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州动物公园创建之缘起、经过及意义
钟剑峰
摘要：作为中国早期的动物公园，广州动物公园具有特殊意义和应有的历史内涵。2002年，随着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深入发掘，广州动物公园遗迹重现天日。从法领旧址收回及市府合署地址之选择、创建动物公园之提议及经过、动物收罗及公园名称之变更等三个方面具体论述近代广州动物公园创建的缘起、经过及意义。
关键词：法国领事署；市府合署；动物公园；动物搜罗；公园名称
中图分类号：K297；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7）03-0050-04
收稿日期：2017-05-13
修回日期：2017-05-27
Abstract： As a Chinas early animal park， Canton Animal Park is undoubtedly highlights its special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In 2002， Canton animal park relics found with the deep excavation of Nanyue Palace Museum.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origin， cause and meaning of modern Canton animal park from three aspects： recovery of the French consulate and location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fice， proposal of the animal park creation， and change of both animal collection and name of the park.
Key words： French consulat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fice； Animal park； Animal collection； Name of the park
引言
在近代中國园林史上，广州动物公园虽微如尘埃，却具有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在民国公园研究文献中，除了园林规划设计师莫朝豪的《园林计划》[1]有所论及外，其他园林学著作则付之阙如。
当前有关近代广州公园研究中，多偏重于宏观性的论述，公园的个案研究相对缺乏。由于研究角度及侧重点的不同，既有文献对于广州动物公园的创建历史或未予提及，或一笔带过、过于简略。本文在梳理档案、报刊、书籍等文献基础上，具体地阐述近代广州动物公园创建的缘起、经过及意义，呈现其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勾勒出动物公园创建的历史脉络，并试图厘清牵涉其中的基本史实，如开园时间、公园名称等。
1法领旧址收回及市府合署地址之选择
1.1法国领事署旧址之收回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城，并以撤军时间为谈判筹码，于1861年强租广东布政使司衙门为法国领事署 [2]。之后，伴随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日益觉醒，在长期的群众性反帝运动和政府废约外交的共同作用下[3]，法国政府声明，无条件交还旧领事署。
1928年9月24日下午二时半，中法双方在沙面法国领事署举行交还法领旧址签字仪式。对于收回法领旧址的历史意义，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兼广东交涉员朱兆莘做了总结：“此次签字，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先声，此虽一省之外交，实不啻实行孙总理之主义，及贯彻国民政府对外政策” [4]。
1928年9月27日，广州市政厅正式接收管理。对于当时收回后法领旧署的内部情形，当时的报纸做了描述：“查该署面积约二十余井，为长方形，中有石级如长蛇，尽处有大洋楼一座，建筑宏丽，楼分上下两层，即数十年前所建法领办公厅，墙垣多被风雨剥蚀，其他大小房舍约廿余间，均有人居，系向法领租赁，或租地自建者，现限一个月迁出，自建者酌给回产价，其余地段古木参天，野花杂草，高与人齐，因久经荒废，内多蛇穴” [5]。法国自1861年强租广东布政司署后，改为法国领事署，一直使用到1890年法领署迁至沙面。法领旧署随之常年荒废，以致建筑破败、野草丛生、蛇虫出没，署内建筑及土地则出租使用，但门外大法国领事府的招牌却赫然如故。不仅如此，法方在旧署留有看门人负责看管。看门人利用这块法外之地，勾结地痞无赖，窝娼聚赌，一度沦为其生财之源。长期以来，广州地方政府对此无可奈何，法国领事也不闻不问[6]。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方收回法领旧署才彻底改变。
至此，法国 “暂租”长达近七十年之久的布政司署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广州城内的“国中之国”不复存在。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蒙受的耻辱，终于在民国年间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得到洗刷[2]。
1.2市府合署地址之选择
广州市政府（即市政公所）成立于1918年，最初设署于寺前街大佛寺内，1921年迁往南堤[7]。时任广州市市长林云陔认为市府直辖七局，散设各处，于办公上颇多阻碍，在本市适中地点建筑市府合署已成为当务之急[8]。法国领事署旧址收回后，与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一道成为市府合署地址热门之选。1929年7月2日，第二零五次市行政会议，工务局《提议广州市政府合署意见》[9]一案，经议决通过，正式确定市府合署选址惠爱中路旧法领事署内，同时发布《广州市政府合署图案征求条例》。
然而，数月之后市府合署选址徒生变数。1929年11月30日，市长林云陔视察贫教院时，被记者问及广州市政建设时透露，拟收回中央公园改建市府合署，以旧法领署建公园藉谋补救[10]。
1929年12月7日，在第十一次市行政会议上，工务局《提议在中央公园后段建筑市府合署案》[9]议决通过，最终确定广州市府合署地址为中央公园后段。在该议案中，工务局首先阐述了法领旧署地块有三个方面的不利因素：一是地形狭长，不适宜建筑体量巨大的市府合署，如征用民地则耗资巨大，经济成本太高，并且市民也会受到较大干扰；二是位置偏东，不在中心位置，交通虽然便利，但其接临马路狭窄；三是法领旧址古木参天，绿树成荫，如建市府合署势必要砍伐破坏。
随后，工务局又在议案中列举了市府合署选址中央公园后段的三个优势条件：一是地位中枢，四周环境清幽；二是面积宽阔，无须征用民地，建筑成本低，且公园其余部分可照常开放，扰民影响小；三是选址中央公园后段，旧法领署则可开辟为公园，保存旧署古木，增加市内园林面积。最后，工务局在议案中强调，市政府为市政推行机关，所处位置，应择市民易于达到之地，其外表又须宽宏壮丽，保持美观，只有中央公园后部，始备具此两大条件，而与旧法领署相较，又有上述种种优点，此所以宜于改为市政府合署。
当时广州已逐步规划形成了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中央公园-维新路-海珠桥为中轴线的新的城市政治和行政中心区，将市府合署设立在城市中轴线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而且交通也便利[11]。而在广州市政当局看来，市府合署既是设计中心、行政中心，在地点上也是全市之中心，这是地址选择的首要因素[7]。中央公园后段恰恰处于这一中心位置，综合面积大小、经济成本、环境因素及保留古木增辟公园等多方面的考虑，最终促成了市府合署选址的更换。
2创建动物公园之提议及经过
1929年4月10日，第一九三次市行政会议，工务局《提议旧法领事署改建公园及马路意见书》[12]一案议决，要求该局将改建公园预算细数开列后再议。工务局在该意见书中对改建费用做了具体预算（表1）。
随后，法领旧址被列入市府合署地址之选，改辟公园随之搁置。直到市府合署选址中央公园后段之后，法领旧址改辟公园旧案重提、再现生机。
1929年12月21日，第十二次市行政会议，工务局《提议旧法领事署改建动物公园并重定预算意见案》[13]议决通过。议案首先就现存广州各公园的特色做了简洁、生动、精辟的概括分析：越秀公園以古建筑镇海楼及设于楼内的广州市立博物院闻名；位于长堤的海珠公园以紧邻珠江和李忠简祠为特色；石牌公园本身就是林场，堪称天然林圃；中央公园拥有购自海外的各种特色花卉，四时花发，姹紫嫣红，并配置放音机，演奏乐曲；海幢公园由海幢寺仿照日本佛教公园式风景改辟而成，为弘扬佛法之所，位列广州五大佛教丛林之一；仲恺公园则是为纪念廖仲恺的丰功伟绩而设，园内广袤数十亩，遍栽各类树木花草，谓之植物苑。
之后，工务局正式提出了在法领旧址建设动物公园的设想，并以其作为公园名称，明确公园功能上定位于动物的观赏、展示及教育。在议案中，工务局对改建公园预算做了重新修订（表2）。
1930年2月18日，动物公园正式动工兴建。工程内容主要包括：1）路面工程：中央及横门大路、小路，均用花砂路面，路径则依地势及树木方向，使成曲折幽雅之美观。2）各项建筑物：围墙闸门、喷水池、假山、凉亭、花台、八角音乐亭、石栏、鱼池、鸟兽笼、男女厕各一所，花牌坊四个，园艺处房屋一间，花园椅一百张，石凳若干、花棚一座[14]。3）园内布置：花台，分为半月形、三角形、多角形共四种；花地花园，园内道路中心交汇处分砌花园花地；风景树，园内原有古木留为点缀风景，并加以人工修饰，使其美观[15]。
关于动物公园的开园时间，学术界有1931年和1933年两种不同观点，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工务局档案明确记载了公园办公运营时间：“查该公园经于本年七月份开始办公，兹根据二十一年度预算月额三百九十九元，照九成读领，应领三百五十九元一毫，以应支给” [16]。此条文献是时任工务局局长袁梦鸿向市长刘纪文呈请核拨公园日常经费的呈文，记载了动物公园开园时间为1932年7月。正是从该月起，工务局申办该园的经费名目由之前的动物公园开办费变为动物公园经费。另据《广州市工务局呈请审核动物公园规则由》：“窃查动物公园自开放以来成文规则尚未规定，对于管理方面殊欠周到，兹拟订规则一十三条，呈请察核以便施行等” [17]。这是1932年7月28日，工务局针对动物公园开放后没有成文管理规则所作的呈文，明确提到了公园已经开放的状况。据此，笔者认为，动物公园开园时间应为1932年7月。
动物公园的创建在广州市政建设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除了一般公园所具有的娱乐、休闲和社会公共活动功能外，更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动物展示、教育及研究的新场所，成为都市的重要社会教育设施。与其他社会教育设施相比较，图书馆偏重于学识、博物馆仅具备标本，动物园则因陈列鲜活的珍禽异兽，使公众欣赏研究之余，深感自然之兴趣：“动物公园近年来比较可观，所以广州市动物展览会也在此举行。在整个广州市除了越秀山市立博物馆，陈列有较多的博物标本差强人意外，假如你想找到活的动物园，收集有小数动物，供大众观看的，可说除了这处是没有了” [18]。
3动物搜罗及公园名称之变更
动物园以豢养世界各地特产动物而供大众观览研究为主旨，搜罗动物可以说是动物公园的立园之本。而对于动物搜罗问题，当时工务局设置了种类最低限度要求：1）猛兽类，如虎如豹等；2）爬虫类，如蛇如鳄等；3）鸣禽类，如莺如燕及画眉等；4）其他奇异动物，如寒带之人熊、热带之象，沙漠之鸵鸟等[19]。
在搜罗方法上，主要有四种：1）以广州市政府名义发函广东各县搜罗，并函附《广州市动物公园征集各地动物登记表》[20]。2）社会各界捐送。如当时广东省建设厅长邓彦华送来百余岁大玳瑁一只，重约两百余斤[21]。3）申请专款向各地购买。1932年3月24日，在南洋购置孔雀一对[22]；1932年4月22日，向安南采购大四脚蛇一只、箭猪一只以及五彩斑鸠两对运到[23]。4）准予代为陈列市民非赠送动物，并制订了《致送动物陈列规则》。其中规定，送园陈列动物以珍禽异兽为限；经许可陈列之动物需本园供养者，最低限度须陈列一个月方得取回；自备伺料来园供养者，得随时取回[24]。
虽然工务局在搜罗动物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短时间内效果并不理想。搜罗动物不多，而且不时有动物因水土不合而死去。这一结果直接引发公园名称变更。
1932年10月，因动物搜罗不多，广州市政当局认为将来动物公园园名实恐不相符[25]，又公园地接惠爱路，而临永汉路，动物公园改称永汉公园[26]。1936年5月，胡汉民先生去世，为纪念之，永汉路更名为汉民路[27]，永汉公园亦改称汉民公园。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本侵略者据公园建立广东神社。战后复为汉民公园，直到广州解放。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公园名称几经更改，但公园的实际作用并未脱离创建动物公园的功能定位[25]。动物公园开园之初，大小动物计有八十余种[28]，三年以后，“珍禽异兽已逐渐增至六十余类，二百余种，参观人数每日逾万人” [26]。从这个意义来说，与当时的上海市市立动物园相比，动物公园似乎并不逊色（表3）。
在中国早期动物园的历史上，通常将上海市市立动物园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专业动物园。相较而言，作为同一时期创建的动物公园，从公园的功能定位到实际的作用影响来说，广州动物公园作为中国早期的动物园之一可以说实至名归。
4结语
1950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把汉民公园更名为人民公园；1955年5月1日，改为广州动物园，公园名称最终回归动物公园的属性。1958年10月1日，广州动物园新址（现址）落成对外开放。如今，广州动物园占地面积近42 hm2，展出动物400余种、5000余只，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近400万人，是国内展览动物种类和数量最多的城市动物园之一，与北京动物园、上海动物园并称为全国三大城市动物园[30]。
回顾广州动物公园的创建历史，其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从1927年11月法领旧址改辟公园的设想算起，至1932年7月公园对外开放，耗时近五年时间，历经林云陔、程天固、刘纪文三任广州市市长，始克告成。近代岭南著名学人温丹铭曾赋诗一首，记载了从广东布政司署变为法国领事署直至动物公园创建的历史沧桑：“今成动物园，沧桑几经易，夷夏漫重论。幸得汶阳返，尤看石刻存。追思仙馆事，老树默无言” [31]。林云陔在《广州市市政纪要》中记录了当年的市政建设心迹：“（云陔）适于是时复掌市政，当大乱甫平之日，正兴民更始之时，待理百端，更难措手，所幸僚属相助，昕夕不遑。顾当日所举办者，其果为得与为失与？殊未敢自信。吾甚愿踵事者详加审度，其果为得也，则益谋所以推进光大之，如其不免于失也，则引为深戒，而亟思所以改善补救之，此区区之诚，所翘首引踵以望者也” [32]。林云陔的市政建设心路历程也适用于广州动物公园创建历史的评价。
参考文献：
[1]莫朝豪.园林计划[M].出版社不详，1935：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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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云陔. 收回中央公园改建市府合署，以旧法领署建公园藉谋补救[N]. 广州民国日报，1929-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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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佚名.动物公园收罗鸟兽[N].广州民国日报，193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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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永汉公园规定.致送动物陈列规则[N]. 广州民国日报，1932-10-20.
[25]佚名.两公园改名称[N].广州民国日报，1932-10-18.
[26]广州市政府. 广州市政府三年来施政报告书[M]. 中山：宏艺印务公司，19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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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广州市政府. 广州市政府新署落成纪念专刊[M]. 中山：宏艺印务公司，1934：300.
[29]上海市市立动物园. 上海市市立动物园概况[M]. 上海：良华印刷公司，1936.
[30]广州动物园.公园介绍[EB/ OL].（2017-05-28） [2017-06-01]. http：//www.gzzoo.com/introduce. aspx？classcode=005001.
[31]溫丹铭. 文苑：永汉公园西偏旧藩署东园有药洲石一叶相名琛尝侍父志诜来观有题刻咸丰已未法人据此并购民居拓为领事署近岁收归设动物公园赋此志感[J].文史汇刊，1935，1（1）：325.
[32]广州市政府. 广州市市政纪要[M].中山：宏艺印务公司，1931：1.
摘要：作为中国早期的动物公园，广州动物公园具有特殊意义和应有的历史内涵。2002年，随着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深入发掘，广州动物公园遗迹重现天日。从法领旧址收回及市府合署地址之选择、创建动物公园之提议及经过、动物收罗及公园名称之变更等三个方面具体论述近代广州动物公园创建的缘起、经过及意义。
关键词：法国领事署；市府合署；动物公园；动物搜罗；公园名称
中图分类号：K297；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7）03-0050-04
收稿日期：2017-05-13
修回日期：2017-05-27
Abstract： As a Chinas early animal park， Canton Animal Park is undoubtedly highlights its special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In 2002， Canton animal park relics found with the deep excavation of Nanyue Palace Museum.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origin， cause and meaning of modern Canton animal park from three aspects： recovery of the French consulate and location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fice， proposal of the animal park creation， and change of both animal collection and name of the park.
Key words： French consulat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fice； Animal park； Animal collection； Name of the park
引言
在近代中國园林史上，广州动物公园虽微如尘埃，却具有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在民国公园研究文献中，除了园林规划设计师莫朝豪的《园林计划》[1]有所论及外，其他园林学著作则付之阙如。
当前有关近代广州公园研究中，多偏重于宏观性的论述，公园的个案研究相对缺乏。由于研究角度及侧重点的不同，既有文献对于广州动物公园的创建历史或未予提及，或一笔带过、过于简略。本文在梳理档案、报刊、书籍等文献基础上，具体地阐述近代广州动物公园创建的缘起、经过及意义，呈现其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勾勒出动物公园创建的历史脉络，并试图厘清牵涉其中的基本史实，如开园时间、公园名称等。
1法领旧址收回及市府合署地址之选择
1.1法国领事署旧址之收回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城，并以撤军时间为谈判筹码，于1861年强租广东布政使司衙门为法国领事署 [2]。之后，伴随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日益觉醒，在长期的群众性反帝运动和政府废约外交的共同作用下[3]，法国政府声明，无条件交还旧领事署。
1928年9月24日下午二时半，中法双方在沙面法国领事署举行交还法领旧址签字仪式。对于收回法领旧址的历史意义，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兼广东交涉员朱兆莘做了总结：“此次签字，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先声，此虽一省之外交，实不啻实行孙总理之主义，及贯彻国民政府对外政策” [4]。
1928年9月27日，广州市政厅正式接收管理。对于当时收回后法领旧署的内部情形，当时的报纸做了描述：“查该署面积约二十余井，为长方形，中有石级如长蛇，尽处有大洋楼一座，建筑宏丽，楼分上下两层，即数十年前所建法领办公厅，墙垣多被风雨剥蚀，其他大小房舍约廿余间，均有人居，系向法领租赁，或租地自建者，现限一个月迁出，自建者酌给回产价，其余地段古木参天，野花杂草，高与人齐，因久经荒废，内多蛇穴” [5]。法国自1861年强租广东布政司署后，改为法国领事署，一直使用到1890年法领署迁至沙面。法领旧署随之常年荒废，以致建筑破败、野草丛生、蛇虫出没，署内建筑及土地则出租使用，但门外大法国领事府的招牌却赫然如故。不仅如此，法方在旧署留有看门人负责看管。看门人利用这块法外之地，勾结地痞无赖，窝娼聚赌，一度沦为其生财之源。长期以来，广州地方政府对此无可奈何，法国领事也不闻不问[6]。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方收回法领旧署才彻底改变。
至此，法国 “暂租”长达近七十年之久的布政司署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广州城内的“国中之国”不复存在。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蒙受的耻辱，终于在民国年间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得到洗刷[2]。
1.2市府合署地址之选择
广州市政府（即市政公所）成立于1918年，最初设署于寺前街大佛寺内，1921年迁往南堤[7]。时任广州市市长林云陔认为市府直辖七局，散设各处，于办公上颇多阻碍，在本市适中地点建筑市府合署已成为当务之急[8]。法国领事署旧址收回后，与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一道成为市府合署地址热门之选。1929年7月2日，第二零五次市行政会议，工务局《提议广州市政府合署意见》[9]一案，经议决通过，正式确定市府合署选址惠爱中路旧法领事署内，同时发布《广州市政府合署图案征求条例》。
然而，数月之后市府合署选址徒生变数。1929年11月30日，市长林云陔视察贫教院时，被记者问及广州市政建设时透露，拟收回中央公园改建市府合署，以旧法领署建公园藉谋补救[10]。
1929年12月7日，在第十一次市行政会议上，工务局《提议在中央公园后段建筑市府合署案》[9]议决通过，最终确定广州市府合署地址为中央公园后段。在该议案中，工务局首先阐述了法领旧署地块有三个方面的不利因素：一是地形狭长，不适宜建筑体量巨大的市府合署，如征用民地则耗资巨大，经济成本太高，并且市民也会受到较大干扰；二是位置偏东，不在中心位置，交通虽然便利，但其接临马路狭窄；三是法领旧址古木参天，绿树成荫，如建市府合署势必要砍伐破坏。
随后，工务局又在议案中列举了市府合署选址中央公园后段的三个优势条件：一是地位中枢，四周环境清幽；二是面积宽阔，无须征用民地，建筑成本低，且公园其余部分可照常开放，扰民影响小；三是选址中央公园后段，旧法领署则可开辟为公园，保存旧署古木，增加市内园林面积。最后，工务局在议案中强调，市政府为市政推行机关，所处位置，应择市民易于达到之地，其外表又须宽宏壮丽，保持美观，只有中央公园后部，始备具此两大条件，而与旧法领署相较，又有上述种种优点，此所以宜于改为市政府合署。
当时广州已逐步规划形成了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中央公园-维新路-海珠桥为中轴线的新的城市政治和行政中心区，将市府合署设立在城市中轴线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而且交通也便利[11]。而在广州市政当局看来，市府合署既是设计中心、行政中心，在地点上也是全市之中心，这是地址选择的首要因素[7]。中央公园后段恰恰处于这一中心位置，综合面积大小、经济成本、环境因素及保留古木增辟公园等多方面的考虑，最终促成了市府合署选址的更换。
2创建动物公园之提议及经过
1929年4月10日，第一九三次市行政会议，工务局《提议旧法领事署改建公园及马路意见书》[12]一案议决，要求该局将改建公园预算细数开列后再议。工务局在该意见书中对改建费用做了具体预算（表1）。
随后，法领旧址被列入市府合署地址之选，改辟公园随之搁置。直到市府合署选址中央公园后段之后，法领旧址改辟公园旧案重提、再现生机。
1929年12月21日，第十二次市行政会议，工务局《提议旧法领事署改建动物公园并重定预算意见案》[13]议决通过。议案首先就现存广州各公园的特色做了简洁、生动、精辟的概括分析：越秀公園以古建筑镇海楼及设于楼内的广州市立博物院闻名；位于长堤的海珠公园以紧邻珠江和李忠简祠为特色；石牌公园本身就是林场，堪称天然林圃；中央公园拥有购自海外的各种特色花卉，四时花发，姹紫嫣红，并配置放音机，演奏乐曲；海幢公园由海幢寺仿照日本佛教公园式风景改辟而成，为弘扬佛法之所，位列广州五大佛教丛林之一；仲恺公园则是为纪念廖仲恺的丰功伟绩而设，园内广袤数十亩，遍栽各类树木花草，谓之植物苑。
之后，工务局正式提出了在法领旧址建设动物公园的设想，并以其作为公园名称，明确公园功能上定位于动物的观赏、展示及教育。在议案中，工务局对改建公园预算做了重新修订（表2）。
1930年2月18日，动物公园正式动工兴建。工程内容主要包括：1）路面工程：中央及横门大路、小路，均用花砂路面，路径则依地势及树木方向，使成曲折幽雅之美观。2）各项建筑物：围墙闸门、喷水池、假山、凉亭、花台、八角音乐亭、石栏、鱼池、鸟兽笼、男女厕各一所，花牌坊四个，园艺处房屋一间，花园椅一百张，石凳若干、花棚一座[14]。3）园内布置：花台，分为半月形、三角形、多角形共四种；花地花园，园内道路中心交汇处分砌花园花地；风景树，园内原有古木留为点缀风景，并加以人工修饰，使其美观[15]。
关于动物公园的开园时间，学术界有1931年和1933年两种不同观点，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工务局档案明确记载了公园办公运营时间：“查该公园经于本年七月份开始办公，兹根据二十一年度预算月额三百九十九元，照九成读领，应领三百五十九元一毫，以应支给” [16]。此条文献是时任工务局局长袁梦鸿向市长刘纪文呈请核拨公园日常经费的呈文，记载了动物公园开园时间为1932年7月。正是从该月起，工务局申办该园的经费名目由之前的动物公园开办费变为动物公园经费。另据《广州市工务局呈请审核动物公园规则由》：“窃查动物公园自开放以来成文规则尚未规定，对于管理方面殊欠周到，兹拟订规则一十三条，呈请察核以便施行等” [17]。这是1932年7月28日，工务局针对动物公园开放后没有成文管理规则所作的呈文，明确提到了公园已经开放的状况。据此，笔者认为，动物公园开园时间应为1932年7月。
动物公园的创建在广州市政建设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除了一般公园所具有的娱乐、休闲和社会公共活动功能外，更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动物展示、教育及研究的新场所，成为都市的重要社会教育设施。与其他社会教育设施相比较，图书馆偏重于学识、博物馆仅具备标本，动物园则因陈列鲜活的珍禽异兽，使公众欣赏研究之余，深感自然之兴趣：“动物公园近年来比较可观，所以广州市动物展览会也在此举行。在整个广州市除了越秀山市立博物馆，陈列有较多的博物标本差强人意外，假如你想找到活的动物园，收集有小数动物，供大众观看的，可说除了这处是没有了” [18]。
3动物搜罗及公园名称之变更
动物园以豢养世界各地特产动物而供大众观览研究为主旨，搜罗动物可以说是动物公园的立园之本。而对于动物搜罗问题，当时工务局设置了种类最低限度要求：1）猛兽类，如虎如豹等；2）爬虫类，如蛇如鳄等；3）鸣禽类，如莺如燕及画眉等；4）其他奇异动物，如寒带之人熊、热带之象，沙漠之鸵鸟等[19]。
在搜罗方法上，主要有四种：1）以广州市政府名义发函广东各县搜罗，并函附《广州市动物公园征集各地动物登记表》[20]。2）社会各界捐送。如当时广东省建设厅长邓彦华送来百余岁大玳瑁一只，重约两百余斤[21]。3）申请专款向各地购买。1932年3月24日，在南洋购置孔雀一对[22]；1932年4月22日，向安南采购大四脚蛇一只、箭猪一只以及五彩斑鸠两对运到[23]。4）准予代为陈列市民非赠送动物，并制订了《致送动物陈列规则》。其中规定，送园陈列动物以珍禽异兽为限；经许可陈列之动物需本园供养者，最低限度须陈列一个月方得取回；自备伺料来园供养者，得随时取回[24]。
虽然工务局在搜罗动物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短时间内效果并不理想。搜罗动物不多，而且不时有动物因水土不合而死去。这一结果直接引发公园名称变更。
1932年10月，因动物搜罗不多，广州市政当局认为将来动物公园园名实恐不相符[25]，又公园地接惠爱路，而临永汉路，动物公园改称永汉公园[26]。1936年5月，胡汉民先生去世，为纪念之，永汉路更名为汉民路[27]，永汉公园亦改称汉民公园。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本侵略者据公园建立广东神社。战后复为汉民公园，直到广州解放。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公园名称几经更改，但公园的实际作用并未脱离创建动物公园的功能定位[25]。动物公园开园之初，大小动物计有八十余种[28]，三年以后，“珍禽异兽已逐渐增至六十余类，二百余种，参观人数每日逾万人” [26]。从这个意义来说，与当时的上海市市立动物园相比，动物公园似乎并不逊色（表3）。
在中国早期动物园的历史上，通常将上海市市立动物园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专业动物园。相较而言，作为同一时期创建的动物公园，从公园的功能定位到实际的作用影响来说，广州动物公园作为中国早期的动物园之一可以说实至名归。
4结语
1950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把汉民公园更名为人民公园；1955年5月1日，改为广州动物园，公园名称最终回归动物公园的属性。1958年10月1日，广州动物园新址（现址）落成对外开放。如今，广州动物园占地面积近42 hm2，展出动物400余种、5000余只，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近400万人，是国内展览动物种类和数量最多的城市动物园之一，与北京动物园、上海动物园并称为全国三大城市动物园[30]。
回顾广州动物公园的创建历史，其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从1927年11月法领旧址改辟公园的设想算起，至1932年7月公园对外开放，耗时近五年时间，历经林云陔、程天固、刘纪文三任广州市市长，始克告成。近代岭南著名学人温丹铭曾赋诗一首，记载了从广东布政司署变为法国领事署直至动物公园创建的历史沧桑：“今成动物园，沧桑几经易，夷夏漫重论。幸得汶阳返，尤看石刻存。追思仙馆事，老树默无言” [31]。林云陔在《广州市市政纪要》中记录了当年的市政建设心迹：“（云陔）适于是时复掌市政，当大乱甫平之日，正兴民更始之时，待理百端，更难措手，所幸僚属相助，昕夕不遑。顾当日所举办者，其果为得与为失与？殊未敢自信。吾甚愿踵事者详加审度，其果为得也，则益谋所以推进光大之，如其不免于失也，则引为深戒，而亟思所以改善补救之，此区区之诚，所翘首引踵以望者也” [32]。林云陔的市政建设心路历程也适用于广州动物公园创建历史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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