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持农业本土化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芦文琴

    

    摘 要：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居民对健康、绿色农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然而，随着不安全农产品陆续被曝光，城市居民对市场上农产品的信任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支持农业逐渐发展起来。社区支持农业强调有机、环境友好的耕作方式，是一种以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支持为核心的本地化生产与消费模式。社区支持农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我国快速发展，但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为了推动社区支持农业在我国进一步发展壮大，梳理了社区支持农业研究进展、发展概况及所遇困境等方面的文献，结合南京市社区支持农业案例，就社区支持农业本土化困境这一问题从政府、生产者两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社区支持农业;产销模式;困境;对策

    文章编号：1004-7026（2020）14-0016-04? ? ? ? ?中国图书分类号：F325? ? ? ? 文献标志码：A

    1? 社区支持农业研究进展

    1.1? 概念、核心内涵

    陈卫平（2014）[1]指出，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以下简称CSA）简言之，就是一种农场与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形式。消费者通过预付、会员制方式，直接向生产者定期购买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双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2]。CSA的理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

    共担风险是指消费者需承担农场在种养技术、食物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经营风险。共享收益指消费者除了拿到固定农产品外，还可以获得多余农产品的红利等附加收益，以及享受亲近土地带来的快乐。

    屈学书等（2013）[3]认为，CSA强调了消费者与生产者间的平等互助关系，核心是两者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陈卫平（2014）[4]指出，尽管在实践中没有任何两个CSA项目模式完全一致、相同，但所有CSA项目都遵守5个共同原则，即健康生产、互助、承诺、本地化和直销。

    1.2? 特点

    CSA模式与传统超市、农贸市场对比见表1。

    1.3? 起源及整体发展情况

    一般认为，现代CSA模式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瑞士和德国[5]。CSA注重绿色环保，倡导健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符合“发展共享经济”理念;生产过程采用无化肥、无农药、无毒害的“三无”模式[6]。这种模式目前在欧洲、美洲、澳洲以及亚洲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仅北美的CSA农场就有几千个，由它们提供服务的家庭超过10万户[7]。

    就消费群体来看，石嫣等（2011）[8]指出国外有机都市农业的发展，同中产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就经营模式来看，邵隽等（2012）[9]认为在CSA表现形式上，国外主要是生产者主导型、社区主导型和共享管理型3种类型。生产者主导型发起者一般为规模较大的农场，具有一定有机食物生产基础，能够在农产品价格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社区主导型的发起者为社区居民，其主动寻找和选择特定农场或小农户来为他们提供健康食物;共享管理型则由农场和社区居民共同发起，通过互相选择建立合作关系。3种经营模式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一些国家也有除此之外的创新。在日本，消费者团体是国内CSA发展的主导力量;在美国大农场体制下，生产者主导型是其CSA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法国，政府建立专门管理机构对CSA发展给予支持;在中国，非政府性服务机构通过为国内其他CSA项目提供服务，对CSA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2? 我国社区支持农业概述

    2.1? 我国CSA发展历程

    2005年，部分民间组织迈出城乡结合、互帮互助的第一步，这是我国CSA发展的雏形。2006年，甘肃兰考率先实行“购米包地”，取消中间流通商，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这是我国含有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理念的CSA早期形式。2008年石嫣等人创立了我国第一个CSA农场——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10]。该农场实行会员制，会员需在季节之初预付一定数量的蔬菜费用。2009年，上海青蓝耕读合作社正式开始了CSA产销模式，并向社会公开招募首批农场会员。不久后全国兴起了一些类似的农场，CSA在我国开始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我国CSA农场总数已超过200个[11]。2015年，国际CSA大会首次在我国召开。2016年，我国各省份CSA项目已经超500个，参与CSA的消费者家庭有几十万户，CSA发展呈现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快速推进的良好态势[12]。截至2019年底，我国已成功举办11届社会生态农业大会，影响和带动了国内众多CSA项目发展。

    2.2? 我国CSA发展模式

    刘飞（2012）[13]认为，我国CSA模式主要体现为消费者推动型、生产者推动型和NGO这3种类型。

    周飞跃等（2018）[14]依据CSA发起人在这一互助模式中扮演角色的差异，将我国CSA模式划分为4种类型，即市民联合组织、小农合作型、产学研结合型和NGO。市民联合组织的主要代表有北京天福园等，属于消费者推动型，由城市市民自发联合起来发起成立CSA[15]，同国外的社区主导型类似。小农合作型在我国CSA中占很大部分，主要代表为国仁绿色同盟、山东济南“我家菜园”等，属于生产者推动型，由多个有着共同经营理念的农户共同耕作，属于小生产面向小市场[16]，类似于国外的农场主导型。产学研结合型主要代表有最初开始发展的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等，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产学研三位一体，相互促进。NGO模式是指由非政府组织（NGO）发起的、有着公益性质的CSA服务机构[17]，典型代表有北京國仁城乡合作中心、云南绿耕中心，为国内零散的CSA项目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2.3? 我国CSA发展状况

    尽管我国CSA起步较晚，但从发展趋势来看，CSA农场在我国正逐步壮大起来[18]，越来越多消费者加入CSA成为会员，CSA项目在全国各地分布较广。石嫣指出，初期我国CSA农场多数是由中等收入群体发起成立的，如北京天福园农庄、德润屋农庄等，其消费者也多来自中等收入阶层。杨波（2014）[19]认为，CSA在我国兴起时间较短，消费者对CSA支持农业发展等社会功能考虑不足。目前，CSA在我国有各种模式[20]，模式复制性差[21]、推广较难。郑晓冬等（2017）[22]指出，我国CSA还将长期发展，而目前消费者对CSA的认识不够深。

    3? 我国社区支持农业面临的困境

    3.1? 生产者困境

    3.1.1? 市场难扩大

    首先，目的不一致。对供给者而言，生产经营的根本目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绿色方式生产安全农产品并不是CSA生产者根本目的。CSA生产者和消费者首要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双方在初始信任建立时就面临挑战，信任基础不牢固。

    其次，CSA需要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风险，而农业经营具有高风险性。再加上CSA模式下农产品价格高于市场，以及近年电商发展的冲击，这样诸多现实情况使CSA消费者局限于中高等收入阶层，销售市场难以扩大。

    3.1.2? 生产成本高

    周飞跃等指出，国外CSA顺利发展的关键，是存在可担任主导角色的组织，如美国大农场、日本居民社区、法国CSA国家级机构等。我国CSA尚未建立主导机制，没有强有力的CSA农场或消费者团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较难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生产者搜寻成本高，加上各个农场间合作平台少，在农产品品种、包装、物流、售后等方面都需要自主把控。这一系列操作的人力和物力成本使生产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场扩大生产也难以取得规模效益。

    3.1.3? 运营能力不足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推进，使得更多生产资源涌入第二、第三产业，人们降低了对农业的关注度和重视度，直接和间接导致农业生产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不足。

    许多CSA缺乏有机农业运行人才，传统农民对于生产理念、生产管理、农产品销售方面的知识也有所欠缺，农场运营能力不足。而且CSA规模小、分散化，也减弱了其扩大经营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3.2? 消费者困境

    3.2.1? CSA理念超前，消费者承担风险意愿弱

    我国消费者的传统消费习惯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CSA经营理念是“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消费者需在季节之初就为日后获得的农产品支付一定数量货款，这一理念挑战了人们的传统消费观念。再加上农产品生产周期长的特点，消费者安全感不足，很难接受预付理念。

    3.2.2? 农产品价格高，品种较少

    CSA模式下，农产品价格一般在市场平均价格的3倍左右，超出一般家庭对于蔬菜等农产品价格接受程度。农场向消费者提供的蔬菜种类虽然会根据消费者喜好作出调整，但主要由农场决定，其种类不及传统农贸市场丰富。

    4? 南京市娜家生态小院案例分析

    4.1? 案例选取

    娜家生态小院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桠溪漆桥生态路。娜家小院作为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发起单位和著名CSA专家陈卫平所著《菜篮子革命：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典型案例》一书中八大案例之一，是小农户型CSA典型代表。

    4.2? 娜家小院基本情況

    入驻“有机会”媒体旗下的生态农场，采用“会员预付制”。会员预付费成为一部分资金来源，消费者成为“股东”，招募劳动份额会员在农场耕作，体现了CSA“互助”的原则。全年提供52次（每周1次、每次4 kg）蔬菜，预付人民币6 240元;半年提供26次（每周1次、每次4 kg）蔬菜，预付人民币3 120元。

    4.3? 农产品方面

    品质与种类方面，农场努力按照有机方式种植，即“五零一非”，采用物理生态法除病虫害，全程人工除草捉虫。娜家小院农产品已通过有机认证。每周提供10多个品种，夏天10～13个，冬季保证最少7个，不分季节价格一样。农场根据当季农出产搭配好品种。农场也会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前提下，积极从外界引进新的品种。

    配送方面，蔬果通过电子平台选择和下单，配送仅限南京市区和周边地区。会员自行选择每周一或周四配送，顺丰全程送到家（蔬菜采摘、分拣、打包和配装是当天上午完成，傍晚前送到）。产销直接对应，不存在中间商，体现了CSA“本地化”和“直销”原则。

    4.4? 客户服务方面

    品种更换和停送方面，农场会根据会员反馈，增加应季且相对受欢迎的品种，减少甚至去掉相对不受欢迎品种。会员偶尔有事停送可提前告知农场，预定半年者最迟可延迟1个月（即7个月内）配送完，预定1年者最迟可延迟2个月（即14个月内）配送完。

    信息透明化及评价方面，主要在微信朋友圈进行分享和信息交流;建立参与式保障与监督体系，利用社交媒体不定时向会员展示生产全程，体现了CSA的“承诺”原则。农场主为“海归妈妈”，素质高、有经营热情，深受会员喜爱;会员对农场主和农产品的评价都较高。

    4.5? 面临的困境

    （1）由于缺乏政府和企业主导机构，娜家小院同高淳区甚至南京市及其周边其他有着相同理念的CSA农场几乎没有合作关系。农场独立运营，再加上为保证农产品品质而采用顺丰速运，各个环节成本开支都比较大。

    （2）很少有会员去农场参观、体验农事活动，农场无官方网站，产销双方的信任维系更多依靠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

    （3）农场位于较为偏远的郊区，交通不便、生产环境较为艰苦，难以招聘到优秀的技术人员和劳作人员。目前农场主要劳动力来自于周边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待业人员，农场规模难以扩大，农场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不足。

    （4）主导机构、人力资源、技术支持、生产成本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依存，一个方面存在不足也制约着其他几个方面，进而形成恶性循环，阻碍着娜家小院的发展。

    5? 对策和建议

    推动CSA进一步发展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又不忽视次要矛盾，多方共管、齐头并进。为此，政府和生产者要注重以下方面建设。

    5.1? 政府层面

    5.1.1? 寻找主导角色，建立主导机制

    利用主导机构将个体农户集中起来。主导机构可以是当地成立的生产合作社，也可以是地方性CSA联盟等大型机构组织。通过主导机构有序引导，使农户同当地龙头企业结为生产团体来表达诉求、寻找合作方，丰富农产品供应种类，优化农产品销售渠道，使产销精准对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5.1.2? 建立健全认证机制，加强市场监管

    农产品信息不对称引发不确定性，进而引发消费者的信任危机。由于各个地方农业生产条件不同，有机认证标准也就有所差异。一方面，政府要根据当地生产特点，制定较为统一的地方性认证标准，规范CSA农场生产;同时也会有相关机构认证农产品，给予符合标准的农产品以“绿色通行证”，降低产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稳定市场秩序，增强消费者对CSA信任，增加扩大受众群体的可能。另一方面，相关监管部门要发挥政府职能，加强对线上线下市场经营商户的监管，为市场规范运营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5.1.3? 政府扶持，增加生产投入

    CSA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其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政府对农户和农业企业的政策扶持。CSA顺应我国农业发展新态势，政府要对CSA发展增加关注、给予支持。人才是农村的短板，引不来、留不住人才是CSA发展的一大问题。政府要创造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途径，鼓励和引导人力和物力资源向农业企业流动。

    5.2? 生产者层面

    5.2.1? 主动寻找和搭建交流平台，加强合作

    多数CSA生产规模较小、农产品种类较少、生产成本较高，生产者应主动加强同业内其他CSA的合作和交流，化竞争为相互协作，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供给效率，实现共赢。同时，生产者要时刻关注行业最新动态，多参与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及时获取行业内最新信息。

    5.2.2? 借助社交媒体利用会员口碑营销

    社交媒体日益网络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分享消费体验，这种信息公平对等性使农场的口碑尤为重要。实际运作中，尽管CSA农场大都通过多样化方式来招募会员，但最为重要且有效的方式是通过现有会员的口碑传播进行营销。因此，农场要在保证农场品质量的基础上，利用公众号、官方账号等渠道发布会员分享的信息，促进会员对于农产品质量、农事体验等积极、健康信息的传播;还要关注不同会员的需求变化，及时回应会员反馈，提供较为完善的售后服务，为会员的口碑营销奠定基础[23]。

    5.2.3? 增强农场领导人魅力

    CSA生产有机食品，而做“有机”依赖于经营者诚信。经营者诚信是会员和农场长期接触中考察的重点。一个富有魅力的CSA领导者和一群充满活力的工作人员必然会大大增强会员对农场的信任，使会员也会成为农场最好的宣传员。农场要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情感宣传，增强消费者信任。

    5.2.4? 物流既要高效又要控制成本

    物流环节不仅关乎农场实际运营成本，而且影响会员满意度。因此，如何将辛苦种出的健康食物安全、准时送到消费者手中，是所有CSA农场需要应对的一大课题。为了保证食物新鲜度，采摘完的蔬菜要当日送达。随着农场的发展，除了外包给第三方物流外，CSA有必要形成属于自己的物流系统，在保证效率的同时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参考文献：

    [1]陈卫平.社区支持农业：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34-44.

    [2]张玉芳.社区支持农业研究综述[J].乡村科技，2019（8）：41，44.

    [3]屈学书，矫丽会.我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研究进展[J].广东农业科学，2013，40（9）：214-217.

    [4]陈卫平.声誉机制、关系运作与食品信任建构[N].光明日报，2014-06-14（15）.

    [5]陈卫平.农业国际竞争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上海经济研究，2002（6）：18-22.

    [6]Weiping Chen. Perceived value of 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working share. The construct and? its dimensions [J]. Appetite，2013，60（3）：37-49.

    [7]叶明明，朱明.互联网+与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整合策略研究[J].农业与技术，2016，36（14）：150-172.

    [8]石嫣，程存旺，雷鹏，等.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相关性分析——基于“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CSA）运作的参与式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1（2）：55-60.

    [9]邵隽，张玉钧，李雄，等.社区支持农业型市民农园休闲模式研究[J].旅游学刊，2012，27（12）：74-79.

    [10]付会洋，叶敬忠.兴起与围困：社区支持农业的本土化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15（6）：23-32.

    [11]邓超.关于社区支持农业（CSA）的实证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3.

    [12]杨波，王开开.社区支持农业的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J].价值工程，2018，37（2）：242-244.

    [13]刘飞.制度嵌入性与地方食品系统——基于Z市三个典型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案例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1）：141-149.

    [14]周飛跃，勾竞懿，梅灵.国内外社区支持农业（CSA）体系的比较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8（7）：78-87.

    [15]宋珊珊.青岛市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4.

    [16]杨勇，金军，李海涛.苏南小菜园式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9，47（11）：253-254，257.

    [17]陈卫平，黄娇，刘檬洋.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现况与前景展望[J].农业展望，2011，7（1）：54-58.

    [18]杜锐，陈卫平.社区支持农业对会员膳食行为变化的影响研究[J].世界农业，2016（7）：4-11.

    [19]杨波.我国城市居民加入“社区支持农业”的动机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中西方国家对比的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4（2）：73-83，95.

    [20]金莹，叶立润.兰州市市民对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选择意愿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5，31（7）：272-278.

    [21]黄泽海.推进山区农业现代化共生性发展的现实路径[J].现代农业，2012（10）：95-97.

    [22]郑晓冬，董欢，方向明.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参与意愿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J].经济与管理，2017，31（4）：33-38.

    [23]陈卫平.社区支持农业情境下生产者建立消费者食品信任的策略——以四川安龙村高家农户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3（2）：48-60.

    （编辑：季?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