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
高娅
[摘?要]
《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中国传统音乐卷》一书是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是一份可参照的学术文献。通读全书，结合学科发展历程，从导读和选文对该书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并指出其学术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导读;音乐形态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8-0177-03
《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中国传统音乐卷》是《20世纪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系列丛书的一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乔建中教授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于2009年3月出版[1]（以下简称《导读》）。著者按时间顺序将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经典文献收录其中，这些文献大体涵盖了自1927年国乐改进社成立以来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方向，共计22篇论文。
从时间上看，收录最早的文章为1927年刘天华的《国乐改进社缘起》和《我对于本社的计划》;时间最晚的文章为2002年黄允箴的《變宫的轨迹——民歌传承的“旋律基因”探幽》，前后纵跨75年。从作者年龄看，年龄最长者是刘天华先生（1895年出生），最年轻的是黄允箴先生（1945年出生），二者年龄相差50年。从选文作者的学术背景来看，著作共选取20位作者的文章，分别是刘天华、杨荫浏、吕骥、杨匡民、黄翔鹏等人。主要是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著名艺术类高校学者的文章，也有部分现代音乐家、作曲家的文章，如武俊达、程云等。20位选文作者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都是在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
由于该书籍面向的读者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因此，文献选择和导读方式主要是以知识性和拓展视野为依据。就这些方面而言，《导读》对相关文献的编撰，为从事音乐学研究的学界同仁和青年学生提供一份可参照的学术文献。
总体而言，该著作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导读的真知灼见;二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点—线—面的选文方式;三是继承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研究，吸收民族音乐学新理念。
一、真知灼见的导读
《导读》中首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乔建中《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一文，这是一篇“自己评述自己”的文选导读，从某种程度上说，可看作是作者的“创作札记”。原文从四个方面、三种关系指出了民间音乐与其生存的地理环境的关系。想探讨作为文化现象的民间音乐在空间分布、风格形成、历史嬗变方面，有多大比重是取决于自然环境诸因素？地理和民间音乐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导读”即是原文的进一步升华，言简意赅的点名文章核心命题：“音—地关系”的终极目标说到底仍然是“人—地关系”，并指出当我们对民歌与地理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再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品种如器乐和乐器、戏曲、说唱、歌舞乃至宗教音乐的研究领域，不仅顺理成章，而且音乐地理学也将进入成熟的阶段。
著者不仅对选文背景、核心内容、学术价值做了简短介绍，同时从选文出发，以自己深厚的学术能力对选文的知识进行拓宽、扩充。吕骥先生《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中，作者将中国民间音乐分为八类，同时讨论了民间音乐应该研究的问题。乔建中先生将该文的框架整合，点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分类问题、技术问题、本体研究等，同时指出“选文”的“一般”和“专门”恰好就是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高度重视的“本体研究”和“文化含义研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张皮”。在导读的篇末，著者推荐与选文相关的参考文献，不仅有助于我们对选文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能拓宽学术视野，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此外，著者与选文作者在研究对象和关注点上也颇为契合。如乔建中和袁静芳是同行，也是同龄人，故乔建中对袁静芳的《乐种学导言》的导读可谓“如数家珍”。董维松的《民族音乐结构形态中的程式性与非程式性》全文从“程式”这个具体而又普遍的现象开始讨论，最后提出“形态学”的建设构想;高厚永的《民族曲式中的变奏原则》对中国变奏原则进行深入探讨，将“板变组合”问题看作中国音乐变奏原则的最高形态;杨匡民的《民歌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划分》等“选文”更是为全书增色不少，著者真知灼见的导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选文的重难点。
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点—线—面的选文方式
《导读》中所选文献，有从宏观方面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提出建议的，如杨荫浏的《国乐前途及其研究》反复论述如何对待国乐遗产，在文章中也不止一次感叹中国资源的丰富和学者们的任重而道远，作者同时也是向自己的同胞发出召唤，重视国乐的研究。
从微观来说，有针对个案作较为详细的论述，如王震亚的《京剧的音乐分析》，文章既不完全以中国传统眼光，也未硬套西方曲式理论，而是透过剧目音乐本身作深层次研究，最终将《贵妃醉酒》的音乐归纳为“加引子、尾声的三段体结构”。其中，一、三段以歌唱为主，第二段以器乐为主，起到插入段落的对比作用。第三段是第一段的“再现”，三段落间均有调性、调式对比，相互间形成一个有联系、有对比的有机整体。这样的观察角度和分析方法，在此以前难得见到，此文可以看作是第一篇以现代眼光分析传统戏曲音乐结构的典范之作。
也有对某一音乐种类进行研究的文献，如王耀华的《福建南音唱腔旋法中的多重大三度并置》，作者是从南音的各个“管门”中出现的多重大三度现象提出问题的，他指出：南音的四个管门（即南音的调性系统）中，几乎都有“多重大三度并置”现象，“五空管门”有四个;“四空管门”“五空四管”“倍思管”则各有三个，它们分别是：f—a，c—e，g—b，c—e，g—b，d—f;d—#f，a—#c，e—#g等。
基于此，笔者将所选文献归纳为点—线—面的方法，“点”在这里是指个案研究，即针对某一曲牌或者某种乐器进行论述;“线”是指某一乐种或者某一曲种研究;“面”即为从宏观方面或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层面论述。通过以上分析，将其归纳为以下表格，如表1：
从上述表格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22篇文献中，个案研究7篇，占32%;乐种研究8篇，占36%的比重;宏观研究7篇，其比重与个案研究相同，个案研究、乐种研究和宏观学科研究选文的比例基本持平。笔者认为这不是偶然，著者恰到好处的由点—线，由线—面进行选文。
三、继承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研究，吸收民族音乐学新理念
“音乐形态”这一概念，一般指从音乐本身，即音响、乐谱、表演、图像、实物等中表现出来的内部构造和表现形式。诸如音乐中的乐意、音调、节奏、织体、结构、激发等。[2]黄翔鹏将“形态学”归纳为“律、调、谱、器”[3]四个方面，“律”即指律学的研究;“调”即指乐学研究;“谱”为乐谱研究;“器”即乐器的研究。
20余篇选文，半数以上的文章涉及到音乐形态研究。程云的《试论戏曲音乐的牌子音乐与板子音乐》首次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戏曲两种不同体制的唱腔音乐，虽然文中称之为“牌子音乐”和“板子音乐”，而今我们采用“曲牌体”和“板腔体”称之，但其本质是相同的，该文不失为一篇早期戏曲音乐“本体论”的代表作。《导读》中还涉及到民歌、曲艺、器乐的本体分析，《源流考——兼谈吴歌》（钱仁康）、《福建南音唱腔旋法中的多重大三度并置》（王耀华）、《说书调与唱书调——论曲艺音乐的两种唱腔类型》（栾桂娟）等文都通过详凿的音乐本体分析论述了不同体裁的中国传统音乐。
回顾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研究的学术史，我们似乎走过了一个“形态—文化—形态”的三阶段，颇有“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意味，重视音乐形态研究，在其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有着基础意义[4]。19世纪20年代，王光祁将比较音乐学引入中国，自此西方音乐学界的“民族音乐学”开始进入我国学术领域，随之而来产生诸多交叉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音乐地理学、音乐民俗学、语言音乐学等。关于音乐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部分学者提出“民歌区域色彩区划”等问题，随后杨匡民先生于1962年制作《湖北民间歌曲音调特点区分示意图》，其后杨匡民、王耀华、江明惇、苗晶等人相继发文进行民歌的区域研究，不约而同地触及到音乐与地理的关系。所以，《导读》中乔建中的《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一文探讨了“音—地”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微探，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
民族音乐学的进入，不少音乐学学者开始关注音乐背后的文化事项，延伸出将音乐看作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复合体，研究音乐文化背后的深层关系。1980年代中期，也曾发生过中国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之争，这也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一场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博弈。经过这场博弈，我们惊奇的发现，中国音乐的研究似乎开辟了一条跨学科、多层面、多角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传统音乐立足于音乐形态分析，以“律、调、谱、器”为主体的同时，将民族音乐学的部分理念融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而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也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逐渐扎根于中国的学术土壤。基于这样的多元格局下，《导读》中所选文章是几代音乐家的创造性成果，体现了某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路线。
四、所思所学
《导读》中的部分文章笔者曾不止一次的拜读过，熟读此著作，我们可以学会怎样提取文章的核心观点，如何对文献做导读，弥补初入学术界中国传统音乐基础知识版块的空缺。抚书而思，笔者就著作中的几点思考阐述个人观点。
（一）从中思考论文选题
一篇文章是否成功，好的选题至关重要，不论是大论文还是小论文，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全文围绕这个核心展开，通过分析进行科学的探索解疑。《导读》中涉及传统音乐的体裁研究、乐种研究、剧种和曲种音乐研究;涉及民歌研究、戏曲研究、曲艺研究、曲体结构研究、曲目研究、旋律结构研究等，我们可以从上述几个方面来思考我们的论文选题。
（二）提供乐谱分析的方法
乐谱分析是音乐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类型，所谓乐谱形态是指各种乐谱记录中的音乐语言要素的形状与表现[5]，通过对乐谱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音乐的核心音级、旋法、音程关系、曲体结构等。如《导读》中《山歌、小调到戏曲唱腔的发展——以扬剧曲牌为例》（武俊达）一文，通过对扬剧唱腔《梳妆台》诸乐谱的分析和深入研究，对乐句的数量、句幅、结音、旋律元素、旋法等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全国7个地区的《梳妆台》进行比较，论证其同源性。这对我们进行谱例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三）商榷之处
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此著作也如此，其一，该著作的目录简单的按时间顺序将“选文”的篇名进行排列，并未对选文进行分类，整个目录没有章节，一本著作应该有明确的章节，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使著作更有层次感。其二，《导读》中所推荐的相关文献，虽有助于我们对选文的理解和把握，但相关文献推荐较少，最多6篇，最少2篇，大多在4—5篇。若想将该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尽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拓展”相关文献为读者提供阅读的通道与窗口，此相关文献是远远不够的，该书真正具备“阅读”与“查找”双重功能还有一定距离。瑕不掩瑜，总体来说，该书是学子初学中国传统音乐必看的一本经典导读，通过此著作，我们可以夯实传统音乐基础知识。
结?语
我们可以从《导读》中深切感受到老一辈学者为后期中国音乐学术研究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和有益的经验。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下世代相传的音乐，其独特的存在方式与社会、礼俗、信仰紧密相连，融社缘、地缘、血缘为一体的地方特色乐种、剧种、歌种，构成了各美其美的音乐事项。这些特定的符号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成了一系列特定的表演程式、歌唱方式、伴奏形式、记谱体系，在传承中传播，并未因朝代更迭、科技发展而完全改变其音乐形态，在稳定中体现着变异性，以音乐结构自身的规约性积淀于当下。相关文献展示了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的学术缩影，中国传统音乐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划出了优雅的涟漪，如果非得用一句话来概括《导读》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则非“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莫属。作为新世纪的读者，我们能够从中受到启示，正如著者在序言中所说：我们知道，与百年来盈千累万公开发表的文论相比，《导读》不过是“挂一”而“漏万”。但它至少是我们献给20世纪的一份礼物，是对“往者”的追慕和敬意[6]。
（责任编辑：韩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