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高专学生移动语言学习现状调研
翁克山 吴京京
【摘要】? 移动语言学习（MALL）在高校外语教学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与针对本科生MALL现状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针对高职生MALL现状的研究依旧匮乏。本研究在相关研究参考、焦点小组访谈、课题组头脑风暴等多方数据来源基础上设计调研工具，并通过在线软件实施问卷调查，对高职生MALL的整体现状、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调研。结果显示，高职生对实施MALL有很强的行为倾向，对实施MALL的技术接受度和学习情境均表示认可，但自主学习能力和来自师生的帮助不足;性别、家庭背景、是否班干、个人发展规划等被试特征对高职生实施MALL有显著影响;高职生实施MALL的技术接受度、自主学习能力及其专业成绩是影响MALL成效的主要因素。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了指导高职生实施MALL的建议。
【关键词】? 移动语言学习;高职高专学生;现状调研;群体差异;被试特征;技术接受度;高等职业教育;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 G434? ? ? ?【文献标识码】? A? ? ? ?【文章编号】? 1009-458x（2020）10-0067-09
一、引言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为地方培育、输送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重担，是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中国高职招生稳中求进，从2015年的348.4万人稳步增长到2018年的368.9万人，并在2019年落实全国高职招生比2018年增量100万人的目标（中国新闻网， 2019），体现了高职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市场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外语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必备技能，也为高职院校的外语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移动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移动终端的高度普及，使移动学习成为信息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新媒体联盟发布的2017高教版《地平线报告》指出，全球移动学习市场预计每年增长36%，从2015年的79.8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376亿美元。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54亿，同期工信部统计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6亿户，超过了全国总人口。这为移动学习在我国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移动学习不仅使高职生能够充分利用课堂外时间学习外语，弥补外语课堂学习时间不足的缺陷，还能够提供符合高职生现状的学习者定制型学习模式，成为高职外语教育的有效辅助手段。本研究旨在调查高职生移动语言学习现状，依此对其弱项提出指导性建议。
二、研究背景
2000年Keegan在上海电视大学40周年校庆上做了题为《从远程学习到数字学习，从数字学习再到移动学习》的主题报告，首次将移动学习这一概念引入中國。移动语言学习（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MALL）作为移动学习和语言学习的结合体，已经成为我国位列第一的移动学习活动（李健， 等， 2014）。目前，在国内有关MALL的调查研究中纯粹的量化或质化研究均较少，主要以结合二者的混合研究为主。这些混合研究主要归入MALL现状研究、应用效能研究以及软件或平台研究三大主题。
第一类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了解大学生实施MALL的设备、资源、态度、行为等方面的现况（如：熊巧巧， 2014; 翁克山， 等， 2017; 孟亚茹， 等， 2018）。熊巧巧（2014）对大学生实施MALL的总体情况和现存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多数大学生对MALL持肯定态度，因为该学习模式有助于碎片时间的利用，但也存在大学生对MALL的意识不够强，缺乏学习策略，以及区域无线网络尚未普及等问题。翁克山与李青（2017）探讨了大学生对具有协作性质的MALL学习活动的接受度。孟亚茹等（2018）构建了涵盖7个因素的接受模型MALL-AM，发现被试对MALL的总体接受度较高，影响其接受度的直接因素有感知趣味、绩效期望和自我管理等。
第二类是对基于移动服务或移动教学平台与基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和纸质教材的外语学习效果进行对比研究（如：李艳平， 2012; 崔羽杭， 2014; 何芳， 2016; 陈婧， 2019）。李艳平（2012）利用播客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英语听力教学，为其设置商务、生活等各种题材的播客听力练习。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班的听力进步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班，说明播客技术对英语听力教学有助益。崔羽杭（2014）对比了基于飞信和纸质材料的两种英语词汇学习模式的效果。通过单词水平测试、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发现用飞信学习英语单词比传统的纸质材料更有效，学生对移动学习英语词汇的模式持肯定态度，能够激发学习动机，促进师生交流。陈婧（2019）的研究发现，基于微信、雨课堂实施写作学习的实验组在知识点的掌握方面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有效提高学生写作动机，引导学生更多参与自我反思和作文修改。
第三类是基于需求分析设计提升外语技能的移动客户端或学习系统，并通过教学实验、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手段验证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如：李玉梅， 2014; 王济军， 等， 2014; 武丽娜， 等， 2016）。李玉梅（2014）先以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利用移动终端学习英语听力的情况、态度和需求后，设计了基于Android平台的“布丁英语”——一种整合单词查询、词汇学习、听力测试和美文欣赏等功能的听力软件。教学实验结果显示，使用该软件自主学习英语听力的实验班听力测试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班，且后续反馈中93.5%的实验班学生认为听力有所提高。王济军等（2014）设计了旨在促进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ILSBML移动学习系统，并将其用于实验班的日常教学中。经过8周的教学实验，对使用该系统的实验班与使用纸质材料的对照班进行学习成效对比和访谈，发现该系统对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知识有促进作用。武丽娜等（2016）探讨了基于ARCS理论而开发的成人学位英语单词大冲关APP的有效性。研究通过用户评论、用户深度访谈和对比分析，论证了该APP在促进学生记忆学位英语大纲词汇和通过学位英语考试上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在研究主体上，现有MALL研究多以大学本科生为被试，针对高职生群体的研究依然匮乏，而高职生在外语学习上仍旧存在水平较低、积极性不高、应用能力不佳、学习目标定位不明确和自主学习能力不强等不足（李晓燕， 2015; 史丽珍， 2015; 王彦霞， 2015），其实施MALL的现状需要针对性研究。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侧重于MALL的有效性探究、移动学习与英语教学结合模式的探究以及软件或系统的设计等。虽然有部分研究在教学实验实施前对被试进行了调查，但目的主要是为了设计符合学习者需求的教学模式或软件，因而调查涉及的范围小、维度少，不能全面反应MALL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在研究深度上，现有调查大多以实验研究、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手段开展，但多以描述性分析和对比分析展示调查结果，以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深入分析的研究极少，因而难以全面了解影响MALL的因素、程度以及因素之间的关联等。基于上述MALL应用与研究现况，本研究以高职生为研究主体，设计涵盖多因素的调查问卷，分析高职生的MALL学习现状及各种因素在其MALL实施过程中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研究旨在调研高职生实施MALL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了解MALL在高职生群体中的应用研究现状，确立研究主题;依据研究主题设计调研工具，并对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以“问卷星”平台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以SPSS22.0软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数据分析，掌握高职生MALL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此为依据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研究对象
被试对象来自某省属普通高等医学本科院校下属的高等职业教育学院（简称“高职院”）。该高职院主要负责学校高职教学、继续教育和自学考试，设有医学、药学、医保、公共卫生管理等多种专业，学制3年，在校全日制高职生约2，400人。被试从3个年级各专业中随机选取：课题组成员将制作成的调查问卷链接提供给所有专业的辅导员，委托其将链接上传至班级常用通信群，让学生自愿答卷，使问卷调研具备覆盖该高职院所有在校生的可能性。调研持续1周时间。最终有355人答卷，约占高职院在校生的15%。其中，男生137人，女生218人，分别占答卷人数的38.6%和61.4%。
（三）研究工具
1. 研究工具的设计
研究工具由被试特征和移动语言学习现状两部分组成。“被试特征”部分涵盖性别、年级、月可支配经济额度、家庭背景、是否担任班干、是否做兼职、个人发展规划、专业成绩和英语成绩等方面，用于了解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和可能影响其MALL行为倾向的因素。“移动语言学习现状” 为问卷的主体，采用Likert五等级量表形式，每个题项设“很符合”至“很不符合”五个等级选项。题项来源有三：其一，参考相关研究（Khwaileh & Al-Jarrah， 2010; Aamri & Suleiman， 2011; 虞敏， 2012; 翁克山， 2015; 翁克山， 等， 2017）的调查问卷，并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对其进行适应性修改，如将原本适用于本科生的细节改为适用高职生，将计算机辅助外语学习环境改为移动外语学习环境，将国外研究环境改为国内研究环境，以及修饰语言表述，等等。其二，将来自三个年级的15名高职生分组进行访谈，让其就实施MALL的体验畅所欲言，了解其使用移动技术学习外语的动因、经历、困难、收获等，事后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和主题分析，以编制问卷的部分题项。其三，结合实际教学中发现的高职生MALL学习行为与内容，由课题组成员实施头脑风暴，补充部分题项。课题组成员主要由具有多年高职英语教学经验的公共外语教师和高职生辅导员组成。
研究工具设计完成后，先对其进行内容效度和表面效度检验。内容效度旨在检测实际测量内容和预计测量内容相符合的程度，本研究采用逻辑分析法，即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测试的题目与欲测试的内容和范围的符合程度进行判断。研究邀请教育技术学和外语教学领域的专家对题项的表述、内容及其所能覆盖的范围进行评估，并根据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以提升问卷的内容效度。
表面效度旨在检测题项在被试者看来是否是研究者想要测试的内容。调查问卷制作完成后，对部分高职生进行初测，评判其是否理解问卷题项和选项的内容，或是否存在歧义、语义模糊或晦涩难懂的专业词汇等。基于他们的反馈意见对问卷做进一步修改。
2.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调查问卷通过网络平台发放和回收。首先在“问卷星”上制作调查问卷，生成问卷链接，然后委托辅导员将链接发至被试所在的各个班级QQ群。问卷发放1周后截止，回收355份，将其中因量表部分全部选项相同或连续大部分选项相同，且答卷时间远低于正常范围的37份无效问卷剔除，获得有效问卷318份，有效回收率89.8%。
3.研究工具的检验
（1）信度检验
本研究以Cronbachs α系数衡量信度，对调查问卷量表部分的34个题项进行可靠性分析，得出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958，远大于0.7的可接受值，說明量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都较高。
（2）结构效度检验
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量表进行结构效度分析。首先进行KMO检验和Barlett球体检验。结果显示，量表的KMO值达到0.930，表明样本大小符合要求，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Barlett球体检验的显著水平值为0.000，达到p<0.01的水平，说明原始变量间存在有意义的关系，量表数据适宜做因子分析。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求共同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因子数量。6个题项因为因子负荷低，不能归类而被剔除。通过数据分析，从剩余的28个题项中提取出5个因子（见表1），并根据研究目标将其分别命名为技术接受度（因子负荷值为0.824～0.652）、自主学习（因子负荷值为0.853～0.443）、学习情境（因子负荷值为0.781～0.510）、师生影响（因子负荷值为0.799～0.505）和行为倾向（因子负荷值为0.789～0.778）。5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70.272%。
四、研究发现
（一）被试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2），在318名被试中，男女生分别占38.4%和61.6%;大一、大二和大三的被试占比分别为39.6%、38.7%和21.7%。大部分被试（58.2%）的月可支配经济额度在1，000元以下，仅有极小部分（4.4%）达到2，000元以上。大部分被试（67.9%）来自农村，仅有极小部分（3.8%）来自大城市。大部分被试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农村或中小城市等地区，家庭收入较低，这一点从81.1%的被试有课外做兼职经历以及过半数（56.9%）的被试选择毕业后从业可获得进一步证实。这些情况可能导致高职生手持移动设备数量和应用移动程序经验均不足，对其移动学习产生不利影响。专业成绩中等及以上水平的高职生占85.9%，英语成绩中等及以下水平的被试占73.9%，表明受访高职生专业学习较好，英语整体水平较低。
（二）移动语言学习现状
1.整体现状
表3提供了高职生MALL的5个变量整体描述性数据。其中，行为倾向均值最高，为3.3417，其次为技术接受度和学习情境，分别为3.2237和3.0478，自主学习和师生影响均值最低，分别为2.9477和2.9277，说明高职生实施MALL的意愿较强，对实施MALL的技术接受度较高，对实施MALL的学习情境并不是很满意，自主学习能力较弱，老师和同学对其MALL学习帮助不大。
具体表现为，被试认可移动技术提高其学习外语的效果，且使用便利，即MALL具有感知有用性和感知简便性（Davis， 1989），因此对MALL持肯定态度，愿意继续采用这一学习模式。但也存在以下问题：对MALL缺乏科学的认识;制定和实施学习计划的能力不足;不注意学习策略的应用;平衡学习与娱乐的能力不足;注意力容易分散;获取适用资源的能力较差;MALL学习过程中获得老师的指导不足;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不足。与高职生相似，本科生对MALL也持肯定态度，并且有持续使用的意愿（虞敏， 2012; 熊巧巧， 2014; 翁克山， 等， 2017），但同样存在对MALL认知度较低（李健， 等， 2014; 李婷， 2017）、自主学习能力不足（李健， 等， 2014）、缺乏相应的学习策略（虞敏， 2012）以及交互学习不足（翁克山， 等， 2017）等问题。与高职生不同的是，适用本科生大学英语学习的在线资源相对丰富（王济军， 等， 2014），且本科生对在线学习资源的获取和评估能力较强（李金城， 等， 2017）。
2.群体差异
本研究分析了基于被试特征的各个MALL变量的群体差异。
（1）性别差异
表4数据显示，不同性别的高职生在学习情境和师生影响这两个变量上有显著差异，分别达到p<0.01和p<0.05的显著差异水平。在实施MALL的过程中，男生受学习情境的影响（M=3.2393）显著大于女生（M=2.9286），男生受师生影响的程度（M=3.0459）也大于女生（M=2.8541）。由此推断，如果高职女生认可并选择MALL这种学习模式，她们将更容易适应这一学习模式，不易受学习情境和老师同学的影响，但如果她们不认可这一学习模式则态度较难转变。男生则相反，因受学习情境和老师同学的影响较大，已经开始实施MALL的男同学可能因为注意力被外界干扰、遇到困难、英语基础差、缺少老师指导或来自同学的负面评价等因素而放弃实施，还未实施的男生则可能因为老师、同学的推荐而开始尝试实施。
（2）家庭背景差异
以高职生的家庭背景（农村、中小城市和大城市）为自变量，技术接受度、自主学习、学习情境、师生影响和行为倾向五个变量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5）家庭背景不同的高职生在技术接受度（p<0.01）和自主学习（p<0.05）这两个变量上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描述性数据（见表6）显示，来自大城市的高职生的技术接受度最高（M=3.7857），来自农村的最低（M=2.8941）。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差异：来自大城市的高职生从小生长于物质条件较好的环境，能够较早且较频繁接触移动技术，对其有用性和简便性有更强的感知，因此对语言学习中应用的移动技术有更高的技术接受度。另外，来自大城市的高职生实施MALL的自主学习水平，显著高于来自中小城市和农村的高职生，均值分别为3.6771、2.9792和2.8941，这一差异可能是所处环境不同的高职生的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有较大差异所致：大城市的学生在小学低年级甚至幼儿园就接触英语，对英语的重视和应用程度较高，英语教师素质较高，教学理念较先进，因此整体英语水平和技能较高，英语成绩和英语学习的成功经验均优于来自中小城市和农村的高职生，自我效能感较强，对英语学习有更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自主学习意识。但由于来自农村的高职生占了67.9%，来自大城市的仅占3.8%，导致高职生的整体自主学习能力仅达到2.9477的均值。
（3）班干与非班干差异
表7数据显示，担任与未担任班干的高职生仅在自主学习这一变量上有显著差异（p<0.05），均值對比为3.0993∶2.8762。担任班干的高职生，在承担班级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获得锻炼责任心、管理能力和平衡能力的机会，要做到既处理好班干工作又不影响课程学习，因此其实施MALL的自主学习能力强于未担任班干的学生。
（4）个人发展规划差异
以高职生的个人发展规划为自变量，以五个因子为因变量实施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8）表明：发展规划不同的高职生仅在自主学习这一变量上差异显著（p<0.01）。
具体体现（见表9）为毕业后有留学意向的高职生自主实施MALL的倾向最强（M=3.625），有创业意向的高职生次之（M=3.2794），倾向于毕业后就业的高职生最弱（M=2.8148）。学习目标和学习动机往往成为影响学习者自主学习的主要因素（周珍， 2016），选择留学的高职生希望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选择创业的高职生也需要吸取各方面的知识，均需继续学习，因此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较强的学习动机，因而实施MALL的自主学习意识更强。
（5）年级差异与月可支配费用差异
不同年级的高职生在技术接受度（p=0.524>0.05）、自主学习（p=0.595>0.05）、学习情境（p=0.883>0.05）、师生影响（p=0.56>0.05）和行为倾向（p=0.69>0.05）五项MALL变量上均不存在差异。月可支配经济额度不同的高职生在五个变量上也未达到显著差异水平：p=0.319>0.05、p=0.143>0.05、p=0.144>0.05、p=0.078>0.05和p=0.416>0.05。上述发现表明：高职生的年级和月可支配经济额度对其MALL现状影响不大。
3.影响因素
表10数据显示，性别、年级、月可支配经济额度、家庭背景、班干、兼职、个人发展规划、专业成绩、英语成绩、师生影响、自主学习、学习情境和技术接受度等十三个自变量通过回归关系解释行为倾向这一因变量87.8%的变异。
表11数据显示行为倾向回归显著，方差分析得出F=78.858，sig=0.000，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十三个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回归显著。
从表12获取回归方程：行为倾向=-0.213+0.938×技术接受度+0.119×自主学习-0.087×专业成绩，仅技术接受度、自主学习和专业成绩三个变量对行为倾向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
技术接受度对行为倾向影响最大，回归系数0.938，在P<0.0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向影响，说明当高职生感知到使用移动设备学习英语的有用性和简便性时，其实施MALL的行为倾向就强烈，这一回归关系与技术接受模型（Davis， 1989）中有关感知有用性和感知简便性与行为倾向的关系陈述相吻合，也与先前有关本科生MALL现状的调研结果（翁克山， 等， 2017）相似。
自主学习对行为倾向的影响次于技术接受度，回归系数0.119，在 P<0.0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向影响。MALL不同于传统的大众填鸭式教学，学习者可以根据需求定制学习内容和学习步调，有助于学习者成为学习活动的主导者，自行承担起许多原本由教师承担的角色，弱化教师的指导、监督和评价作用。因此，高职生自主学习能力越强，越能够发挥移动技术在外语学习上的优势，如学习的情景化、个性化、即时性等，促使其实施MALL的行为倾向越强。
专业成绩对行为倾向的影响达到P<0.05的显著水平，回归系数-0.087，呈负向影响，说明专业成绩越好的高职生实施MALL的倾向越低。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专业学习投入的时间较多，则分配到英语学习的时间减少，尝试MALL这种学习模式的时间也相应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被试的专业课程多以传统模式开展教学，使其习惯于传统学习模式，导致实施MALL这一新型学习模式的倾向减弱。换言之，专业成绩较差的同学，为了改变学习现状更可能接受MALL这一新型模式。
五、研究启示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高职生的MALL实践在自主学习和师生影响两个变量上较弱，且技术接受度、自主学习和专业成绩三项因素对其实施MALL的行为倾向具有显著影响，由此提出针对高职生MALL现状的改进措施。
1. 提高高职生以移动终端实施MALL的技术接受度
一方面，需要在高职生中推广MALL，使其成为课堂英语学习的有益补充，提高学习持续性。虽然移动终端设备和无线网络的普及必将增进MALL在高职生群体中的普及度和接受度，但仍需教育主管部门及高职院校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推进移动技术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应用，鼓励教师设计基于移动技术的第二课堂英语学习活动，以达到进一步推广MALL的目的，使高职生意识到移动终端已经成为一种有用的学习工具，而非学习的干扰，逐渐养成以移动技术实施外语学习的习惯，提高其实施MALL的技术接受度。
另一方面，提升高职生的数字素养。对学生实施相关移动技术的應用培训是确保移动学习有效实施的重要措施（Khwaileh & Al-Jarrah， 2010）。本研究中大部分被试来自农村和中小城市，相对较差的经济条件使其对移动技术的应用和熟悉程度较低，因此需要对其开展移动资源获取和移动APP应用的数字技能培训，使其能够熟练地搜索、理解、整合、应用基于音频、视频、文本和图片等各种介质的资源，使MALL学习变得有趣、有效。
2. 提高高职生实施MALL的自主学习能力
对高职生而言，MALL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外语学习模式，他们会面临资源获取、软件应用、学习计划制定与实施以及处理移动学习与娱乐、通信的平衡等问题。对此，一方面需要引导其制定合理、具体的MALL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例如，在介绍各种词汇学习APP特征的基础上引导其设置基于APP的英语词汇学习目标和计划，并在这类APP的管理和提醒下一步步达到。另一方面需要为其设计具体的MALL学习活动或推荐各种英语学习APP。例如可通过开展英语第二课堂、成立兴趣小组等方式让他们有机会“玩转”MALL，深度体验其中的乐趣及效果，或为其推荐好的MALL学习内容。例如为他们提供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PRETCO）的资源获取途径或直接为其提供历年真题，尤其是听力MP3。上述引导，一则可提升高职生适应MALL的速度，二则可避免因初期未能适应MALL而放弃的可能性，三则可提升其实施MALL的自主学习能力，且能在高职生群体内实现以点带面、以面带片的效果。
外语学习策略的应用对提升高职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样重要。在MALL实施过程中相关学习策略的缺失在本科生（虞敏， 2012; 熊巧巧， 2014）和高职生中均属普遍现象。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应强制学生使用学习策略，如制定MALL学习计划：计划具体到某一天，可能前往的场所，可能有的空闲时间，以及在这期间要使用什么软件实施哪些内容的学习。在一天结束后，对当天的MALL进程进行反思、回顾，检查是否按计划完成了学习任务。
3. 加强教师在MALL实施过程中的促进者和参与者职能
教师在MALL中不再是知识的传播者或学习活动的主宰者，而是学习过程的促进者、参与者：为高职生设计有效的MALL学习活动，提供适用的学习资源或获取途径，并适时参与学习过程。MALL学习活动设计应结合移动技术的特征和外语教学法，创设真实的语言情境和学生喜欢的学习活动。在资源获取方面，与本科生MALL学习资源相对丰富却不知如何获取（虞敏， 2012）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上专供高职生MALL学习的资源有限，教师可直接为其提供适用的资源，或协助其对在线外语学习资源进行过滤，筛选出适合的资源，并指导其以移动终端和各种APP对资源进行有效利用。例如，在选择背单词的软件时有百词斩、知米背单词、扇贝单词和乐词等众多选择，教师可先行总结几种使用频率较高的软件的特点（如：百词斩以图片记忆为主，趣味性强，可与其他学习者PK单词量;知米背单词可通过词根和词缀帮助记忆，配套词组搭配、常用短语和例句），供学生结合自身条件选择使用。
同时，MALL学习模式经常偏向个体认知学习，交互式学习不足（Burston， 2013），缺少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协作式学习，不利于实施有意义的知识协作建构。教师可有意识地借助移动终端支持交际的可供性，充分利用微信、QQ、微聊、博客，或雨课堂、智慧树等系统的讨论工具，设计各种交互式移动学习活动，并适度参与其中，提供交际临场感效应，行使参与、指导、帮助和监督的职能。
4. 处理好专业学习与MALL学习的关系
专业成绩与行为倾向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在高职生中存在视MALL为专业学习干扰的群体，尤其是专业成绩较好的学生。对此，既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MALL，也要指导其合理使用MALL。MALL具有显著的时空便利性和学习者定制性，是学生脱离课堂这一传统学习发生地之后确保英语学习持续性的重要手段，而当前市场上已经有许多辅助语言技能单项学习或综合学习且具有用户友善性甚至整合大量资源的外语学习型APP，将这类APP介绍给高职生，辅助其外语学习，不但不会影响其专业学习，还能提高外语学习效率。同时，引导其制定合理的MALL学习计划，合理分配专业学习时间和外语学习时间，尤其是充分利用移动技术实施随时随地的学习，让其最终明白MALL不但没有挤占专业课程学习，甚至有助于处理好专业学习与外语学习的平衡问题。
5. 重视高职生MALL学习资源建设
开发专供高职生的MALL学习资源。高职生之所以对MALL持肯定态度，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这一学习模式能够帮助他们获取有用的学习资源。因此，MALL学习资源是否丰富、适用是其有用性的直接体现，将直接影响高职生实施MALL的行为倾向，也能让专业成绩较好的高职生在MALL中获得自我效能感，进而积极实施MALL。鉴于当前专供高职生MALL的学习资源相对贫乏，MALL软件设计者和资源开发者应当重视高职生这一用户群，了解其不同于本科生的英语水平、个人需求和专业特点，设计和开发适合高职生的学习资源。
开发与高职英语教材配套的MALL资源。现有MALL学习资源、软件或系统基本上自成体系，脱离高职生的日常外语学习，如果要实施MALL，学生需自行选择适合自己外语水平的移动学习软件和学习内容，自行制定学习计划并评估学习效果，这与高职生外语水平低、自主学习能力差的现况不相符。应该将MALL学习资源建设和高职英语教学内容挂钩，使学生获取适用的MALL资源。
六、总结
本研究对高职生的MALL现状进行了调研，其中调研工具既涵盖感知简便性、有用性和行为倾向等技术接受模型的核心变量，也涵盖了自主学习能力、师生影响等扩展变量，同时引入了性别、家庭背景、月可支配经济额度、个人发展方向、成绩等被试特征，因此能够对高职生MALL现状进行综合调研。本研究既分析了高职生的MALL基本概况，也揭示了MALL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群體性差异、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及相关程度，因此能够较全面透视高职生MALL现况及其未来的行为倾向。研究发现高职生与本科生在实施MALL的过程中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因此，本研究的发现为了解高职生MALL现状并进行针对性改进提供了依据。
本研究仅是高职生MALL现状的一个初步探讨，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不足。如被试对象仅来自一所医科高职院，未能覆盖外语、技工、农林、财经等学科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的学生。调研问卷虽然在多方数据来源基础上设置了涵盖多方面的被试特征和基于里克特五等级制的MALL现状两个部分，但只包含封闭式题项。这种设计为被试回答问卷提供了便利，可增加被试的覆盖面，但也限制了被试深入、充分地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未来进一步调研应覆盖更多类型的高职院校，在调研工具中引入开放式题项，并在问卷外辅以采访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数据采集方法，增加定性分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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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1-06
定稿日期：2020-05-02
作者简介：翁克山，硕士，教授，海南医学院外语部（571199）。
吴京京，硕士，讲师，海南医学院医学信息学院（571199）。
责任编辑 张志祯 刘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