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雪域高原到丝路重镇：“6—9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罗华庆 李国
内容摘要：为纪念敦煌研究院建院75周年，敦煌研究院与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联袂合作于2019年10月18-20日在莫高窟举办了“2019敦煌论坛：6-9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与会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吐蕃的历史、文献与政治、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与研究（尤其以吐蕃为关注点）、丝绸之路上的金银器和丝织品、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艺术等众多学科领域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大大促进了世界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和多个民族交融互鉴，兼容并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吐蕃;丝路文化交流;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1-0001-08
Abstract： In order to celebrate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Dunhuang Academy， the Dunhuang Academy and the Pulitzer Arts Foundation jointly held the“2019 Dunhuang Foru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ultural Exchanges along the Silk Road（6th-9th Century）”on October18-20， 2019 at Mogao. More than 50 articles were collected and almost a hundred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e symposium to discuss various topics such as the history of Tibet， ancient documents and politics， Silk Roa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Tibet）， gold and silver wares and silk textiles， religion and religious exchanges， and the art of the Silk Road. Thi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as greatly advanced and enriched the mutual learning and blending of multiple cultures， religions， and ethnic groups in academia and the world.
Keywords： Tibet; Silk Road cultural exchanges; symposium; summary
敦煌，地处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是世界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和多个民族交融荟萃之地;历经千年营建的敦煌石窟，既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碰撞、交融、不断发展的历史缩影，也是古代各种文化交流互鉴的见证。为纪念敦煌研究院建院75周年，敦煌研究院与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联袂合作，在丝路明珠敦煌莫高窟举办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并于2019年10月18—20日在莫高窟联合举办了“2019敦煌论坛：6—9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挪威，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与会。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50余篇，这些论文内容涵盖了吐蕃的历史、文献与政治、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与研究（尤其以吐蕃为关注点）、丝绸之路上的金银器和丝织品、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艺术等众多学科领域。本文就会议提交的论文作扼要综述。
一 吐蕃的历史与文献研究
有关吐蕃的历史、文化与文献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讨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德国莱比锡大学珀尔·索伦森（Per S？覬rensen）《混合文化的延续——丝绸之路上的吐蕃王朝与精英家族》记述了中世纪早期，丝绸之路沿线崛起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王朝。部落联盟性质的普嘉王朝（Pugyal dynasty）和之后兴起的吐蕃王朝对该时期中亚地区的经济、军事、文化等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佛教对其社会产生久远影响之前，他们独特的信仰体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受到所谓欧亚文化综合体的强烈影响。该文追溯了丝路沿线一些吐蕃王朝精英家族的发展轨迹与影响，特别强调它们在9世纪吐蕃王朝覆灭后的存续状况。西北民族大学朱悦梅《吐蕃王朝时期职官管理制度的形成对部落制的解构与调适》认为吐蕃王朝时期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职官制度，与之相应先后实行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盟誓制度、以贤能勇敢为标准的选官制度、九大尚论制度、钵阐布制度等职官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的发展是吐蕃职官制度丰富与完善的基本要求，也是吐蕃赞普集权诉求和社会管理运作方式的表现。由于传统部落贵族势力的强大，吐蕃赞普虽然对职官管理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改进与完善，以试图实现赞普王权对部落制的调适，但对不同贵族势力的迁就及与之关系的调和，并未能实现中央集权对部落制真正的解构，甚至借助宗教势力的介入亦未能改变吐蕃王朝政治生态中固有的链条，从而吐蕃王朝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依然游离于国家制度之外。
喜马拉雅南麓一带自远古时期就与西藏发生着多维关系，尤其在文化领域，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与西藏西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联系在吐蕃时期起到关键作用，成为吐蕃与喜马拉雅南麓一带产生互动的基础。青海民族大学叶拉太《吐蕃在喜马拉雅南麓一带活动的历史意义》认为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并打通了高原丝路，连接了吐蕃向东、西、南的交通要道。吐蕃在中亚开展活动的同时，在喜马拉雅南麓一带也开展了持续而深远的政治、文化活动，对这一地区后期的政治生态、文化宗教产生深远影响。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卢湃沙（Pavel Lurje）《穆斯林地理学家记述的八世纪甘肃的吐蕃人和汉人》利用10世纪佚名作者的《世界境域志》地理学文献、11世纪加尔迪齐（Gardizi）《世界史》中关于突厥系民族章节以及19世纪亨利·拉维尔迪（Henry Raverty）引用佚文三组新发现的波斯文资料，描述中国及贯穿楚河溪谷、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和甘肃的交通线路情况。他将这些支离破碎的文本与弗拉基米尔·米诺斯基（V. Minorski）的解释进行了梳理及地名比对。关于这条交通线路，特别是中国或吐蕃管辖范围内的甘肃城镇特性的记述，显示出这些原始材料是8世纪晚期许多事件的真实反映。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观察，它可能是8世纪一名粟特商人的旅行记录，原载于已散佚的阿拉伯人伊本·库达德本（Ibn Khurdadbeh）在9世紀撰写的《地理志》中，后被现存文献引用得以流传至今。
“贝（dbas或sbas）”是藏族一古老的氏姓，也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氏姓。西南民族大学贡保扎西《论吐蕃时期的“贝”氏家族及其历史》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调查，认为“贝”这一氏姓亦是现在拉萨林周县境内澎波曲河流域主要的氏姓。这一氏姓出身的诸多人物曾在藏族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吐蕃时期，这一显赫的家族曾协助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获得显赫的地位。论文依据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后世历史著作的记录，在对贝氏家族的历史以及重要人物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的同时，对这一家族的兴衰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功过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西藏大学阿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T.1288吐蕃历史地名“准”（）》关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T.1288，此文书共记载了70余处重要的吐蕃历史地名，其中，“准”（）这一地名出现了11次，是当时吐蕃赞普及其祖母、妃子、王子等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一处重要的会盟地点。文章以后期藏文史料为主要依据，结合实地考察，认为“准”即是后期文献中出现的雅砻果尼——今山南乃东县雅堆乡果尼村。同时，P.T.1288中的“准宫”（）应是位于雅砻沟壑内的吐蕃赞普行宫。这也是P.T.1288当中没有直接出现雅砻或雅砻宫的主要原因。南京师范大学陆离《关于康再荣在吐蕃时期任职的若干问题——敦煌文书〈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宅文〉浅识》认为《康再荣建宅文》中的康再荣实际是敦煌阿骨萨（rgodsar）汉人军事部落的副部落使（stongzla），为中亚粟特人后裔，他担任此职官的时间在847年前后。康秀华也应该担任过阿骨萨部落的副部落使，此人即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中的khangsevu tam，在820年前后担任阿骨萨部落副部落使。康秀华和康再荣为同一家族成员，可能是父子关系。P.4660《康使君邈真赞并序》中担任归义军初期瓜州刺史的康使君应该就是康再荣。复旦大学任小波《敦煌〈大夏玉园会盟愿文〉新探》关注敦煌PT16+ITJ751号《大夏玉园会盟愿文》，作为“在敦煌所发现的最重要的藏文文献之一”，经过托玛斯（F.W.Thomas）、凯普斯坦（M.T.Kapstein）、黄维忠等学者的不断研究，日益展现出清晰的面貌。作者基于吐蕃与唐、回鹘、南诏三国会盟这一历史背景，结合与之相关的敦煌藏文、汉文文献，对于这部吐蕃官方愿文汇编的结构和内涵再作探究，进一步揭示了其中蕴涵的吐蕃东境地区的疆土结构和军政体制。西南民族大学杨铭《藏文文献中的小邦王“吐火罗”和吐火罗千户初探》认为出自敦煌和后弘期的藏文文献，记载了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十二小邦中，有一个小邦王的名字是“藏王吐火罗”，这个小邦的地理位置是在娘若切喀尔地方或后藏上部地方。吐蕃王朝还有一个吐火罗千户，曾进驻过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据此，作者认为大月氏—吐火罗人的一支或进入过吐蕃，融合于后者，成为吐蕃人的一部分;或因为吐火罗在苯教和佛教传入吐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吐火罗”作为一种符号在藏文文献中留下了踪迹。
兰州大学朱丽双《古藏文政治文化术语chos与gtsug lag探微》认为古藏文chos与gtsug lag是两个有关吐蕃政治文化的古老词语。据敦煌藏译汉文材料，考证在一系列有关吐蕃王室的古藏文文献中，此二词可释作“礼”，意指礼或与礼相关的礼仪、礼法、礼俗、礼制以及天道或天地之道。敦煌研究院王东《骰卜与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研究——以英藏敦煌古藏文IOL Tib J 740（Ch.9.Ⅱ.19）号文本为中心》认为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大量内容涉及吐蕃日常社会生活，吐蕃民众笃信鬼巫，骰卜成为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IOL Tib J 740（Ch.9.Ⅱ.19）号骰卜文本内容比较完整，是吐蕃骰卜文献中最具典型性的文书之一，内容涉及卜占财运、婚姻、子息、权势、家产、经商、诉讼、军功等诸多方面，是社会各阶层生存状态的真实体现，表达了吐蕃民众为争夺生存时空权的努力与欲望。
宗教史文献研究。四川大学张延清《〈普贤行愿〉及其经变的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的传播》认为吐蕃经营丝绸之路期间，藏、汉两文的《普贤行愿》在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上广泛流传，此经深受吐蕃统治阶层和丝路百姓的推崇，加之汉文《普贤行愿》由于梵文母本出现错行等失误，吐蕃王廷诏令吐蕃译师无分别{1}重新汉译了此经。由于此经被广为信仰，由经入画，作为吐蕃时期普贤变的补充内容。论文还对藏汉两种版本的《普贤行愿》作了比较，进而对普贤行愿经变作一梳理，从一个侧面，论证吐蕃经营丝绸之路期间，对丝路文明的建构和传播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四川博物院刘莎《四川博物院馆藏敦煌写经——以川博藏〈大般涅槃经〉为例》在已有学者完成馆藏敦煌写经校对与叙录工作的基础上，对馆藏36件敦煌写经进行系统整理，试图以馆藏《大般涅槃经》为例，将北魏、东晋、唐、五代各时期《大般涅槃经》在写经内容以及书写模式方面，参照类比。
此外，中山大学王丁《西域的汉姓胡名问题》讨论了胡名是非汉语人名的汉字书写形式，在中国历代史籍和出土文献中多有出现。狭义的胡名研究聚焦于中古时期（南北朝至五代），特定人群则是进入中原文化视野中的伊朗语族（“西胡”），特别是其东支中的粟特、吐火罗、于阗以及粟特化的突厥人。胡名研究是根据胡姓及确定的传记记载，纂辑、甄别胡名。根据汉语中古音构拟和相关的胡语探讨胡名的语源，以作为考史的依据。在中古西域史、河西史的特定时期，藏、鞑靼、吐谷浑、契丹等民族也加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交往，留下的名字也需要学者加以研究。
二 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艺术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敦煌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热烈讨论的又一重要方面。
宗教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传播与交流是很多学者关注的問题。长安，自古以来是佛教发展的中心，无论是佛教经典的翻译，还是佛教僧团的汇集，或是寺院的林立，或是帝王的支持，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心区域。常青、冈田健、李凇、冉万里等学者对“长安模式”都曾有专门讨论，但意见不尽一致。北京大学韦正《也谈“长安模式”——以陇东北朝佛教遗存为中心》认为长安模式这一概念的时空和内涵都需更仔细地考虑和界定。从时间上来说，北周时期长安佛教造像就表现出首都地区独有的特征并对外产生了影响，其代表造像为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北周造像和西安市界内出土的北周造像碑等。对外影响了泾川大云寺遗址出土造像，长武北周造像碑，须弥山第51、45、46窟，以及北石窟寺第240窟等。此外，长安模式存在的地域范围也需要甄别。陕西师范大学葛承雍《“反弹琵琶”：敦煌壁画舞姿艺术形象来源考》认为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是中国唐代舞蹈文化中最著名的艺术形象之一，随着《丝路花雨》等歌舞传播享誉海内外，但反弹琵琶最早出现时间和艺术源流一直没有明确答案。论文依据近年长安出土的贞顺皇后（武惠妃）墓石椁线刻画，指出反弹琵琶最早来源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男性胡人的艺术造型，其从男性舞者转变为女性舞伎的过程，正是从长安皇家艺术吸纳异域外来文化中开启，传播至敦煌艺术工匠创作之中的。文章还采用长安、吐蕃、敦煌三处对比方法，证明来自异域的反弹琵琶艺术形象是敦煌这一独特造型的传播来源，释读了这一长期未解的艺术主题。敦煌研究院马德《吐蕃治理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影响》认为吐蕃治理敦煌期间，敦煌石窟的营造不仅继续进行，而且在内容和风格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净密同窟，显密同崖，让佛教全面进入社会，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并为后世所传承。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唐·吐蕃·粟特在敦煌的互动——以莫高窟第158窟为中心》认为敦煌莫高窟第158窟是吐蕃时期的代表窟，该洞窟的核心功德主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九姓胡人，并且是河西走廊唐前期最大的胡人集团安氏家族，在洞窟中确实能看到与粟特人及其美术相关的诸多绘画因素或特征。但洞窟整体壁画的题材与艺术风格，则属敦煌在这一时期流行的传统的唐样唐风;同时，洞窟供养人中出现“蕃大德”和吐蕃装人物形象，各国王子举哀图则是以吐蕃赞普为首的图像结构，这些图像设计均在强调该洞窟的吐蕃时代和吐蕃因素。因此，在一个洞窟中集中体现唐、吐蕃、粟特不同文化元素和艺术特征相互之间的融合与互动，实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和有趣史实。
瑞士伯尔尼大学艾米·海勒（Amy LeeHeller）《吐蕃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鸟和鹿》着眼于考古遗物中金银器、木制品或丝绸制品上的鸟和鹿图像，它们多为自然与幻想的混合产物。这些遗物包括带有鹿形生物的杯子和盘子，有羽人形象和鸟、狮子形象的角状杯，鸟形的大罐子，以及数量众多带有数种鹿图像的碗与大浅盘。它们应是庆祝活动和仪式上迎接新年、祈求好运、安康使用的器皿。作者还考察了青海地区一座吐蕃墓葬中发现的绘有极具特色的蓝色鹳鸟壁画。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藏文文献中亦有关于鹿和鸟的典故。香港中文大学许晓东《吐蕃金银器制作工艺：以梦蝶轩藏品为例》介绍了馆藏吐蕃金银器制作工艺体现出的某些共同特征：普遍采用背面捶揲出大致轮廓和图案，然后正面细节修整的技法，图案显示出浮雕的特色，稍加阴刻线点缀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马鞦带、腰带等缀饰数量众多，形制规范，暗示着凹凸模具的使用，以利于批量生产。镶嵌普遍使用绿松石，镶嵌技法多样：或于捶揲下凹处加黏合剂固定;或镶嵌处金属片边沿斜凸起，嵌入绿松石后，稍向里挤压金属，使之紧密包围绿松石;或于金属底片上焊接窄金片，再加粘黏物固定镶嵌物。在金银片背后加衬丝织物或用丝织物包裹随形木片，既能减轻整套器具重量，也能起到造型美观的作用。绿松石表面多光素无纹，甚少使用珠化工艺、鱼籽纹地装饰;神兽多带双翼，呈奔逐状，气势凌厉。工艺和装饰特征的同一性，暗示馆藏的这批金器来自同一作坊，体现出有别于粟特以及唐代金银器的特征。批量化生产也暗示着吐蕃金银器制作的兴盛。金银器上所饰人物的不同装扮以及所饰某些动物与佛教及祆教的关系，反映出吐蕃时期文化的多元性，从而也可推测工匠来源的多元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仝涛《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通过对甘肃肃南大长岭墓葬的形制、丧葬习俗和出土文物的分析，初步推断了墓葬的所属年代和族属。根据棺板画十二生肖的出现、双室墓形制的流行及突厥式金银器的年代，大致将墓葬的年代推定为盛唐时期，即8世纪中期前后。墓葬的选址特征、彩绘木棺的丧葬形式、棺板彩绘十二生肖图像、马匹殉葬习俗等，与青海都兰和德令哈地区的一些吐蕃墓葬有颇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墓主人游牧民族特色的服饰和缠绕丝绸的发辫、棺板彩绘虎皮裙武士和出土的锁子甲残片等因素，都显示出墓主人具有浓厚的吐蕃文化背景。
四 丝绸之路上的丝织品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上的丝织品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讨论较多的话题。
中国丝绸博物馆赵丰等《联珠对鸟纹锦研究》认为在敦煌莫高窟举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上，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一件联珠对鸟纹锦半臂童袍极为引人注目。类似面料制成的服饰还有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收藏的联珠对鸟纹锦长袖上衣和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博物馆收藏的一双联珠对鸟纹锦童袜，经仔细比对，发现这三件服饰源自同一块联珠对鸟纹锦面料，而且很有可能原属同一人的一组服饰。
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瑞谷拉·肖特和安雅·拜尔（Regula Schorta and Anja Bayer）《七至九世纪的动物纹鸟纹织锦及“从西亚丝织品到黄金假袖披风的转变”——丝织品复原修复案例研究》认为两件帶有对鹿图案的大型织锦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团窠对鹿纹挂锦红地，呈圆形对称的动物与鸟类图案尤其醒目。类似丝织品在青海都兰考古发掘中亦有出土，还有一些织物在中世纪传入欧洲。根据丝织品实例在中国与西方出土时的共存关系及碳-14的分析结果，这一组丝织品可以上溯至7—9世纪。此次展览还展出了一件精美的假袖披风，披风的丝织品表面装饰着美索不达米亚动物的大型图案。通过对这些丝织品的调查研究及全面考察，并将这件大型织锦融入背景环境中进行分析，考虑如何通过细致的考察来对这些可能作为室内陈设使用的复合对象进行复原。
陕西师范大学康马泰（Matteo Compareti）《青海新见非科学出土奢华艺术品：吐蕃统治区域的伊朗图像》讨论了一批最近在国内外公共和私人收藏界精美绝伦的金银器和纺织品。2018年，青海都兰警方从20多名盗墓者手中缴获了大量金银器和纺织品。虽然目前尚不知晓被犯罪团伙盗扰墓葬的具体位置，但基本可以断定这批文物绝大多数都来自都兰地区。其中的金银器，特别是织物残片很可能是随着中亚商人贸易活动而传入青藏高原的，有明显的伊朗文化圈图像。由于对这批纺织品目前尚未作精确的技术分析，对其任何研究都应视为美术史方面的探讨。这批追缴的纺织品几乎全部属于所谓的“赞丹尼齐”（Zandaniji）织物，而后者的起源和纪年仍然是一个备受学者争议的问题。
除上述一些大的研究领域外，本次会议还涉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话题。如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屈涛《西夏说：从一则新材料谈莫高窟第465窟的开窟年代》先对宁夏宏佛塔所出西夏唐卡新材料与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的局部图像进行比对，再与第465窟壁画中非传统画材质的使用进行分析，对第465窟“西夏开窟说”进行新的阐释。敦煌研究院殷博《敦煌莫高窟须摩提女故事画寻微》通过对现存须摩提女故事汉译文本的梳理，认为敦煌须摩提女故事画主要根据阿含部派思想的《增一阿含经》绘制，部分内容还参考了其他文本。在对画面内容进行补考后，结合相关经典和图像，可认为敦煌须摩提女故事画与部派佛教存有较强的关联性。四川大学董华锋《四川南朝时期的“宝罐莲花”图像及其相关问题》认为四川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南朝造像最为丰富的区域。四川南朝“宝罐莲花”图像正是6世纪中叶丝绸之路上中印文化艺术交流的生动体现。
再如敦煌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晓红《〈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纪事》介绍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学术价值与出版背景，回顾了《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项目的战略规划、立项实施，梳理总结了项目出版历程、编辑及出版的重大意义，全面呈现了藏学专家与出版单位合力为甘肃藏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整理、出版所做出的贡献。
五 对古代文化艺术与遗产的
保护、研究和推广
最为重要的是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刘曙光，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美国普里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总监兼主策展人大卫·普利兹克（David Pritzker），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葛承雍，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复旦大学教授、广东省博物馆原馆长魏峻，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原副主任、首都博物馆原副馆长姚安，世茂文化集团总裁、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李仲谋，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主任瑞谷拉·肖特（Regula Schorta），凯悦酒店集团行政主席汤姆·普利兹克（Tom Pritzker）共同展开主题为“在国际合作语境下如何加深对古代文化艺术与遗产的保护、研究和推广”的圆桌高层研讨。诸位专家高屋建瓴的思想，以独到的专业视角和真知灼见、崭新的学术观点，激起了与会代表阵阵掌声和喝彩。正如诸位专家学者热烈讨论所指出的那样：敦煌研究院与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联合在莫高窟举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其核心是呈现吐蕃文化经丝绸之路而与世界产生的广泛联系，西藏在当时创造性地吸收和利用周邻文化观念、技术和艺术元素，并进一步将其内化为一种既清楚易懂又别具吐蕃特色的文化艺术风格。在王朝权力形成的过程中，吐蕃贵族创造性地融合了周邻文化的最优成果，积极参与到同时代的世界环境中，包括从印度引入佛教，从尼泊尔聘请工匠，学习借鉴中原地区的政治体系、占星术和占卜方法，并将中亚绿洲国家的医师、学者、工匠和艺人请去参加宫廷活动。其亮点集中体现在来自美国普利兹克和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珍藏的7-9世纪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丝织物、佛像、王冠、生活器物等文物珍品上。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国内二十几家考古文博机构也为此次展览贡献了其收藏的国之瑰宝。此外，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阿勒萨尼等海外收藏机构也为展览提供了精美文物。
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王旭东先生是此次展览的策划人，功不可没。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展览。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刘曙光在圆桌高层研讨会上作了精彩总结：求同存异、相互理解、采取一致的方向，是这次展览能够举办并且取得成功的关键。
首先，“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外合作、共同策划的展览。从展览时间、地点，到展览名称、主题，到展览内容、形式设计等，都是在双方充分、反复讨论之后确定的。这不是一个引进的外展，而是中外双方共同设计和创造的。
其次，展览的学术准备充分，成果突出。敦煌研究院对丝路和吐蕃历史的把握，是国内许多专业机构所不及的;而普利兹克父子对吐蕃和中亚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也为业内专家所认可。对国内外合作机构和展品的挑选，就很好地显示了双方的学术功底之深厚。双方都有自己的学术顾问，也有大家共同信任的高参。客观地说，这个展览对于推动国内外关于吐蕃和丝绸之路的历史、考古和文物研究具有很大的作用，甚至具有震撼的意义。通过这个展览，不仅看到了不可多见的珍贵文物，而且还看到了文物背后开放的大唐、开放的吐蕃、开放的粟特。开放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开放的各个王朝，共同创造了那个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
第三，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举办了这次展览。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六年来，人们对于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汤姆·普利兹克先生曾经当面向习总书记谈过他对“一带一路”和文明沟通、文化交流的见解，他选择与敦煌研究院在敦煌这个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举办以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展览，就是一种积极的身体力行。我们也都知道，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虽然两国的贸易摩擦持续不断，但这个展览的成功举办，让人们看到了两国关系的成熟性，说明了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四，从形式设计来看，这是一个高标准、高品质的展览。布展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专业性和观赏性，智慧智能，大家都努力把最珍贵的藏品以最好的方式呈現给观众。
第五，展览对合作双方的业务都有较大的促进，达到了双赢。对敦煌研究院来说，进一步拓展了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领域，而普里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也增强了举办文物展览的能力和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的大部分海外展品均为首次来华展出。在为期三个多月的展览中，吸引了逾46万人次国内外观众前来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