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出场”：短视频中的乡村振兴图景与话语表征

    杨彪 郭昊天

    【摘要】短视频激活了农民和乡村的“可见性”，促成了农民的“出场”。乡村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背景”被嵌入叙事结构中，农民在经济生产、文化传播、日常生活中的自主表达、能动创造和自觉振兴的意愿得到展演。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短视频呈现出一派热闹且多元的景象。同时，随着商业资本和城市文化的入侵，农民的身份被表演，创作被褫夺，主体被遮蔽，农民主体性的实现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也面临诸多问题，需引起关注。

    【关键词】短视频;农民话语;乡村振兴

    在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是被表述的“沉默的他者”，乡村是被凝视的“隐秘的角落”，短视频激活了农民和乡村的“可见性”，完成了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出场”，随之而来的是乡村作为农民所处的“背景”被嵌入叙事结构中。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原本作为农民生产、生活、劳作、生死于此的乡村空间具有了更多的人为色彩，依附于城市空间，打捞着城市人群的焦虑、不安与痛苦。[1]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得以彰显和重构，乡村这一“空间”也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和意义表征。

    一、农民的“出场”及乡村主体的回归

    话语权的争夺是某一阶级或个人被社会普遍认知的动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这一社会群体对话语权的长期缺失，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的艰难建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占网民整体的28.2%;短视频用户规模超8.5亿，其中每5个短视频用户中，就有1个是农民。[2]快手、今日頭条、西瓜视频诸如此类依托于农民和乡村而发展壮大的短视频平台正在将数亿农民推向社会的“前台”，完成着农民的“出场”，实现着乡村真正的主体——农民的回归。在乡村振兴和短视频繁荣的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回归就是他们在经济生产、文化传播、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自主表达、能动创造和自觉振兴的意愿。

    二、乡村的“空间”标志及其文化“区隔”

    （一）城市想象与乡村建构：回归的田园风光

    乡村的“空间”标志在农业文明时代是不加修饰的美丽与淳朴。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乡村和城市的精致相比，则被冠以脏、乱、差的污名，褪去“桃花源”的光环，成为环境改造的对象。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当城市迫切寻求情感上的慰藉与庇护时，乡村在短视频中呈现着田园风光的美景，悄然完成了自身的回归。城市的想象与乡村的建构恰逢其时，回归后的乡村不再是城市的附庸，而是独立于、异质于城市的另一“空间”，其主体性也得以彰显。

    （二）空间碰撞与文化融合：嫁接的幽默短剧

    倘若田园风光是一场城市和乡村的“使用”与“满足”实践，那么幽默短剧则是基于城乡文化“区隔”而产生的乡村“空间”标志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幽默短剧在城乡的碰撞中，将乡村的空间与城市的文化融合，不仅迎合了“趣味分野”中以城市人群为代表的上层人对于符号和形式的好奇与解读，也满足了乡村人群对于内容和内涵的模仿与重构。在此基础上，沿着以下两个脉络延展：其一是展现农民和乡村有别于城市的特有形式和独特文化，满足城市人群好奇、观看、娱乐的目的。其二是以农民的身份，对城市文化进行模仿和重构，城乡文化的冲突和反差往往成为最大的特色和笑点。比如，广西农村小伙“陆仙人”因模仿维密走秀而爆红网络，他将田间地头、废旧工厂、野草荒地等农村“空间”标志变成了秀场，重构着“维密”这一城市文化。类似的碰撞与融合不仅在视觉形式上具备强烈的冲击力，而且更能确立农民主体和乡村“空间”的独特性和异质性。

    （三）娱乐至上与审丑异化：错位的土味文化

    城乡人群基于文化“区隔”的碰撞与融合并不都是积极的，在乡村人群对城市人群审美的过度追求和迎合下，产生了错位的土味文化。土味文化是短视频时代一种特殊的文本形态和表达形式，其注重的是乡村表面的原生态，而忽视更深层次的意义表达。[3]土味视频的创作过程往往是乡村人群娱乐至上式的狂欢，其中既凸显了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挣扎，也不乏他们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土味视频的火爆于城市人群而言是审丑文化的泛化，于乡村人群而言则是主体性的异化。审丑的深层意义是“以丑示美，变丑为美”，内含着批判和否定的意义，而不是“为丑而丑”。“社会摇”“花手”“土味语录”“喊麦”等土味形式都是农民和乡村借用城市中娱乐至上的文化逻辑，对城市文化的模仿，对城市人群的依附和迎合。城市人群掌握着文化艺术中的“品位”——一种符号划分系统的定义权，其出于猎奇、审丑的心态或许会在短时间内成为土味视频的拥趸，赋予土味文化“合法性”。然而，乡村人群这一文化实践者却被挡在“品位”的定义规则之外，主体性不但没有被正确建构，反而加深了主流和城市对于农民和乡村愚昧、落后、贫瘠的刻板印象。

    三、被“激活”的主体与“美丽”的空间：短视频中乡村振兴图景的“热”呈现

    （一）“去中心化”：农民作为乡村主体的多元呈现

    乡村大喇叭的广播形式、“家电下乡”电视的普及、“三农”建设时期的“村村通”工程，以上传播实践建构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乡村传播体系。农民在其中只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短视频技术的发展“激活”了农民的乡村主体性，再造了农民信息接收方式和传播方式，乡村的传播开始出现“去中心化”的发展脉络。任何人都可以在短视频中进行自我表达，其主动呈现的多元性和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例如，在藕田里做美食的“潘姥姥”、在田野上放声高歌的“本亮大叔”、在梯田里练习插秧的农村孩子、忙碌在农家院里修剪葡萄藤的留守妇女“农村辣椒姐”。以往的乡村常被贴上空心化、老龄化的标签，老人、孩子、留守妇女成为乡村衰败的标志，乡村振兴下的此类群体则完全不同，老人是乡土文化的守望者和维系者，留守妇女是乡村庭院经济的支撑者，孩子是乡村文化遗产的继任者。[4]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不再暮气沉沉，不同的农民个体以主人翁的姿态用各自独有的方式在短视频中展示着乡村、表达着自我，使得乡村内部焕发着生机和活力，呈现出一派热闹、多元的乡村振兴图景。

    （二）全方位建构：乡村作为“美丽”空间的多元发展

    “去中心化”的传播体系不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因地制宜地打造一个个极具自身特色的乡村发展路径才是乡村振兴的目标指向。因乡村地理位置和发展历程的不同，他们具有充满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精神，乡村振兴政策普惠于不同乡村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如此一来，许多独具地方特色的乡村难以被外界知晓，而短视频简单的制作技术和下沉的传播权利使得这些难以察觉、埋没于大山的乡村走进人们的视野。此外，借助于短视频平台庞大的流量群体和算法推荐系统，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更容易找到自己的目标人群，进行点对点的有效传播。在此基础上，短视频这一视觉表现形式重构了乡村“空间”的表现形式，将乡村文化，例如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网络文化符号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短视频乡村图景。人的传播实践作为精神活动的组成部分，持续改造着乡村空间生产及社会网络。[5]此外，乡村通过短视频进入公共视野使得乡村由静态循环转向动态发展，引来更多的城市人群到乡村参与乡村文化的深度体验之中，实现乡村“空间”的多元发展。我国传统乡村自然景观迥然不同且有较高的旅游价值，文化底蕴丰富，包括极具特色的农耕文化、民俗节日、饮食传统等，涌现出一批以“短视频+乡村风景”为特色的“旅游村”、以“短视频+乡村文化”为特色的“非遗村”、以“短视频+乡村网红”为特色的“网红村”等诸多形式。

    （三）振兴图景：短视频作为振兴方式的路径探索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短视频在乡村振兴中以一种新的生产资料的形式促进着乡村生产力的发展，营造着新媒体时代新的生产关系。2018年，快手发起“快手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西瓜视频推出“三农合伙人”计划，都旨在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生活水准。生态宜居是在坚持乡村主体性、遵守乡村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留住原始的乡村风貌和绿水青山。此外，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例如厕所革命、散煤清零、禁烧秸秆等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的实践也出现在短视频中，建构着乡村的生态主体性。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乡村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的解读和重构。乡风文明在短视频中的呈现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敢于、乐于通过短视频表达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是城市和主流正确、平等看待和想象乡村短视频的文化实践，肯定其文化意义与情感价值。乡村振兴下的治理有效要实现“自治、德治、法治”的有机统一。短视频为农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平台，内容多集中在农村拆迁补偿、宅基地自建房、粮食市场、脱贫政策、农民养老金、乡村教育、医疗卫生、环境整治等方面。

    四、一点“冷”思考：乡村短视频话语表达中的价值偏离

    （一）技术迷思和商业逻辑：被褫夺、被表演的主体

    短视频乡村叙事的出现与发展深深根植于当前的媒介生态变革和资本对乡村的入侵，其中蕴含的技术迷思和商业逻辑不免影响到农民主体性的确立和乡村空间的主体重构。短视频技术的下沉为农民营造了一个“记录世界记录你”的乌托邦神话，将自由、平等、共享、表达等理念酣畅淋漓地散播出去。殊不知，短视频对乡村短视频内容优劣的判定只取决于其内部的算法机制和商业逻辑，一个个表达的农民个体只能是短视频平台占领乡村市场的“数字劳工”。在商业逻辑支配下，“农民”这一身份是可以被表演的，而其创作的成果是被褫夺的。山东农民李传帅创业失败返乡后，雇用了村里20多名留守妇女从事短视频行业，定位于乡村，但选题和内容均是对网上现成视频的照抄照搬。在这套纯粹为赢利而搭建的乡村短视频工业中，“农民”的身份成为表演的对象，本应确立主体性的农妇却被商业逻辑异化，成为乡村短视频工业链条上的一个内容生产单元。

    （二）想象的“他者”：迎合、依附的主体

    在主流媒体和精英文化的叙事下，农民主体和乡村空间的建构始终处于边缘位置，是城市人群和城市文化想象中的“他者”。短视频的出现和乡村振兴的提出本应改变这一局面，确立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然而，乡村短视频的生存和发展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拥有巨大消费能力的城市人群，使得乡村短视频迎合城市人群的偏好，成为城市文化的拥趸，难以逃出被想象的“他者”的巢窠。城市人群经历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洗礼，乡村成为他们缓解焦虑、放松压力的空间指向。乡村作为与城市相隔甚远的“他者”，以巍峨的高山、蜿蜒的流水、翻涌的麦浪、轻松的节奏满足着城市人群的想象。这些充斥于短视频平台的乡村影像造就着德波口中的“媒介景观”，掩盖了乡村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6]挤压着乡村传统文化表达的空间，乡村振兴中农民的主体性也就无从谈起。

    （三）农民的自我异化：被遮蔽、被阉割的主体

    在商业逻辑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会催生价值迷失、行为失范、过度消费的行为，产生由下而上、由內而外的异化。[7]这种自我异化既体现在农民制作短视频的内容选择上，也体现在农民对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上，形成被遮蔽、被阉割的主体。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建构应当是丰富而立体的，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农业生产者，而应完成乡村经济建设、乡土文化传播、公共议题参与、田园生态保护的主体建构与转型。然而，乡村短视频对乡村日常的趋之若鹜、对公共议题的忽视、对“三俗”内容的生产创作、对土味文化的追捧都在遮蔽着农民和乡村底层疼痛的厚重与真实。此外，农民出于对社会环境和短视频平台算法系统的认知，往往对经自己制作和发布的短视频存在着自我审查机制，刻意避免着充满乡村痛点的表达，完成着农民对自我主体的阉割。

    五、结语

    在中国长期的主流叙事中，农民和乡村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被代表、被表述是农民和乡村长期以来的宿命。短视频的出现实现了农民和乡村的“可见性”，完成了农民的“出场”，同时也助力着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农民主体性有望实现，乡村空间得以重构，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其中既有农民和乡村自身的局限性，也蕴含着商业资本和城市文化等外界因素的裹挟和控制。如何改变这一局面，释放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完成乡村振兴的时代任务，仍然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网络视角下农村政策传播的效能危机及提升策略研究”（编号：19BXW047）的研究成果;2021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农村政策传播网络与效能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涛.短视频、乡村空间生产与艰难的阶层流动[J].教育传媒研究，2018（6）：13-16.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0.

    [3]杨萍.赋权、审丑与后现代：互联网土味文化之解读与反思[J].中国青年研究，2019（3）：24-28.

    [4]赵月枝，沙垚.被争议的与被遮蔽的：重新发现乡村振兴的主体[J].江淮论坛，2018（6）：34-40.

    [5]姚婷.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播社会学研究的“媒介本位”反思与空间架构[J].新闻爱好者，2020（8）：62-64.

    [6]张晓星.资本、乡村与“美好生活”愿景的变迁：现代都市主义的入侵与传统田园牧歌的拟像[J].中国传媒报告，2017（1）：9-16.

    [7]刘楠，周小普.自我、异化与行动者网络：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的文化主体性[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7）：105-111.

    （杨彪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8级传播学硕士生;郭昊天为悉尼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16级媒体实践专业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