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晋商在禹州的经营活动
摘?要：?清代的禹州商业有一个以杂货转运为主到药材集散为主的变化过程。晋商是最早活跃于此的重要商帮，其经营以棉布、茶叶等“杂货”转运山西，以及禹州本地所产瓷器、“禹布”输出为主，药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直到咸同之际杂货贸易仍是禹州市场的主角，故同治元年最早开征的厘金为“百货厘”。禹州作为药材市场的兴起始于乾隆年间，并在与洪山庙药市的竞争中取胜。除地方政府的支持外，晋商早期经营活动奠定的市场基础是禹州药市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清代后期怀帮以及各地药商大量涌入，晋商中经营药材业者也有大幅增长;同光年间药材贸易逐渐超过杂货成为禹州市场上最重要的商品，禹州也成为华北的三大药市之一。关键词：??清代;禹州;晋商;药市;会馆;神垕
禹州，秦汉为颍川郡，金元为钧州，明初因之，属开封府;万历年间为避神宗讳改称禹州，清代因之。①
禹州是清代华北的三大药市之一，故以往对禹州商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药材贸易，笔者所见有杨继伟《清至民国禹州药帮初探》、李留文《洪山信仰与明清时期中原药材市场的变迁》和朱绍祖《明清至民国禹州“药都”的形成与地域社会变迁》。②
不过，这三篇论文都忽略了在禹州的晋商并非全都经营药材，也未涉及药材之外的商贸活动。
关于禹州商业的文献记载较少，不过清代禹州建有山西、怀帮和十三帮等商人会馆，并保留有一批会馆碑铭。③
本文主要依据会馆碑文以及晋商的办货《规程》等资料，通过对晋商在禹州经营活动的考察，对清代禹州的商业状况及其作为药材市场的发展脉络做进一步探讨。
一、清代晋商在禹州的经营活动
就目前所見资料，晋商是清代最早在禹贸易的重要商帮。禹州的山西会馆始建于康熙年间，其后曾多次重修。道光六年（1826）《重修关帝庙并会馆碑记》记言：“余等山右人也，逾嵩涉洛，贸迁有无，列肆禹州。……康熙中城西北隅建有关帝庙，左厢会馆，其重修乃在乾隆年间。”④
又据康熙五十四年（1715）知州罗之熊所撰《重修山西会馆关帝庙碑记》记载：
吾乡山右之客于禹者素梦（蒙）神庇，思欲答报。爰各出资材结为一社，而一二年高有德者为之持总其算，权子母而行之，不数十年营利甚夥。乃郡城购地立庙楼，神爰侑焉。然而犹未备也，又数十年起层楼，立卷棚，创造东西厢庑、门堂、寝堂，墙宇四周，仿佛古者都宫之制焉。功既竣，求予为文以序之。【?该碑笔者1999年考察时未见，碑文载任文政主编：《禹州医药志》（中国科教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194页），题为《重修药帮山西会馆关帝庙碑记》，系南开大学朱绍祖博士提供。笔者于2019年6月专程去禹州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核对，遗憾的是未能见到原碑;不过，据张志伟馆长所提供的《禹州典藏·文物卷（第二稿）》所录碑文，该碑题名没有“药帮”二字。】
康熙五十四年已是“重修”，并且经历了两个“数十年”。先是集资营运，经多年“权子母”才得以购地建庙;其后又经数十年不断扩建，“起层楼，立卷棚”，修建门堂、寝堂、东西厢房和围墙，使会馆规模大备。以此推算，创建会馆的首次集资当在康熙初年，购地兴工为康熙中叶，至康熙五十四年才最后竣工。显然，此时晋商的经济实力尚属有限。
康熙五十四年碑所镌捐款只有数两，无法进行具体分析。【?因未见原碑，尚不知该碑碑阴是否还有其他捐款。】?笔者所见最早的捐款记载为嘉庆六年（1801）《山西会馆换地碑记》，该碑记言：
斯馆之设所以议公事、敦乡谊也。馆之前有眼明堂地亩二段，虽无大妨，但微嫌不甚通畅。因醵钱二百零二千文，买得馆前两偏张姓地二十一亩有零，以新得之地西边十一亩将眼明堂地七亩七分四厘五毫四丝换入馆中，以多取少，画展畅也。恐时久混淆，刊志于石。【?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第261页。】
据碑文所言，山西会馆因门前的“眼明堂地亩”有碍出入，故而集资购买相邻地亩，以多换少，以确保会馆出入畅通。该碑所镌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计有54家，共捐钱164.75千文;此外“药材社”捐银3两，另有其他款项相凑，合计为230余千文。【?此系累计数，与碑文记载略有不同。】?在此次集资中，捐款最多者为13千文，最少只有50文;其中，超过10千文者只有3人，绝大多数的捐款都不足4千文。表1是此次集资的捐款统计，请参见。
此次集资的捐款者除药材社外，其他54家均无法确知经营内容。不过，该碑列有集资的组织者：首事6人、社首8人，我们可对他们的身份略做推测。下表是该碑所镌各位首事、社首姓名及其捐款统计。
前已述及，此次集资中捐款超过10千文者只有3人，其中两位是首事，即靳玉新和柴隆兴;另一位是社首梁同泰。捐款5千文以上者也只有6位，内有4位为社首。不过表2的统计显示，6位首事并非都是财力雄厚者，其捐款金额相差较大，估计他们可能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行业;在稍后的道光初年捐款中我们看到柴隆兴经营的是典当业，其他各位则行业不明。至于八位“社首”的“社”可有两种解释：其一是里社的“社”，即基层社会的首领;其二即前引康熙五十四年碑所言“各出资材结为一社”的“社”，即像“药材社”那样专门经营某种货品的商人群体。若是前者，晋人而成为“社首”应已入籍，有多位晋人充任“社首”则禹州当已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晋商居住区，故笔者估计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这一推论大致不错的话，药材社作为八社之一，其捐款在总额中占比不到2%，则药材业并非晋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专营药材者也不会太多。
道光初年山西会馆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扩建重修，道光六年（1826）《新创钟鼓楼、改建庙门、壁墙环垣及金妆神像、修葺殿宇、重修道院庖厨记》碑文记载：
关圣帝君庙建禹城西北，创自乾隆甲申，于兹六十余载。正北有三殿，圣像位其中，显威灵以庇黎庶;贤裔平将军暨周将军，分昭穆而享蒸尝。左殿大王，靖江安澜，通彼舟楫;右殿财神，藏金赞玉，富我邦家;东庑药王，济世人以生活，永锡其祥;西庑马王，司骏骥以柔驯，常称其德。吕祖则道号纯阳，土地则灵通博厚。正南歌舞楼台，层起昂耸，有时宫商角徵，神听和平。东设道院，乃安住以，复立庖厨，厥修俎豆。前人创基固谓善美，闲赏详观局势，尚缺钟鼓二楼，且庙门狭隘，殿宇荒芜，若非妥神之胜状;而壁墙倾墟，环垣卑陋，岂是楼像之灵居？更兼道院摧颓，无以容羽士;庖厨损坏，何以供崇成？……幸同社乡台，既募且捐，金醵二千有奇;经之营之，时逾一载将备。俯瞻神像则金碧珠旒，仰观庙廊则白玉翡翠，彩画门楹，丹涂梁柱。新创者巍峨华丽，森列乎东西;改建者宽绰竣严，保障乎南北;倾墟者巩固，突兀于中天;卑陋者崇高，盘桓于巨地。……兹功成告竣……敬叙其事，镌石永垂。至于施财多寡，字号姓名，西立一石，详载刊明;出入银钱费用数目，勒诸碑阴，谨达众晓云尔。【?道光六年《新创钟鼓楼、改建庙门、壁墙环垣及金妆神像、修葺殿宇、重修道院庖厨记》，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第264页。】
清代神垕瓷器的销售范围未见明确记载，不过同治六年（1867）北舞渡镇重修山陕会馆的集资中有神垕的15家商号捐款，共捐钱31千文;【?北舞渡山陕会馆同治六年《重建关帝庙正殿并补修各殿碑记》，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162页。】?其中的晋义号、东合成、西合成等在嘉道年间神垕和禹州的重修碑中都曾经出现，应是同一家字号。北舞渡距禹州130余里，位于沙河沿岸;以水运之便，沙河、颍河下游的周口以及陈州、汝宁等府应也是神垕瓷器的销售范围。
在晋商《咸丰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中，我们看到棉布是禹州从赊旗转运的重要商品。该《规程》第13页中缝处盖有“义成店”的朱印，应即该字号的《规程》。从运输线路看，其所办布匹发山西者大多运至平遥，估计“义成店”为平遥商号。据《规程》所载：该字号在湖北安陆府旧口镇、多宝湾等地采购的棉布运销山西者，“无论发东、西两路，总由樊城新打洪行店过载分路。假如发东路者，由赊（旗）发禹郡，或发洛邑，发郭家嘴，郭至泽府转平（遥）;若是发西路者，由新野县或发禹、洛，或发曲沃转平”。“发东路至赊水脚，装船昔年白布以三十八卷一载，近来以四十卷作为一载，每载船脚五两至七两”;然后在赊旗起旱，“从赊发禹，骡脚每卷钱三百五十文至五百文，发马车脚每卷毛银二钱至三钱”。【《咸丰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8册，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86-87?页。】
义成店的《办布规程》虽是咸丰年间的，但其经营时间至少可上溯至道光初年。《规程》中不仅有“昔年”与“近来”的对比，而且详细记录了道光十二年（1832）赊旗镇“花、布、杂货行”重定的各项行规，摘录如下：
（赊旗镇）交易各货，行店经手;其成盘各货，平码、秤头有一定样式。皆因昔时年深日久，近有不固之客商遇便生巧，行店含糊过货，将昔年之规虽不能尽弃，以致屡屡不整。于道光十二年五月，我花、布、杂货行新正行规、秤头、平码，以致整年之变。是以重条修秤三杆，山陕会馆存一杆，东西两路头周流各一杆。……今将一应规款详注于后：
一议，十六两足平秤一百○三斤底，过秤照旧规加一/三明算，无论何货总以公议之秤过秤。
一议，买卖囤户或走或存，不许原号抄，总要另过秤，行店不议，抱号。
一议，棉花大包口底带绳四斤，小包带绳三斤，以一百五十斤老号作为大包，小者作为小包，过秤后抽绳一根面较，如多者照数公除，以免讲说。
一议，买卖成盘，各立定票为据，三日内过秤;如过三日，不得退盘，天雨阻隔不为凭;其银四十两期，如收现银，与行店商酌。
一议，花平码根本街钱平九七五五兑付，其价元银先以九八扣用，九四扣纹银，九二扣宝银。
以上所议之款，若不遵规，如犯条略多，过客货者查出，公罚用银入官;会馆罚戏三尺（天），设席四桌。
假如客货到彼，或走或存，先下栈房，行规列后：
棉花，每大包栈用六分，脚力六厘;
发平梭布，每卷栈用二厘，行用一钱;发洛并郭嘴，栈用二厘，行用四分;发禹郡，栈用二厘，行用三分三厘。
以上所注之栈用并行用俱系毛银，以九四九一扣，赊钱平是也。【?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8册，第103-107页。】
该新规开列的商货，除棉花、棉布外还有粉皮、粉条、金针、瓜子、香油、油饼、槐子、核桃、花生、红枣以及瓷器等，这些商品应均属“杂货”。
河南各地所产棉布也有不少汇集到禹州。据同治十年（1871）晋商余庆堂号《各处办布底稿》记载，该字号运往禹州的棉布中来自河南的有汝州属郏县，许州及所属之长葛、襄城、临颍等县，多在禹州附近;距离较远者有归德府鹿邑县。【?《同治十年余庆堂各处办布底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8册，第112-153页。】?表5所列是该字号运禹州的棉布在河南的部分采购地点及其运输费用。
禹州本地也是棉布产区，乾隆、同治《禹州志》“货类”中均列有棉布;民国《禹县志》记载：“禹布之名驰于邻省，而行之尤以晋为壑，凡晋之票庄在禹者皆兼买布。其布初用本线，近年亦易用洋线，而精致则过洋布远矣。”【?民国《禹县志》卷七《物产志》，第632-633页。】?在咸同年间晋商的办布记载中，“禹布”也是其采购的棉布品种之一，其规格大体为“长四丈六七尺，宽一尺二，线子四百五六十条”或“四百七八十条”;一般以27匹成卷，“重六十二三斤”。客商在禹州采办布匹，住宿由行店提供，“住店客人每天出伙食钱一百二十文，烟茶酒肉俱系客人自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8册，第113页。】
禹州还是棉布的加染之地，咸丰年间晋商义成店在湖北购买的白布就有一部分发往禹州染色，如“一宗提尖胎布……每卷记成五十匹，外加顶庄白布二匹，发禹（州）染羊宝蓝五十匹;一宗顶庄白布……每卷记成五十二匹，发禹染色，与提尖仝;一宗尾庄胎布……每卷记成五十五匹，外加顶庄白布二匹，发禹染羊宝蓝”。【?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8册，第62-63页。】《同治年间余庆堂号各处办布底稿》详细记载了在禹州染布的价码：宝蓝280-330文，洋藍140-160文，真青400文，皂青250文，月蓝、临漳灰60文，蛋青113文，油绿96文，深黄59文，漂白56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8册，第113?页。】
汇聚到禹州的棉布主要转运山西泽州、平遥等地。余庆堂号《各处办布底稿》记载其转运线路大多为：从禹州发至河口，过黄河至孟县，由孟县发河内之邗邰镇，由此翻越太行山至山西境内泽州府城，再从泽州转发平遥;也有从禹州直接发往河内之清化镇，由清化过太行山至泽州府，然后运往平遥。【?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8册，第114-115页。】
茶叶也是禹州从赊旗转运的重要商品。山西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中对从赊旗发往禹州的杂货、茶叶的运价、付款方式和运输期限等都有较详细记载，如：“此处码头（指赊旗）以杂货为首……红茶梗子每千斤价同杂货，西老茶、大花茶照杂货解矮银一两，东老茶照杂货下银二两五钱，盒茶下银一两五〔錢〕。……禹州牛车，西箱二只作担，花茶二件作担，脚比西箱高银五分;东盒茶六串作担，每担比西箱下银五钱五至六钱五。”“马车脚价付九欠一，以十天为期，二十天见回票，误期每车罚银八两;……牛车每辆欠银三钱，限十二天送到，误期每车罚钱二千。”【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页。】?并有从赊旗发禹州、禹州发汜水的杂货、茶叶的牛车、马车脚价规例和折算方法。【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506、509-510页。】?这虽是清末的记载，但也是沿袭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惯例。【?《大德诚文献》记有：“予旧号三和，齐（起）嘉庆末年来安化办黑茶”。参见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481页。】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看到，晋商在禹州的经营活动从清初即已开始，到清代中叶其人数和经济实力均有较大发展。其经营内容以布匹、茶叶等“杂货”转运山西，以及禹州本地所产瓷器、布匹输出为主，药材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不过，晋商的经营活动为其后禹州药市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换言之，禹州作为药材市场在清代后期得以迅速发展，晋商所开创和奠定的市场基础应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是以往的药市研究所忽略的。
二、禹州药市的发展脉络
禹州作为药材市场的兴起始于乾隆年间。同治二年（1863）的碑文记言：“禹药会场旧在密治洪山庙地方，山路崎岖，药物难运。至乾隆十七年间，众首事以禹州道路平坦，搬运较易，且人朴风古，请众商人迁禹作买作卖，往来脚运俱听客便。不数十年间，商贾辐辏，遂称胜区。”【?同治二年《诰授朝议大夫调署禹州正堂马宽夫马大老爷永禁开设车行碑记》，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第258页。】?光绪年间《十三帮创始碑记》则称：“禹郡药材会之兴也盖始于乾隆二十七年，州副堂何公……谋诸绅商，佥以密邑洪山庙药栈请至禹，定议每年夏孟、秋仲、冬十一月三期会以倡之，此其滥觞也。”【?光绪年间《十三帮创始碑记》，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第258页。】?民国《禹县志》记载：乾隆“二十七年春三月，起药市于西关。先是，药市设于密县之洪山庙，十三年州判何宏瓒招来商人，设于禹之南街，后因兵乱始迁西关。”【?民国《禹县志》卷二《大事记下》，第201-202页。】?几处记载时间略有出入，可以肯定的是禹州药市的发端是当地商人（包括晋商）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与洪山庙药市竞争的结果。
洪山庙是密县所辖的一个集市，位于密县东南40余里，【?嘉庆《密县志》卷五《疆域志·坊保》，国家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二年刊本，第17页。】?距禹州仅百余里。笔者于2017年5月曾前往考察，该庙坐落于今新密市大隗镇陈庄村内，坐北朝南，依岗而建，有东、西两个院落。西院为主庙，山门匾额题为“普济观”，大殿供奉洪山真人，大殿东侧有台阶，拾级而上为洪山真人的寝宫;大殿东、西两庑分别为药王殿和王母殿。东院为雍正年间增修，以关帝殿为主，另有玄武大帝等配殿。庙内现存明清、民国时期碑铭20余通，其中与药王、药商和药材贸易直接相关的记载只有两通。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药王庙记》记云：
普济观有东西两殿，东殿内药王之遗像存焉，第神之凭依于兹也。当其始，仅与关帝配享耳，自元迄今未之有改也。迨雍正年间建关帝庙观东，而神方独居其尊矣。然而神像未迁于中央，栋宇尚嫌其卑隘，道人高和鸣用是募化赀财，重为□修。今日者规模再易，而庙貌焕然毕新;丹雘更张，而神像肃然可敬，于以妥灵爽而凛观瞻也。【?乾隆十七年《重修药王庙记》，该碑现存洪山庙内。】
细读以上碑文，可知直到雍正年间药王在洪山庙中一直处于附属地位，并长期与关帝同居一殿;雍正年间增建关帝庙后，才得以独享一殿，而神像仍“未迁于中央”;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药王殿才得到重修，“庙貌焕然毕新”。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药王的地位即便与关帝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药王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药材贸易的地位，即药材贸易可能只是洪山庙会的附属部分，直到清代前期其所占比重才逐渐上升，这与明代至清初祁州庙会的情况大体类似。【?参见许檀：《清代的祁州药市与药材商帮》，《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乾隆十七年碑的落款为“陕西广药行众商人”与“河南开封府荥泽商人公立”，这是笔者所见药材商人在洪山庙众多碑铭中第一次正式出现。
然而，洪山药市的兴盛并未维持多久就开始衰落了。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兴清明盛会碑记》记载了密县地方官和绅商为振兴药市的努力，碑文记言：
密东之有洪山庙，自元明迄今照临四百余年。每值清明佳节，人萃八方，不减齐门毂击;商来千里，何啻梁苑药笼，盖盛会甲中州云。但地面四围皆沟，加以雨水频仍，市基半就坍塌，覃怀、川广、江淮各商遂不免别就康庄，则其势亦渐衰矣。然而，心之依恋如旧也。邑侯马明府慨然以扶衰起废为念，调理市廛，□贸易之要地;平治道路，拓往来之冲衢。复谕附近居民依前招致旧商，商人闻之莫不于于而来，一呼百应。【?乾隆二十九年《重兴清明盛会碑记》，该碑现存密县洪山庙内。】
该碑落款除知县马渭、盐捕王世经以及经管庙宇的道会司张教庆等地方官员之外，还有药商会首赵进绅、庞弘有等6人，密县会首则为廪膳生寇国楷、国学生张桧吉等5位士绅。该碑碑阴镌有参与此次振兴活动的170余人，除注明为举人、生员的8人外，当多为各地药商。其中按行业登录者有怀药行、广药行、西药行、黄连行等，怀药行应为怀帮药商所经营，西药行为河南孟县、温县药商经营;广药行当为陕西药商经营，在乾隆十七年碑中我们见到有“陕西广药行众商人”的落款;唯黄连行经营者不详。按地域登录者分别来自山西、陕西、安徽（亳州）、江南、四川等省，以及河南本省的许州、华县、柘城、鲁山、密县等地，尤以怀帮商人数量最多，山西、亳州次之。表6是洪山庙乾隆二十九年碑所镌各地商人的分布统计。
表6为我们展现了洪山庙药市曾经的辉煌。不过，此次知县马渭的“扶衰起废”之举并未收到实效，洪山庙药市的繁荣还是一去不复返，在此后该庙的诸多碑铭中几乎再未见到药商的踪迹。而该碑所言“别就康庄”的“覃怀、川广、江淮各商”，反映的正是禹州药市对洪山庙药商的吸引。
實事求是地讲，与密县洪山庙地处丘陵“四围皆沟”的地理环境相比，禹州的交通条件确实要好很多。颍水发源于河南府登封县，从禹州绕城而过，东南流经周口入安徽与淮河相汇;禹州商货可由颍水顺流东下，江南商货也可由周口溯颍水而至。禹州距赊旗陆路300余里，晋商经营的布匹、茶叶等货有很多从赊旗转运而至。由表6可见，在洪山庙的晋商也为数不少，该地与禹州相距仅百余里，他们可能原本就在禹州、洪山庙两地进行贸易，抑或与禹州的晋商有所联系。
禹州地方官对药市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在药市创建之初参与谋划、支持药商与密县竞争，在其后的发展中也尽力维护市场秩序，为药市的顺利发展提供保障。同治二年《永禁开设车行碑记》记载了前后两任知州对私设车行的治理整顿，摘录如下：
……具禀商人武生屈栋材、贡生许廷献、职员于存礼、郗桂云、监生雍参亭等，为恳恩示禁以利商民事。缘禹州药材大会百年有余，各处买卖客商运送货物，需用大小车辆均系自行雇觅，照时议价，无不平允，向无车行之设。且乾隆四十年间，经黄州尊严禁车行，有卷可查，并断令在西关庙会场立有碑记，以示永远，商等至今蒙福。乃正月间，忽有人在辛安隅开设公顺隆号车行，四门招揽大小车辆，均归伊行，高抬价值，多取行用，大有居奇之势。以致外路车不敢来，本处车不能走，商等货物难以运送，受累不浅，心实难甘。为此粘呈碑文，沥恳大老爷体恤商民，永禁车行，则世世感德无既矣！上叩。批：案已断定，车行业经裁撤，并有前立碑记可查，嗣后如有开设，尽可呈请传究，毋庸再行谕禁。【同治二年《诰授朝议大夫调署禹州正堂马宽夫马大老爷永禁开设车行碑记》，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第258-259页。】
乾隆、同治的两次案件都是有人私开车行，希图垄断运输，被绅商告到州衙，禀请知州“体恤商民，永禁车行”。先后两任知州也都遵守了最初与药商约定的“往来脚运俱听客便”，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将车行裁撤，并立碑示禁。该碑的落款为：乾泰恒号、俊兴成号、孙万盛号、杜盛兴号等12家商号“暨药商会同立石，借用山西会馆立”。其中，杜盛兴号为怀帮药商，他在同光之际祁州重修药王庙的集资中捐款最多，在禹州当也是怀帮首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乾隆年间的示禁碑立在“西关庙会场”，即药材的贸易地点;而同治二年则立在山西会馆，这似乎反映出晋商中经营药材业者比前有大幅度增长。
同治十年（1871）晋商余庆堂《办布底稿》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禹州一年有三会，系三、七、十月，唯春会最大，名曰清明会，所卖之货药材为正庄。各省之人年年尚（上）彼买货，赶会之时出布更多，□价更大，情因会上之人俱要捎买穿布。彼时发布车脚骡户俱向别处去驼会货，以致布之难发，脚价大赀。”【?《同治十年余庆堂号各处办布底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8册，第127-128页。】?看来，同治年间禹州药材贸易的规模有很大增长，至少在春会期间药材已是禹州商业的重中之重，以至布匹运输为之让路。不过，同治元年（1862）禹州最初设立厘局抽收的是“百货厘”，直到光绪五年（1879）才开始抽收专门的“药厘”，【（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六《征榷考十八》、卷四七《征榷考十九》，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10、8012页。】?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咸同之际杂货贸易在禹州商业中仍占居重要地位。
怀帮和十三帮两个药业会馆在同治年间的相继创建，当是禹州药材贸易大规模发展最直接的佐证。据孙春彦主编《禹州中药志》记载，怀帮会馆创建于同治十年，十三年落成，其建筑有影壁、山门、戏楼、钟鼓楼，东西配殿、大殿和拜殿等;特别是拜殿和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雕梁彩绘，巍峨壮观，民间有“十三帮一大片，比不上怀帮一座殿”之赞誉。【?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第246页。】
遗憾的是该会馆未见有碑铭存留，我们只能借助怀庆府城和祁州修建药王庙的碑文，对怀帮药商稍作考察。
怀帮即河南怀庆府商人。怀庆府是著名的“四大怀药”——牛膝、地黄、菊花、山药的产地，故该帮商人多以经营“怀药”为主，在汉口、天津、周口、樊城等地都建有会馆。怀庆府城的药王庙是怀帮药商集资所建，即药业会馆。该庙始建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其后陆续增修、扩建，至道光中叶才最终告竣。道光十九年（1839）《创建三皇阁碑记》较详细地记述了其修建和集资过程：
（药王）庙创于乾隆五十二年，初竣于嘉庆十三年;增修四圣殿、对庭、潇洒阁，竣于道光五年;二十余年功德，前碑所载详矣。维时三皇阁地基已购，因公捐未充，尚未建造。惟陆续修理河帮周围基址，置买木料、砖瓦，于道光十年始议建阁。……遂于是年开工，十一年建立。顾经营非易，需费甚繁，公捐不敷，众字号、行店愿出布施济工。继又不敷，众仍慨然乐输，始终无懈，以期速成。时维徐新合、马万兴、齐合盛、刘复泰四字号轮流执事，各行店轮流协办;曹宅庚始终与焉，以底于成。十二年，又请郭广合、阎恒昌捐赀入会，协力办公，外有杜盛兴捐赀以增工费。嗣修八卦亭，□名医牌位十二尊、上下神龛四座、东禅院一所，落成于道光十四年。……计此事前后五十余年，统费五万余金，绝未向他处募化分文。而众字号、行店屡屡捐赀，不自为德，其踊跃急工，要无非神圣有所默佑也。今工程完备，我等世守药业，饮水思源，以迓神庥，春秋禋祀瞻拜有地，庶几克慰众愿。【?道光十九年《创建三皇阁碑记》，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第232-233页。】
据碑文记载，药王庙的修建“前后五十余年，统费五万余金”，资金来源是由“众字号、行店屡屡捐资”，而“绝未向他处募化分文”，显然捐资商号应系怀帮药商。道光十九年碑所镌捐款分为捐银、布施、公捐、罚款和历年生息等几部分，合计为银33?595两（见表7），与碑文所言“统费五万余金”尚有一万六七千两的缺额。估计该碑所镌只是修建三皇阁以及八卦亭、东禅院等的集资，而乾嘉年间创建增修的经费已载在“前碑”了。从道光五年至十四年集资银31??200余两，怀帮商人的经济实力于此可见一斑。
在此次集资中，杜盛兴号捐银110两，属中等商号。而在同光之际祁州药王庙的集资中，杜盛兴号不仅是怀帮的魁首，也是所有商帮中捐款最多的商号。在祁州的集资中，怀帮有51家药商参与，共捐银694两，捐钱103千文，占客商捐款总额的14%，仅次于关东帮排名第二;如以每家商号的平均捐款规模而论，则为关东帮的2倍，并超过其他各帮位居榜首。【?详见许檀：《清代的祁州药市与药材商帮》，《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表8是此次集资中怀帮药商的捐款统计。
由表8可见，参与集资的怀帮商号有一半左右捐款三次四次之多，也就是说，这些商号几乎每年都会到祁州药市进行贸易。禹州离怀庆府比祁州近得多，当会有更多的怀帮药商在禹贸易。
禹州的十三帮会馆，即药商会馆，始建于同治十年。《十三帮创始碑记》记载：“同治十年，会首郭君广德、连君文中、潘君升炎、阮君耀祥、王君凌云、常君天福、高君有邦、蔡君汉文、胡君乾元、王君二元、范君廷栋等捐钱若干串，创修关帝庙暨庙院墙，以为会馆之基础。嗣至光绪二十年又修药王殿、演戏楼”;其后陆续添建了厨房院、养病院、阴宅院、道院、二门等，“逾八年而功竣”，【?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第258页。】?前后30多年始臻完备。禹州博物馆院内收藏有一批捐款碑，分别为《山西药材社、洋广药材公和社》《柴统裕等》《金陵、亳州》《商城》《郏县、汝州、马山口》等，估计应是十三帮会馆的集资碑。表9是根据以上碑铭汇总的捐款统计。
上表所列十三帮会馆的集资中，柴统裕、柴隆兴、富有大、翟允若、段谦亨、义和昌、玉成贞、复泰公等8家共捐银481两，是目前所见此次集资中金额最大的一笔。这8家应都是晋商，并多在道光六年重修山西会馆的集资中任首事，此项捐款估计是晋商对十三帮会馆的赞助，当然也显示出晋商在禹州商业中的重要地位。“山西药材社”捐银400两，是药材各帮中捐款最多者，与道光年间相比晋商中经营药材业者显然又有增长。“洋广药材公和社”捐银150两，也是一个实力较强的药帮，可能也多为晋商经营，如山西襄汾丁村丁氏家族开设的“泰丰永”商号专门经营广州、香港等洋广药材;【?朱绍祖：《明清至民国禹州“药都”的形成与地域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9年，第122页。】?民国《禹县志》亦有记载称“南街多晋商，专贩海南珍异药物，号洋货棚”。【?民国《禹县志》卷二五《艺术传》，第2175页。】?《商城》和《金陵、亳州》二碑因碑文漫漶，捐款统计并不完整;二碑合计捐款商号419家，即便考虑到缺失部分，平均每家也不过一二千文，当是以小商号为主。《郏县、汝州、马山口》碑漫漶更为严重，连捐款人数也难以统计。
表9中可以计数的两个药帮已有商号400余家，加上无法计数的山西、洋广两个药材社和郏县、汝州、马山口的商人商号，合计当有五六百家;如果再加上江西、怀庆、祁州、陕西、四川、老河口、汉口、宁波等地药帮，【?据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记言：十三帮包括药行帮、药棚帮、甘草帮、党参帮、茯苓帮、江西帮、怀帮、祁州帮、陕西帮、四川帮、老河口帮、汉口帮、宁波帮等（第247页）。】?汇聚禹州的药商估计会有七八百家，或者更多。民国《禹县志》对药市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概括：药材“非禹产而以禹为委输者也……肇自乾隆间，由密县洪山庙迁禹之西关。始每年一会，尽三月一阅月，嘉道如故。逮咸同之际，亳匪频扰，移入城内。迄光绪寝炽而昌，虽年分三会，实终岁辇药络绎也。”【?民国《禹县志》卷七《物产志》，第652页。】?清末，禹州成为华北的三大药市之一，也是河南最大的药材市场。
综上，有清一代禹州商业有一个以杂货转运贸易为主到药材集散为主的变化过程。晋商是最早活跃在禹州的重要商帮，其经营内容以布匹、茶叶等“杂货”转运山西，以及禹州本地所产瓷器、“禹布”输出为主，药材只是其贸易商品中的一部分。直到咸同之际杂货贸易仍是禹州市场上的主角，故同治元年最早开征的厘金为“百货厘”而非“药厘”。禹州作为药材市场的兴起始于乾隆年间，是在与密县洪山庙药市的竞争中取而代之;除地方政府的支持外，晋商早期经营活动奠定的市场基础当是禹州药市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以往的药市研究所忽略的。清代后期怀帮以及各地药商大量涌入，晋商中经营药材业者也有大幅增长;同光年间药材贸易渐超过杂货成为禹州市场上最重要的商品，禹州也成为华北的三大药市之一。
责任编辑：孙久龙
The?Business?Activities?of?Shanxi?Merchants?in?Yuzhou（禹州）?in?Qing?Dynasty：
Including?the?Course?of?Development?of?Yuzhous?Medicine?Market
XU?Tan
（School?of?History，?Lanzhou?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00，?China
）Abstract：There?is?a?process?of?change?of?businesses?in?Yuzhou（禹州）from?groceries?transshipment?to?medicinal?materials?distribution?in?Qing?Dynasty.?Shanxi?merchants?were?the?important?and?earliest?active?merchant?group?in?this?area，?whose?businesses?mainly?included?transporting?cotton?fabrics，?tea?and?other?groceries?to?Shanxi?Province，?and?exporting?Yuzhous?local?porcelains?and?Yu?fabric，?while?medicinal?materials?were?just?a?small?portion.?Until?the?reign?of?Emperor?Xianfeng?and?Daoguang，?grocery?trade?remained?the?majority?of?Yuzhous?market，?and?thats?why?the?earliest?likin?（taxation）?collected?in?the?first?year?of?Emperor?Tongzhi?was?called??“grocery?tax”.?The?rise?of?Yuzhou?as?a?medicine?market?began?during?the?reign?of?emperor?Qianlong，?when?it?won?the?competition?with?Hongshan（洪山）medicine?market.?In?addition?to?the?support?of?the?local?government，?the?market?foundation?laid?by?the?early?business?activities?of?Shanxi?merchants?is?the?important?reason?for?the?smooth?development?of?Yuzhou?pharmaceutical?market.?In?the?late?period?of?Qing?Dynasty，?medicine?merchants?from?Huaiqingfu（懷庆）and?other?areas?came?to?Yuzhou?in?a?large?scale，?and?Shanxi?merchants?who?engaged?in?medicine?businesses?increased?greatly?too.?During?the?reign?of?Emperor?Tongzhi?and?Guangxu，?medicine?trade?gradually?surpassed?grocery?and?became?the?most?important?merchandise?in?Yuzhous?market，?and?Yuzhou?became?one?of?the?three?biggest?medicine?markets?of?North?China..Key?words：Qing?Dynasty;?Yuzhou（禹州）;?Shanxi?merchants;?medicine?market;?merchant?guild;?Shenhou?town（神垕）
作者简介：许檀，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经济史。
①?乾隆《禹州志》卷一《舆地志·沿革》，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十三年刊本，第2-5页。
②?杨继伟：《清至民国禹州药帮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5年;李留文：《洪山信仰与明清时期中原药材市场的变迁》，《安徽史学》，2017年第5期;朱绍祖：《明清至民国禹州“药都”的形成与地域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9年。
③?笔者曾于1999年和2019年两次前往禹州考察，先后得到教之忠、张志伟两位馆长的大力协助，特附笔致谢。笔者1999年考察之时山西会馆正要被拆，而怀帮会馆则为市博物馆，当时所见碑铭有：嘉庆六年《山西会馆换地碑记》，道光六年《重修关帝庙并会馆碑记》《新创钟鼓楼、改建庙门、壁墙环垣及金妆神像、修葺殿宇、重修道院庖厨记》，同治二年《诰授朝议大夫调署禹州正堂马宽夫马大老爷永禁开设车行碑记》，光绪年间《十三帮创始碑记》，山西药材社、洋广药材人和社、柴统裕等捐款碑，以及金陵、亳州、商城等捐款碑，这批碑文已收入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66页。
④?道光六年《重修关帝庙并会馆碑记》，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第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