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金门岛的科举盛况及其成因

    

    

    

    主持人语(南炳文):本期本专栏向读者推荐的第一篇论文为《明代金门岛的科举盛况及其成因》,其作者为科举史专家郭培贵教授。该文通过查阅大量史籍,统计出人口不多的小岛金门,明代考中举人、进士分别高达66名、19名,并从许多方面论证了其科举兴盛的表现和原因。本文重视在定出合理标准的前提下进行精确的数字统计,从而使统计结果具有很强的可信度,重视以确能显示优劣的视角将论说主角与其他地区作对比,从而使论说主角的优势一目了然。读者除能从本文对明代科举情况增加了解外,在治学方法上也会受到有益的启发。向读者推荐的第二篇论文是《从县域治理视角看康雍乾永定河水灾治理》,其作者金久红、王玉亮两教授对清代水利史多有研究。本文运用中观史学理论,对康雍乾时期永定河水灾治理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分析了沿河州县佐贰官被委任为专职河工汛员之同时还兼职州县的利与弊。指出,跨地区的灾害治理,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宏观统筹,也离不开地方上的协调配合,在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完善相应的监督考核与问责机制。表现了古为今用的学风。(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资深教授)

    摘 要: 福建金门只是一个孤悬大海中的岛屿,明代隶属同安县翔风里,地瘠风大,人口不足4都,但自此考出的举人、进士却各达66名和19名;不仅是同安县科舉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其进士数超过了明代北直隶79%、河南80%、山东74%、山西79%、陕西85%、福建66%、南直64%、江西51%、湖广77%、广东89%、四川87%、广西90%、云南92%、贵州97%的州县各自拥有的进士数,甚至还超过了明代许多“府”各自的举人和进士数;其举人考中进士的比率也超出全国平均数4.79个百分点。明中后期该岛许多民众主要依靠海上贸易获得了培养子弟读书应举的财力、再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崇尚科举功名的社会风气和家族文化底蕴的深厚积累,应是其正德后科举兴盛的几大重要成因。

    关键词: 明代;金门岛;科举盛况

    近年来,学术界对“金门科举史”的研究获得初步进展,有关成果都高度评价宋、明、清三代特别是明代金门岛的科举成就,但对明代该岛考出举人和进士的数量尚无统一认识,对其科举繁盛的特点未做出相比其他地区的分析,对其成因也未做全面、深入的探究。①

    本文拟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专门探讨,以期推动该论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明代金门岛的地理位置及其行政建置

    在科举时代,一个地区拥有举人、进士的多少,是衡量其科举发达程度的主要标志。而要弄清明代金门岛究竟考出了多少举人和进士,【明代科举包括自始至终都存在的文科举和萌发于天顺、成熟于正德的武科举两个部分,但因前者一直都处于科举的主体地位,故本文所说的举人和进士都是指由文科举产生的文举人和进士。】首先就需要知晓明代该岛的地理位置及其行政建置。

    明代金门岛隶属于福建布政司泉州府同安县,位于该县东南方的“大海中,去县治九十里,水路五十里”,旧称“浯洲屿”“浯洲”和“仙洲”等;岛呈哑铃状,“广袤五十余里”,其上“有山十数,其最高者曰太武”;【《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中·山·同安》,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119页。】

    全岛面积小于同省的平潭、东山二海岛,稍大于厦门岛,为福建第三大海岛;因其为控扼漳、泉之间的海上门户,自洪武二十年(1387)起,明朝就在其上设置了守御千户所,号称“固若金汤,雄镇海门”,故始称“金门”。

    明代同安县最初设立在坊、长兴、同禾、民安、从顺、翔风、感化、归得、仁德、安仁、积善、嘉禾共12里,除县城在坊里领有两隅外,其他11里共领44都,皆在县城之外。而当时的金门岛只是翔风里第17、18、19三都以及第20都之辛厝、李厝之所在。【林学增等主修,吴锡璜总纂:《同安县志》卷六《城市·都图·宋明图里沿革表》,《中国方志丛书》第8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44-145页。】清代金门岛行政区划因袭明代。1914年,民国政府正式以金门岛为中心设置金门县,包含金门岛、大嶝屿、小嶝屿和烈屿以及夹屿(今称“角屿”)等若干附属小岛,也即以原属于翔风里的第15、16、17、18、19、20等6都之地建立了金门县。而在明代,因金门岛只是隶属于同安县的一个岛屿,故本文仅以明代金门岛,即同安县翔风里下属的第17、18、19三都以及第20都之辛厝、李厝的文举人和进士为考察对象。

    二、明代金门岛文举人、进士考

    同安县是明代福建科举较为发达的县份,共考出239名文举人、79名文进士,排名在莆田、晋江、闽县、漳浦、长乐、龙溪、侯官、福清之后,列全省第九位。按通常情况,县城及其周围地区往往成为一县科举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同安县却是个例外,其科举最发达的地方不是在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也不是在陆地,而居然是在孤悬海中的金门岛。

    那么,明代金门岛共考出多少举人和进士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深究起来并非如此,主要表现在确认金门岛举人和进士的标准难以界定。具体说来,就是仅把报考科举时户籍(现籍)属该岛的举人和进士视为金门岛的举人和进士呢?还是把前者和祖籍在该岛但报考科举时户籍已迁出该岛的举人和进士,都视为金门岛的举人和进士?在现存各地方志中,编纂者为显示本地人才众多,往往把祖籍虽在本地但在中举前甚至数代前就已迁籍他乡的举人和进士都一律载入本地方志。这就必然导致以下结果,祖籍和现籍不一致的士子一旦中举或中进士,就往往有两地的方志分别记载其为本地举人或进士,由此给后人对各地举人和进士的统计造成了混乱;而事实上,目前研究金门岛举人和进士数量的成果也大多是把上述两种情况都计算在内的。因本文是从明朝全域的视角,来确认金门岛的文举人和进士,这就需要确定一个能够适用于包括金门岛在内的明朝全域的确认各地举人、进士的统一标准。那应如何确定这个标准呢?因在通常情况下,明代士子报考科举,都要遵循在“现籍地”报考乡试的原则,【按明代制度,通常情况下,科举考生都应在其现籍地报考和参加乡试;否则,就是“冒籍”,一经查实,即受惩罚。只有两种情况属于例外: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京监生应分别参加顺天府或应天府乡试,因其现籍地并未发生变化,故其现籍地与其乡试地往往是不一致的,除非报考顺天府或应天府乡试的监生,其现籍地本来就属于北直隶或南直隶;二是现籍地没有变化的流外官可以在任职地报考乡试,因明代任官实行地域回避制度,除个别边远省份外,流外官不得在本省直任职,故其现籍地与其乡试地也往往不一致;嘉靖六年(1527),明廷开始允许“岁贡教官”在任职地报考乡试,实是对该制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因“岁贡教官”不仅一般是流外官,而且一般也不在其现籍省直任职。】所以,本文在确认明代金门岛举人和进士时,就以其“报考科举户籍地”,即“现籍地”作为统一标准。如举人和进士的“报考籍地”属金门岛的,就确认其为金门岛的举人和进士;不属金门岛的,就不能确认其为金门岛的举人和进士。而目前学术界在确认明代举人、进士属地时,一般采用的也是这一标准,【详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9页)、高寿仙《关于明朝的籍贯与户籍问题》(《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30页)、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1-91页)等论著。】而不是以其原籍地或祖籍地作为确认属地的依据。因只有如此,才能既符合明代科举的实际状况,又能保证每位举人或进士的属地是唯一的,避免出现被不同地区重复计算的情况。而且,也只有籍属金门岛的举人和进士,才能真实反映金门岛自身的科举状况,成为评价其科举实力的确凿依据。

    依据上述标准,笔者在全面占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明代金门岛的文举人和进士进行了逐一的确认和统计。在此,为节省篇幅,仅把考证和统计结果列表显示如下:

    由上表所示可知,明代金门岛共考出举人66名、进士19名。【另外,光绪《金门志》和民国《金门县志》还载有其他20名祖籍属于金门岛,但在中举前甚至数代前户籍已迁出该岛的举人(其中9人还进而考中进士),他们分别是:成化十九年癸卯科举人、弘治三年进士锦衣卫官籍张定,弘治五年壬子科举人安溪县籍陈兴仁,弘治十四年辛酉科举人锦衣卫官籍張宜,隆庆元年举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漳州府龙溪县民籍黄蕚,万历十三年乙酉科举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同安县籍在坊前街人蔡懋贤,万历十三年乙酉科举人漳浦县籍陈廷梁,万历十六年戊子科举人及十七年进士龙溪县籍蒋孟育、南安县籍黄华秀、龙溪县籍张继桂,万历十六年戊子科举人南安县籍黄华瑞、漳州籍赵维藩,万历二十二年甲午科举人龙溪县籍张懋华、蔡有麟,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科举人、三十八年进士漳浦县籍刘行义,天启元年辛酉科举人安溪县籍许焕,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中左所人杨期演,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十年进士晋江县人龚天池,崇祯六年癸酉科举人浙江平阳县籍陈守臣,崇祯十二年己卯科举人安溪县籍颜应奎,崇祯十二年己卯科举人、十三年进士晋江县籍张朝纟延。其中,张定、杨期演还都出生在金门岛,张定、张宜是兄弟,张继桂是嘉靖四十四年金门进士张凤征之子,蔡懋贤则是金门进士“贵易族”人;他们都与金门族人存有割舍不断的联系,尤其张定作为明代从金门岛走出去继而在京城中举的首位进士,在客观上对明代金门岛科举的兴盛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但因其户籍毕竟在其中举前就已迁出金门岛而成为京城的锦衣卫官籍;所以,按统一的确认标准,在此,也只能把其划入祖籍在金门但现籍已迁出金门的一类举人和进士。也就是说,本文确认明代金门举人和进士的标准是严苛的。】从其举人、进士的时段分布看,91%的举人产生于正德五年(1510)以后,进士则全部产生于正德九年(1514)之后,即明代金门科举真正步入辉煌期是在正德以后,而此前的近一个半世纪则处于相对沉寂状态。

    三、明代金门岛的科举盛况

    明代金门岛的科举盛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举者在岛内的地域分布十分广泛。岛上考出举人、进士的村落星罗棋布,如第17都就有阳翟、沙美、青屿、东埔、汶水头、斗门、东店、吕厝、官澳、山后、蔡厝、埔头、田墩、浦边、西黄、刘澳、蔡店、南安乡、何厝、营山等20个村落考出了举人,其中青屿、汶水头、阳翟、沙美、蔡厝、田墩、浦边、西黄、刘澳、蔡店、何厝等11个村落还考出了进士;第18都有陈坑、西洪、西仓、平林、田央、林兜、新堠、欧垄等8个村落考出了举人,其中平林考出了4位进士,欧垄考出了同安县唯一的鼎甲进士探花林釬;第19都则有后浦、贤聚、后埯、古坑、古区、前水头等6个村落考出了举人,其中古区、贤聚都考出了进士,后浦还考出了同安县唯一的会元和二甲首名庶吉士许獬;人口最少的第20都李厝聚落也考出了2名举人。

    其次表现在中举者的姓氏分布也十分广泛。如陈、吕、洪、李、黄、萧、许、张、蔡、王、卢、杨、林、苏、徐、刘、董、辛、颜等19个姓氏皆有中举者,黄、陈、许、萧、张、蔡、李、林、苏、卢等10个姓氏还有考中进士者。史载大陆居民在两晋之际大规模入岛的苏、陈、吴、蔡、吕、颜等6姓,以及唐后期大规模入岛的蔡、许、翁、李、张、黄、王、吕、刘、洪、林、萧等12姓中,除吴、翁2姓外,明代皆有考中举人者。

    其三,金门岛考生在同安县科举考生中表现最为出色。同安县在明代历科乡试中,仅有金门考生中式的科次高达10科,分别是正统十二年丁卯科、【同安县在该科福建乡试无中式者,但据(明)邵捷春辑:《闽省贤书》卷三《正统丁卯科》(第20页)、乾隆《福建通志》卷三七《选举五·明举人上》(第188页上)、民国《同安县志》卷一五《选举·明举人》(第472页),金门人吕大宜中该科应天府乡试,成为正统十二年丁卯乡试同安县唯一的中式者。】景泰四年癸酉科、成化十九年癸卯科、弘治八年乙卯科、弘治十七年甲子科、正德五年庚午科、正德十四年己卯科、嘉靖元年壬午科、嘉靖十年辛卯科、嘉靖十三年甲午科,占明代乡试总科数(90科)的11.11%。其中,嘉靖十年辛卯科福建乡试,同安县中式者不仅全部为金门考生,而且中式人数多达7名,占该科全省录取人数的7.8%。另外,金门考生在福建诸科乡试中,其中式考生达到和超过同安县中式考生半数的还有8科,分别是正德二年丁卯科、嘉靖七年戊子科、嘉靖十九年乙酉科、嘉靖四十年辛酉科、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万历七年己卯科、万历十三年乙酉科、万历十六年戊子科。明代同安县有44都、2隅,共考出文举人239名,平均每都、隅考出举人5.2人,而金门岛3个都(第17、18、19都)平均考出举人则高达21.33人,超出同安县都、隅均有举人3.1倍。

    还有,明代同安县首名举人也出自金门岛,即洪武五年福建乡试第四名举人陈显,【弘治《八闽通志》卷五○《选举·科第·泉州府·国朝》于“洪武四年辛亥”下载曰:“洪武初乡试,旧《志》不载何年”,故“姑志”陈显于此(《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33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708页下);(明)王应山:《闽大记》卷七《国朝乡举甲科年表》载陈显为洪武四年举人,但又曰:“《泉志》不载何年,姑附于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闽省贤书》因不明陈显是何年举人,故附其于洪武五年壬子科举人名单之后(第6页);《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一五《人物志上之中·国朝科目志·乡举》(第1131页)、乾隆《福建通志》卷三七《选举五·明举人上》(第167页)都载陈显为洪武三年举人;乾隆《泉州府志》,民国林学增等修、吴锡璜纂《同安县志》卷一五《选举·明举人》(第470页)以及民国刘敬纂辑《金门县志》卷一六《选举·明举人》(方宝川、陈旭东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08页)又都载陈显为洪武五年举人。此处暂取洪武五年之说。】其为翔风里第18都陈坑村人,官至山东德州知州。明代同安县最年轻的进士也出自金门岛,这就是万历二十三年二甲第七名进士蔡复一,殿试金榜题名年仅18岁,【苏丽艳:《厦门自古千年无状元》一文认为蔡复一“18岁中举人,19岁中二甲第七名进士”(《东南早报》2011年8月15日)。但据《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履历便览》,蔡复一出生于“丁丑十一月二十四日”,“丁丑”即万历五年(1577),故其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当为18岁。】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兼巡抚贵州,赐尚方剑,便宜从事”,卒赠兵部尚书;【《明史》卷二四九《蔡复一传》,第6459-6461页。】张廷玉《明史》为同安县人立专《传》者只有两人,一是万历十一年进士、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另一人则是蔡复一,而复一不论在事功,还是在《传》文字数上又都远超李献可。【《明史》卷二三三《李献可传》,第6075-6076页。】

    其四,明代金门岛在福建乃至全国科举中也都具有一定优势。如明代福建共设59个州县,其中39个州县,也即超过66%的州县各自拥有的举人、进士数都不及金门岛的举人和进士数,而罗源、永春、德化、诏安、漳平、宁洋、松溪、政和、寿宁、连城、永定、宁化、武平、归化、将乐、顺昌、永安、尤溪、大田、泰宁、建宁、光泽等22个县各自的举人数还不及金门岛的半数,古田、闽清、罗源、永春、德化、诏安、漳平、宁洋、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连城、永定、宁化、武平、归化、沙县、将乐、顺昌、永安、尤溪、大田、泰宁、建宁、光泽、福安等28个县各自的进士数也不及金门岛的半数。

    再以全国岛屿而论,明朝在海南岛设琼州府,领有14个州、县,同时相应设立了府、州、县儒学15所,但明代琼州府考出进士总共仅有58名,仅比连1所官学也没有的金门岛考出进士多出2倍多一点;除其附郭琼山县进士为41名外,其他13个州、县平均拥有进士仅1.3名;而同属福建布政司的平潭岛面积和人口数都超过金门,但其有明一代仅仅考出2名进士;【民国《平潭县志》卷一五《选举志》,《中国方志丛书》第7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7年,第150页上。】与金门岛相邻,面积和人口数也与金门岛大致相埒,且更靠近陆地的厦门岛,有明一代共考出9名进士,还不及金门岛进士的一半。

    金门岛考出的举人、进士不仅在明代未设县海岛中是最多的,而且还超过了明代全国很多府及直隶州各自考出的进士数。据吴宣德《明代进士地理分布》一书提供的明代“两直十三布政司”各自所属府、州、县拥有进士数的统计,金门岛进士数,分别高出云南布政司楚雄府、澄江府(各5名)2.8倍,广南府(4名)3.75倍;高出广西府、姚安府、丽江府(各1名)18倍;高出贵州布政司镇远府(5名)2.8倍,黎平府、思州府(各4名)3.75倍,石阡府(3名)5.33倍,平越府(2名)8.5倍,都匀府(7名)1.71倍,铜仁府(8名)1.38倍,思南府(10名)0.9倍;高出四川布政司马湖府(6名)2.17倍、雅州(5名)2.8倍、龙安府(4名)3.75倍、镇雄府(1名)18倍;高出广西布政司平乐府(13名)0.46倍,南宁、庆元二府(各12名)0.58倍,太平府(1名)18倍;甚至还高出北直隶保安州(直隶州)、陕西灵州(直隶州)进士数(各1名)18倍;高出湖广布政司郧阳府进士数(10名)0.9倍、靖州(直隶州)进士数(2名)8.5倍;高出广东廉州府进士数(13名)0.46倍、韶州府(12名)0.58倍、雷州府(11名)0.73倍、南雄府(7名)1.7倍、罗定州(3名)5.33倍;还高于北直隶延庆州(16名),南直隶徐州(15名)、和州(16名),陕西兴安州(直隶州15名)、山西沁州(直隶州18名),江西南安府(15名),四川邛州(直隶州15名),广西浔州府(15名),云南曲靖府(14名)等府或直隶州的进士数。若以各直省所属州县论,金门岛的进士数,还分别超过了北直隶79%、河南80%、山东74%、山西79%、陕西85%、南直64%、浙江43%、江西51%、湖广77%、广东89%、四川87%、广西90%、云南92%、贵州97%的州县各自拥有的进士数。【吴宣德:《明代进士地理分布》附录一《明代进士分布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283页。】明代全国举人考中进士的平均比率是24%,而金门则为28.79%,超出全国平均比率4.79个百分点。以上数据,都充分显示了明代金门的科举成绩在福建乃至全国都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辉煌奇迹。

    另外,金门岛所出举人、进士的任官地域及职位也很广泛,京官高者如万历四十四年探花林釬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任布政使、按察使、参议、副使、佥事、知府、府同知、府推官、府通判、知州、知县等地方官者,则广泛分布于南、北直隶,及山东、浙江、云南、贵州、广西、江西、四川、广东、湖广等省,这无论对于扩大金门、同安乃至福建在全国的影响力,还是开阔金门人自身的眼界都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四、明代金门岛科举兴盛的成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明代中后期金门岛科举的骄人成绩呢?应该说拥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支撑是不可缺少的“硬件”因素,说起“人口”,明代金门岛不足4都之众,虽具一定规模,但相比内地并无明显优势。笔者以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崇尚科举功名的社会风气和家族文化底蕴的深厚积累,应是明代金门岛科举兴盛的最重要原因。

    关于明代金门岛的经济状况,明人都记载这里地瘠风大、民众穷困。如隆庆时金门文人洪受就有如下记载:“浯地隘而瘠薄,加以风沙飘压之患,民之有常业者无几。”【(明)洪受:《沧海纪遗·本业之纪第六》,金门县文献委员会1969年版,第54页。】万历金门进士蔡献臣也载曰:“浯州弹丸大海中,飞沙走石,田屋坵盘,半被沙压,尤为独苦。”【(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三《下四场增课议》,《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2册,北京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50页。】就金门岛的自然情况而言,这应是属实的。但金门岛为漳、泉二府海上门户,具有从事转口贸易的天然优势,自洪武开始,明朝就在该岛设置金门千户所以及田浦、陈坑、峰上、官澳等四个巡检司,对海陆交通的盘查力度之大,远远超过福建一般沿海地区。由此也可证明该岛在海上贸易中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只是在明初,明廷厉行海禁,该岛居民尚不能从中获得明显的收益而已。

    正德以后,东南沿海民间海外贸易日趋繁盛,为避开大陆沿海港口的查禁,走私商人遂把沿海岛屿作为交易之地,金门岛凭其作为漳、泉二府海上门户的地理优势,遂成为海上转口贸易的理想之地。故嘉靖三十一年(1552),“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泉、漳地方”的右佥都御史王忬指出:“在闽,则走马溪、古雷、大担、旧浯屿、海门、浯州、金门……等处,皆贼巢也。”【(明)王忬:《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王司马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第2995-2996页。】洪受也说:“盖料罗、浯屿,均为贼之巢穴。”【(明)洪受:《沧海纪遗·建置之纪第二》,第8页。】万历初,王世贞也载:“料罗澳,贼冲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九○《奉政大夫同治泉州府事三泉陆公暨配陈宜人墓志铭》,周俊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55·弇州山人续稿碑传(二)》,台北:明文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720页。】此后蔡献臣则这样记述当时同安县海上贸易的繁盛:“自邑治以迄海澨,倾资借贷而贩者比比,其所挟苏杭之币,美好之需,百物杂技,无所不有……彼之银钱日来,而吾之用物几尽矣!且借过洋贩浙之名,而私通倭者,若履平地焉;守汛官兵,啗其赂而卫送出海者,間亦有之。”【(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一七《同安县志·风俗志》,《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2册,第530页。】由此,陈炳容推断金门岛有相当多的民众依靠海上转口贸易积累了财富,“有经济余力培养子弟于科举事业”,金门士子“读书以参与科举考试蔚为风气”,遂“造就明中末叶金门科举成绩”。【陈炳容:《明代金门之进士——以户籍与其经济来源探析为主》,陈益源主编:《科举制度在金门论文集》,第83页。】应该说,此论既符合明代金门经济状况的变化轨迹,也合理解释了正德后金门岛科举兴盛的经济成因。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主要表现在早在宋代,金门科举就已有出色表现。自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壬辰科,至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丙辰科,该岛先后考出六名进士,分别是淳化三年陈纲、大中祥符五年(1012)壬子科陈统、庆历二年(1042)壬午科陈棫、皇祐元年(1049)己丑科陈昌侯、重和元年(1118)戊戌科陈良才、庆元二年丙辰科陈槱。【光绪《金门志》卷八《选举表·进士》,第169-170页。】不同寻常的是,这6人都是出自金门岛阳翟村,该村在明代属于第17都,而明代金门岛的66名举人居然也有34名是出自17都,占了金门举人总数的51.52%;出自17都的进士为9名,占了金门进士总数的47.37%;而直接出自阳翟村的则有8举人2进士。应该说,17都及阳翟村在明代科举中的出色表现与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崇尚科举功名的社会风气突出表现在以上论及的金门中举者地域和姓氏分布的广泛上,而且科举成绩与当地向学风气的浓淡以及生员、贡生群体的大小呈正比。如明代金门贡生共75人,【光绪《金门志》卷八《选举表·贡生》,第179-182页。】其中,出自17都者46人,占总数的61.33%;出自18都者19人,占总数的25.33%;出自19都者9人,占总数的12%;出自千户所者1人,占总数的1.33%。以上分布与金门进士、举人的地域分布是大致相同的。

    明代金门的科举成就还呈现出一定的家族特色,即相当数量的举人和进士都是出自具有深厚文化积累的同一家族或宗族。据笔者统计,在明代金门岛的 66名举人中,有30名出自同一家族或宗族,占总数的45.45%。如17都阳翟村陈氏宗族,陈健为正德十四年己卯科举人、嘉靖五年丙戌科进士;其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举人陈荣祖、万历四年丙子科举人陈荣选,万历十六年戊子科举人、万历十七年己丑进士陈基虞,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科举人陈士铨、崇祯六年癸酉科举人陈观泰等都是其族人,陈荣祖、陈荣选还是健孙,陈士铨是健曾孙,陈观泰则是健的玄孙。【乾隆《泉州府志》卷三五《选举三·明举人》,第178页上、180页下、184页下、191页上;光绪《金门志》卷一○《宦绩》,第238、239、265页。】又如,17都青屿张氏宗族,成化十九年癸卯科顺天举人、弘治三年庚戌科进士张定,弘治十四年辛酉科举人张宜,嘉靖七年戊子科举人张文录,嘉靖四十年辛卯科举人、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张凤征,万历十年壬午科举人张日益,万历十六年戊子科举人、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进士张继桂,万历三十四年丙午科举人、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进士张朝纲,崇祯十二年己卯科举人、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张朝纟延,崇祯十五年壬午科举人张汝瑚,都是金门人成化太监张敏的从子——南京通政使张苗的后代。其中,张定、张宜都是张苗之子,张凤征是张宜的从侄孙,张凤征、张继桂是父子,张朝纲、张朝纟延是从兄弟,只是因张定、张宜兄弟承荫为锦衣卫官籍、继桂迁改为龙溪县籍、张朝纟延迁改为晋江县籍,【乾隆《泉州府志》卷三五《选举三》,第177页下;光绪《金门志》卷八《选举表·举人》,第173-177页;光绪《金门志》卷一○《文学》、《宦绩》,第228-266页;儒林张氏联宗谱编修组:《儒林张氏联宗谱·历代名贤录》,1996年稿本,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藏书02000124,第187-196页;《沧浯张氏族谱·沧浯张氏文武官职科甲铨升目录》,手稿,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藏书02000129;天启祖(益安)系编印小组:《加续修青屿天启(益安)家谱》,2002年稿本,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藏书02000130,第17-44页。】而皆未被本文计为金门举人。由上可知,家族或宗族文化底蕴的积累确实成为明代金门科举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孙久龙

    The Prosper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Kinmen Island

    in Ming Dynasty and Its Causes

    GUO Pei-gui

    (School of Societ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China

    )Abstract:Kinmen was an isolated island in the sea belonging to Xiangfeng Li(翔风里)of Tongan(同安)County of Fujian Province in the Ming Dynasty. It had strong wind and infertile land. Its population was less than 4 Du(都), but the number of Juren(举人) and Jinshi(进士) who came from this island had reached 66 and 19 respectively. Kinmen was the core pla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ongan County, and its number of Jinshi exceeded the respective number of some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other provinces, 79% higher than Northern Zhili(北直隸), 80% higher than Henan, 74% higher than Shandong, 79% higher than Shanxi, 85% higher than Shaanxi, 66% higher than Fujian, 64% higher than Southern Zhili(南直隶), 51% higher than Jiangxi, 77% higher than Hunan and Hubei, 89% higher than Guangdong, 87% higher than Sichuan, 90% higher than Guangxi, 92% higher than Yunnan, 97% than Guizhou. In addition, the rate of Juren who passed the examination of Jinshi in Kinmen Island is 4.79%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many people on the island mainly relied on maritime trade to obtain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is financial support, together with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the social atmosphere of advocating Gongming(功名, scholarly honour or official rank in feudal China)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deep family culture should be the major elements leading to prosper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Kinmen after Zhengde(正德) period.

    Key words: Ming Dynasty; Kinmen Island; prosper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