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疫情危机心理-道德特征及教育策略
孙彩平 李占彪
【摘 要】为了解未成年人疫情危机中的心理-道德状况，以江苏省为非典型样本区、湖北省为典型样本区进行采样，对32150名9～18岁的中小学生进行疫情体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危机处境下学生的害怕、焦虑体验提升;危机情绪与年龄无显著相关，与危机的空间距离呈明显相关，越接近危机中心，学生的情绪反应越强烈;危机的卷入程度影响学生对事件的判断，卷入越浅越乐观;危机处境突显安全需要，强化了学生团结、奉献的价值观，也深化了学生对与疫情相关的健康、关爱和生态伦理观念的认同。基于以上结论，疫情教育应实现全年段覆盖，特别注重疫情发生中心区及与感染者密切相关学生的心理辅导，在策略上要多传达可靠的正面信息，营造团结、奉献的价值取向与文化氛围。
【关键词】未成年人;疫情体验;心理-道德特征
【中图分类号】G445?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21）16-0007-06
【作者简介】1.孙彩平，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00）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2.李占彪，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00）道德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在读。
一、 调查缘起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也对人们的心理状况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疫情期间民众的心理症状，无论是总分、各因子均分还是阳性检出率，均显著高于2018—2019年民众的平均水平。[1]2020年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要求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整体防控部署。
疫情对未成年人的心理-道德状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未成年人的疫情心理反映了他们怎样的危机心理特征？疫情是一堂综合课，通过疫情了解未成年人的危机心理-道德特征，了解疫情后未成年人的心理-道德状况，对有效开展疫情后的心理和道德教育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二、调查情况
（一）问卷设计
梳理文献发现，国内对疫情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与心理学领域。心理学较为关注疫情期间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偏向于对学生的压力、抑郁、焦虑及人际关系状况的测量与分析。教育学研究多关注学生疫情期间线上学习的效果与状态，以及教师对线上授课技术的使用情况、观念看法等。当下心理学视野的研究一般样本量较小，且多以心理健康状况为基本倾向，对未成年人疫情心理体验与价值观念状况的研究较少，特别是缺少典型疫区与非典型疫区未成年人状况的对照性研究。出于调查的需要，在借鉴相关学科与其他研究的基础上自编疫情体验的调查问卷。
问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对象的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学段、性别、城乡、所在省份;第二部分为问卷的主体部分，包括生活状态、心理体验、态度、价值观四个维度，问卷结构见图1。本问卷初稿编制完成后，邀请相关学者专家对问卷的内容进行修订，随后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试测与访谈，对学生反馈的难以理解的题项进行了多次调整，确保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
（二）被试选取情况
本次调查以湖北省为典型疫区、江苏省为非典型疫区进行抽样，调查对象为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在校学生。湖北的样本覆盖13个地级行政区，江苏采用苏北、苏中、苏南划区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省教育学会心理教育专业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采用网络问卷技术，共收集到有效数据32150条，其中江苏10994条，湖北21156条。
（三）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25.0进行数据分析。
三、 调查发现
（一）日常卫生习惯得到改善，学校学习环境被认同
1.疫情改变了学生的生活卫生习惯。
有95.00%的学生报告自己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包括洗手频率大幅增加，咳嗽、打喷嚏时捂住口鼻，在人员密集的地方戴上口罩，水果、蔬菜的清洗更加仔细，酒精、消毒液的使用更加频繁等。就其占比的排序来看，江苏学生与湖北学生是一致的，变化最明显排前两位的是戴口罩与洗手，其次是咳嗽、打喷嚏时捂住口鼻。符永川的调查也发现，93.20%的学生会在外出时佩戴口罩[2]，这与本调查的结论十分接近。同时，研究每个选项的占比情况可以发现，湖北学生的占比均略高于江苏学生，这可能是由于湖北作为疫情暴发中心，学生对新冠肺炎传染性、危害性的认识更加深刻，因此防范心理更重，在生活卫生习惯上的改变也就更彻底。
2.学校的学习氛围被学生认可。
调查发现，超过九成的学生更喜欢到学校去上课。万昆等人研究发现，学生“未来还愿意继续在线学习”的得分最低。[3]但是到学校学习的动机差别很大，从整体情况来看，40.00%以上的学生认为学校有更好的学习氛围，这是学校对学生的主要吸引力。就学段来看，随着学段的升高，学生更加在乎学校的学习氛围，学校传授的知识量是学生越来越不关心的事。具体来看，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都将学校的学习氛围看得最为重要，高中生与初中生其次关注的是学习效果，再次关注的是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二）危机心理表现出空间性特征，但不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学生能够以平静坦然、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疫情，学生的心理状态总体上比较平稳（见图2）。王宁霞等人的调查也发现，67.30%的高中生能夠积极乐观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4]经差异检验发现，江苏学生与湖北学生在心理状态上存在差异，但是差异程度不大。当身边有病例出现时，感到惊慌害怕的人数占比出现明显上升，湖北学生由22.70%上升至37.77%，江苏学生由19.20%上升至33.89%。钱铭怡、叶冬梅等人的研究发现，当非典型肺炎与人们的空间距离不断缩小时，人们会体会到更多的紧张、恐惧、愤怒、悲观以及无助等负性情绪。[5]可见，学生的恐惧心理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性特征（见图3）。
同时，学生的疫情心理表现出非成长性特征。虽然学生的心理状态随年龄的增长略有变化（见图4），但是平均差异程度微弱，危机临近时的心理状况表现为不同反应方式的分层而非年龄变化（见下页图5）。
（三）心理和道德均呈现出一定的自我收缩特征
1.保护好自己是学生心中最重要的事。
就调查情况而言，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学生将“保护好自己”看作最重要的事，其次是力所能及地参与志愿活动。略有不同的是，湖北学生在“保护好自己”上比江苏学生高出约2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作为疫情中心区域，学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與可贵。就年龄而言，学生的心理状态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差异程度很微弱，说明学生的心理状态几乎不随年龄而变化。
2.更相信权威信息源。
通过调查发现，不论是江苏的学生还是湖北的学生，最相信的是来自官方的信息。李莹莹等人的调查同样发现，绝大多数的学生表现出对官方信息的信任感。[6]不同的是，湖北学生在“不论是什么消息我都会自己思考后再做判断”上要高于江苏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对官方媒体的信赖程度有所提升，但是变化不明显，可见，学生对信息的理性判断与识别能力并未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3.公共意识得到强化，个人自由被压缩。
调查发现，疫情期间学生的公共意识十分强烈，被问及居家隔离是否限制自由时，八成以上的学生认为“居家隔离是在保护他人的生命健康”，约七成的学生认为“居家隔离是在响应国家的号召”，认为“居家隔离妨碍了我的正常生活”的学生不足一成。在公共意识方面，湖北学生的表现略好于江苏学生。另外，不论是湖北学生还是江苏学生，对挪用公共物资的看法都表达出强烈的反对态度，仅有不足百分之三的学生认为“挪用一些没关系”，江苏学生“不可以挪用公共物资，甚至应该捐出自己的物资”的选项比例要高于湖北学生。在2017年中国学生道德发展报告中发现，只有55.12%的学生通常不会因为一己私利破坏公共利益，高达22.43%的学生表示会因一己私利而破坏公共利益。[7]可见，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学生更在意个体自由的实现，因此自我意识会更加舒张;但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学生的公共意识开始扩大，他们愿意压缩自己的自由与需要，服从指挥，以公为先。
（四）危机心理突显支持性价值，道德动机义利二分
1.健康、团结、关爱成为学生最珍视的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学生对生命健康价值的认识，超过八成的学生将健康看作最重要的价值。卫晋丽等人的调查也发现学生对健康的关切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8]其次是团结，再次是关爱。在团结与健康上，湖北学生的人数比例都略高于江苏学生（见图6）。团结与关爱能对当事人产生支持性作用，危机中，这种支持性的价值观被强化，“万众一心，战胜困难”“人类是一个共同体，要互相帮助共渡难关”成为学生最大的心得感触（见下页图7）。孙楚航等人的研究发现，经此疫情之后，学生高度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9]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的重大公共危机，在给人造成心理冲击的同时也唤醒了某些正常状态下有所忽视的价值，但这种应激的价值诉求是否会沉淀下来成为学生稳定的价值追求还不得而知。
2.危机卷入程度影响对危机应对的判断。
学生对国家抗疫行动的评价很高，每道题的满分为5分，所有题项的均分都超过了4.5分（见图8）。卫甜甜等人的调查发现，89.30%的青年对当地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10]经独立样本T差异检验后发现，湖北学生与江苏学生在“我国的奉献精神”选项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团结状况”“做事效率”“管理水平”“医学水平”“道德水平”上均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湖北学生对我国抗疫行动的评价低于江苏学生。
3.学生的道德动机表现出义利二分的特征。
总体来看，对“我国捐赠大量抗疫物资给非洲各国的做法”，有68.46%的学生从利己的角度出发，认为应该帮助他国，因为“疫情控制不住对我国也没好处”;也有66.13%的学生从道义或同情的立场出发，认为“他们需要帮助，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具体来看，湖北学生更能从道义或同情的立场出发来施予他人援手，而江苏学生则更多从功利主义的立场来施予援助。学生对吃野味的看法也同样反映类似现象：有超过九成的学生反对吃蝙蝠、反对滥杀野生动物，其中四成左右的学生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吃蝙蝠的人很愚蠢，因为蝙蝠携带的病毒会损害人类健康），四成左右的学生从道义与同情的立场出发（吃蝙蝠的人很残忍，人类本来就不该屠杀其他生物）。学生的价值观表现出道义与功利的二元分化特征。
四、疫情后的教育建议
（一）实行全覆盖的危机心理教育
调查结果显示，疫情危机对未成年人心理的影响具有全覆盖式特征。所谓全覆盖特征，是指疫情危机对所有地区和年龄的未成年人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对于心育工作者而言，危机心理辅导要全员化，而非只针对个别学生或特殊群体。从调查结果看，行动本身就是克服心理恐慌的一种方式，当个人采取一种逃避、静默的方式来面对恐慌与焦虑时，实质上未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在保证学生生命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防疫抗疫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学生在行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当人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时，负面情绪就能得到有效缓解。
（二）设身处地、角色互换是缩小评价和认知偏差的有效方法
研究发现，当个体距离疫情暴发中心的空间距离越近、个体的卷入度越高时，对抗击疫情越倾向于消极的评价和认知，对患者越倾向于同情式的理解。就此而言，设身处地、角色互换是缩小评价和认知偏差的有效方法。心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心理想象技术，帮助学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体验疫情，引导学生实现角色转换，深入地了解他人的处境与情感诉求，进而培养学生的情绪感受能力与移情能力，引导学生体会施予与援助的快乐，削减自我功利主义的价值倾向与认知偏差。
（三）团结与关爱体验利于缓解心理危机
由疫情导致的害怕与焦虑产生某种“安全塌陷”，催生学生对团结与关爱的期待及渴望。陈海勇等人的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改善人们的情绪状况。[11]对于学生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团结会增强信念感与力量感，“隔离病毒不隔离爱”是一种绝佳的心育策略。在特殊时期，让学生重新感受到师生之间的爱与关怀，建立牢固的人际关系，对于抵抗心理危机具有巨大作用。具体来说，心育工作者应该在特殊时期承担起自身的使命，定期组织心理辅导活动，尤其是要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进行倾诉与交流，保持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感情畅通，及时关怀有问题倾向的学生。
（四）可靠的信息源是解除危机心理的重要途径
学生对于权威信息的依赖十分明显，虚假、不透明、相互矛盾的信息会加剧其恐慌心理。有研究表明，特定时间出现的疫情新闻会导致公众情绪产生相应的波动[12]，恐慌是对社会舆论和周边环境缺乏信任感的一种心理反应[13]。如果学生对疫情有充分的知识储备，充分信任官方信息，就能够有效控制自身的恐惧情绪。心育工作者虽然不是信息的发布者，但是可以向学生传达正面信息及积极乐观的态度，这对于舒缓群体恐慌十分有益。
（五）抓住机遇培养学生的公共意识
调查发现，在特殊时期，学生具有公共价值倾向及外在价值指向。从“我”的角度来看，在危急时刻，学生有缩减个人欲求以追求“公共善”的意愿;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学生会尤其反感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行为发生。这种自我价值收缩现象更多是一种应激状态，可以借疫情事件培养学生的公共意识，引导学生突破自我，将“公共善”作为更稳定的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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