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出版编辑实践及当代启示

    【内容提要】朱光潜先生的学术生涯与出版编辑活动始终密切相关。本文基于对朱光潜担任期刊报纸编辑或编委实践的考察,分析朱光潜兼收并蓄而纯正的出版旨趣和宽大自由而严肃的出版原则,进而探析其现实意义:出版编辑工作要有历史使命感,要有时代精神,要有读者意识。朱光潜的出版编辑实践和理念体现了一名学者型编辑的独特魅力,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朱光潜 ?出版编辑 ?启示

    朱光潜先生著述等身,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出版编辑活动也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经常收到各种刊物的约稿或采访,朱光潜由此与各刊物编辑就出版工作有了很多交流。从1923年担任中国公学校刊《旬刊》主编开始,朱光潜在随后几十年中更是实际从事编辑工作、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期刊报纸达十余种。不仅如此,他还撰文《谈报章文学》《作者与读者》《刊物消毒》等,阐述自己对于期刊创办和经营的原则和主张,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出版编辑特色。对于朱光潜编辑实践活动的梳理,有助于探索总结其编辑理念在当下的现实启示。

    一、朱光潜的出版编辑实践

    朱光潜的出版编辑和编委活动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早在故乡桐城中学毕业之际,他就曾经毛遂自荐给商务印书馆写信,想获得一个当学徒的机会。到了1923年6月,朱光潜从香港大学毕业,前往上海受聘担任中国公学英语教师,同时兼任该校校刊《旬刊》主编,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主编。一年后,学校因战乱而解散,期刊也停办。1925年2月,朱光潜与匡互生、丰子恺等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协商创办校刊《立达季刊》。同年夏,夏丏尊和刘熏宇在上海筹办开明书店和一个主要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刊物《一般》,朱光潜此时正准备前往爱丁堡大学留学,他承诺会多给《一般》杂志写稿支持办刊,介绍海外留学所思所想,同时也希望能对当时国内的文风和社会风气有所影响。后来,朱光潜风靡一时、为他赢得“青年导师”美誉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便是最早刊登在《一般》杂志上。

    欧洲留学8年回國后,朱光潜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担任西语系教授,教书写作,组织读诗会,学术活动频繁,逐渐在文化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1936年,朱光潜和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等商议在北平筹办《文学杂志》,以实施推广他们的文学主张,大家一致推荐朱光潜担任主编,又通过胡适出面,联系王云五,商定刊物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卷杂志于1937年5月出版, 发行两万多册,成为当时北平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这是当时在北大执教的朱光潜除了教授学生之外,最热心从事的一个文学活动。然而,因抗日战争爆发,《文学杂志》只出版了4期便停刊。

    抗战全面爆发后,朱光潜应邀前往四川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出版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编《国立四川大学学报》杂志。1938年春,有感于抗战后方文化交流平台较少、信息闭塞,朱光潜与何其芳、卞之琳等协商在成都创办一个刊物,后来他们为这个半月刊取名为《工作》,出版发行了8期后停刊,他们自己也在刊物上发表文章。1941年,朱光潜担任武汉大学教务长兼外文系主任,与张其昀、钱穆等共同出任月刊《思想与时代》杂志编委。

    抗战胜利后,结束了武汉大学工作的朱光潜返回北平,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兼西语系主任。教学工作稳定后,他便开始与杨振声、沈从文、冯至等商议筹备《文学杂志》的复刊工作,大家决定仍由朱光潜担任主编。1947年6月,复刊后的月刊《文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出版,第二卷共出版了12期,第三卷共出版6期,一直持续到1948年11月后杂志停刊。《文学杂志》自始至终都是由朱光潜担任主编,从刊物编辑方针、文章选材到排版设计、编辑后记等,他投入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刊登的许多文章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期刊出版发行也体现了他的编辑理念和思想。据陪伴其度过晚年的外孙姚昕回忆:“外公一生最黄金的时期就是编辑《文学杂志》这段时间”。①因抗日战争而被迫分为两段的三卷22期《文学杂志》前4期在上海出版,后18期在北平出版,期刊封底版权页署名“编辑兼发行人”是朱光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产生过一定影响力,它也成为文学期刊出版史上的一个经典,时至今日,依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目光。

    抗战胜利前后,朱光潜还参与了《现代文录》《独立时论》《周论》《新路》等期刊的创办工作并出任编委,由于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些刊物很多只出版了一两期便终止了。1948年前后,朱光潜主编《华北日报》副刊,同年2月至12月,朱光潜担任《天津民国日报·副刊》文艺版主编,每周出版,共主持出版44期,日报文艺版独具特色,版面设计和文章选材体现了朱光潜的出版编辑理念,在建国前北方文艺界形成了较大影响力。

    二、朱光潜的出版编辑理念

    与二十世纪初许多学者文人一样,朱光潜在美学、文学、教育、翻译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早在故乡桐城求学期间,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报刊等出版物,就为少年朱光潜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领域学术探索有所得时,学术期刊又为其提供了获取信息、发表文章的交流平台。海外留学8年期间,在国内刊物发表文章,不仅使朱光潜得以与国内学术界保持联系,为其未来学术发展和成果传播铺平了道路,而且为他提供了丰厚的稿酬,协助其顺利完成学业。当他学有所成回国,出任期刊主编或者编委时,他便得以实施他的文学理想,引领广大青年振兴文艺。从读者、作者到编者,朱光潜的学术生涯与出版编辑活动始终相伴,他本人的经历完美体现了出版编辑事业成功后反哺学术领域乃至社会的历程,而这也使他的出版编辑思想既有基于一个普通读者、无名投稿人角度的务实思考,也有引领学术、形成风气、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高瞻远瞩。

    (一)兼收并蓄而纯正的出版编辑旨趣

    朱光潜把创办期刊杂志视为端正文坛风气、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文学杂志》发刊词中,朱光潜提出:文化思想出版事业要提倡独立自由,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兼收并蓄,丰富多彩,不宜过早狭窄化。在他看来,当时国内的文化思想发展还处在生发期,剧烈的社会运动,旧有的文化制度,崭新的外来思想,各派文学思想分歧冲突,逐渐融化在一个兼容并包的新系统中。一个能够容纳思想多样、不同学派、不同风格作品的刊物,才能最大可能吸引广大读者,从而真正繁荣文化事业。他曾在编后记中就编辑选刊不同风格诗歌解释道:杂志是公开的,编辑只能牺牲自己个人的喜好,“让各种不同的风格都有自由伸展的机会”,“谈到趣味无争辩”。《文学杂志》复刊卷首语中,朱光潜再次重申刊物的目标是,要集合全国作者和读者之力,培养一个合理的文学刊物,在一般民众中树立健康纯正的文学风气。

    有感于出版对于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性,早在1925年立达学园教书时,朱光潜和夏丏尊、叶圣陶等人就经常讨论办杂志和开书店的话题。当时的杂志和书店大多是官办或商办的,以赚钱为主要目的,不满于这样的出版旨趣,他们便筹划创办能由读书人和著书人自己来经营的杂志和书店,从而传播他们眼里“纯正的”“没有铜臭味的”文化。朱光潜反对文艺的低级趣味,多次撰文批判当时出版界迎合一些读者低俗需求、刊登黄色内容以吸引眼球的流行做法,主张给期刊“消毒”:编辑要在读者群众中培养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忱,将中国人培养成一个纯洁健康的民族。纯正趣味的文艺作品可以在军阀横行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在爱好文艺的青少年中播种一条不绝如缕的文艺生命线,在陈腐枯燥与油滑肤浅习气之中,培养清新而严肃的纯正文学旨趣,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与时代同生展,从而推动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长远发展。

    (二)宽大自由而严肃的出版编辑原则

    无论是在他担任主编的期刊报纸,还是参与编委的各种杂志刊物,朱光潜对于出版编辑工作始终秉承的原则都是:宽大自由而严肃。在朱光潜看来,文化观与人生观一样,都需要多方面调和的自由发展,多探险、多尝试、多播下一些种子,以期将来丰硕的收获。朱光潜认为,报纸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是文学的健康发育园地,可以启发读者思考,提高他们的心灵水准,繁荣文化事业,因此也必须要坚持宽大自由、百花齐放。文学没有新旧左右之分,出版不能有门派之见,各家刊物、各个文学思想流派、各位作者,可以自由生存,自由发展,互相讨论,互相启发,“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

    朱光潜始终坚持刊物出版要严肃认真,只有“高度严肃”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他认为出版编辑工作既然要严肃,就得要自觉抵制“黄色刊物”和“低俗文学”,这些内容是精神食粮中的“吗啡鸦片烟”,趣味低俗、祸国殃民。他呼吁要联合采用法律制止、舆论制裁和教育防范的手段给刊物消毒,坚守纯正的文学风气,培养民众“爱好纯正文学的趣味与热忱”,使中国人“成为一个纯洁的健康的民族”。朱光潜一向坚持“风格如人格”,他在给《天地人》编辑俆先生的信中写道:“你们编辑者实在负有一种极重大的责任”,这种责任的重要性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你们是青年所敬仰的先进作者”,影响力意义深远,编辑的作品会使广大读者“跟着你们想,读你们所爱读的书,做你们所爱做的文章”,因此,报刊杂志编辑们是“开导风气者”。②唯有严肃认真,才能不负如此神圣的使命。

    三、当代启示

    学者朱光潜在美学、文学、教育、翻译等多个领域深耕细作,报纸杂志出版只是他实现振兴和发展中国文学与文化理想的平台之一,出版编辑工作也只是他的副业,然而他主编的上百期报纸杂志却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也形成了他个人的编辑特色:纯正的文学趣味,厚重而谨严的品位,朴实而灵动的风格,坦诚而谦逊的姿态。不仅如此,他那宽大自由而严肃的编辑工作原则,对于编辑出版事业历史使命感和时代感的坚守,视编辑为联结作者与读者之间卑微媒介人的定位,无不散发出一名学者型编辑的独特魅力,即便是在当下的数字化融媒体出版环境之下依然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一)出版编辑工作要有使命感

    朱光潜对于振兴文化事业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早有一番自己的思考,而这些想法通过期刊出版则可以很好地传达给所有热爱文学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人。在朱光潜看来,一个文学刊物如果能经营得比较出色,在范围和时间上,其影响力甚至要超过一所大学。因此,对于期刊出版这项有着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业,出版编辑从业人员要有崇高的使命感,要倾心倾力。主编《文学杂志》时,朱光潜提出,刊物的使命和目标是:“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同时要尽力集合全国之力,各个作者在各自领域极力探索,“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之中,仍意识到彼此都望着开发新文艺一个共同目标”,期刊、编辑和作者齐心协力,努力担当起“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忱”。

    怀着历史的使命感,朱光潜兢兢业业地编辑《文学杂志》,从发刊词到每期的编排,从选稿到印刷,倾注了大量心血。第一卷每期都有他撰写的数千字“编辑后记”,对该期刊发的文章逐一点评,有时甚至对某一话题或文学现象引申发挥,寥寥数笔,精练活泼,娓娓道来,诚恳亲切,展示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力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也使得刊物从卷首到卷尾都散发出理性的智慧光芒。这种编辑风格在当时文艺刊物中是很少见的,“作为一名编辑,朱光潜与众不同的是,他甚至还对杂志内论文的观点做出引申和发挥,提出新的观点”③,他的渊博学识对于编辑《文学杂志》大有裨益。以至于多年以后,《文艺时代》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二十年来以最庄重、最热忱的态度支持引导中国文艺界的几乎只有朱(光潜)先生一个人,他在战前主编的《文学杂志》永远没人忘记。”④

    (二)出版编辑工作要有时代感

    在主编的《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刊词上,朱光潜提出,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的功用在于表达思想和情感,各个时代环境与形势不同,表达方式自然也就不同;表达方式越先进,文学流传的范围越广,速度也越快,“无论如何,我们既生在这个时代,就应该接受在这个时代最通行的表现方式,也就应该把这个表现方式弄得完善合理。”在他看来,编辑出版人不能封闭在象牙塔中,对时代、文化漠不关心,他应该紧随时代的步伐,不仅回顾过去也应该眺望未来,与时代同发展,这样才能保持出版的活力,维持刊物的长久生命。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它能从各派文化思想背景中汲取消化吸收多少营养。

    朱光潜曾称赞英国的一个小型日刊《旁观者》,无论是日常生活小问题,还是文學哲学政治等方面大问题,刊登的文章总是能以轻松流畅的文笔谈论,读起来亲切愉悦。这样的出版编辑风格不仅可以推广学术大众化,而且能让普通读者跟上时代,进而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究其成功因素,紧跟时代步伐、贴近各层次读者需求是其中重要原因。

    (三)出版编辑工作要有读者意识

    朱光潜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学从来就不是哪个特殊职业阶层的成果,而是全体民众的共同成就;置身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只有全体民众付出坚定而长久的努力,才有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者与读者互为因果,互相提高水准,文学才能顺利迅速地发扬光大,而作为刊物的幕后代言人,编辑是联结作者与读者的媒介和纽带。朱光潜在《文学杂志》复刊卷首语中提出:希望集结全国作者和读者之力,办一个理想的文学刊物,而这理想能否实现,要取决于广大作者和读者的爱护与支持,“一个编辑者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他只是作者与读者中间的一个媒介人” 。

    作为报纸杂志的主编或编委,朱光潜会根据刊物的定位尽可能邀请学界文坛有影响力的名家撰稿,也会尽力留出版面刊登新作家、才露头角青年作家的作品。为了纪念朱自清先生,他组稿增加篇幅,出版了特辑,多年后读者还到处寻找收藏这期《文学杂志》。无论在发刊词、卷首语还是卷尾后记中,他总不忘感谢广大作者,号召大家一起努力把刊物办好。在《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编辑后记中,朱光潜写道:“本期逾定额二万字,还搁下许多好稿子。国内作家们的热忱赞助,使编者有向前努力的勇气。”在编辑工作过程中,他时刻不忘与作者和读者交流,代表刊物表达对大家支持的感激之情。在阐明《天津民国日报·副刊》文艺版要办成一个文学的“健康发育园地”编辑宗旨之后,朱光潜写道:“这番话就作为编者开始编辑本刊的一种告白,编者自己把它悬为一个理想,也希望慧稿人们协力促成这个理想的实现。”

    朱光潜特别理解照顾广大投稿人的迫切心理,对于暂时未能刊用稿件会专门做出解释:“有些附退还邮票的稿件我们不用即一律退还,退还的稿子不全是坏的,只因为来稿拥挤,刊物篇幅有限,我们怕压久了多劳投稿者悬望。留下来的稿子我们当设法陆续登载,有些不免要出来迟一点,希望投稿者特加原谅。”考虑到广大投稿人的热情,为了能多刊发稿件,他还决定从第一卷第三期开始,把原定8万字的篇幅扩充到9万至10万字。无法满足许多投稿人要求寄回审稿意见的愿望,他也特地在后记中说明原因、请求谅解,“这在事实上不可能。我们每天都要收到十几封稿件,看稿已经很忙,实在没有剩余的工夫写详细的回信,希望投稿人特别原谅,不要等待回信”。

    编辑与作者的沟通交流决定了稿件来源和刊物的质量,编辑的读者意识往往直接关系到刊物的风格和影响力。朱光潜在选刊文章时会根据报纸杂志的特点,兼顾到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既不让普通读者感觉“枯燥无味”,也不会令专业人士认为刊物文章趣味低级,总之,“它要能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作为编辑的朱光潜时刻不忘感谢读者的热心支持,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创刊号出世以来,我们接到各方面许多鼓励和教正的信件。本刊在草创中,内容编配及印刷样式都难免有缺点。我们决定逐渐改良,力求完善,以求无负于作者及读者爱护的雅意。”⑤这种平等对话、谦逊姿态、互动式交流拉近了编辑与读者的距离,也为刊物长远发展提供了原动力。

    【本文为2020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朱光潜外语教育思想的文化底蕴及当代价值研究”(编号:AHSKY2020D12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宛小平.朱光潜年谱长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9:128.

    ②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2:99-108.

    ③王攸欣.朱光潜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10.

    ④编辑室同人杂记[J].文艺时代,1946年6月15日创刊号.

    ⑤朱光潜.朱光潛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2:98-169.

    作者简介:袁玲丽,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编辑:王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