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埃及参战立场的演变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埃及的参战立场经历了消极配合作战、积极配合盟国作战和直接宣战三个发展阶段。战争初期，由于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埃及选择消极配合作战。1942年2月，埃及国内外局势危机重重，英国外交部最终决定支持华夫脱党上台执政。重新执政的华夫脱党积极配合盟军作战，为反法西斯联盟北非-地中海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2月，为了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埃及对德日法西斯正式宣战，加入反法西斯盟国阵营，使其顺利地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提升了自身的国际政治地位。
[关键词]埃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消极参战，积极参战，宣战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4-0066-0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埃及的参战立场，①事关反法西斯盟国在北非-地中海战场的胜负大局。一方面是因为埃及扼守亚、非两大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还是英国二战以前在整个中东军事体系的核心;②另一方面是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意法西斯就煽动中东阿拉伯民族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情绪，埃及很有可能与法西斯结盟。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已有相关研究。总体上看，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受“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限制，西方学界普遍轻视甚至贬低埃及的战争贡献，不能客观地看待埃及参战立场变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价值;③其二，中国学者对埃及参战立场的论述散见于埃及史和中东史的相关著作中，并没有形成系统论述。④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英、美等国档案资料，对埃及参战立场的形成和演变进行系统地梳理，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
19世纪末期以来，埃及一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1922年，埃及虽然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英国仍然保留4项特权。⑤ 20世纪30年代中期，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英国觉察到意大利对自己在北非的利益构成潜在威胁。为了防患于未然，英国于1936年与埃及签订了《英埃同盟条约》。该条约第7条规定：“如果缔约国任何一方参加了战争，则缔约国另一方应立即以同盟国的资格进行援助。”①英国希望通过该条约确保埃及在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中站在自己一边积极参战，但二战时期埃及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对该条约的遵守程度并不一致。战争初期，亲轴心国首相阿里·马希尔（Aly Maher Pasha）以消极态度履行此条约，英国深感忧虑。
1939年9月1日，二战在欧洲全面爆发的当天，英国驻埃及大使兰普森（Sir Miles Lampson，1942年2月后被称作基勒恩勋爵）会见阿里·马希尔首相，希望埃及能与英国同步发表宣战声明，但阿里·马希尔认为埃及不应该被牵扯到这场战争中。②阿里·马希尔首相回复英国称，在宣战事宜上，他希望得到内阁成员的一致同意。9月3日，英国正式对德宣战，但埃及内阁并未就宣战一事达成一致，而且马希尔首相还担心德国人会用空袭来报复埃及，因而不愿对德宣战。
尽管如此，阿里·马希尔政府还是遵照《英埃同盟条约》第7条规定，于9月3日颁布戒严法令，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除此之外，埃及方面还宣布由首相兼任军事长官，全国港口归英国海军控制，对邮政、电报、电话和报刊实行严格的检查。埃及官方还接管了德国财产，拘留了在埃及的德国人，并集中监管。
在埃及政府基本上能够履行条约义务的前提下，英国外交部和驻埃及大使兰普森就是否在宣战问题上向马希尔政府继续施压犹豫不决。兰普森大使在与大使馆其他工作人员商议后认为，在宣战问题上进一步施压有可能会导致内阁分裂，因此应让马希尔首相自己决定。英国外交部也同意兰普森大使的观点，认为只要埃及愿意履行其条约义务，就没有必要发表宣战声明。相反，若强迫埃及发表声明，可能会导致与阿里·马希尔摊牌，这将对英国维持中东安定极为不利。③此外，英国认为，马希尔政府不对轴心国宣战可以削弱埃及战后要求独立的呼声，这对英国也是有益的。④综合考量之后，英国外交部和兰普森大使决定默许埃及对德不宣战。
然而，在意大利参战前夕，宣战问题再次浮现。1940年5月，意大利参战迹象日益明显。鉴于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军事存在，意大利对埃及的威胁甚至比德国更直接。5月25日，兰普森大使与马希尔首相就埃及对意大利宣战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兰普森大使和英国陆军参谋长希望埃及与英國同时宣战，但马希尔的态度并不积极。6月2日，马希尔在回复伦敦的官方质询时说，如果英国与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埃及会履行条约规定的所有义务，但是在没有征得议会同意之前，埃及不会站在英国一边参战，除非意大利袭击了埃及。⑤
6月10日，意大利向法国和英国宣战，墨索里尼在宣战演讲中声称，意大利并没有侵略埃及的意图。轴心国的军事胜利和意大利的分化策略使阿里·马希尔更加坚定其消极的参战立场。马希尔首相于6月10日当晚发表了一份含糊不清、态度消极的声明：埃及政府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维护埃及利益，建议民众保持冷静。⑥马希尔首相还指出，对埃及发动攻击的战争，与发生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英意战争之间是有区别的。言外之意是埃及只参加直接进攻埃及的战争。兰普森大使把埃及的立场反馈给英国外交部后，得到强硬的答复：英国不接受这样的区别，并坚称如果英国对意宣战，依据条约规定，埃及也必须对意大利宣战。⑦显然，英国外交部对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的理解存在偏差，因为该条约并未包含埃及必须跟随英国宣战的条款。
阿里·马希尔在6月12日议会召开的秘密会议上说，埃及将恪守同英国的联盟承诺，履行条约义务，将给予英国所有必要的援助，但只限在该国境内;埃及不参加战争，除非意大利军队占领埃及领土，或埃及的城市遭到轰炸，抑或埃及的军事设施遭到了空袭。从马希尔首相的言论可以推断：即使轴心国对英国在埃及的军事设施发动空袭，也可能不被认定为是对埃及的侵略行为。1940年6月17日，当意大利突袭塞卢姆和马特鲁港时，马希尔宣布这些冲突应被视为边界偶发事件，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⑧阿里·马希尔坚持“息事宁人”的外交策略避免得罪意大利，进而规避任何卷入战火的可能性，其消极的参战立场可见一斑。
尽管坚持不对意大利宣战，但阿里·马希尔政府还是依据英埃条约义务，于6月12日断绝了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埃及外交部官员通知意大利外交部长和使馆工作人员必须离开埃及。“鉴于德国将埃及大使馆人员扣留在柏林，因此，只有埃及驻罗马大使馆人员安全返回后，埃及政府才准予意大利大使馆人员离开。”①
马希尔首相执政末期，兰普森大使对阿里·马希尔勾结意大利法西斯势力的疑心越来越重。虽然埃意已斷交，但阿里·马希尔却推迟意大利外交部长和使馆人员离开埃及的时间。兰普森大使确信，在意大利外交部长离开埃及之前，阿里·马希尔曾多次会见他，这无疑给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埃及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已经达成部分默契，目的是限制埃及与英国合作，以换取意大利给予埃及至少在战争期间的部分时段免受打击，以及一旦意大利取得战争胜利后埃及最终地位的保证。②以上种种迹象使兰普森大使确信：阿里·马希尔政府和国王本人都在寻求与意大利人重新“合作”。③兰普森大使认为，阿里·马希尔的继续任职将对英国的后方战场不利，因此决定推翻他。④这也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支持。6月17日，兰普森告诉法鲁克国王，必须解除马希尔职务，不允许他返回王宫施加影响。⑤迫于压力，6月24日马希尔首相宣布辞职。
继任首相哈桑·撒布里（Hassan Sabry Pasha）的参战立场与其前任阿里·马希尔保持一致。⑥撒布里首相是亲英派，试图与英国积极合作，但遭到国王势力和内阁中萨地党的阻挠和攻击而无法施展。1940年9月14日，意大利向埃及的西迪·巴拉尼挺进，撒布里首相并未积极应对，而是坚持“中立”。一向支持埃及参战的萨地党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先后几次公开发表声明，称这次入侵使埃及必须参与保卫国家行动。撒布里首相对萨地党要求参战的立场表示反对，称避免卷入对意大利的战争是议会通过的政策，不容挑战和质疑。萨地党最后决定以退出内阁表示抗议。⑦撒布里首相在埃及国内政治格局中属于少数派政党领袖，他既无法应对萨地党的攻击，也无法摆脱庞大的国王势力的掣肘，这样“软弱”的首相无法满足英国战时对埃及稳定局势的要求。凑巧的是，1940年11月14日，撒布里首相在众议院新一届会议开幕式宣读国王圣谕时心脏病发作，猝然身亡。
接替首相职位的亲英派侯赛因·西里（Hussein Sirry Pasha），选择延续前任的参战立场。1941年4月14日，西里首相在一次秘密会议上阐释了新政府的执政宣言：批准政府在（北非战场）后方与英国合作的政策，保护通讯和公共设施工程，维持民众的士气。⑧英国对西里的战时合作整体上是满意的，尤其是在打击阿里·马希尔势力和反英民众运动方面。⑨但西里首相与其前任一样，同为少数派政党领袖，对议会缺乏控制力，也无法抵挡来自国王势力的压力。随着1942年1—2月战争局势升级，埃及国内政局出现混乱局面，西里首相被迫辞职。
总体上看，二战初期（1942年2月以前），埃及政府在对德意宣战问题上态度比较消极，但三任埃及首相基本上能够履行《英埃同盟条约》义务，断绝与轴心国的外交关系。埃及坚持不宣战，尽量避免过分刺激德意轴心国的行为，与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相关：
其一，埃及在一战中得到的惨痛教训。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并将其纳入战争轨道，还许诺战后给予独立。一战后，英国没有兑现承诺，引发埃及民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华夫脱运动，迫使英国宣布埃及“独立”，但是英国仍然利用“保留处置权”对埃及进行间接控制，埃及官方和民众对此十分不满。二战爆发后，埃及官方和民众认为这次大战是一战的重演，不愿再为英国卖命，因而消极对待。其二，对战争性质的认识。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埃及从国王到一般百姓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是一场与埃及没什么关系的战争。其三，受亲轴心国的国王势力的影响。二战期间国王暗中与意大利和德国保持联络。国王法鲁克与意大利有深厚的渊源，他的祖母是意大利人，宫廷侍从也多为意大利人。战时的法鲁克国王和他的顾问们都倾向于与意大利保持联系，为埃及留一条“后路”。兰普森在日记中写道：国王的顾问们（也可能包括国王本人），更倾向于一种双保险政策，即国王与意大利继续维持长期以来的联系。如果英国输掉战争，法鲁克王朝至少会是安全的。①不仅如此，国王还寻求与德国的“联系”，最重要的一次接触发生在1941年4月。国王的岳父祖尔菲卡-帕夏（Zulfikar-pasha）与德国驻德黑兰特使埃特尔进行了接触。祖尔菲卡对埃特尔说：国王发现自己一直处于英国的压力之下;对希特勒和德国表示同情和尊重，以及战胜英国的美好祝愿，希望看到德国的解放部队尽快派往埃及。②国王的亲德意倾向影响了埃及政府的参战决策。1941年2月26日，美国驻埃及特使菲施与法鲁克国王的谈话印证了这一点。国王说：二战初期埃及准备宣战，但在他的影响下，阿里·马希尔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不仅是阿里·马希尔，后来的继任者撒布里和西里也都迫于他的压力，作出不参战承诺。国王明确地告诉菲施，如果不是他个人的干预，埃及肯定会卷入战争。③其四，与轴心国的舆论宣传和二战初期的军事胜利有关。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德意法西斯对阿拉伯民众展开宣传攻势，鼓动他们起来反抗英法殖民统治，而二战初期德意法西斯在战场不断取得胜利，使埃及官方和民众曾经一度认为法西斯势力会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一切让埃及民众相信可以借法西斯之手，把英国驱逐出埃及，从而实现埃及的完全独立。
综上所述，二战初期埃及的参战立场是十分消极的，这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然而，由于此时埃及周边的战事并未达到千钧一发之际，面对埃及的消极避战立场，英国基本上采取容忍克制态度。但随着1942年2月埃及边境战争事态升级，英国方面着手积极干预埃及国内政局，以达到改变其参战立场的目的。
1942年春，德国隆美尔军队进攻至埃及西部边境，埃及处在危机之中。与此同时，国王对西里首相亲英行为不满，借与维希政府断交问题向其发难。亲轴心国势力阿里·马希尔也趁机鼓动民众游行示威，最终导致西里首相下台。在埃及国内外极度危机时刻，兰普森决定以武力威胁手段，迫使法鲁克国王任命亲英派华夫脱党组阁。在英国的武力逼迫下，2月4日，国王法鲁克同意华夫脱党纳哈斯上台组阁，这就是所谓的“二月事件”。在此次宫廷政变中，英国虽然未能成功废黜国王，但扶植了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亲英华夫脱党上台执政，同时排除了阿里·马希尔势力再次执掌大权的可能，进而一举扭转了埃及政府自二战爆发以来在参战立场上的消极倾向。
纳哈斯首相上台后，延续了前任首相对德意断交但不宣战的立场。不过，在积极履行条约义务、配合盟军作战方面，其作为超过战争爆发以来的任何一届政府。正如1942年4月22日，纳哈斯首相在议会的演讲指出的那样：“不论是作为埃及的首相，还是作为国家领导，我的政策一直是避免埃及陷入战争的恐怖之中，我不会采取任何导致埃及陷入战争的行为，也不会支持这样的政策，不会为盟國的军队提供埃及的人力资源。但与此同时，我会恪守英埃同盟条约及其精神，绝不会容忍任何埃及人和外国人以任何方式危害我们盟友的军事安全。”④
纳哈斯政府确实履行了英埃之间的条约义务，甚至超越条约要求，以积极态度配合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反法西斯行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打击亲法西斯势力，维护国内公共秩序。作为英国在北非战场的重要后方阵地，埃及的政局稳定就是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贡献。纳哈斯为了埃及政局稳定采取如下措施：首先，逮捕宫廷集团的重要成员——阿里·马希尔。1942年4月8日，阿里·马希尔违背了只允许居住在自己的乡间庄园、且禁止参与政治活动的政府命令出现在参议院。纳哈斯下令将他逮捕并拘留起来。其次，在军事危机期间维持国内秩序。1942年6月下旬，隆美尔指挥的轴心国军队占据军事上的主动，突破英军第八集团军位于托布鲁克的防线。托布鲁克的意外失守导致埃及国内谣言四起。纳哈斯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拘留大批德意法西斯的所谓“第五纵队”分子（间谍分子）和意大利侨民，使得埃及的公共秩序和居民士气未受到影响。第二，积极协助盟国的军事行动。在阿拉曼战役中，当隆美尔右翼（北部）向地中海进攻，左翼（南部）向西部沙漠进攻之时，埃及军队独立对抗隆美尔，保护英国军队的左翼。与此同时，埃及军队还与英国海军一道，先发制人，阻止任何渗透行动，以保护英国第八集团军的右翼。当阿拉曼战役进展不顺利时，埃及军队还担负起在盟军后方维持秩序的任务。埃及军队在盟军后方形成了一道既能保障后方安全又能与前线联系的防线。①除此之外，埃及政府和军队在保卫苏伊士运河、为50万盟国军队驻扎和过境提供便利等军事方面，在物资、人力、交通运输、财政税收、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等经济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为盟国战略协调提供场所。埃及是盟国进行战略协调的重要场所，著名的开罗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聚集在埃及首都开罗，就加强盟国间的军事合作和战后安排进行协商。开罗会议意义重大，该会议发表的《开罗宣言》为联合国家战胜和惩处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法律基础;从国际法的角度确立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中美两国首脑还借开罗会议的机会对远东国际体系进行了筹划。②总之，埃及纳哈斯政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北非战场的胜利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作为回报，纳哈斯首相请求英国支持埃及参加关于战后国际安排的和平会议。纳哈斯将埃及的未来与联合国和平会议联系起来，希望通过参加这次会议，支持埃及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国的要求。他还宣称埃及要遵守大西洋宪章原则，加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英国方面给予纳哈斯的请求以积极回应。1942年11月16日，兰普森向埃及首相递交了支持埃及参加战后和平会议的正式文件。对此，纳哈斯首相很满意，并希望在讨论和平问题时埃及能代表阿拉伯集团。③11月20日，埃及议会开幕时，首相宣读了一封英国大使的来信：作为对纳哈斯在6月所提口头意见的答复，英国已授权该大使通知埃及政府，在直接涉及埃及利益的和平谈判中，英国政府将从中斡旋，以求保证埃及代表具有平等的地位;在没有事先征得埃及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英国将不参与直接涉及埃及利益的谈判。④
进入1943年，埃及国内参加战后会议的氛围日渐浓厚，埃及各大报纸也加入这场讨论之中。1943年9月3日，二战爆发第4周年纪念日，埃及《金字塔报》发表文章纪念埃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文章写道：
埃及政府的每一个部（Ministry）都在协助盟国的战争努力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韦维尔将军认识到国防部合作的价值和交通部提供的快速运输服务的显著价值。公共工程和被动防御部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公共卫生部尤其在抗疟疾方面，内务部在公共安全方面都提供了足够的援助;英埃苏丹在对抗东非意大利人的战斗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埃及的报刊在艰苦的条件下不间断地完成它们的工作。⑤
报刊《伊思内恩》（Ithnein）也发表社论：在他们（英国）最黑暗的时候，埃及是英国忠实的朋友。这两家埃及报纸之所以要发表这两篇文章，其背后目的是为争取埃及独立和其他权益制造声势。正如肖恩先生向英国外交大臣所提醒的：“像这两家报纸所说的那样，政府的不参战态度使埃及免于战火，然而我们认为英国军队的保护才是主要原因。埃及媒体强调自身的贡献是为了攫取更多战后权益。”⑥
综上所述，1942年2月—1944年10月，在纳哈斯执政时期，埃及的参战态度发生积极转变，这是随着战争事态升级，埃及国内外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结果。出于战争目的，英国必须维持作为反法西斯北非战场的后方阵地埃及的国内政局稳定。战争初期，英国对阿里·马希尔、撒布里和西里首相执政能力的“检验”都以失败告终，现在只有华夫脱党能满足英国的战争需求。就纳哈斯和华夫脱党来说，长期在野处境使之渴求重新获得政权。为此，华夫脱党捐弃一直对英国殖民统治不满的“前嫌”，选择与“对手”合作。这一选择的结果对华夫脱党来说是致命的，使华夫脱党落下英国的“政治盟友”的骂名，从此失去了选民的信任，走上日益衰落之路。由于各种原因，纳哈斯过早下台，他参加战后和平会议的愿望也未能实现。但这一时期埃及的战争贡献和参加战后和平会议的强烈愿望，为后来埃及对德、日宣战埋下了伏笔。
纳哈斯之后担任首相的依次是艾哈迈德·马希尔（Ahmed Maher）和马哈茂德·努克拉什。这两位首相为使埃及具备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资格，克服国内种种阻力，最终于1945年2月对德、日法西斯宣战。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埃及的战争贡献给予肯定，并对埃及宣战要求予以支持。2月8日，在雅尔塔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表示，埃及曾两次表达了对德、意宣战的愿望，但都被英国政府劝阻了，因为埃及保持中立可以防止开罗遭到有计划的轰炸。埃及保持非交战国立场对英国也是有利的，他们维护了良好的（国内）秩序，保持桥梁畅通，等等。如果埃及现在希望宣战，则应该有这样的机会。①美苏两国对这一提议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签订的《雅尔塔会议议定书》对拟议中的联合国会议召开的时间及受邀国作出规定：会议应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召开;应邀参加会议的国家包括1945年2月8日前实有的联合国家和1945年3月1日前对共同敌人宣战的协同国家。②埃及属于“协同国家”，也在被邀请之列，但还需在3月1日以前对共同敌国宣战。
此时，英国改变原来不鼓励埃及宣战的政策，转为支持。英国态度转变的深层原因有四：其一，先前关于埃及宣战的决策主要听从了军方意见，军方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宣战是很危险的，所以让埃及成为非交战国”，但现在情况已变，北非战争已经结束，宣战政策理应随之变化。其二，在华夫脱党执政时期（1942年11月16日），英国早有许诺在先。其三，“对两国关系有益”。其四，美国支持厄瓜多尔、巴拉圭、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和乌拉圭6个拉美协同国家宣战，可能会形成“拥有投票实力的强大的拉美集团”，出于抑制美国的考虑，英国需要支持尽可能多的“自己”的协同国家宣战。③
2月16日，英国政府把埃及已经被列入协同国家并具备参加战后和平会议条件、成为世界和平组织的创始会员国的消息，传达给了埃及政府，埃及方面的反应十分积极。2月17日，在基勒恩大使拜访国王和埃及首相艾哈迈德·马希尔时，首相称，鉴于埃及在战争期间提供的实际援助，如果不给埃及参加的机会，则将会提起法律诉讼。不过，这一切还需要跟国王和他的政府进一步协商，就他个人看来，埃及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法鲁克国王也同意宣战，但他表示埃及应与土耳其的行动保持一致。④
然而，在野党华夫脱党发表声明反对埃及宣战，从而加重了埃及民众对宣战问题的疑虑。华夫脱党在声明中表达了反对参战的理由：宣战会带来巨大的人力牺牲和财力消耗;历届政府不宣战就是为了避免让埃及陷入战争的恐怖之中，现在国家已经安全了，参战理由已丧失;英国于1942年11月16日答复保证埃及派代表参加和平会议，但现在却以3月1日前对轴心国宣战作为参会条件，这与一贯政策不符;即使参加和平会议（制宪会议），也不能保证废除《英埃同盟条约》，使埃及取得完全的独立地位;苏联还没有对日本宣战，就要求埃及对日宣战，这是否合理？⑤华夫脱党的声明误导了一般民众。一时间有关宣战的谣言四起，这些谣言说埃及会付出更多的牺牲，包括送劳工团去远东等。⑥
2月24日，艾哈迈德·马希尔首相通知正在开秘密会议的众议院，政府打算向轴心国宣战。尽管宣布防御性战争无需事先征得议会的同意，艾哈迈德·马希尔首相还是同他的内阁成员、国王法鲁克、主要政治官员、上下议院的反对派领袖讨论了宣战问题。艾哈迈德·马希尔说，纳哈斯执政时期英国给予的承诺并不令人放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国家利益，和平会议将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使那些捍卫《大西洋宪章》所载民主原则和人类自由的国家听到埃及自己的声音。况且，许多国家已经宣战，如伊拉克、伊朗和几个南美国家，但他们也只会承担很少的军事义务;土耳其已经无条件宣战，埃及最好能够在国际领域里与其合作，也应该宣战。⑦在与政界领袖进行了广泛磋商后，大家几乎一致同意宣战。
但是，就在艾哈迈德·马希尔准备向参议院发表类似声明的时候，他被一名激进的青年埃及党人开枪打死。首相遇刺的消息在上埃及的主要城市中引起强烈反响。基勒恩大使在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电报中说，在上埃及的主要城市中，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艾哈迈德·马希尔之死能阻止政府宣战。他们之所以反对参战是因为“这是一个让埃及提供更多人力和补给的骗局，会导致埃及被轰炸，这证明埃及并未真正独立，因为宣战消息来源于伦敦，这是英国政府提前安排好的”。①但无论是艾哈迈德·马希尔首相遇刺案件本身，还是该消息在民众中间激起的强烈反响，都不足以阻止埃及政府宣战的决心。2月25日，外交大臣萨地党副主席努克拉什宣誓就任首相职位，他表示继承前任首相的宣战政策。26日，新政府对德日进行防御性战争宣战提案在下议院和上议院投票中分别以214：2和66：41得以通过。②当晚国王签署敕令，埃及正式对德日宣战。
2月27日，埃及与美国方面联络，商谈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事宜。埃及代表艾哈迈迪·哈桑给美国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的信中写道：“埃及于1939年9月4日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关系，也于日本对美国珍珠港进行攻击的第二天断绝了同它的外交关系。此后，埃及政府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法律行动，将这些国家（轴心国）的国民集中起来，并将他们的财产进行特别管理。此外，埃及同联合国家进行力所能及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1945年2月26日，埃及宣布同德国和日本开战。”在对本国参战立场及贡献进行陈述后，哈桑表示埃及决定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美国方面回信称：美国欢迎埃及正式加入联合国家行列，并安排埃及于2月28日签字。③
埃及对德日宣战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因而受邀参加于4月25日召开的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埃及代表团在此次会议上表现积极，尤其在小组委员会关于殖民地托管和区域性安排的讨论中，敢为弱小国家发声代言，尽管实际效果并不如它所愿。埃及代表团还希望与会国赋予联合国大会修改条约的权力，④以便将来可以彻底修订《英埃同盟条约》，希望由自己发起的中东地区唯一真正的区域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能得到联合国的认可。⑤6月26日，埃及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从而正式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埃及的国际政治地位得以提高。但埃及渴望通过此次会议为本国争取完全独立的愿望未能如愿以偿，这是因为英国新工党政府决定在殖民地问题上谨慎行事，英国军队仍驻守在运河区。⑥
综上所述，1944年10月—1945年2月，在战争末期，英国出于抑制美国的“拉美集团”等多重目的支持埃及宣战，而埃及则出于为自己争取更多国际权益的考虑，最终决定对德、日法西斯宣战。埃及宣战的意义重大，此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声势，加速德日法西斯的溃败，而且还扩大了埃及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
二战期间，埃及的参战立场经历了从消极配合作战到积极配合作战、从回避宣战到正式宣战的转变，这是围绕英国战时利益与埃及国家利益，英国外交部与埃及国内两大政治势力（以国王为首的宫廷派和以纳哈斯为首的华夫脱派）互相博弈和分化组合的结果。埃及参战立场的积极转变，是埃及为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做贡献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埃及參战立场的积极转变，盟国才获得了埃及这块稳定的可依靠的后方阵地，这一方面减少了盟国作战时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能从埃及获得了大量人力和物资。可以说，盟国北非战场的胜利埃及功不可没。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5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埃及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想告诉世人：75年前的那场战争的胜利，是所有参战国和其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诸如埃及之类的参战国不是二战的“旁观者”，它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历史的记忆中。
【作者简介】曹占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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