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特征
胡惠林
摘要：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大历史和大逻辑，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而伟大发展的基本特征。70年中国文化政策发展是她的历史反映和记录。与之相对应，作为她的精神反映和记录，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文化治理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培育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能力基础、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提高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能力结构和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实现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文化治理;历史逻辑;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0）01-0043-007
70年前，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历史前夜，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站起来”是中国一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我们思考、回顾和总结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前提和基础。没有站起来，还是积贫积弱，还是任人宰割和凌辱，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种重新找回失落了百年之久文化自信后的一种扬眉吐气的宣示，一种意气风发的表达。正是有了这种文化自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虽然历经风雨坎坷，但是依然不忘初心，朝着坚定的文化目标，不断修正航向，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当代中国70年的文化革命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成就写在了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它在改变中国文化面貌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精神面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形成与发展、革命与改革，是当代中国文化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伟大历程，不能没有文化政策和文化治理的维度。
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离开这一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今天的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新中国诞生是全新的出发点，新中国是和旧时代根本不同的新国家新社会。
70年来中国当代文化政策的发展是新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历史进程与全部逻辑的反映。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构成了新中国70年发展的大历史和大逻辑，概括了新中国70年来的辉煌而伟大发展的基本特征。70年新中国文化政策发展是她的历史反映和记录。与之相对应，作为她的精神反映和记录，构成了新中国国家文化治理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文化治理。
一
“站起来”需要一个捍卫与巩固阶段的历史需求。当不能有效地巩固政权、无法有效地建设新中国的时候，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新中国必须完成的使命。文化毫无疑问要承担这一使命，并且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开辟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道路、新事业、新方向而不懈努力。文化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提供舆论支持和生态环境塑造，首先文化本身需要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所有的改造都是艰难的。除旧布新，历史要前进和发展就必须要忍受新旧转换时必然要到来的凤凰涅柴式的痛苦。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发展价值观和文化发展目的观，它们构成了70年中国文化政策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只能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价值观，而不可能有其他主义的文化政策和国家文化治理价值观。“站起来”所提出来的巩固政权的政治治理的要求，必然构成了她在第一阶段的文化治理发展鲜明的历史特征。话剧《龙须沟》、电影《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红日》《红岩》、音乐《歌唱祖国》《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等等一大批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共同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青春之歌》。这些作品构成了新中国、新社会、新文化的典型亮色与构图。它们表现了新生活，塑造了新形象，也融入和建构了新中国精神文化景观，以创造性文学艺术实践，诠释了新中国70年“站起来”时候的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史和国家文化治理的新能力。
她是青春式的。青春的成长必然遭遇成长的烦恼。但是，多年后，王蒙还是喊出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胸中对于那个时代的欢呼：“青春万岁”。没有精神文化上的“站起来”，何来“青春万岁”的激情表达？正是这种全新的充满新精神、新气息的文化市场新气象为后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灵魂铸造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也铸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文化治理的“阿基米德支点”。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一穷二白不仅是新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也是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的真实写照。1949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646家，主要集中在北平、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公共图书馆仅有55个，文化馆站896个，博物馆21个。人均GDP收入不足100元人民币，五亿多人口有四亿多文盲，占全部人口的80%以上。落后的物质与文化生产力，亟待获得一个根本上的转变。1956年，新中国虽然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私有制，同时在文化生产资料领域里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落后的文化生产力和人均可供支配的收入的低下，在解决温饱尚还存在较大困难的条件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如果不采取以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统购统销的文化经济和建构国家文化治理体制，便不能有效地向人民提供最为基本的文化消费。当建设、发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一定的社會舆论和价值更新时，当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把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事业来发展和实行福利型的文化市场，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建设和发展新中国一切文化事业，就不得不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政策发展和国家文化治理的唯一选择。这是由“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到实现文化站立起来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社会革命。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和文化垃圾，重建新中国文化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前提。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有五亿四千万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生产力资源。然而，有近85%人口的文盲和极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巨大的文化市场的存在和这个巨大的文化市场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成为新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治理的主要矛盾。因此，文化清障不仅要清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落后的文化生产力制度，而且还要清除妨碍中国文化生产力解放的基本文化生产能力和文化消费能力的障碍。1950年开始的扫除文盲运动，彻底地激活了这一巨大的文化生产力，塑造和提升了一个时代的素质，从而使得巨大的文化市场的文化消费需求实现成为可能。扫盲为新中国文化发展和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建设，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百废待兴，以文铸魂、以文固本。以发展福利型的文化事业体制机制来培养和培育文化生产能力与文化消费市场，成为新中国文化政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的新特征、新标志。这为后来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战略性兴起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根本保障，也成为后来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根本前提与出发点。全民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国家包括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在内的一切文化事业发展的广度、深度和高度。整整70年，扫盲推进了中华民族历史性的进步和文明的现代觉醒。这才使得“站起来”真正地拥有文明和文化的阐释，一个世界性的文明标志。没有几亿乃至十几亿人的脱盲，就没有今天中国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当这样一种努力，遭遇到国内外文化势力和文化力量的阻挠、破坏和施行“和平演变”的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得已而历史性地构成了巩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政策选择。在文化领域里实行国家政治治理，也就历史性地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政策发展与文化治理的逻辑与特征。
二
中华民族不仅要“站起来”，而且要“富起来”。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贫穷同样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消费多样性的需求，就必须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同时，发展文化生产力，丰富、扩大和提高文化生产力，努力提高文化产品供给的丰富度、市场的丰腴度和人民文化消费的富足度和可选择度。当社会福利性的文化生产与供给政策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多样性、多样化的时候，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市场体制，极大地提高文化供给和文化资源积累的财富创造能力，也就历史性地把中国文化政策发展和国家文化治理推到她的第二个阶段：经济治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改革开放开启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和文化治理的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创造性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被激活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南方率先试行音乐茶座和营业性舞厅，以文养文、多业助文、演员走穴，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看到了著名艺术家带来的精彩演出，丰富和盘活了文化娱乐市场和演艺市场，而且也使一部分艺术家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了。这对出版业、电影业、报业、广播电视业等整个中国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探索文化市场实践，人们发现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不再是消耗国家财政的机器，而是克服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工作的重大机遇。思想观念和文化生产能力的巨大解放，重新建立了人们关于文化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价值的认识：文化具有经济性和经济价值。这是对文化治理功能的新发现。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理论与政策目标的提出，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经济，创新中国文化政策发展和文化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指南。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党的十六大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理论、政策和制度上的重大创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文化政策的改革创新和文化繁荣发展，推动了中国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结构性转型。努力探索和建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两分法，创造性地融入到现代世界文化市场体系的进程中，建构着中国特色文化产业体系与文化市场体系，构成了我国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与发展第二个30年的基本特征。
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与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满足人们多样性和个性化的文化需求，创造性推进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和文化治理的创新型发展，也就历史性地成为她的第二个阶段的显著特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非公資本进入文化产业，对内对外两个文化市场的开放和由内到外两种文化资源配置的空前调度，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在完成了市场探索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井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版、影视、文艺院团等文化单位完成转企改制，文化市场的活力被大大释放，一批拥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成长起来。文化产业日益发展壮大，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为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升级和体制性障碍矛盾的克服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结构也为之一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价值与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选择。它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和应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配置能力的时候，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开辟了全球市场的发展道路。积极发展文化产业重新激活了蕴藏在中国文化机体内的巨大创造力，不仅赋予了文化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新内涵，而且丰富和扩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新领域，开辟了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的新空间。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重新赋予了中国文化历史性自信的时代特色。截至2018年，中国电视剧和图书年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电影产量高居世界第二，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609.76亿元，同比增长9.06%;国产电影产量为1082部，总票房为378.97亿元，同比增长25.89%，市场占比为62.15%;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共演出312.46万场，国内观众达13.76亿人次，总收入达366.73亿元。银幕总数的世界第一，最大限度地满足和实现了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
三
“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会同步“强起来”。让文化在富起来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文化强起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这是新中国文化的使命。1956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把中国是否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用来衡量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大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标准。这种标准，不仅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为世界进步、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期待中被历史性地写进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和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伟大日程表中。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发展和治理进入了她的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文化治理。
“以人文而化成天下”。这是五千年中国对于文化与天下关系的认识：文化治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华民族是以她独特而优秀的文化影响贡献于世界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是中国古代先哲关于上古时期国家治理的深刻总结，是中华民族国家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与体系化。数千年中国文明发展和国家治理就是沿着这条智慧之路走过来的。作为历史的文化中国的继承者，今天的中国在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重新站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上。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向世界发出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推进全球安全事业的发展。“以文化安全为保障”，保障国家安全。在回归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不忘携手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文明的国家，共同建设一个和平文明的新世界;在积极参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在共同消除全球文化危机，克服与防范文明冲突中，以文明互鉴、文明互融、文明互通、文明互惠的新文明观，创新中国与世界文化治理关系的新文明价值，把中国新文化治理的创造性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世界分享中国文化政策与治理发展的文明成果。“一带一路”从一国倡议到被写入联合国文件，“一带一路”代表了全球人类交往的新的地理要素选择和文化空间的塑造。它在创造性地建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政策与治理价值新目标的同时，也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政策治理的文明价值相对接和扩大全球文化市场提供了可能。政策相通，不只是经贸政策相通，而且也是以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相通，文化政策相通，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沟通。在垄断的资本主义世界文化市场体系中，它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市场选择的结构性可能与创造性想象。它为摆脱资本主义殖民文化和殖民文化市场的统治与垄断提供了新发展道路。文化交流与人文合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就为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积极参与沿线沿路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积极发展和开拓世界文化市场开辟了广阔道路和市场空间。
中国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不只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她通过创新中国文化政策和国家文化治理价值观，把中国的文化发展与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性需求作为制定中国文化政策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新价值坐标，从而使得在有效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能够让世界分享中国文化发展的文明成果和国家文化治理的经验。以人类文明发展的需求，创造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创新型发展，把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性需求同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性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全球治理创新的历史进程中，推进中国文化治理的历史性进程，从而创新中国文化政策决策的时空观和义利观，这正在成为文化治理中国，构成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成为中国文化政策和国家文化治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气象：一种大文化政策和大国治理气象。这一气象正在塑造着中国文化力量全新的生态形态。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正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新政策观和新国家文化治理观。“一带一路”是一个全新的全球文化市场构想，包含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源自中国而属于世界”。这就是新时代中国文化政策的新特征、新气象、新胸襟、新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中获得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实现。
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积极推进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国际化和全球化，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创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发展的又一鲜明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国际文化市场占比很小，且主要是传统工业品，文化市场覆盖面小，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已成为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格局已逐渐形成，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提升。
文化贸易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文化市场形态，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国际占比的重要指标。2018年，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达1370.1亿美元，同比增长8.3%。2012年至2017年，全国版权输出从9365项增长到13816项，增长47.5%，版权输出与引进的比例从1：1.9提高到1：1.3。2018年，中国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市场销售95.9亿美元，同比增长15. 8%。2018年，美国、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和日本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前五大市场，合计占出口总量的59. 6%。文化贸易伙伴也呈现多元化格局。
截至2019年8月，中国已同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5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文化交流与人文合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就为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积极参与沿线沿路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积极发展和开拓世界文化市场开辟了广阔道路和市场空间。2018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84.8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43.2%，占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8 .1%。而2008年仅为55.4亿美元，净增110亿美元。我们和“线路国家”创造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增加值还刚刚开始，虽然在整个“一带一路”经贸GDP的增长中占比还不显著。但是无论对中国还是沿线路国家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发展，都是一个蕴藏量巨大的金矿。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中国文化发展治理新时代。
四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与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之间的矛盾，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高质量文化供给不足、产业发展不平衡、文化企业实力偏弱、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是今后推进和完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乡村振兴、城市更新同时从两个空间、两大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为重构中国文化发展空间形态和文化治理形态创造条件，城乡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传统文化产业与现代文化产业、传统文化市场与新兴文化市场，都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革命性变革。14亿人口的14亿文化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将随着14亿人口的人均可供支配收入的历史性提高而出现空前规模的战略性扩张。城乡旅游大融合、大交流、大流通，各种各样的新型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形态将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
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向往需求，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发达的和强大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与之相适应，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这是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市场建设要赢得比美国好莱坞更加明显的优势，成为与第二个经济体相适应的世界第二个文化产业体和文化市场体，这将在克服中国国内发展的主要矛盾的同时，也将有效地改变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与世界文化产业与世界文化市场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这是中国文化政策创新和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建设面临的巨大而复杂的挑战。
数量上的指标实现是不容易的，质量上的GDP增长更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三大体系建设，不只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目标，而且也是对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要求，这将成为长期影响和决定中国在文化领域里能否实现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核心指标。
文化市场在任何时候都是思想市场、价值观市场，文化产业在任何时候都是内容产业。没有强大而丰富的内容筑造和思想承重，文化产业就只是技术手段的机器表现。《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已经掀开了中国电影工业的大幕，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时代风貌。但是中国电影依然还未能引领世界电影潮流。文化产业是如此，旅游产业也是如此，文化与旅游相融合更是如此。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精神表达。旅游不只是文化产业的载体，而且是文化产业的重要文化精神生活实现方式。旅游也有灵魂。“登上则情满青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游山玩水”这“情”“意”和“游”“玩”二组字是中国古人对旅游的最好概括。今天中国文化旅游的灵魂是什么？是在游山玩水之中满足和实现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为克服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与人民向往美好生活之间矛盾发挥不可替代的文明作用。让几亿人摆脱贫困走向小康，是一次巨大的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明转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起来的中国人更需要文化精神的涵养与锻造。这是文化最重要的治理功能。
世界正在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变局之下，在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发展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增添了不确定性。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在享受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增长红利的同时，也将承受着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风险。中美经贸摩擦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从而对中国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影响和贯穿于两个百年之中，也将对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繁荣发展和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带来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世界文化市场有着如此深刻的交融性和交接性。中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发展已经与世界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发展深度交融，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提前预警、提前规划，把对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未来发展可能遭遇到的“美国式的国家安全阻击”所造成和带来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风险，降低到最大程度。这是中国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跨入下一个70年的时候不能不看到的。
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一种对物质与精神的向往同时能得到有机实现的生活。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精神健康与物质健康将同时构成未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将是满足这种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重要的形态和方式。它将影响和决定中国今后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发展的走向：中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不仅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创新领域，而且也是推动实现人们的精神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供给者。
中国正在进入两个百年的发展期和规划期，优化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结构，不断推进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满足克服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区域发展不平衡需求，和进一步满足人们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同时从两个方面建构中国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发展的新价值取向和新时代特征。
传统与现代、国际与国内、城市与乡村、虚拟与现实，正在构成我国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基本结构。传统文化市场向现代文化市场转移，中国文化市场向全球文化市场开放;城乡文化市场融合发展，现实文化市场与网络文化市场交相辉映，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文化政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鲜明趋势。
五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不断发展和不断现代化的历史，是文化建设不断发展壮大繁荣的历史。我们相信，中国的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将与所有各个方面的事业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建设起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强国和文化市场高度发达的强国。
历史有历史的逻辑，治理有治理的规律。历史造就和决定了我们。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今天的中国文化是历史的中国文化和文化治理的一个发展与结果。历史的逻辑和治理的规律，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是不一样的。它们既互相冲突，也互相融合。我们不能因治理的规律而否定历史的逻辑，也不能因历史的逻辑而否定治理的规律。两者的矛盾运动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和文化治理运动的特性。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还是在70年前，还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毛泽东同志展望新中国前景：“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今天，我們正日益接近这个目标。
距离产生历史。时间让历史公正。无论我们怎样评价当代中国文化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发展史和治理史，它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苦而忠诚的卓越努力，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理想的伟大实践，都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和实行文化治理的伟大实践史。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和文化治理的艰难探索和不断创新，就没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和国家文化治理得出的结论。
（责任编辑：林赛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