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和梦想从这里起飞
2020年12月30日，对广播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光荣伟大时刻。而对我来说，今年还有一个值得振奋的日子——5月22日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央广）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创建70周年的日子，这又是一个意义非凡、值得纪念的时刻。可以说，在央广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工作岗位上，我前后经历近40年时间，留下了我人生最重要的成长足迹，满满地写就了我的青春与梦想。
与边疆民族地区的不解之缘
我与少数民族地区、与西藏高原有着莫名的不解之缘。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时我家住在北京的一个大杂院里，有一台交流电式收音机，我常常能从央广的少年儿童节目里听到《新疆好》《歌唱二郎山》等歌曲，好听的旋律让我对祖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莫名的亲切之心。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翻身解放了的藏族群众的欢笑更让我对那片遥远的高原充满了神秘向往之情。那段时间，我广泛了解、收集有关西藏的消息，在填报大学志愿时写下了“中央民族学院藏文专业”。
走进广播大厦 ? ? ? ——筹建和恢复央广民族广播
1965年9月，我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文专业毕业，走进北京西长安街边的广播大厦，来到央广工作。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批学生来到这里有一个重大的使命——筹建和恢复全国性少数民族语言广播。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0年起，央广先后开办了藏语、蒙古语、朝鲜语、维吾尔语和壮语少数民族语言广播，通过电波将党和国家的声音传送到遥远的边疆地区。遗憾的是，1960年下半年，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被撤销了。1962年在青岛举行的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听到阿沛·阿旺晋美、乌兰夫、赛福鼎·艾则孜等同志的反映，当即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我们国家这么大，地区这么辽阔，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央台没有民族广播怎么行？”他要求立即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
1965年5月，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同志的关心下，央广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建设列入了国家1966～1970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西藏调干与藏语广播开播
1970年3月，中央已经批准了关于恢复对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报告，要求我们赶紧写出筹建央广民族部的具体计划。从1970年起到少数民族广播恢复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先后起草了《中央台民族语言广播筹建方案》和《选调民族语言广播干部方案》，央广从台内和驻地方记者站抽调了近20人组成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4个调干小组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我被安排参加藏语广播调干组，先后去陕西、湖北、西藏、四川等地选调藏语翻译和广播播音员。在西藏的选调工作先后持续两年，我也由此对西藏的土地和人民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了解，获得了大量的西藏历史文化信息。这期间，藏族同胞的热情质朴尤其让我刻骨铭心，成为我热爱边疆、热爱西藏、做好民族宣传工作的不竭动力。
1973年1月1日，央广藏语广播节目恢复播出，至此，包括此前陆续恢复的蒙古语、维吾尔语、朝鲜语广播和新开办的哈萨克语广播，央广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任务基本完成。
党和国家关怀央广少数民族广播
央广恢复少数民族广播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国家电台的少数民族广播事业。
1981年10月，胡耀邦同志接见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时，亲自审阅了央广民族部记者采写的新闻稿。1989年10月1日，江泽民、李瑞环、李铁映等同志到央广视察并看望了民族部节日值班的各民族编辑、翻译、播音员。2002年2月，江泽民同志到国家广电总局视察“西新工程”，抽时间接见了民族部的少数民族工作人员。2010年12月，温家宝同志视察央广，听取了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工作的汇报。
据我所知，中央领导同志在央广少数民族语言广播长达70年的时间里持续关注，这在中国众多的媒体中是少见的。
在祖国边疆的30年采访生涯
我曾长期在民族部新闻组工作，这个宣传平台是少数民族广播的发稿中心和采访中心，这是一个培养编辑记者的地方，使我有机会多次走进西藏高原、内蒙古草原、新疆天山南北、黑龙江边境地区，采写了上百万字的消息、特写、专访、录音报道。我曾有机会四次进入西藏阿里采访，那里的历史文化、山川风光让我流连，那里艰苦的自然条件让我印象深刻。我曾写出长篇系列内参《西藏阿里面临的五大困难》，对解决阿里当时面临的众多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地处藏北草原的那曲，我也先后去过四五次，其中1973年的采访，时任那曲地委副书记的热地同志（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亲自送我下牧区，并安排我的住处（帐篷），也是我在西藏采访的难忘经历。
民族部编辑组——一个充满活力的温暖集体
在民族部的日子里，我有25年工作在编辑组（后改成新闻组，并升格为新闻部），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温暖集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值早班的同志早上四五点钟就要到岗，那时新华社发的是模写稿，稿子从模写机的圆盘纸带上不断打出，我们就坐在模写机前把新闻稿截成纸条，有序整齐地贴在用过的稿纸背面或是旧报纸上，在上面勾划编稿，再用蓝色的复写纸插进稿纸，底下垫上塑料板，用力复写成6份，发给其他5个语言组供他们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1份留编辑组存档。那时，央广时政组的时政记者也担负给民族部发稿的任务，他们采写的稿子也要复写出1份给民族部编辑组，我们再据此编发给其他语言组。时政组记者发来的稿件大多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国内外活动，或国内重大会议消息，常常成为当天发稿的重要新闻。
進入上世纪80年代后，我们的工作环境不断改善，新闻发稿开始用上了复印机，90年代用上了电脑。
民族广播的开拓性和引领性令人瞩目
少数民族广播虽然只是国家广播许多重要节目门类中的一个，但它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
1950年5月22日，央广率先开播藏语广播，这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开拓性工作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带动了全国民族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西藏、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地都陆续开办了少数民族语言广播。1973年央广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之后，民族地区也相继恢复了相应的广播。到2000年，我国共有165个广播电台、站（包括省、自治区广播电台和州、盟、市广播电台、站，含调频广播）开办了蒙古、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哈萨克等24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
央广的少数民族文艺广播也起到了引领作用。“文革”期间，全国只唱几首歌，广大听众意见很大。记得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曾多次对我说：“现在，中央台广播里就播几首歌，这怎么能行？”央广少数民族广播恢复之后，民族部在1979年11月邀请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音乐家和部分汉族作曲家座谈繁荣少数民族音乐问题。才旦卓玛、美丽其格、宝力高、乌斯满江、金凤浩等出席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较早召开的一次研究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座谈会，对提高少数民族广播的文艺节目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央广的少数民族广播推动了全国的民族宣传工作。1979年9月，民族部和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共同编写的《民族政策讲话》在央广用汉语和五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受到热烈欢迎。1981年6月，民族部推出汉语《民族专题》节目（《民族大家庭》节目前身），实现了央广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同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创民族宣传的新局面。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和中央电视台也先后开办了民族大家庭类专栏或节目。从1982年起，由民族部策划，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民委先后联合举办了“首届全民族团结进步征文”“边疆万里行”“边疆民族·知识有奖测试”“评选全国少数民族企业家”等活动，在全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民族知识宣传高潮，也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
民族广播具有无限生命力
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实施“西新工程”以来，民族广播的整体实力、规模和传播效果空前增强，是民族广播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2000年3月，民族广播中心派出少数民族记者参加全国两会采访，用少数民族语言报道两会，这在民族广播开办以来是第一次;2009年3月1日，央广民族广播的第一个独立频率——藏语频率正式播出，全天播音18小时。同年10月1日，央广藏语播音员在天安门城楼用藏语直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实况，创造了央广和少数民族广播新的历史;2010年12月17日，维吾尔语广播频率正式开播。
进入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广播更是如虎添翼。2010年12月17日，中国民族广播网正式上线，实现了央广五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音频、视频和图文的网络呈现。从此以后，民族地区和海内外的听众通过电脑、手机可以轻松地听到央广的民族语言节目。
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是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也是我国各民族拥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的集中展示。作为民族地区各民族听众的亲密朋友，央广的少数民族广播要长期办下去，这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各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国情、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需要。我衷心感谢伟大的时代给了我从事这项事业的机会，感谢央广和民族部为我创造了众多的机会，使我成为少数民族广播创业群体中的一员，是央广这个国家媒体平台，让我的青春与梦想从此起飞。
注释
张小平：《中国民族广播的回顾与展望》，《民族宣传散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
（本文编辑：林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