封建时代自耕农的若干考察》等论文中，尔康先生认为：“以农民与地主作为两大阶级解释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从概念上而言并不准确，从内容上而言也不完全。所谓农民，应是指农业中的劳动者。其中有自耕农（包括半自耕农、富裕农民），他们拥有自己的耕地，自耕自食……自战国秦汉迄于明清，自耕农都有大量存在，是农民的主体，他们与地主不构成生产关系。”①著者一再強调：“大体上可以说自耕农是农民的主体，他们与地主不构成生产关系。”②其价值与意义远远超出史学界，引起哲学界、政治学界、经济学界、法学界、管理学界等之多方关注与警醒思考。
横向拓展，海外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宗族史的考察，著者以清朝社会史为根基，上连周秦到明清，下接近现代海外宗族研究。《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卷，就是这方面填补空白之作。其地理范围，包括中国的内地和台港澳地区，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洋诸国华人的社会史研究;其时间跨度，包括近代、现代，以至当代;其范围内容，包括佛教、道教的传播，华人社团、宗亲会、社会习俗、礼仪丧葬、宗谱续修等，一些在内地失去的传统礼俗，在海外华人中尚存流芳。
此外，关于宗族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谱牒学，《史记·太史公自序》云：“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③明清时期，民间称谱，如《族谱》;皇室称牒，如《玉牒》。将谱牒作为史学研究对象，既是中国历史学传统之一，又是宗族史、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谱牒学研究的文章，分载于《清代宗族史论》卷6篇，《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卷4篇、《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卷5篇，共15篇。这些史文，有论有述，有校有勘，有史有议，有修有续，虽文类宽泛，却言而有义。其研究时间之长，地域之广，资料之详，用力之勤，在在实实，贡献亦大。
五、史料之学，贡献尤巨
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如考古学、文献学、档案学、方志学、文物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目录学、索引学（引得学）、校勘学、历史地理学、年代学、谱牒学、金石学、石刻学、人类学、民俗学、舆图学、史料学等。尔康先生于史料学的贡献，源于郑先生对史料学的重视与实践。郑先生曾主编两种档案史料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1952年）和《宋景诗起义史料》（1954年）。又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7册和近代史册等，尔康先生目见其事，受其影响，学到见识，学得方法。“在我后来所走的学术道路上，我以相当大的热情和精力投注于史料学，写出《清史史料学》和《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两部专著，追本溯源，是受启发于毅生师的史料学。”④再加上《清史史料学初稿》和本文集的《史料学研究》，共有四部史料学专著，还有散见于各集中的相关文章。积40年教学艰辛与研究心得，融汇到《清史史料学》一书中，⑤其功力，其见解，惠于学林，影响深远。
史学家成就的基础是，掌握尽量丰富的史料，并经考据可信的史料。尔康先生总结自己的治史经验说：“用史料说话，成了我的座右铭。”⑥
尔康先生的《清史史料学》和《清代人物传记史料学》，已结专著出版，不再复述。其《史料学研究》卷，分为6组35篇文章，著者自序说：“我著有两部史料学专著，此外写有各种体裁、题材史籍的评论和利用方法的文章，特别是对传记、年谱、日记、书信、文编、方志、碑刻、档案的史料价值的介绍，至于谱牒学更有专论。对一些史籍，我亦致力解读，写出札记。《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和建构视觉史料学》涉及史料学建议，所以发出刍议。”⑦本卷收入了以上这些文论。尔康先生忆述说：
我对史料学的研讨可以说是乐此不疲，写出两部专著《清史史料学》（1993年）、《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2000年）之外，倾心于社会史史料、视觉史料研究，以及对具体史料文献的解读。我的史料学文章除了说明史籍的作者、内容和版本，关照作者的著述态度和史观，更在于：（甲）考辨史料的真伪，如作《〈雍正朝起居注〉〈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史料异同——兼论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1988年），指明起居注的真实性高于实录。（乙）说明图籍的收藏和利用情况，向读者提供利用的信息，以利运用，就中特别介绍了档案文书的利用方法。（丙）在史料学局部领域的开拓性：社会史史料的系统说明、视觉史料学刍议、人物传记史料来源的扩充——书信、题铭、像传。从以上的叙述，读者不难明了我的研治历史，即不忘“求新”的要求，立意开拓新方向、新领域的研究。①
综上，《冯尔康文集》读后，获益良多，难以述全，举其大要，兹列四点：
第一，学术真诚，力争“三为”。冯尔康先生65年以来，将全部心血凝聚于习史、研史、讲史、著史。尔康先生总结史家的担当说：“历史学家应有三点担当：第一是尽职尽责，系应为之事;第二为敢于坚持说真话，系难为之事;第三要有才学识兼备的史学家素养，是努力可为之事。”②这些概括，至为精粹。
第二，不囿陈说，勇于开创。于史学新见，闪光点亦多。如对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等级的精辟分析，惊人论断，将留史册;又如“（我）连续著文，论说皇帝崇拜心态的形成及其恶劣影响、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可悲的命运。我拳拳之心，是希望大众思想中不再有皇帝崇拜的因素”。③嬴政一统六国，始立皇权，意义非凡，因皇权膨胀，秦二世而斩。及至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明清皇权，至于极端。辛亥鼎命，推翻帝制。笔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幼稚性和软弱性，没有对皇权主义、专制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理性批判，也没有形成经典理论文献。接着是袁世凯复辟，溥仪再复辟。民国短命，38年，战争迭起，亦未及此。因此，批判皇权主义、专制主义，任重道远，史责在肩。
第三，于史料学，多有贡献。除正史、政书、野史、方志、文集、笔记、传记、年谱等外，将《明实录》《清实录》、明清档案、金石、族谱、契约、文书、书信、日记、视觉资料、民族文字、国外资料等，尽量纳入范畴，并阐述史料学的定义、功能、地位、特点等。
第四，终生研究，笔耕不辍。从事历史科学研究，既要阅读大量资料，又要丰富社会阅历，还要投入超量时间，并做融通创新思考，才能取得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如果人生有3个30年——第一个30年主要是学习，博士后出站，约30岁了;第二个30年，主要是做研究、出成果;如能在第三个30年，身体尚可，勤奋不已，锲而不舍，定会大有可为。尔康先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证。
当然，本书同他书一样也有缺憾。其一，在编辑体例上，有同类文章收录在多卷的分散现象。其二，页序重叠，同一卷分作“自序”第一页，“前言”第一页，“解题”第一页，“目录”第一页，“正文”第一页，这在读者引述加注时，要注明是某集某卷某文的第一页，诸多重复，显得烦琐。其三，有的标题太长，达42字（未计标点）之多。
综览文集，洋洋10卷，可见著者之观点勇于创新，视野纵横开阔，资料博览扎实，阐述亦情亦理，治史耄耋勤奋，成果卓立学坛。《冯尔康文集》雕梓后，史学之林，增添嘉木，此书精华，必定传世。
最后，唐刘知几《史通》论及史家要有“才学识”，影响深远;或可加“仁胆新”，作为补缀。一位历史学家应具备“仁、才、学、胆、识、新”的品格与素养。这是笔者读《冯尔康文集》后的一点思考。
【作者简介】阎崇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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